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国之重器，礼之所存

韩彩莹

作为炊器的鼎：和五味之宝器

鼎在早期是重要的炊器，《说文解字》中形容其为“和五味之宝器也”，《玉篇》中也说：“所以熟食器也。”在考古发掘中，很多青铜鼎都有烟熏火烤的痕迹，有的鼎底部设有专门放炭火的托盘，如西周井姬独柱带盘鼎等，有力地证明鼎具有烹煮食物的功能。《礼记·内则》中记载了鼎在炮豚中的应用。首先，对宰杀后的小猪或羊进行简单处理，包上泥巴，用火烘烤。待泥巴烤干，剥掉泥巴，用手搓去肉皮上的薄膜。然后，把糊状米粉涂在烤熟的小猪或羊身上，用油煎炸。接下来，就涉及鼎的应用了：“钜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醯醢。”也就是说，在一口大锅中烧热水，再把盛着肉的小鼎放入大锅中，热水不能没过小鼎。在连续蒸煮三天三夜后，把肉取出来，用醋、酱调味，炮豚便制作好了。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开国元勋伊尹曾负鼎见汤，用饭菜滋味打比方，向汤阐明政治主张。伊尹少时身世坎坷，成年后善于烹饪，才德出众，虽然身在乡野，但胸怀社稷。当他听闻汤的美名后，想要投奔汤，但是苦于没有机会。当有莘氏国君的女儿将要嫁给汤时，伊尹便请求国君成为随嫁的奴隶。伊尹背上鼎，随送嫁的队伍来到汤的领地，以烹饪之法论政。《吕氏春秋·本味篇》则更为具体地记述了伊尹与汤之间的谈话。面见汤时，伊尹头头是道地谈论起烹制美食的方法。汤问伊尹：“可以现在就制作这些美食吗？”伊尹回答：“现在您的国家太小了，还不具备制作这些美食的条件，您当了天子后才能具备。鱼鳖等水生动物味道腥，鹰雕等肉食动物味道臊，獐鹿等食草动物味道膻。无论气味如何，皆可各得其用。在烹煮的时候，水是第一道关键工序。五味三材，多次煮沸，用火是其中的关键。时而用炽火，时而用微火，以恰当的火候去除肉的腥膻味。在加入调料时，不同调料的先后顺序、剂量多少，都要把握得当。鼎中食物味道的变化很微妙，所以不能言传，也无法喻说，就如同射箭骑马之术、阴阳二气之变、四时节气运行一样。这样一来，烹煮的时间虽长却不破坏食物品质。在口味上，酸、甜、咸、辣皆适中，清淡而不乏味，肥而不油腻。”接着，伊尹从烹饪之法推及治国之道。他告诉汤：“美味的食材来自天下各地，而且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要用最好的马把食物送到都城。只有天子才能具备这些条件。您当顺应天命，领悟仁义之道，这样才能成为天子。也只有成为天子，才能拥有天下之至味。作为天子，审察身边的事物便可以把握远方诸事，自身领悟仁义大道便可化成天下。圣人治理天下之道是简约的，无须费力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汤被伊尹的话所折服，任命伊尹为宰相。伊尹后来没有辜负汤的期望。在伊尹的辅佐下，汤讨伐夏桀，建立了商朝。可见，鼎的基础用法之一即是烹煮食物，而鼎调和五味之功能，则使其成为具有文化意蕴的“宝器”。

西周井姬独柱带盘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鼎不仅能用于烹煮，还可以用来盛放食物。《礼记·礼运》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鼎作为古代重要的炊器，无论是盛食以供享用，还是以供祭祀，其形制、数量、所盛之物都需要符合礼制。比如，《仪礼·聘礼》中记载了诸侯相互问候时，宴请使者的礼制。在宴请时，宰夫身穿朝服,为使者陈设食物。宰夫在庭西放置煮熟的食物，其中包括盛放牛、羊、豕等食物的九鼎，以及三只陪鼎。生的食物则被放置在庭东，包括生的牛、羊、豕，共有七鼎。堂上放置八豆、八簋、六铏、两簠、八壶，西夹室放置六豆、六簋、四铏、两簠、六壶。宰夫要在门外准备米、禾各二十车，薪草、饲草各四十车。相比于使者，上介（即副使）所享有的食物稍少。款待上介所用的装熟食的鼎为七只，堂上只设六豆、六簋、四铏、两簠、六壶，米、禾、薪草、饲草也比使者少一半。又如，《仪礼·特牲馈食礼》中记载了诸侯之士祭祀祖父、父亲的礼仪，鼎在这一过程中亦是必不可少的盛食之器。在举行正式祭祀仪式前，主人不仅要占卜祭祀日期、邀请客人，还需要陈设好祭祀器具。在邀请宾客次日的傍晚，主人便需要把鼎摆在庙门外。除鼎之外，主人也要陈放壶、棜、豆、笾、铏等器具，摆好兔以及作为祭牲的猪。在宗人检查鼎内是否干净、祭牲是否符合要求后，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在祭祀日当天，主人站在庙门东侧察看宰杀祭牲，主妇则在西堂下察看炊煮黍稷。庙门外东边的灶上烹煮猪、鱼、兔，肉羹煮好后就放入鼎中。在其后的仪式中，由主人等将鼎抬至庭中，再用匕取出鼎中的牲体，放置在俎上。然后，把俎端入室内，以供祭祀。

可见，在古代鼎不仅是调和五味的炊具，更发展为重要的礼器。在宴飨、祭祀等重要场合，鼎的数量、规制等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划分。这也是鼎成为王权象征的关键原因。

作为刑器的鼎：明罚敕法的工具

作为烹煮工具的鼎也被用于刑罚。从周代起，便有将有罪者投入鼎中烹煮的酷刑。齐哀公是西周时期齐国第五任国君，周夷王三年时被烹杀于鼎。史书上对此事的细节记载不多。《竹书纪年》曰：“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史记·齐太公世家》曰：“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结合相关史料，我们能够还原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齐国、纪国领土相邻，两国相处中难免有摩擦。齐哀公继位后，爱好田猎，荒淫放纵。纪国国君纪炀侯抓住机会，在周夷王面前进献谗言。在听了纪炀侯添油加醋的一番话后，周夷王颇为恼怒，起了杀心。于是，他召集各方诸侯，当着众诸侯的面用大鼎烹杀了齐哀公。由于纪炀侯进言乃哀公被烹的起因，齐国与纪国从此结下世仇。百余年后，纪国被齐国第十四任国君齐襄公所灭，齐襄公因报“九世之仇”被史家称赞。从文献上看，汉以后的史书上很少见到鼎烹之刑的记载。这是因为以鼎烹人过于残忍，后世贤明之君大多禁用此刑。

由于鼎烹之刑惨烈，因而实际使用很少，但“鼎烹”却经常出现在古人的引用和比喻之中。汉武帝时期，名臣主父偃就有过“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的言论，希望人生轰轰烈烈。主父偃早年贫困，受人排挤，后来才因武帝赏识，成为朝廷重臣。由于主父偃能言善辩，又在武帝面前如鱼得水，朝廷大臣纷纷贿赂主父偃。主父偃所收钱财，累计起来有千金之多。有人劝主父偃加以收敛，主父偃回答说：“我曾游历各地四十余年，始终不得志，以至于双亲、兄弟、宾客都厌弃我。我实在困顿得太久了！大丈夫在世，活着的时候若不能成为列五鼎而食的高官，没能享受豪奢生活，那么宁受五鼎烹煮之刑而死。”可以看出，主父偃之所以有“死即五鼎烹”之言，是因为他困顿已久，希望能在平生抱负得以伸展之时快意行事。

鼎还曾被作为铭刻、公布法律的工具使用，春秋时期郑、晋两国都铸造过刑鼎。《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讲的就是郑国子产将刑书铸刻于鼎的事件。在此之前，法律由上层贵族掌握，并不公布给百姓，以此维护贵族的权威。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社会结构变革。子产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前的制度难以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为求救世，他主张依靠法律规定治国。子产命人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公布于众。过了一段时间，子产铸刑鼎的成效显现出来。郑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比以前更加强大。继郑国之后，晋国也铸造了刑鼎。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的赵鞅、荀寅在汝水之滨筑城，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来铸造刑鼎，鼎上铸刻的是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范宣子的刑书最初只是朝廷使用，并未下达百姓，后赵鞅、荀寅通过刑鼎将其公诸于世。

鼎作为刑人之器，不仅惩戒有罪之人，也让无罪之人闻之胆寒。作为表彰刑法之器，鼎的铸造有助于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推动社会的进步。鼎对社会稳定起到的贡献可见一斑。

象征君权的鼎：国之重器

自古以来，鼎便是国之重器，是王权的象征。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上古时期鼎便是国之重器。泰帝曾铸一只大鼎，象征天下统一，统摄天地万物。黄帝铸造了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尽管这段文字颇具传说色彩，但也说明了鼎在中国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九鼎”是国家兴旺的象征，被视为天命所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先秦时期，《左传》《逸周书》中已有关于九鼎的记载，讲述了九鼎从夏入周的历史。《左传·宣公三年》中说，夏朝有德时曾经造过九鼎。鼎由九州长官进贡的铜铸而成，鼎上的图案取象于远方的山川万物。由于天下百物的图案都铸在鼎上，因此百姓能够知道何为神灵、何为鬼怪。当百姓进入山林、渡过川泽的时候，不会碰到意外之事，更不会遇到魑魅魍魉。也正因如此，当时上下和顺、受天庇佑。后来夏桀继承王位，昏庸无道，夏为商所灭，鼎也随之被迁至商朝。后来，商纣王暴虐失德，鼎便被迁至周。《逸周书·克殷篇》中还记载了将九鼎迁入周的详细过程：周武王即位后，命令南宫百达、史佚迁移九鼎。总之，九鼎在夏、商、周三朝皆被视为传国至宝，象征着天子的权力。

正因“九鼎”是权力的象征，战国时期，有野心的诸侯往往觊觎周朝的宝鼎。《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楚庄王问鼎的故事。楚庄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曾经灭掉庸国，还大败宋国，缴获战车五百乘。公元前606年，楚国讨伐居住在陆浑的戎人，到了洛阳的附近，在周的都城外阅兵。楚庄王早就有夺取天下之心，且当时周室衰微，楚国此举无疑是在展示楚国的强大。周定王闻讯，派大夫王孙满以郊劳礼相迎。楚庄王见到王孙满，便向他询问周鼎的轻重、大小。面对倨傲的楚庄王，王孙满不卑不亢地答道：“王朝的兴衰在于是否修德，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楚庄王说：“你们不要依恃着有九鼎！鼎并非难得之物，楚国兵甲众多，只要把戈戟上的尖折下便足以铸造九鼎。”王孙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九鼎传承的历程讲起：“大王难道忘了从前那些事了吗？从前虞夏国运昌盛的时候，远方诸侯皆来朝见。那时候，九州长官进献的铜被用来铸成鼎，鼎上刻有山川万物，使百姓能够识别神灵与鬼怪。夏桀无道，鼎迁至商。殷纣暴虐，鼎迁至周。可见，如果天子德行高，鼎虽小却沉重难移动；若天子昏庸，鼎即使再大也能被轻易迁走。当初成王定鼎于河南郏鄏，占卜的结果是周朝传国三十代，可享国祚七百年，此乃天命。现在周朝的德业虽败，天命未尽，并非大王能问鼎轻重的时候。”楚庄王听罢，自知辩论不过王孙满，也自忖还没有取代周室的能力，便偃旗息鼓，撤回楚国。“问鼎中原”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人们用这个成语比喻图谋王位，或泛指企图侵占别国。

鼎是王权的象征，对鼎的争夺表面上是器物之争，实则是权力之争。在争夺“九鼎”的过程中，难免涉及到诸侯之间的博弈。《战国策·东周策》中讲到秦兴师临周求九鼎，其中不仅涉及周与秦、齐之间的博弈，还牵涉到梁（即魏）、楚两国。当时，秦国向周都发兵，打算求取九鼎。周王派大臣颜率向齐国求救。颜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劝说齐王：“秦国发兵想要夺取周的九鼎，实在是个不讲道义的国家。我们君臣商议，与其让秦夺走九鼎，还不如把鼎给齐国。对于贵国来说，不仅会因为救周于危难之中获得美名，还会得到九鼎这一实在的利益。”齐王被颜率之言打动，发兵五万，迫使秦国退兵。到了齐国派人来取九鼎之时，周王又忧心不已，毕竟他并不想让九鼎落入齐国之手。于是，颜率再次来到齐国。他对齐王说：“周真心想要奉上九鼎，只是不知应从哪条路运往齐国？”齐王讲出借道梁国和借道楚国两种方案，都被颜率否定了。颜率告诉齐王，梁国、楚国都垂涎九鼎已久，一旦九鼎进入这两国的领地，都不可能再出来。接着，他又从人力物力的角度劝说齐王：“从前九鼎从殷迁至周，一只鼎就需要九万人来抬，抬九只鼎用了九九八十一万人。不仅如此，运鼎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器械。”齐王听罢，便打消了索要九鼎的念头。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说法，秦昭襄王灭周后，将九鼎从洛邑移至秦都咸阳。自此之后，九鼎便下落不明。九鼎虽无，历代帝王多有铸鼎以彰显皇权、表明功绩者。汉武帝登泰山时铸造一大鼎，鼎高四尺，鼎上刻有“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武则天称帝后，于万岁通天二年（697）铸造九鼎，放置于明堂之庭。宋代崇宁年间，宋徽宗曾亲自祭方泽、建明堂、立九庙、铸造九鼎、祭祀荧惑。足见历代帝王对鼎的重视。

特征鲜明的鼎：与鼎相关的词汇

鼎的形态特点、历史文化特征鲜明，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词汇和鼎密切相关。

鼎有三足，因此被用来比喻三方并立之势。古代文献中“鼎足而立”“三足鼎立”“鼎立”等词，皆取此义。《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记载，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谋士蒯通劝韩信说：“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蒯通的意思是让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这样三方势力均等，都不敢贸然行动。蒯通之所以出此言，是当时的军事局势使然。刘邦踞守在巩县、洛阳，与楚军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甚至有兵败受挫之时。项羽虽率楚军攻克荥阳，威震天下，但由于西山的阻碍，只能兵困于京县、索邑，与汉军相持不下。在楚、汉胜负难分之时，韩信占据齐地，兵甲众多。蒯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韩信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赢。与其仰人鼻息，不如进一步占领淮泗之地，拉拢诸侯，与楚、汉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顾念刘邦之恩，并未采纳蒯通的计谋。汉得天下后，韩信先是被贬为淮阴侯，后因谋反未遂被杀。韩信临死前叹息不已，悔恨没听取蒯通的谏言。

鼎是国之重器，权力的象征，可以指代处于重要地位的人或物。例如“鼎臣”一词，可以指代国之重臣。《汉书·叙传下》中说汉哀帝“底剭鼎臣”，讲的是其文质兼备，独揽大权，诛杀重臣之事。根据服虔的注解，“底剭鼎臣”指的是汉哀帝杀朱博、王嘉之事。朱博生活节俭，被封为丞相，后攀附定陶太后。定陶太后想获得尊号，受到大司马傅喜的阻挠，因此对傅喜极为不满。于是授意朱博弹劾傅喜。汉哀帝素知太后对傅喜不满，怀疑朱博受太后指使，于是派廷尉调查。待查明真相后，朱博畏罪自杀。王嘉于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开始担任丞相，被奉为新甫侯。当时，汉哀帝宠幸董贤，不仅平时对董贤多有赏赐，还封他为高安侯。王嘉对此颇为不满，上书汉哀帝：“陛下如此重用董贤，四方的百姓因此怨声载道。民间有谚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听闻此言后常常感到寒心。”汉哀帝大怒，将王嘉关入监狱。王嘉在狱中绝食吐血而死。朱博、王嘉虽因罪而死，但他们皆官至丞相，位极人臣，因此在史书被称为“鼎臣”。类似意义的词还有“鼎司”“鼎位”等。

古代用鼎之人身份显赫，“鼎”有“显赫”之义，相应的词有“鼎族”“鼎贵”等。“鼎族”指的是豪门大族。据《梁书》记载，梁武帝时期，归降梁朝的将领侯景起兵反叛，攻陷台城。镇守荆州的萧绎闻讯后，命大将王僧辩讨伐侯景，还撰写了一篇檄文，文中便有“鼎族”一词。其文曰：“诸君或世树忠贞,身荷宠爵，羽仪鼎族，书勋王府，俯眉猾竖，无由自效，岂不下惭泉壤，上愧皇天!失忠与义，难以自立。”大意是：诸位都世代忠于朝廷，自身也有荣宠和爵位，是身份显赫的世家大族。如果在讨伐侯景一事上无所作为，无疑是上愧于天，下愧于地。在这段话中，萧绎言辞恳切地动员士族共伐侯景，极具号召力。另如“鼎贵”指显赫尊贵的人。《隋书》中夸赞韩觊之妻：“韩觊妻者，洛阳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实，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觊。虽生长膏腴，家门鼎盛，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讲的是韩觊的妻子出身显赫尊贵，家境优渥，但是尊崇礼法、节俭自持，受到宗族乡党的尊敬。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鼎，但鼎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已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血液和历史典故中，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注释：

[1][3]（汉）许慎撰，班吉庆、王剑、王华宝校点：《说文解字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 页，第194 页。

[2]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1 页。

[4]（梁）顾野王撰，吕浩校点：《大广益会玉篇》中，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58 页。

[5][6]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42 页，第423 页。

[7]《竹书纪年注》，四部丛刊景明天一阁本，卷下。

[8]（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81 页。

[9]（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九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61 页。

[10]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五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10 页。

[11]根据杜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郑人铸刑书”就是指将刑书铸刻于鼎。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五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10 页。

[12]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泰帝指太昊。参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 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92 页。

[13]参见（梁）虞荔纂，（宋）张抡撰，（宋）赵九成撰：《鼎录·绍兴内府古器评·考古图释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 页。

[14]参见（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6 页。

[15]参见（元）脱脱等：《宋史》第八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24 页。

[16]（汉）班固：《汉书》第三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89 页，

[17]（汉）班固：《汉书》第四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21 页。

[18]（唐）姚思廉：《梁书》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 页。

[19]（唐）魏徵等：《隋书》第六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