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考察民国章草由盛转衰的原因

2022-09-17 16:33刘洪健
艺术探索 2022年4期
关键词:章草字形民国

刘洪健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0715)

从文字发展史来看,章草产生于秦汉,东汉时达到鼎盛,但至魏晋时,被上下牵连、便捷简易的今草所替代。章草因实用功能的日益减弱而逐渐被历史遗忘,以至在隋唐,“章草之法若存若亡,唐代能书者辈出,然能工章草者绝少”。即使在提倡“复古”的元代,先后有赵孟頫、邓文原、俞和等章草大家,出现过章草学习的热潮,惜维时不长,章草并未真正实现复兴。之后数百年,问津章草者寥寥,间有宋克等书家闪现,但已无力挽回章草湮灭的落寞形势。

直到19世纪末,大量地下文献如殷墟卜辞、西北简牍、敦煌写经等相继出土,“这既是古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也给书法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整理的《流沙坠简》,赖以当时成熟的影印技术,将千余年前的章草墨迹呈现于世,从而引起民国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他们大力推而广之,将章草与彼时的政治、文化、教育等紧密结合,发挥了“经世致用”的功效。章太炎、钱玄同、卓定谋等学者皆投身于章草的搜集、考据和整理,甚至主张以章草进行“文字革命”,力图以文字挽救国家于大厦将倾。这一时期的章草发展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关注之多,在数百年的章草发展史上颇为罕见,着实用“兴盛”二字概括也毫不为过。

一、民国章草的兴起及《急就章》研究

(一)“文字改革”语境下章草的兴盛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及新文化运动思想的传播,20世纪初的民国在思想、文化诸领域发生着巨变,承担基础教育和开启民智责任的文字自不例外。一批激进的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视汉字为“封建毒瘤”,斥之为国家积贫积弱的元凶,鲁迅言:“文字不灭,中国必亡”,许地山谓:“国民智力低下,中国文字要负很重的责任”。他们纷纷主张把汉字作为时代改革的切入口,以“文字改革”来改变落后、陈腐的国民生态。

祝帅总结了此时期改革的两大阵营:“在文字改革方面则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钱玄同、胡适、赵元任等提出的通过‘草书楷化’或‘通字方案’来实现‘改良’的渐进的思路;另一个则是傅斯年等不经过此阶段而彻底拉丁化、世界语化的主张。”前者是“文字改良派”,后者为“文字革命派”。二者皆以文字改革为导向,旨在矫正旧体文字繁琐与难写的弊端,但前者渐进,重在“改良”,通过省简笔画、省减汉字部件克服书写之烦复,能将文字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紧密结合起来;而后者则西化得较为彻底,力在“革命”,认为西方文字便利、实用,易为大众接受,是能提高民智的便利性文字,便于教育,易于传播,甚至能实现文字—教育—智民—强国,是决定国运、融入时代的根本。但若用世界语、拉丁文代替汉字,那么作为传统之精华的书法定当面临釜底抽薪的挑战,“而一旦使用的土壤被完全侵占,其处境无疑是岌岌可危的,甚至随时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由此,当事人最终倾向于前者,虽然他们“承认汉字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宁可主张以‘渐进’而不是‘突变’的方式来结束汉字在中国的命运”。草书楷化不仅也能解决汉字字形的繁写之弊,易见实用功效,而且其渐进温和的改良做法可作为“汉字革命”实现前的权宜之计,能折中调和世界语与繁体汉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同时,只要汉字不废,不少爱好挥毫的“汉字革命派”就能为从事金石考据、碑帖临摹找到正当堂皇的理由。要兼容上述若干条件,即要寻找一种既方便、实用又不失艺术审美和历史感的字体,那么,章草无疑是众多汉字字体中较为合适的选择。

(二)从对章草的追棒到对《急就章》的研究

在要求汉字简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汉字改革的其他方案,比如陆费逵于1909年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文中指出:“近人创制的‘简字’与旧有文字在形体上差异过大,不如推行俗体字”,另有陈光尧倡导的手写俗体:“其中包括简易之古文、篆书、隶书、行草、章草、今草、别体、俗字等字体,凡笔画简于现行之楷字而使用简易无流弊者,即总称之曰简字”,之后又有于右任筹建的“标准草书社”,以易写、易识、准确、美观为原则,等等。但综合而论,在目前所整理的民国学人资料中,赞同章草的人数比例较大。

1.章太炎

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文字宜分三品,题署碑版,则用小篆。雕刻册籍,则用今隶。至于仓卒应急,取备事情,则直作草书可也。然自张旭、怀素以来,恣意钩联,形淆已甚。当依《急就》正书,字各分区,无使连绵难断。

2.郑孝胥

以日来所作草字示子培,子培曰:“薛道祖欲为此体而未成就。宋高宗意亦在此,亦不能佳。知此径途不易觅也。”余曰:“子敬尝叹章草宏逸,余又恶草书纵笔有俗气,故欲以皇象、索靖为归耳。”

3.沈曾植

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忧绝之境而攀登之,如书法学行草,唐宋诸家,已为人摹滥,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出……章草。

4.钱玄同

从那时起,就时时留意章草法帖,颇想搜罗许多材料,写定其字体……但章草以《急就》为最早,章草的文字以《急就》为最多,又《急就》多举物名,故可供撷取的偏旁也最多。

5.林志钧

笔下有来历,而结体变化皆合法度,一美也;向背分明,起止易辨,使转随意而不伤狂蔓,二美也;为隶楷蜕化之中枢,而笔画视隶与楷皆简,平正流速,兼而有之,三美也。

6.卓定谋

今草是“信手挥洒,想象意造”的书体,着重于艺术的表现, 相比之下,章草才是最便于实用的字体。

可以看出,一方面,从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末,相当多的书家学者对章草予以关注和追捧,并身体力行,广为搜罗、整理章草资料加以研习,遂而产生不少考证章草源起及技法的理论著作。同时他们又多为社会名流,对推动章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大有裨益。尤其是卓定谋,其对章草资料的搜集整理不遗余力,他的《自青榭丛书》汇集了《章草草诀歌》《宋仲温临急就章真迹》《章草考》等资料,使章草得到大众的认识,普及推广开来,促成了学习章草的热潮。

另一方面,在以上观点及民国时期研究章草的著作中,学者们皆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急就》,此是继《仓颉》《爰历》《博学》《凡将》之后的一本字书,传系西汉史游所编,初称《急就篇》,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通用的童蒙识字课本。然前四者均已佚失,惟此篇因“昔贤喜书之”得以幸存,又称《急就章》。现流传的《急就章》版本,以松江本最为常见,史载此为三国皇象以章草写就,宋人叶梦得释正。全章共计2 016字,章正对应,体态朴茂,堪称学习章草的典范教材。一方面,《急就章》借章草得以留存,另一方面,章草亦借《急就章》而流传,大多数书家都是通过《急就章》学习章草,因此常常有人将章草等同于《急就章》。故而伴随章草的兴盛,致力于《急就章》的研究成果也骤然增多。

二、由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考察探析民国章草的问题所在

(一)民国章草的衰落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

热潮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章草文字的研究推广便呈回落之势。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有关章草理论、技法研究及推广的著作日益减少,以促进章草发展为中心的字体研究会也随之停办,而“通过推行章草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更是无从谈起”。这标志着昔日受到热烈响应的章草运动,之后便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终结。在民国之初呈现复兴景象的章草,在稍能转化为社会实用功效的转型时期,却很快地遭遇了日落西山的厄运。

至于其中原因,不少学者先后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或谓章草字数少,根本不够用;或称章草字形近古,识读难度大;或言其与民国时期的语境不相适应,难以推广。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在民国期间已小有书名的高二适,撰写了《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对松江本《急就章》的草形演变及章正对应进行了详尽整理与考证。从时间上看,此书始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54年),于1964年完成,但实则可归为民国章草理论研究的延续。该书虽然梳理了《急就章》多字存在草形舛误、章正难以对应及一形多字等诸多问题,但自身在考证、释正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的讹误。通过对此书的考察,见微知著,理应可窥见民国章草衰败的原因。现拟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急就章》的整理以及笔者对高二适此书的重新订正两方面,分别就其与民国章草衰落的内在关系分析如下。

(二)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急就章》的整理看章草实用的缺陷性

高二适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言》分析道:

松江吴皇象休明之书为最古,此本经唐宋人钩摹,迄明正统初始刻于石。其章草之讹误,与宋叶梦得释文之误,亦正复不少。余尝考之,石本章草之讹误,可卅余字,叶氏释正之误,及不合章法者,乃增至五十余字,宋克补本,章正均误者,计章草十余字,而释正之误,亦几于叶释之半数,统计有百十余字之多,而二本章正之脱误,与失注之字,尚不在内,此均亟待改正者也。

高氏在考证梳理的过程中,把《急就章》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章草草形和章草释正两个方面,二者皆由石本和宋克补本(以下简称“宋补”)两部分组成。石本章草原为唐人摹刻皇象所书,叶梦得在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参校唐颜师古注本,释正于章草之左侧,并上石于颍昌,惜此摹本缺三百余字。直到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吉水杨政得颍昌拓本后,又以宋克临本将其残缺之字补全,复刻于松江,故又称松江本《急就章》。此本为传世《急就章》之最,其他章草传本多翻刻于此。然而是本牵混之处繁多,讹误丛生,其中的文字草形、释正等问题尤为严重。是故高氏力寻致误之由,探源溯流,旁征博引,逐章逐字地进行考定论证。现将其考定的部分章草字形讹误整理为表1。

表1《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松江本《急就章》的部分整理《急就章》出现的草形讹误高达几十字。究其原因,客观上,石刻历经数百年,字形易于磨损脱泐,笔画增减无常,致使后人“不识章书,妄为臆度”。更严重者,碑文从整个字形至局部,漫漶不清,难以识别,甚至多字疏漏(表2)。主观上,《急就章》屡经唐宋人钩摹,临拓转写,不无失实,讹误良多。加之彼时章草衰落,今草兴盛,虽有唐颜师古作《急就章》注本,惜“亦只惟其文,不惟其书”,“可见颜氏不但不存章法,而释正亦不全依当日章草由隶书省变之原体,致使后人之校录《急就》者,以隶草之笔法,不能与正书之笔画相同,遂多构别体俗书。或则易假字为本字以迻释之”。为此,与其他章草研究略微不同,高二适不拘于文本的考订,而是着力从字形出发,辨析草法之省变,厘定对应之释文。

表1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松江本《急就章》的部分整理

表2

)、邓(文原)等传世章草本皆释“忘”,高释“盲”。这致使多字释文聚讼纷纭,模棱两可,久无定论。综合而论,《急就章》章草文字“笔画虽简,但是字形近古。对于初学文字者,起到的简化效果有限,相反却增加了识读的难度”,加之年代久远,讹象环生,多字残缺不全,《急就章》种种实用的缺陷,一旦让基数庞大的普通民众接受并进而实际使用,结果无疑是难以成功的。

(二)由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订正看民国章草解读方式的主观性

如此种种,如果说要归咎为高二适之于章草考证实已多有创见,但也难免带有个人臆断和自圆其说的话,不如说是囿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性所致,不能苛求完美。据《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显示,20世纪末期,随着大量秦汉时期简牍墨迹的频繁出土,很多资料已经文物考古部门整理、出版,如《云梦睡虎地秦简》(1978年)、《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一)》(1985年)及《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999年)等,能生动展示不同时期章草书体的真实面貌,并为研究章草书体的形成和演变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较之高氏从事考证所资《流沙坠简》、汉隶书《急就章》残简考释、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及李滨《玉烟堂帖》等资料而言,无疑要更准确、更客观。民国出版的其他章草著作也同样因当时出土资料的相对有限,考定论证陷入偏于主观机械的分析模式。如王秋湄的《章草辨异手册》即是如此,“此书编著的目的是便于书法家识草、写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学著作,存在很多欠严谨周密之处。……作者归纳章草草法特征多与楷书字形相比较,这当然方便了习书者从楷书出发记忆章草字形,但这种比较从文字学立场看很不科学”。卓定谋的《章草考》也是如此,“卓氏认为书体的演变过程是:‘由篆而隶而章,由章而楷而今草,盖隶与楷之间尚有章草之阶级存焉。’这种观点与书体演变的真实情况不符,这正是民国时期一部分人对书体演变问题的误解”。

三、由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考察探析民国章草衰败的根本原因

从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松江《急就章》草形和释正的整理,以及笔者对高氏《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重新订正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笔画脱泐、字形讹化、一形多字及对草正考证的误差等问题,一些章草文字处于多元解读、难以定型的状态,遂而构成了章草文字本身固有的实用缺陷,正如有学者指出:“章草自身,尚有一批字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定型,没有规范写法,行草混写,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等现象一直存在,这就给章草的具体使用和流行造成了基本障碍”。同时,如上述所示,章草起于篆隶,甚至战国古文,显示出章草确乎具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加之“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故而亟需历代学人对其考证、整理,进而使之规范统一,以免以讹传讹。

“可以看到,民国书法理论在整体表现上,只有立足于汉字实用化的理论获得现时文化的有力支撑。”卓定谋《用笔九法与章草》、王秋湄《章草辨异手册》等理论著作,皆为了实用的需要而大力普及章草知识,即使如上述《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亦可洞见其考定草正对应、探寻文字发展规律的实用成分。然而,深具历史感的章草“经历了从战国到西汉的长时间孕育发展,民众的熟识度较高,而民国时期的正体字是楷书,强行地将章草书安置在楷书的底下,又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实用章草书实施起来必定是异常艰难的”。这表明实用与历史于文字而言,应是血脉相通、合为一体的。字形的成熟定型非一蹴而就,其发展演变有自身特定的规律和时间连续性,可谓其历史;将当下通行的文字付诸生活场域,适以记事、记言及名物,可谓其实用。二者自主发展,流变有序。

民国时期的有识之士欲对千余年前的《急就章》等章草字形进行考定厘清,使之得以规范与统一,进而成为通行的实用文字,实际却由于字体本身固有的实用缺陷和历史语境的彻底置换而最终无法完成。卓定谋有意在考定、推广章草时,尝试对字形晦滞、数量有限的章草书实行偏旁和部件的组合调整,但因语境有别,时代不同,这种“介入”的实用表面上似是“渐进”“调和”,但实际上与民国时期推崇的“进化论”背道而驰,很难真正得到具有西学背景的有识之士支持,故而难以适应时代,只能昙花一现罢了。

鉴于历史与实用的相离相悖,于右任坦言:“一、(《急就》)许多字的草法太落后了,有些字简直不是草书;二、许多句子太闷气,许多字也都不适用;三、草法也并不一致,并不是真的‘一字万同’。”曹建在《20世纪书法观念与书风嬗变》一书中分析:章草推广的条件尚未成熟;考古的资源有限,在推广上缺少必要的资源保证;章草字形近古,不容易识别。元国霞也认为,首先章草实用与民国阶段的文字环境不相契合,其次在推广上也有问题,再次章草书自身也存在实用缺陷。如此等等,究其实质,皆指向章草历史感与民国文字实用性的矛盾对立。时过境迁,欲令章草承载民国文字实用的神圣使命,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这便是民国章草发展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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