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视角下明清至民初时期武汉私园变迁研究★

刘方馨，赵纪军，宋 霖

(1.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2.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3.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0 引言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和便捷的交通。城市空间格局、经济文化依托自然水系和传统水运发展，也为私家园林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积淀。然而，武汉历史上大多私园未能被充分认识及保护，最终走向湮灭[1]，因此，积极整理、挖掘图文史料，不仅对于完善已有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为研究武汉传统城市和风景营造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下历史园林遗产保护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目前对于明清至民初时期武汉私园的系统性研究还未有人涉及，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近代：或分析了晚清及民国时期武汉园林发展历程及其特点[2]，或对租界花园影响下武汉近代私园特点总结[3]，或对武汉园林发展及其建制史的关系进行研究[4]，或梳理自东汉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园林发展的历史轨迹[5]。总体缺乏对明清时期私园的关注，而作为承继古、近的重要园林类别，其独特性和丰富性更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选取1613年—1935年(目前文献可考的第一座与最后一座私园)为时间界限，基于图文史料的搜集、分析，结合武汉城市水运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将私园变迁分为3个历史阶段：明中叶至明末“汉水改道时期”、清初至中叶“内河时期”以及汉口开埠后的“大江时期”[6]，以传统私家园林、私人花园、私人农圃(不含租界、会馆、官署花园)为研究对象，对29座有文献记载的武汉私园历史特点、造园思想、功能性质进行研究，挖掘其地域特色及水运变迁影响下的变迁规律(如图1所示)。

1 汉水改道：山水格局奠定下的私园产生(1613年—1644年)

1.1 开敞的私园空间分布

明成化初年，武汉连年大水，汉水河床发生剧变，蝎子口和郭师口直道取代了原来弯曲的故道，导致汉江水流速降低[7]。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郭师口下游龟山一带汉水再次改道，牯牛洲上下两段汉水故道，地势低洼储水成湖，后经淤浅和肢解，形成汉口北部区域湖泊众多的低洼平原景观，缓解了汉水入江口处汉水倒灌的现象[8]。两次“汉水改道”解决了汉口常年水患问题，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游移不定的历史。汉水流速的减缓，使得牯牛洲、汉口龟山周围水势平缓、水深适度，水域较大，更利于船只的停泊，为城市水运发展创造了天然条件[9]。

筑堤防、围湖垦殖控制了水流，故道被填平为市，促进了汉口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武汉以长江、汉水为骨骼，湖泊、山体为肌理的“y”字型的“三镇鼎立”总体空间格局，也为私园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其大多沿江分布于武昌城东、汉阳城西、北部等山水自然资源良好的区域，依湖构园、依山就势，园亭池馆之胜甲于江汉间，园林空间上大多外向、开敞，表现出一种“真山真水”“大江大湖”的旷达与恢弘(见图2)。

1.2 寄情山水的登眺意趣

明初武昌、汉阳二城经济发达，贸易繁荣，尤擅水运之利，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各地官宦、富商巨贾以及文人墨客云集于此。明中叶后，社会兴起的游览休闲热潮及文人、官宦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促进了私园的发展，登眺揽胜成为当时武汉士流的主要游憩活动与当地文化特色[10]，诸多造园活动也围绕此展开(见表1)。

典型以肖氏园林为最盛[11]，建于汉阳城西凤栖山、梅岩间，山岩下凿水作池，池上筑阁“退密斋”，复道而上见“吸江亭”，亭东有“曲房”，名曰“天吹绮窗”，梅岩前有别业，南面筑有“览辉堂”，北面筑有“先春楼”，幽簧桂树环绕其旁，清静妙境，汉阳城郭、大江山林胜景一览而极，是除黄鹤楼、晴川阁外，武汉最佳登高远眺之胜地。与此类似，董园建于梅亭山之上，内有亭、堂、楼、阁，大多因山就势，借自然山川江湖之胜，赋予园林高远恢弘的意境。其中“鸡虫阁”，取自唐代诗人杜甫《傅鸡行》诗句中的“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12]以彰显倚阁赏江的景物特点。

表1 明中叶至明末武汉私园建设一览表(1613年—1644年)

1.3 隐逸思想的情感寄托

明万历年末，士大夫衣锦还乡，或以营建私人园林、别墅为乐，造园之风兴盛，追求“隐”成为文人、官宦的主要造园思想。在私园选址上，大多偏好幽静的山水胜地，秉承“隐居不必买山”的宗旨。例如，紫阳湖畔的“熊园”，为原兵部尚书熊廷弼被黜家居时所建，园内以山坡密林为借景，将视线向自然环境中引导，无需假借人工挖池垒石，善用自然材料建构，如茅屋、草亭等，浚九曲小溪，每曲建一亭，沿溪奇卉杂植[13]，营造古朴、幽谧氛围，以寄托园主淡泊处世的心境。

又如“葵园”，取曹植《求通亲亲表》中“臣窃自比葵霍”[14]之意，以表园主身处民间仍心系朝廷的情感。明代著名公安派学者袁宏道有诗文：“户外即遥岭，寒香渐出林。增池缘亩阔，疏竹为庭荫……”[15]描绘了园内山石萦绕、竹林清幽的自然野趣。园主常于此招致雅流，为饱经宦海沉浮之苦的文士们提供了“大隐于市”的世外桃源。

2 内河时期：商埠文化交织下的私园兴盛(1645年—1861年)

清初，江汉交汇处的汉口占有舟楫之利，沿河集市随之而盛，通过长江、汉水又连接洞庭湖水系，显露出巨大的水上航运和商业潜力[16]。清乾隆元年(1736年)，建成了武汉目前可考最早的水运码头——天宝巷码头，标志着武汉水运内河经济时代的到来[17]。至咸丰末年(1861年)，通过汉口的水路东连吴越江淮，西通巴蜀云贵，南及沅湘两广，北达冀鲁京津，形成江湖联通的庞大水上运输网，漕粮、淮盐在此大量转运[18]。外来商贾纷纷在汉水两岸出资建造会馆、宅园，竞重风雅[19]，来自下江地区(长江中下游)的盐商实力最为雄厚，将江南造园手法与审美情趣引入武汉[20]，进一步推动该时期私园的发展(见表2)。

2.1 空间的巧与精：江南造园手法的借鉴

随着往来贸易的兴旺及外来商埠文化交织背景下，武汉私园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除武昌、汉阳外，汉口园亭亦胜(如图1所示)。江南造园思想的引入首先体现在园林空间的组织上。有异于明末“隐居不必买山”的思想，该时期大多私园有了精心的空间组织，巧妙的景物层次变化，力求将人工与自然美融合。例如，享有“汉上名园”[21]美誉的“怡园”，在景物组织上，以湖为中心，沿湖造十二景，次第排列，层构蹑虚，交错如星罗棋布[22]，串联成步移景异的动态序列。借景园外，将自然山水的旷远与辽阔纳入园中，通过空间的虚实变化，在有限面积中创造更多的感官体验。

又如，被誉为“乾嘉间会城胜迹”的“霭园”，通过设置三道园门的方式加强空间的分隔与联系，丰富游观层次。其中第一门两向，直通花神祠、高台曲池；北有供人小憩的“来鹤”茶社。第二门东北隅南向，有“梅苔荷露山房”“小天台”“白华亭”诸胜。第三门有一小径，东有“吸汀”“青草”二亭，小径尽处有堂三楹，堂北面是主人的内室。园内池榭树荫环绕，幽邃静谧，外利借景，丘壑之姿、烟霞之韵尽显[23]。与此类似，“竹园”(东山小隐)巧于融建筑与山势为一体，高低错落，重重叠叠，让人平步而登不知其下有堂，磴折幽邃，花束繁茂，让人不知屋内有园[24]。

2.2 内容的奢与雅：盐商造园的奢华雅致

相较明末朴素、自然的园林要素，该时期造园内容有所改变。受往来淮盐漕运贸易的影响，诸多淮盐商贾开始在汉营园，其多风雅爱客、崇尚文酒风流，追求奢华雅致的情调，所建园林壮观异彩，集典雅、宏丽、奇巧为一体，具有多元化、世俗化的特有风格，夸富求名的心态显露[25]。

例如，安徽盐商洪旃林所建“谁园”，系其招致商人、士绅雅聚、赏景、觞咏之所，被誉为“汉口花木园亭之胜”[26]。园内有宽盈十丈的荷池，池中建“得月亭”“卍字桥”诸胜，轩窗窈窕，楼阁深沉，颇绕花木之趣[27]。园主常邀三俩好友登“问青阁”赏雪直至午夜而归。园内还饲养珍禽孔雀数只，“春日对客开屏，宛转就人而舞”成为当时异事。园主在《园居杂咏》有感：“神游太谷义皇上，人在苍茫水云间。希有堪夸双孔雀，伏雏成队伴幽栖。”[28]表达其追求闲适逸乐之好。又如“怡园”， 园主系江苏盐商包云舫，风雅爱客，得朱氏旧园修葺扩建，园内湖山石峭，花竹径纡，亭馆池沼，结构均非尘境。“绿波山房”内图书彝鼎、古玩字画陈错其间，并珍藏有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三表真迹[29]。主人雅趣被传为美谈，一时行来士大夫莫不乐与订交。可见，在汉盐商所建私园虽主观上为满足个人享逸及结交社会名望的目的，客观上也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多元繁荣。

2.3 景情的表与意：诗词题咏的意境蕴含

除上述外，诗画情趣的蕴含也常被用于私园的意境表达中，其多借用诗词、题咏形式。典型如“怡园”十二景，题者甚众：“小山丛桂”云：“小山秋色似淮南，磵户岩阿取次探。老干拂云看矗矗，天香经雨散馣馣。欲供清赏枝攀一，为集幽人径辟三……”取自宋词典故“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以烘托幽深僻静的意境；“高阁琴书”云：“高楼乘兴日登临，雨润琴书惬素心。放眼江山尽入画，晴川黄鹤对披襟。”[30]彰显楚天极目之辽阔，蕴含俯瞰江川的心旷神怡。又如“霭园”中有诗词楹联：“挹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檐前帆影度遥空。”[31]生动描绘出“鄂中富山水，奇秀得八九”的地域特色，也表达园主人豁达的胸襟。

3 大江时期：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私园转型(1862年—1935年)

1862年，江汉关正式设立，拉开了轮船运输时代的帷幕，各国轮船闻利共趋，武汉成为“扬子江航路竞争之中心点”[32](见图3)，数以千计的船只云集于水道，意味着武汉从以区域性市场交易为主的内陆商业市镇转向开放型国际通商港城的“大江经济时期”[33]。英、法、俄、德等17个国家商人纷纷来汉口建工厂，开洋行、办银行、辟租界，西方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渗入到武汉城市发展的诸多层面，传统私园也发生急剧转型(见表3)。

3.1 私园数量骤增与需求的异化

自汉口开埠至民国初期，私园数量呈现骤增(见表3)。城市性质的改变与多阶层的产生，导致生活情趣与游乐动向均有所变化，私园建造除具有园主个人鲜明特征外还映射出复杂的社会内涵和时代特征。造园主体也从官宦文人、外来商人转变为清末的本土商人以及军阀，造园目的与需求各不相同，或笼络权贵、彰显财力；或隐居避世、徜徉林泉；或提升人气，增值地产。

掌握财富与权力的军阀追名逐利，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殇咏风雅[34]，而仅为满足个人的生活享受和社交需求建造园林。例如，四川大军阀杨森，于汉口所建“杨森花园”，内有假山荷池、亭台楼阁及泳池，供其日常享乐[35]。民初军阀夏斗寅滥用军政大权半买半占建造“夏家花园”，圈地近千余亩，内有三栋别墅、湖岛，西设泳池，是其日常消遣、宴请政客之所。

部分文人官员不堪社会黑暗，试图在私园中寻求山水之乐以避世安居。典型如“寸园”，系原清廷尚书张月卿晚年所建，命园名时曾曰：“余固不欲得寸而进尺，累寸而成丈也，夫亦得寸则寸而已，其用剑南诗意，而以‘寸’名吾园。”[36]以表达隐居避世的安乐心态。又如“琴园”，系任桐在辛亥革命后移居武昌沙湖所建(见图4)，园东滨沙湖，南达江夏，西接长江，此近青山，四顾山川灵秀之奇，园主徜徉乎林泉，优游乎岁月，而人莫知，常有“美不胜收”之慨[37]。

表3 汉口开埠至民国初期武汉私园建造一览表(1862年—1935年)

此外，部分本地商人，在往来贸易中拥有充分的经济基础，通过效仿文人造园，以提升社会人气，从而加快地皮升值，使得商铺取代茅屋、繁荣驱赶荒僻[38]。典型如汉口知名地产大亨刘歆生所建“刘园”，为其宴请宾客、洽谈重要生意之用，园内堆土山，造丘陵幽谷态势，养笼鸟，鸟鸣啁啾，筑豹舍，豹声呼啸，形成一派山林野趣，有“山淡若抹，林疏欲脱，获花枫叶，沅芷湘兰修”之誉[39]。《汉口竹枝词》有记载：“汉上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夏来逭暑浑无地，纷向刘家吃夜茶。”[40]也描绘了当时“刘园”夏季纳凉的胜景。

3.2 传统与西方园林要素的杂糅

随着水运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频繁的中西商贸往来，诸多私园开始出现“中西杂糅”的特点，既有典型的西洋建筑和装饰及娱乐设施，又有中国传统园林山水格局特征。典型如“曹家花园”(又名“种因别墅”)，一方面因园主受西式教育影响，主体别墅建有罗马式柱廊、拱券，建筑正立面有山花装饰，整体仿欧洲古典主义风格。植物配置上，还加入几何形花坛、花圃、草坪、绿篱、行道树等西式园林要素。另一方面，因园主对中国传统园林风格的喜爱，采取挖湖堆山的造园手法，湖中小岛建孔雀蓝琉璃瓦方亭，飞檐走兽，雕梁画栋，颇具民族地域特色(见图5)。

3.3 大众化与娱乐化的功能转向

异于明清传统私园的私密性、隐居性，晚清至民初时期，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社会公共娱乐观念的共同影响，不少私园引入茶馆、剧院、舞厅等娱乐设施[41]，游园、赏园也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而是定期为大众开放，成为综合性公共娱乐场所，为1929年《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中提出的武汉市公园系统规划提供基础[42]。

例如，原华商跑马场一部分的“万松园”，取“一本万利、松柏常青、享乐园地”之意，园内建有戏院、茶园、餐馆商店及其他亭台楼阁，是服务于大众的收费娱乐场所。“老圃花园”(如图6所示)1914年被更名为“爱国花园”新式游乐场所，内有亭台树木，圈养动物，每年夏天改为夜花园，茶客云集、品茗纳凉、弹琴说唱热闹异常。又如“海光农圃”建成之初对百姓免费开放，园主周苍柏酷爱园艺，从日本引种樱花等观赏花木，建有游泳池、养鱼池、马棚、游船码头、动物园等设施，作为人们日常消遣娱乐、锻炼身体的场所，欲以此培养市民的正当情致，革除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43]，由此奠定了今日东湖风景区的雏形。

总之，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使得诸多私园具备除私人之外的公共化、娱乐化属性，多为彰显社会名望的物质载体，或是士商联手开拓的文娱空间，既有传统的园林景致，也辟有新的园林设施和娱乐化体验，旨在开化民智之功用。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传统空间组织手法及景物序列营造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凸显某个要素为视觉中心，使得私园缺乏传统的诗画意境，如晚清文人范锴所言“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44]

4 结语

4.1 结论与总结

明清至民初时期武汉造园活动频繁，其造园主旨、风格以及功能性质伴随着水运的发展而改变。明中叶“汉水改道”为私园发展和兴盛提供重要的自然资源基础，该时期园主多为归隐的文人仕流，秉承“隐居不必买山”的思想，大多借景园外，在城市中营造朴素幽深之野趣。清初及中叶“内河经济”的繁盛促进了商贾仕流兴建园林。受江南园林影响，造园思想从追求古朴、幽谧的“江山意境”转向壮观异彩的“汉上人文”蔚然成风。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私园“由私至公”的近代转型，军阀、官僚及商人为迎合大众娱乐，增加了商业性内容，传统人文精神内涵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西方园林要素的效仿以及各种中西元素的杂糅(见表4)。可以看作是当时国人为走出封闭、缩短中西文明差距的依托，以及民众抗争与认同、排斥与仿效杂糅并存的心理缩影。

表4 水运视角下的明清至民初武汉私园变迁特点总结

4.2 反思与展望

从繁荣走向湮灭，武汉私园的辉煌昙花一现，折射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变迁下私园发展所面临的外来压力与挑战。一方面，丰富的城市水系虽孕育了私园的发展、兴盛，但历史上的多次洪灾，无休止的战乱、政变也使得诸多私园毁于一旦。这不仅警醒我们要关注微观的园林层面，同时应从宏观的城市层面，建立“山-水-城-园”的整体思路，统筹分析江汉河道与城市水域的联系。另一方面，水上航运的繁盛虽在经济、文化层面快速推动了私园风格的转型，但对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在延续本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为基础性工作，仅从水运变迁的视角探讨武汉私园的历史发展特点，权作抛砖引玉，需进一步在史料发掘、案例扩充等方面认识武汉私园发展、变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