港澳青年跨境发展的心理融合行为结构测度及其政策启示

■傅承哲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青年发展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关键期的重要政策抓手，应高度重视青年在香港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香港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新阶段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港澳地区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标志着“一国两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保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举措[1]。

可见，港澳青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有生力量，该群体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程度，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息息相关。受过往一个多世纪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港澳青年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如何促进港澳青年在心理层面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展现人心回归的积极能动作用，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将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聚焦港澳青年心理融合行为结构的建构，剖析两地青年融合结构的底层认知差异，探寻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背景下港澳青年政策融合效应的行为心理关键要素，从而为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精准化、科学化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一）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融合政策行为效应与评估

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政策管理方式，是公共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更深入地说，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离不开对政策适用范围内各群体和个体的心理状态及规律的准确把握[2]，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引入心理学有助于把握政策客体的心理诉求。通过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心理学指标，“行为公共政策”这一交叉学科研究的视角能够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而准确识别政策执行阶段个体选择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关键认知要素，从而提升公共管理质量与效率，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民众对于政策效果的心理结构是行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键所在。通过评估政策客体“当下的心理状态”，可以反馈之前政策实施的效果，从而为未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其形成的行为效应是评估政策在个体—群体—社会层面效应的有效指标[3]。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政策而言，融合行为效应的效标体系是由多个维度的心理指标所构成的心理融合认知结构，是考察该类政策效果的基础。这种以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认知结构为基点，通过评估心理融合状态和结构，以达到评估政策效果的方式，一方面突破了以往通过宏观数据与硬性指标来反映政策效果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个体在微观层面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从而达成政策效果（如增加实际利益）与心理效果（如获得群众认同）的结合，将心理融合政策目标的达成，推至更为底层的认知层面[4]。因此，心理融合结构可以成为连接融合政策与行为效果的有效桥梁。具体而言，心理融合反映了融合政策影响个体行为的程度，起着检验政策效果的校标变量的作用，能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本文基于心理融合认知结构展开的政策评估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心理融合的“融合政策—行为效应”评估框架

（二）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效标结构

1.心理融合概念及结构

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往往会涉及心理的意图、理由或者动机。从心理学角度看，心理融合是以心理适应为前提，指个体在实现心理适应的基础上，其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能够相应地发生转变[5]，是各独立群体“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6]，常作为社会融合的其中一个维度出现，被认为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和终点。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心理融合作为政治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主要指人们以国家民族认同感为前提，个人或群体间相互接受以及愿意和谐共处的心理准备状态[7]，强调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与制度认同，体现出归属感、安全感与幸福感[8]，是其内心是否真正愿意融入国家、社会中生活，并乐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真实情感。

在行为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心理融合是个体与多元社会结构环境契合程度的微观心理体现[9]，可以被视为制度—心理互动作用后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是多维的心理结构。具体而言，在融合内容层面，心理融合可以分为社会结构融合、政治身份融合以及社会文化融合三个方面内容[10]。而在操作层面，心理融合常被视为社会心理距离，即以心理距离远近及群体印象好坏来衡量[6]，可以从关系认知、情感指向和行为意向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本文将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和社会文化作为心理融合行为效标框架的内容维度，将关系认知、情感指向和行为意向作为测量维度，从而构建起心理融合的测量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港澳青年心理融合测量框架

2.行为效标结构

自回归以来，港澳青年一直处于逐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心理融合进程中。已有研究鲜有聚焦于港澳青年的行为效标，因此需要先建构框架，结合实地调研考察的方法进行效标指标体系的开发。结合现行制度及文化背景，基于心理融合的行为管理效标框架以及已有关于港澳民众行为特征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纳出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三个重要分析维度及其评价指标：

第一，在社会结构维度，主要体现为制度衔接感知。由于与内地相比，港澳在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港澳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分享内地的社会资源，在一定情况下也未必能便利地享受港澳地区的福利和资源，影响了港澳居民的心理融合进程。例如，香港居民在内地尚未能广泛使用香港的医疗保险福利，利益共享机制的融合难度由此影响了港澳青年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意愿。从心理距离感的测量维度上看，制度衔接主要包含政策参与和社会参与的个体表征[11]，指标具体包含对融合政策的了解度（关系认知）、关于两地制度差异的情感态度（情感指向）以及参与融合政策讨论的积极性（行为意向）等。

第二，在身份认同维度，主要体现为国民身份感知。香港与澳门在回归前长期受西方价值观与文化的影响，加上欧美、南亚、东南亚在香港的移民众多，形成了多元身份认同模式，使得他们较少参与国家主体的政治生活，也无须承担全部公民义务[1]，缺少主观能动性的推动，也阻碍了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进程。群体间的联系是影响群体融合的重要指标，其中包括归属感和认同感[9]。针对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以国民身份感知指标反映个体主观层面的心理融合，该指标包含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关系认知）、文化自豪感（情感指向）及经济自豪感（情感指向）等。

第三，在社会文化维度，主要体现为社会体验感知。回归前，港澳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个人价值观等明显染上西方文化色彩，与内地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香港、澳门与内地在经济发展、行政体制以及司法体系等方面也有不同，使得在内地生活的港澳青年在心理上产生了社会体验上的差异感[12]。为了评估港澳青年在内地的文化体验，针对社会文化生活差异，本文构建了社会文化表征指标，该测量指标包括文化差异接纳（关系认知）、定居意向（情感指向）及就业意愿（行为意向）等。针对客观行为对微观心理进行分析，是心理融合最突出的表征。

综上所述，由于香港与澳门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行政体制的特殊性，建立港澳青年心理融合行为指标体系需要具体考虑港澳青年在对接壁垒、认同错位、社会体验差异等方面所特有的心理融合问题。港澳青年心理融合行为结构指标体系的建构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框架

3.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效应的群体异质性，也是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在制定行为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到，即使政策的执行标准一致，行为干预可能对一个群体有效而对另一个群体无效。由于香港与澳门同处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下，同时二者具有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同源等共通点，多数以港澳青年为主题的研究中，都将香港青年与澳门青年视作同质性的群体共同讨论。但也有研究成果显示，香港青年与澳门青年在三个层面的心理融合上均存在差异：

第一，在制度衔接感知方面，澳门青年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了解更为全面。有研究发现，在澳门，绝大部分包括青年在内的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感到满意，并且对制度的前途充满信心。而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感知度近年来虽有所增加，但仍需继续积极培育制度自信。

第二，在国民身份感知方面，香港和澳门各自的本土意识及国家认同感存在一定的差异。香港青年的本土意识强于澳门，本土身份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而澳门青年的本土意识更倾向于“乡土意识”[13]。

第三，在社会体验感知方面，澳门青年到内地生活意向高于香港青年。《2018澳门青年思潮调查报告》①显示，36.70%的受访者愿意前往内地就业；根据《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数2018》②，有23.36%的受访者愿意前往广东省就业。

综上，尽管香港与澳门在历史背景、制度安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二者在心理融合多个层面上的差异不可忽视。从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政策目标来看，港澳青年心理融合形态结构解析及其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现代国家形态结构上看，港澳青年长期以来明确肯定自身的“华人”文化身份[14]，拥有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15]，但由于长期特殊的历史经历，这种文化身份属性尚未能与国家属性精准对接，使得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的融合程度仍有待提高[16]，形成了独特的融合期心理结构。因此，需要深入分析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特征，找准港澳青年融合政策的“发力点”，更好地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大的辉煌，最终实现“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③。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建立的内地港澳青年心理融合指标体系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341份有效数据，借助SPSS25.0和AMOS22.0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以行为政策为导向的“内地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模型”。

（一）问卷设计

心理融合是一个心理学的抽象概念，对其进行准确的测量是开展心理融合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本文通过直接测量的方式，从研究心理融合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入手，利用内容分析法挖掘促进心理融合的内在动力，并以此建立量表来测量港澳学生的心理融合水平及其认知结构。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性事实和发展的事例进行了解，以此对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容做进一步的揭示和挖掘，并对其发展趋势加以预测和把握的方法[17]。本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对30份在穗港澳大学生访谈内容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每一篇独立访谈内容作为分析单位，初步建立港澳青年心理融合指标体系。具体而言，本研究对20名来自澳门和10名来自香港、在广州地区就读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提纲依据时间顺序大致分为3个部分：来内地前对内地的看法、在内地期间对内地的看法与转变及今后的计划与打算。在访谈内容上，以影响融合水平的诸多因素作为参考，大致设计了港澳生对在内地生活的适应程度以及归属感、学业结束后的计划与期望以及港澳生在内地学习生活中的困扰等一系列问题。访谈提纲所列问题均为后期“心理融合结构”编码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基于访谈的内容分析

首先对访谈逐句阅读，找出可以评估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的碎片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归纳和概念化提炼，得到模型体系的次类目。概念化提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次类目的概念化提炼

在次类目的基础上，通过对同一现象的概念进行逻辑关系树立并且按照内在本质进行合并归类，完成主类目的范畴化提炼。这一过程中，围绕“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水平”这一议题，对20个次类目进行范畴化编码，参考王丽[8]等学者对心理融合维度的探讨，得到3个主类目。内容分析类目的详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水平的内容分析类目

（三）问卷内容结构化

根据内容分析法构建编码表，并参考访谈稿的备忘录，对每一初始化概念设计针对性问题，自编形成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量表。研究量表（除了人口统计变量）均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根据被访者对题目的同意程度计分为“完全不同意”=1……“完全同意”=5。考虑到本文需要运用多群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在内地学习生活的香港大学生与澳门大学生的心理融合结构，研究问卷中的人口统计变量全部采用二分变量，主要的人口统计变量为被试生源所在地“香港”=1，“澳门”=2。量表具体研究的问题如表3所示。

表3 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的所有项目及针对性问题

（四）数据收集和样本情况

本次问卷采取线上形式，依托高校港澳学生组织，于2019年3月至4月期间，对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的在穗港澳大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根据性别、生源地、专业类型、家庭经济水准等指标，对港澳生给予相等的配额进行问卷调查，以避免这些个体特征差异带来的偏差对样本的代表性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本研究重点探析强调数据内部效度的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认知结构，因此可以认为较少受到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取向）的影响。本次收集线上问卷共367份。通过“问卷填写时间”和“选项重复率”剔除无效问卷26份，剩余样本量341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98.91%。为进行效度检验，将剩余的有效问卷数据分成125份和216份，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从性别来看，男性占42.8%，女性占57.2%；从学历来看，本科生占98.2%，硕士研究生占1.5%，博士研究生占0.3%；应届毕业生占18.2%，非应届毕业生占81.8%；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家庭人均月收入1万元以下占17.9%，1万～2万元占48.7%，2万～3万元占18.5%，3万元以上占11.4%，其他占3.5%；从生源地来看，香港籍学生占43.4%，澳门籍学生占56.6%。为更好区分香港与澳门的数据，对港澳学生身份与出生地、内地经历、永久居民身份、是否长期居住于香港或澳门等情况做交叉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香港与澳门具有差异性：从出生地来看，香港籍学生的出生地大多为“内地”，而澳门籍学生的出生地大多为“澳门”；从内地生活经历来看，绝大多数香港籍学生进入大学前具有内地生活经历（连续一年及以上），而澳门籍学生中具有内地生活经历（连续一年及以上）的人数少于没有连续内地生活经历的澳门籍学生。大部分港澳籍学生都是生源地的永久居民，并且长期居住于生源地。

表4 调查样本的人口学分布情况

总体而言，样本分布情况与样本源地区的总体情况基本相符，样本的构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符合研究对样本数据特征的要求。

四、数据分析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运用描述统计，展示每个题项的基本情况；第二，运用信度分析，对本研究构建的心理融合心理结构体系进行质量分析；第三，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题项进行分类并确定维度；第四，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心理融合心理结构维度，并对模型进行修正。

（一）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测量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变量的水平和整体情况。描述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身份感知的均值最高，说明被调查者的身份感知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个题项的均值在3.00～4.04之间，其中文化自豪感的水平最高，标准差在0.75～1.01之间，反映出数据的离散程度不大。

表5 变量描述统计

（二）心理融合认知结构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统计分析常用克隆巴赫系数来检测量表信度。一般认为克隆巴赫系数大于0.75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18]。对341份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心理结构体系的假设模型克隆巴赫系数为0.942，问卷信度较高，满足统计学要求。

1.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提升假设模型的可信度与可行性，本次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构建的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心理结构模型进行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样本数量为125，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样本数量为216。

对125个样本的20个题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确保数据具有足够的内在性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指数为0.868，Bartlett球度检验在0.001水平显著，说明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合理。经过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提取方法，共提取4个分量因子，解释总方差的69.421%，达到统计学要求，进行初次主成分分析。

在初次主成分分析结果（表6）中，融合制度认同在所有因子中的因子载荷皆小于0.5，不满足适配值，因此剔除题项“融合制度认同”，再次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三次筛选与主成分分析，共删去题项4项，分别为：融合政策效果认同、融合制度认同、民主监督制度认同和生活评价。

表6 初次主成分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显示，KMO度量值为0.849，Bartlett球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372.172（df=120，P<0.01），反映问卷适合因子分析，得到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体系的4个分析维度。统计结果表明：因素分析得到的4个因素能对总信息的74.762%进行解释，达到统计学要求。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表7）可知，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维度划分，对16个题项的分类进行归纳概括，最终得到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体系的具体维度及其包含题项如下：（1）国家认同感维度包括“融合认同”“身份认同感”“经济自豪感”“文化自豪感”“民主制度认同”“法治制度认同”6个题项，结合因子载荷系数可以得出国家认同维度的得分公式：国家认同=0.854×文化自豪感+0.833×身份认同感+0.829×经济自豪感+0.735×融合认同+0.607×法治制度认同+0.597×民主制度认同；（2）社会差异接纳维度包括“语言文字差异受性”“行为差异受性”“文化差异受性”3个题项，结合因子载荷系数可以得出社会差异接纳维度的得分公式：社会差异接纳=0.848×文化差异受性+0.817×语言文字差异受性+0.715×行为差异受性；（3）内地发展意愿维度包括“就业意向”“就业倾向”“生活意向”“生活倾向”4个题项，结合因子载荷系数可以得出内地发展意愿维度的得分公式：内地发展意愿=0.870×内地就业倾向+0.818×内地就业意向+0.745×内地生活意向+0.736×内地生活倾向；（4）大湾区政策认知维度包括“融合政策讨论参与度”“融合政策内容了解度”“融合政策参与积极性”3个题项，结合因子载荷系数可以得出大湾区政策认知维度的得分公式：大湾区政策认知=0.916×融合政策讨论参与度+0.903×融合政策内容了解度+0.824×融合政策参与积极性。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最终模型

2.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AMOS22.0对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且对模型进行拟合与修正。对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水平4维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基于以下4个前提假设：其一，问卷16项量表的答案可以分为4个维度；其二，每个题项在其对应的维度上都有非零的因子载荷；其三，4个维度是相关的；其四，所有的残差项都是不相关的，样本数均为216个。

（1）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一阶模型。以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国家认同感、社会差异接纳、内地发展意愿、大湾区政策认知4个维度视为潜在变量，将16个题项视为观测变量，每个观测变量都有相应的测量误差，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修正的内容④，依据MI修正指标对初始模型进行模型修正。图4呈现了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的一阶模型。

图4 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的一阶模型

由表8可见，模型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195，显著性水平为0.000；CFI为0.961，满足高于0.90的标准；GFI为0.892，接近0.9的标准；AGFI为0.842，接近0.90的标准；RMR为0.053，接近0.05的标准；RMSEA为0.075，满足小于0.08的标准。总体而言，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可接受，模型成立。

（2）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的二阶模型。在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一阶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将4个维度视为潜在变量，将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水平视为包含了4个潜在维度的二阶潜在变量。开展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在分析4个维度一阶结构的因子载荷的同时，进一步分析4个一阶结构对二阶潜在变量的因子载荷，每个一阶潜在变量亦有相应的回归残差，分别是z1～z4。图5呈现的是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二阶测量模型。

从表9可以看出，模型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263，显著性水平为0.000；CFI为0.958，满足高于0.90的标准；GFI为0.885，接近0.9的标准；AGFI为0.835，接近0.90的标准；RMR为0.059，接近0.05的标准；RMSEA为0.077，满足小于0.08的标准。总体而言，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可接受，模型成立。

从图5中可以看出，国家认同感、社会差异接纳、内地发展意愿和大湾区政策认知对心理融合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83、0.99、0.85和0.34。综合上文分析，心理融合结构体系的4维度模型的解释力良好，其中社会差异接纳的解释力最强。

图5 内地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二阶测量模型

3.内地港澳青年认知结构的跨组比较

多群组SEM分析可用于评估适配于一般的模型是否也适配于其他不同的样本群体，即评估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设模型在不同样本间是否相等或参数是否具有不变性。本文多群组分析以港澳生生源地变量为调节变量，多群组模型的CFI值为0.940，RMSEA值为0.065，满足配适值；卡方统计量的P值小于0.001，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内地港澳生的心理融合结构体系有差异性。

以港澳生生源地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10）显示，香港与澳门青年心理融合行为结构体系中，国家认同感、社会差异接纳、内地发展意愿、大湾区政策认知4个行为的因子载荷结构都与整体相同：社会差异接纳在两地的因子载荷最高、解释力度最强，其次为内地发展意愿和国家认同感，最低为大湾区政策认知。对比各维度在香港与澳门的影响系数，香港在国家认同感、社会差异接纳以及内地发展意愿3个维度的因子载荷都大于澳门在同样维度的因子载荷，其中，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和内地发展意愿的因子载荷明显大于澳门；生源地为澳门的大学生的大湾区政策认知维度因子载荷明显大于香港生源大学生。数据结果表明：内地港澳大学生的心理融合结构总体相同，但各维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看，社会差异接纳程度对港澳生的影响程度最大，国家认同感和内地发展意愿对生源地为香港的内地高校港澳生心理融合影响更大，而大湾区政策认知对生源地为澳门的内地高校港澳生的心理融合影响更大。

表10 多群组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心理融合是制定港澳青年政策的关键切入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⑤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港澳与内地融合的新框架，大力推动了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心理融合作为社会融合的最根本要素，包含个体的社会属性认知与个体对社会或群体的融入主动性，二者从主观层面反映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评价，是反映个体意识与影响个体行为的核心要素。本研究基于对港澳青年的调查，建立了港澳青年心理融合四维度心理结构体系，四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国家认同感是指港澳青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程度，是对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唯有个体对社会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是真正实现社会融合[20]。因此国家认同感是港澳青年与祖国的重要联结，亦是港澳青年心理融合体系中最能代表个体心理融入国家主体的部分。

其次，社会差异接纳是指港澳青年对内地与港澳地区在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差异的接受程度，反映的是个体的文化适应程度。文化蕴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接触最多、感触最深的部分，因此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与包容，是个体与社会在个人认知与观念认知上充分调适的最重要基础。

再次，内地发展意愿是指港澳青年在内地的定居欲望和就业意愿，这一维度具有比较意味，反映了港澳青年以香港或澳门为社会参照体系下对内地社会的评价，是社会适应程度的标志[20]。内地发展意愿是最贴近个体行为意向的指标，是个体融合意识反映在个体融合行为过程中最直观的行为表征指标。

最后，大湾区政策认知是指港澳青年对围绕三地融合发展的大湾区政策的认知与态度。政策客体对政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21]。考察港澳青年的大湾区政策认知，即洞悉港澳青年是否理解大湾区政策的潜在价值和利益关联，也为大湾区政策下一步更有效执行提供了方向。

综上，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结构体系的四个维度囊括了个体在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主观评估，是了解和分析政策行为（心理）效应的有效指标。

（二）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存在差异

对比香港与澳门青年的心理融合行为结构发现，香港青年的心理融合水平在国家认同感、社会差异接纳、内地发展意愿这三个维度上表现得较澳门青年更为敏感，未来在大湾区青年融合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更多关注这三个维度反映在香港青年身上的政策效应。

结合相关文献与访谈内容[13,22,23,24,25]，从底层逻辑来看，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机制，实际上可以转换为特定制度—文化环境背景下的心理作用机制：制度作为观念系统和组织系统，在融合大湾区多元历史文化背景后，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意义系统，为港澳青年的国家身份认知与情感体验提供了意义符号的感知基础，塑造了港澳青年对国家制度—文化意义的诠释（如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心理和以个人价值观为代表的个体心理），构成了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心理化机制[5]。值得一提的是，心理融合作为个人为适应外部环境而做出的能动性选择，并非一成不变的，同时隐含“认同”与“斥异”的内在张力：个体在具体情境下的身份意义认知过程，其实质是个体已有的心理内容与环境因素，基于心理系统的二维性——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感进行匹配的过程，从而产生认同或排斥的结果[26]。因此，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可以被视为经由制度符号与个体认知互动后创造出的意义观念及情感体验。

由于港澳两地差异化的制度—文化环境，澳门无论是在政府还是民众层面，与内地的交流合作一直比香港与内地间更加紧密，因此澳门青年国家认同感以及内地发展意愿程度都高于香港青年，从而导致这两个价值观念类的心理因素对个体心理融合的影响度较低，事关实际工作生活质量的大湾区政策认知对澳门青年心理融合的影响反而更大。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影响因素大小，呈现出“理念”与“现实”的侧重差异，心理融合形态结构略有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总体而言，香港与澳门青年的大湾区政策认知度都较低，结合访谈发现，较多内地高校港澳生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对少数政策存在理解偏差或误解的现象，提示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确保政策有效传播、有效施行。

（三）以心理融合作为港澳青年行为公共政策的效标与抓手

在行为公共政策制定上，应深刻理解港澳青年心理融合行为结构，明确“心理—制度”与“制度—心理”二者的相互贯通关系，注重“助力”与“助推”政策的有效结合。从整体的心理融合结构体系出发，心理融合的提升依赖于四个维度的提升，同时，心理融合也能够带动四个维度的提升。这也为体系中各独立维度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一基础性文件并部署了五大任务，表明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融合发展。尤其是《方案》重点提到的五大任务之一、与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度相关的“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提高其社会差异接纳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深港澳青年对大湾区政策的总体认知，增强他们到内地发展的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三条行为公共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提升社会差异接纳、内地发展意愿和大湾区政策认知，提升心理融合的整体水平从而提升国家认同感。具体而言，国家认同感作为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结构体系中的其中一个测量指标，可以依靠“心理—制度”路径达成国家认同感的联动提升效应。例如《方案》提出“创新开展粤港澳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与本文的论述吻合，即在政策逻辑上以个体“心理”为路径起点，在各种交流活动的融入中提升港澳青年的社会差异接纳程度，并以此为契机提升对大湾区的认知度，增强其内地发展意愿，从而达致国家认同感的提升。

第二，通过高校与媒体助力信息推广。政策信息的有效传播是政策落实的前提，高校是港澳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场所，媒体则是包含最多信息的平台。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应以学校的国民教育为支点使港澳学生树立完整、准确的国家观念和身份认知，以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宣传为辅助手段让港澳学生认识祖国内地的真实面貌。同时加大大湾区政策信息的宣传和阐释力度，确保政策实施对象了解、理解相关政策并付诸实践，使大湾区政策不仅逐一落地，并且惠民利民。例如，近年来大湾区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高校和创业基地在政策信息有效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从丰富政策信息供给和解读上入手，通过举办“港澳青年政策宣讲会”“港澳青年‘双创’训练营”等形式多样的就业支持活动，使港澳青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加深对内地相关政策的了解和理解，让大湾区政策更好地落地并惠及广大港澳青年。

第三，增强制度衔接性。内地发展意愿是港澳大学生心理融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的创业机遇和高质量的就业嵌入能够提高内地高校港澳生的归属感。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在大湾区城市试行落细落实便利港澳生毕业后在内地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避免其在内地享受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水平与内地居民差距过大，从实质上带动更多优秀港澳生毕业后留在内地发展。例如，《方案》强调要“提升港澳青年实习就业保障水平”，从发展机会、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衔接着手，积极为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创造有利环境。作为落实《方案》的重要配套，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随即发布“湾区之心·税动力十六条”[27]特色服务措施，着力提升税收政策的港澳协同性，激发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的活力。《方案》还提出“探索推动南沙事业单位、法定机构、国有企业引进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人才”“帮助港澳居民解决到南沙工作的后顾之忧”等新举措。通过便利措施提升制度衔接水平，增强港澳青年在内地就业和生活的倾向性，这已成为当前助力港澳青年跨境发展与融入的政策逻辑之一，未来可进一步评估和优化其政策效能。

尽管由于非概率抽样导致研究的外部效度不足，本文未能在宏观层面上对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状况进行更细致的描述，但港澳青年心理融合的行为结构仍然反映出以往对港澳青年的关心扶助政策在各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为未来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改进方向。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角度考虑，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心理融合的多维度、多元化特征，加强大湾区政策的宣传，引导港澳青年深刻认识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同时认识和关注香港青年与澳门青年心理融合体系的差异性，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港澳青年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找准定位，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的有机融合。

注释：

①此次调查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澳门传媒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澳门传播学会及澳门创智发展研究协会联合开展，报告于2018年7月18日发布。

②该报告基于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在香港和广东进行的调查，由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和明汇智库联合发布。

③摘自《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年7月2日，第2版。

④参见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实务进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