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变故乡：丽江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家”的归属与疏离研究

苏晓波

（俄勒冈大学地理系，美国俄勒冈州尤金 974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典型的流动特征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很多人成为反向移民，离开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选择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地居住至少6 个月，流行的落脚点包括云南大理古城、西藏拉萨，以及广西巴马等地。作为一种“跨地方”的存在，旅游地包含多种文化和多元群体，同时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旅游业带来的商业机会，以及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旅游移民类型繁多，包括劳工、返乡移民、企业主、退休以及第二居所等。本文主要关注生活方式型移民，迁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质量，甚至拥抱旅游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会从事旅游商业活动，包括经营客栈或咖啡馆等。不同于纯粹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移民，生活方式型移民常常想象甚至美化目的地为理想选择，认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表达个人主义精神和自我追求，甚至以“逃避”或者“乌托邦”来理想化所选择的目的地。逃避是对原有日常生活的否定，而乌托邦是将一种理想投射到目的地。因而，Thomas指出，以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型移民表达“对于现代快节奏物欲横流社会的不满”。

旅游地移民的研究一直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最早的文献之一可以追溯到1968年Schmitt以美国夏威夷为研究案例，发现就来源上来说，游客与旅游地的移民高度契合，但是从年龄和收入来说，二者代表不同的流动模式。2000 年，发表一期专刊，聚焦旅游与移民。在刊首语，Williams 和Hall 区分了旅游地两种主要的移民：劳动或者生产型移民，以及消费推动的移民。消费推动的移民包括第二居所、生活方式型移民以及退休养老移民等。随后，另外一种类型的旅游地移民，即生活方式型移民得到大量关注，主要的话题包括以生活方式为主导的旅游经营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与身体健康为主导的旅游经营模式。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旅游地的生活方式型移民，研究的话题包括社会互动、生存特征、融入当地的结构模式与影响等。王馨等研究云南丽江古城内包括生活方式型移民在内的旅游移民，认为他们的地方融入包括5 个维度，分别是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发展社会关系、接纳地方文化和建立地方情感。这些研究为理解旅游移民提供丰富的思路，揭示生活方式型移民融入当地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包括投资风险、经营成本以及社会交往等。但是，这些研究仅仅聚焦移民在目的地的社会与经济关系，没有将他们放在流动性的语境中思考其归属与疏离的互动。实际上，在他乡与故乡、此处与彼处之间，旅游移民的融入不是单向直接，而是呈现复杂多元的特质。另外，移民研究学者广泛关注跨国移民和国内移民“家”的营建，揭示移民在离开旧家与营建新家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复杂关系。作为生活方式的集合体，“家”能够为学者研究生活方式型移民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以“家”为出发点，探讨高压力快节奏都市生活背景下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的归属与疏离，研究案例地是云南丽江古城。作为热门的旅游地之一，云南丽江古城过去20 年经历了旅游快速发展，也吸引大约近10 万常住移民从事旅游业。其中一部分旅游移民不是以获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了远离大都市快速而高压力的生活方式，积极主动追求丽江的慢生活。同时，这些旅游移民积极参与旅游业，与同样来自大都市的中产阶层游客分享丽江慢生活，通过获取的利润来维持他们心仪的生活水平。在比较长期的居住生活过程中，这些移民认可自己作为“新本地人”的身份特征，对丽江古城形成归属感。随着他乡变故乡，丽江古城也成为旅游移民情感意义上的“家”。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旅游移民为什么选择丽江古城为新的落脚点？他们如何在丽江古城体验“在家”情感？在他乡转为故乡的过程中，旅游移民如何协商归属与疏离的关系？

在不同尺度下——身体、私人住宅、小区、城市以及国家，“家”包括不同的内涵。Blunt等提出“家-城”的视角，从而记录在城市中不同的家（homes in the city）以及城市作为家（the city as home）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超越家庭居住的认知，将“家”延伸到更加广泛的城市，这样就能够研究私人家居与公共城市两个相互关联尺度下时间与空间在日常生活中有机的存在。Blunt 等提出的分析方法出现在文献中，例如，Tang 等探讨中国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在与目的地城市以及老家的物质与社会环境不断互动过程中，构建一个跨越农村与城市边界的家。本文借鉴“家-城”视角，将旅游移民与“家”有关的实践放在整个丽江古城的范围内，探寻相关的空间、时间与社会性。核心观点就是迁移到旅游地，亲近自然，拥抱熟悉，成为很多人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则，目的就是避免“无家可归”的疏离环境，赋予时间和空间文化意义，从而找回“在家”情感。

1 中国文化语境下家的概念化

家不能等同于行政意义上的户口或者物质意义的住宅建筑。“家”是一个社会文化产物，包括对传统、根源、舒适等的想象，这种想象将“家”描绘成为关于延续和永恒的锚定，与日益疏远的都市社会和消费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定义代表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不是现实的映射，毕竟，Blunt 和Dowling 认为，“家”天然就具有理想化的特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文强调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是日常生活的枢纽。

本文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为出发点，构建中国语境下“家”的内涵，并且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有家”情感的缺失与追寻。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家”的想象与实践具有特别的社会文化根源。1947年，费孝通先生出版《乡土中国》，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指出乡土包含两个紧密相关的词汇。“土”是空间性特征的表达，狭义上是指土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广义上是指包括土地和山川河流在内的自然环境，土地（或者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乡村的载体，也为生活在这一地方的人提供生计保障。对于土地带来的约束，费孝通表示“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土除了束缚生计方式之外，还使得小范围的熟人社会和区域间相互隔离或者结合起来，构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个社会结构缺乏流动性和动态性。

“乡”是社会性特征的表达，指的是农业或者乡镇，就是相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一个乡的人口数量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同一年龄段从小开始共同成长，构建成为熟人社会。费孝通认为，血缘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血缘关系亲疏往往通过地域上的远近反映出来。在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限制下，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熟悉社会，也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是亲密血缘的社会，而寄居的陌生人很难融入，不被视为自己人。从社会关系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熟有生，形成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

除了社会性和空间性之外，费孝通也强调乡土中国的时间性，就是人的时间观念受到各种日常周期的影响，包括每天的日出日落、农业活动的春耕秋收、一年四季的寒暑交替等。这种以周期为中心的时间性构成中国文化的内核。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强调“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离不开自然。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乡下人的活动也围绕种地形成时间周期性。谈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认为，中国有24 个节气，普通人过日子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这种人与自然的协调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乡土是构成中国文化“在家”情感的基石，而理解这种情感，也需从空间性、时间性和社会性3个方面入手。第一，“在家”情感包含拥抱甚至融入大自然，在山水之间获得内心的平衡。以大自然为家不仅仅是乡土社会出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现实的考虑，也是文化想象的来源。例如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强调回归自然带来的身心愉悦，“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类似的诗句广泛存在于各个朝代，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精英在出仕为官和拥抱自然之间的纠结。回归自然不仅仅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远离朝堂政治的樊笼，拥抱乡土性，追寻心安的过程。“在家”并不仅仅是居有定所，更是心安自在。第二，亲近自然环境能够带来心安，而遵循自然周期则能够获得时间自在。乡土社会的时间典型特征恰恰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更替，按时劳作，时间是按照日、月、季以及年的自然周期性来定义。除了周期性之外，忙闲交替发生，时间利用不走极端。第三，“在家”情感建立在熟悉而安定的社会。费孝通强调熟悉对于乡土社会的重要性，“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同样，Agnes Heller 在回答“何处在家”这个问题时，认为熟悉是“家”情感最决定性的因素。在熟悉的环境里，人们相互认识并了解，建立相互信任，无需担心陌生人的侵扰，就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熟悉每一件物品和共同生活的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当熟悉的生活场景变得陌生，“在家”情感也逐步被侵蚀。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推动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在欧洲重新塑造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历史学家E. P.Thompson 认为，以时钟为代表的线性时间崛起，加上强制性实施的时间纪律，构成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结构，导致工人与劳动成果的疏离。这种疏离也相应地发生在社会文化领域。从工业革命以来，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人们远离以熟悉和归属为核心的农业文化根基，进入城市社会，忙碌工作，同时每天接触到陌生人，深受疏离和冷淡的侵扰。Berger 等指出，欧洲现代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无家的心灵”（homeless mind），“现代人饱受那种日益加深的无家可归感觉的折磨”。

在快速工业化的中国社会，消失的不仅仅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景观，也包括围绕大自然周期性构建的时间感，以及熟悉而稳定的社会纽带，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正在被侵蚀。缺乏空间、时间以及社会的锚定，工业化进程中的都市居民陷入“无家”困境——居有定所，甚至拥有多套房产，但是无法赋予自己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关系足够的文化意义。成伯清注意到，时间已经被抽象成为线性流动的坐标，均质且量化，目的就是与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精准和按时相匹配，资本积累的逻辑将时间与利润挂钩，抽象时间观背后就是劳动的抽象化。类似抽象化也发生在空间上，空间成为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载体，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提到“人的异化”。例如大都市的门禁社区不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而是陌生人的聚集，不相往来，互不关心；最近有关“996”或者“007”的讨论揭示大都市的高速运转和时间纪律，加班加点，导致个人时间屈服于资本逻辑，而不是遵循自然周期，结果就是失去对时间的控制；消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兴起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社会交往以交易为原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步解体，人们的归属感和亲密社会关系开始消失，慢慢失去“在家”情感，变得“无家可归”。这种无家可归不是财产上的居无定所，也不是流浪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失去包括熟悉、安全以及舒适自在的文化意义。尽管受现代化的深刻影响，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论断仍然具有意义，乡土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Blunt和Dowling 指出，“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有意被创造出来的。家的营建是一个创造并理解不同居住和归属形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物质元素，也有想象元素。因此，人们通过社会和情感关系营建家，也包括物质的营建，包括新的结构、物品和元素。”家的营建就是弱化疏离感，强化归属感。基于这种观点，本文强调“家”的实践包括3个方面，即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性，也对应乡土社会的自然周期、外部自然环境以及日常社会环境3个方面。接下来以丽江古城为例，分析旅游移民“家”的归属与疏离。

2 丽江古城

由于本文研究主观情感，所以本研究采用叙事（narrative）的质性研究方法，目的就是让被访谈者呈现情感、经验以及个人故事。叙事是深度沟通的手段，如Roland Barthes 所言，“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所有阶级、所有群体都有他们的叙事，叙事是跨国家、跨历史、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它就是生活本身。”叙事既是自我表达思考与情感的载体，也是社会互动的手段。叙事方法的先驱Clandinin 和Connelly认为，叙事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方法，揭示体验情感的结构性内涵，而研究者通过叙事描述人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体验。国内学者李晓博利用叙事研究来分析教室里的权力关系，指出叙事研究不仅仅是研究人员对参与者单向的研究，也需要利用自身的反思来体会故事中的情感特质。另外，叙事研究具有3个维度，包括时间、空间和人物。特定空间下，故事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反复切换，揭示个人与环境以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叙事研究方法能够让被访谈者思考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将抽象时间和抽象空间重构为个体迁移过程中的具象时间和具象空间，也就是强调主观意愿和个体体验。时间和空间的具象化是一种主观选择，也是一种嵌入主观感受的内部深描。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对丽江古城内以生活方式型移民进行的深度访谈。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就是被访谈人明确表示，在丽江古城赚钱不是首要目的，而是为了远离大都市的忙碌节奏和高压状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根据研究对象的陈述，再加上笔者多年在丽江古城调研的经历，可以辨别出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主要的两次调研均发生在新冠疫情发生前，2018年5月和2019年5月，另外于2020年11月进行短期回访，共计30天，访谈对象有30人，其中有一位被连续访谈3次。研究对象的来源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入住以休闲为卖点的客栈，访谈客栈老板或者管家，第二部分就是通过客栈老板介绍认识其他愿意接受访谈的移民。受访者绝大部分来自大都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等；年龄主要集中在30～40 岁，男性占60%；主要从事客栈民宿，也有部分经营咖啡馆、茶叶店、茶室以及书店等。本文以LM（lifestyle migrants）对受访谈者进行编号。

访谈一般进行1～1.5小时，在茶台边完成，轻松的氛围让受访者可以自在地分享个人经历。访谈的问题以“为什么来丽江”开始，让研究对象叙述迁移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展现大都市的高压紧张与丽江古城的闲散自在所产生的张力。每一个访谈基本在时间上（过去与现在）和空间上（原来居住地和丽江古城）来回摇摆。另外，被访谈者也会被追问“何处是你的家”，目的就是在陈述自己迁移过程中，能够重新思考归属与疏离并不是完全相互对立的状况，而是相互嵌入，时时刻刻影响“在家”情感。“在家”情感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集中被访谈人所提到的大量描述词，可以得出一些共性，包括“舒适”“安心”“快乐”“自在”等，但是每一个人对“在家”与“无家”的主观感受都不完全一样。数据的分析没有借助传统的编码技术，而是通过反复阅读叙事，体悟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逻辑，在一个个小事件的记录中探究从过去到现在、从他乡到故乡的时空脉络，从而厘清在快速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中个体的微观层面上家的归属与疏离。

3 远离大都市

在《逃避主义》一书中，段义孚强调快节奏和高压力是工业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化是逃避的愿望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自然是逃往的目的地。段义孚进一步指出，人们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经被人文化，赋予人类的价值观，是人文化的“小”自然，而不是原生态的“大”自然，毕竟后者代表一个模糊且不确定的外部世界，而人们期望的是清晰且可控的游乐场。丽江古城恰巧满足来自大都市旅游移民对自然的想象和体验，就像回到家一样。选择丽江代表选择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不是来自经济利益，而是来自追寻文化意义的需求。

远离大都市是受访者的一个共同主题。例如，LM02定居丽江后同时不断反思之前在北京的都市生活：“挣钱是为了好的生活，但为了挣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包括健康都赔进去了，那这算过的什么生活？所以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过一下自己想过的生活。”LM04 来自西安，之前从事音乐制作，开了一家小型的音乐工作室。在西安，LM04每天非常忙碌，工作压力巨大，而且饮食作息没有规律，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长时间从事这样的工作，精神和身体上出了很多状况，所以来这里（丽江古城）就是想要休息和疗养。那种每天城里的工作，14 个小时很正常，精神紊乱，生活规律错乱，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了。”西安的快节奏和高压力使得LM04 开始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也探寻远离的可能性。2014 年迁居到丽江，开始新的人生历程，在一家酒吧做音乐总监兼贝斯手。谈及自己的选择，LM04非常明确来丽江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音乐梦想，就是为了生活，修补疲劳身心。类似地，LM26 迁居丽江的原因就是向往某种生活方式：“那时候也还比较年轻，想过来尝试一下（丽江的）这种生活，给自己找另外的一种活法。”这些受访者强调，选择丽江作为落脚点的核心驱动因素是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屈从于外部强加的时间和空间纪律。

大都市的繁杂与丽江古城的简单形成的强烈对比也是另外一个核心要素。LM11 来自香港，2004 年第一次来丽江旅游，就对丽江一见钟情，然后回香港打包，开始到丽江定居，随后结婚生子，经营一家面向游客售卖民族风情与现代流行元素混搭服饰的小店。香港是LM11 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快节奏高压力让她无法心安，强调“香港的生活不适合我，就感觉生活压力太大”。同时，香港逼仄的居住环境和钢筋混凝土森林也让她感到焦虑，与丽江亲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提到“香港的房子很小的，在家里面就会很压抑，所以香港人基本上都往外跑，街上很多人，很拥挤”。在丽江呆了14年之久，LM11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香港，无法重新适应大都市的繁忙生活，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强调只要活着就不会离开丽江。丽江已经成为她的故乡，不仅仅是因为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也包括对丽江居住环境的认可。

除了居住环境的差异之外，社会环境的差异也是另外的因素。LM12 和丽江接触始于2011 年，开始在丽江一家孤儿院做高级义工，后来定居丽江古城，开办面向游客的书院，用获取的利润来维持团队的运作。谈及定居丽江前后的对比，LM12 强调变化很明显：“以前比较浮躁，就是名和利，人活着不就为了名利？跳不出这个圈子。到丽江之后，这种名利会淡薄，读书多了，有时间读书。北京，那是帝都，那种名利场，自己就像一个零部件一样，由不得你的。在丽江可以做回自己。”同样，LM05 在上海工作9 年时间，2015 年选择迁居丽江。谈及自己迁居的原因，LM05指出：“离开上海，我已经不想过那种生活了，不要节奏那么快，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和之前生活要不一样。在这边开个客栈很简单，就是打理一下，没有之前的工作那么复杂。”

远离都市，做回自己，享受简单，成为LM12、LM05以及其他受访者经常提到迁居丽江的动力，在丽江古城这个人文化的小自然，这些旅游移民期望能够获得心安，重新体验“在家”感觉。

在《焦虑的中国》一书中，Zhang指出，整个社会弥漫焦虑和烦躁，导致许多人出现心理疾病。作者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心理治疗来应对心理问题，期望建立新的自我，从而拥抱“理疗性社交”，就是通过心理治疗来重拾社会交往的信心。本文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受到焦虑与烦躁的困扰，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心理治疗，而是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告别大都市的生活，改变时空节奏，选择定居丽江，开始新的旅程，目的也是为了找回自我，获得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自主性。LM09之前在无锡的一家世界500 强中国公司工作。2005 年第一次到丽江旅游，随后每年都会到访丽江，2011 年，辞掉工作，到丽江古城定居。在无锡工作期间，快节奏和高压力已经让LM09 身心俱疲，甚至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认真思考之后，他迁移到丽江开始进行自我治疗。LM09 描述自己的经历：“决定抽离出自己之后，就是把那个全部去掉之后，来这边（丽江）大概有一到两年时间，慢慢地这个抑郁症就完全没有了，就自然地消失。”在2010 年左右，心理疾病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广泛认知的情况下，LM09 选择自救，在丽江改变自己的时空轨迹，通过品茶、看书以及其他轻松的活动来恢复疗养。只有从抑郁症完全走出来，LM09 才能轻松地描述远离无锡常居丽江的经历。

丽江成为心仪的目的地，除了自然环境（舒适的气候，优良的空气质量，以及充足的阳光）外，更重要原因就是一直具有不同于现代都市的生活氛围。从1941 年到1949 年，苏联探险家和作家顾彼得居住在丽江坝子，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记录他在丽江古城及周边的生活场景：“在丽江，时间的观念和西方的完全不同。在欧洲，尤其在美国，大部分时间花在赚钱上，不是为了维持已够体面的生活，而是为了积累更多的安逸奢华。……他如此忙碌以致完全没有闲暇。……在上苍赐福的丽江坝，忙得没有时间领略一切美好事物的说法不是实情。人们有时间享受美好的事物，如街上的生意人会停下买卖欣赏一丛玫瑰花，或凝视一会清澈的溪流水底。”80多年前，顾彼得就观察到丽江古城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时空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仅让他自己享受闲暇，亲近自然，也让他对丽江坝子产生强烈的认同。过去20年，丽江古城深受过分商业化的诟病，大街小巷密布各种店铺和客栈，使得古城成为没有顶棚的繁华商业区，而商铺的高租金和旅游的高流动性也导致层出不穷的欺诈游客事件，严重影响丽江古城的声誉。从获取利润的角度而言，丽江古城同旅游移民所要远离的大都市并无二致。但是扎根于丽江坝子的传统生活氛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口的置换发生根本性变化。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性的古城所特有的时空逻辑，使得顾彼得所留念的“悠闲时光”继续存在，也吸引更多旅游移民来体验悠闲，以此为家，追寻心安，在商业利益与生活方式之间求得平衡。

4 家的复杂情感：归属与疏离

对丽江古城的旅游移民来说，已经远离的原籍故乡成为无法回去的记忆，而在大都市拥有房产并不能保证他们拥有“在家”情感，而丽江已慢慢成为新的故乡。本节从空间、时间与社会3个方面探讨旅游移民对丽江的归属与疏离相互纠结的复杂情感。

4.1 家的空间性

亲近自然就是丽江古城最核心的空间特征。这种亲近包括两个维度，院落建筑构成的居住空间和街巷河流构成的公共空间。丽江民居是一种“合院式住宅”，基本构成单元包括正房、厢房、倒座、过厅、独立式门楼以及围墙（含照壁）。不同于大都市门禁社区里完全向内封闭的居住模式，丽江古城的院落让居民既可以亲近自然，享受自在和舒适，也可在这个半公共的空间里招待亲朋好友。丽江的院落建筑为旅游移民提供居家就可以亲近自然的机会。在院子里仰望天空，晒着太阳，听着院外流水声，与大都市逼仄的居住空间和钢筋混凝土形成巨大的反差。问及丽江与大都市的差异，LM10提出自己的解释：“在这里太阳很舒服，满院子的花草，大城市除了去公园，去哪里都没有这样的。这里整个楼层都不高，不会让人觉得压抑，大城市都是见缝插针，不可能留一块空地花园给人们休闲放松。所以，在丽江还是比较舒服。”LM05 提及自己的日常轨迹：“我经常一个人在里面的小院，喝着茶、晒着太阳，一坐就是一天。这个是放空，什么都思考，一天也没思考很多东西。”同样，LM27觉得悠闲地待在院子里是最舒服的状态，“我表面上看起来很活泼，但是很喜欢安静，今天我差不多在院子待了有3个小时，放点音乐，自己躺在躺椅上面发发呆，看看天空的白云，思考一下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很享受这个状态。”“家”不仅仅是砖瓦，也包括更多的自然元素，例如小院、太阳、花草、白云等，共同构成日常居住空间。这种居住空间不是封闭而内在的，而是开放且外延的。在这个空间里，业主和他们的朋友们共同分享家的舒适。这种分享在客栈的表现尤其明显，游客也可以在院子里从事类似的活动。

除了以院子为核心的居住空间外，丽江古城的街巷也是旅游移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是丽江大研古城的一大特色，位于城北的黑龙潭为古城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双石桥处被分为东、中、西三条支流，各支流再分为细流，形成主街傍河、小巷临水、跨水筑楼的景象。街道与水结合，扩大了人的视线范围。固定介质的街面和流动介质的水面相互融合，河流与街道的过渡空间变得模糊，界线软化，构成建成环境里面舒适的亲水空间。LM28 认为丽江古城“整体的城市氛围很好，很放松，很悠闲”。花草和流水构成的自然环境让LM28 觉得爽心悦目。LM29 指出丽江的空气太好了，这种“好”尤其体现在与上海的强烈对比，“因为上海空气污染很严重，我从美国回到上海，老是生病，空气污染很严重，特别地吵，生活环境不太优质”。LM24 每天的锻炼就是在古城里闲逛，在熙熙攘攘的游客流中保持内心的宁静：“我特别享受走在古城那种感觉，不论是早晨没人，还是晚上有人的时候，溜达一圈，我的路线就是从大水车后边那条路上山，走文昌宫，要不就从关门口下来，要不就从那边再转下来。”

日常起居（院落式建筑、古城街巷、河流以及自然环境）构成家的空间特质，让旅游移民形成归属感，但是此处与彼处的纠结也会让旅游移民难以心安。例如，LM03 刚开始主要是看中丽江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后来慢慢喜欢上丽江，喜欢丽江的生活环境，也在丽江买房置业，整个小家庭也在丽江，女儿正在上小学，但是计划让她回老家上中学，除了福建那边的教育质量更高外，更多的是培养女儿的乡土情结。谈及福建老家，LM03 指出“在福建，我的心是定的，好像很平稳，就是我的家，在这边，家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老家就是根，这边就是居所、住的地方，（而）老家哪怕我住得少，哪怕我住一星期，但就是家的感觉。”有根的老家和无根的浮萍形成强烈的反差，代表了LM03 在他乡与故乡之间的纠结。但是，这种“家”的感觉只存在于LM03 的想象当中，长期在丽江居住生活导致他已经很难适应福建的气候，“我们已经融入丽江，已经很了解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改变的。2016 年6 月我回去（福建）一趟待了5 天我马上就想走，很热很难受，受不了”。这种融入也伴随着疏离，正如LM03一直认为自己是外地人，或者是半个丽江人，强调“归属感永远没有，虽然有老乡有亲戚，但是永远有那种举目无亲的感觉”。为此，他把女儿送回福建老家上学，目的就是从小培养孩子的老家情结。

在高流动性社会里，此处与彼处的互动形成复杂的情感，不是单一的归属或者疏离，而是糅杂的爱恨交织。Kaika认为，流动性语境下，人们很难赋予短暂停留的空间有价值的文化意义，也就很难发展出归属感，疏离不可避免地成为常见的存在方式。同样，探讨家的多重含义，Blunt 和Varley 指出家就是同时包含归属与疏离、亲密与暴力，以及愿望与忧虑等各种对立情感的集合体。旅游移民对于丽江古城空间特征的熟悉也伴随着“举目无亲”的感觉，加深归属与疏离的糅杂情感。

4.2 家的时间性

丽江古城最大的时间特征就是悠闲与缓慢，正如顾彼得所记录：“美丽的丽江坝，那时仍然未被复杂的事物和现代生活的匆忙所触动，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遵循自然的周期性，或者用被访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睡到自然醒”。LM09对于丽江时间有自己的理解。在无锡工作的时候，每天至少有200～300 个电话，到了丽江之后，一个月收到的正常电话不超过30个。更重要的是，在丽江LM09 可以随着自己身体的需要来利用时间，而不是屈服于公司的严格作息表。“我早上起床之后，可能会自己弄点早餐。几点？不知道，随机而已。晚上睡觉，尽量看自己的状态是什么，看身体，就是你身体需要睡就去睡觉，干嘛非得逼着自己去睡呢，自然就行，对吧？”在丽江，LM09 和他的太太经营一家咖啡馆，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店开始帮助经营，有生意就招呼客人，没生意就看书喝茶，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关门。LM06迁居丽江后同她的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带咖啡馆的客栈，对比来丽江前后的生活节奏，指出：“以前早上在家5 点多就要起床，7点半就要上班，还要弄两个孩子起床、吃饭，然后自己去上班，那个带小跑的，都是快节奏。到丽江后，我好像就没有10点之前起过床的时候。睡到自然醒。”LM26已经在丽江居住了15年，是整个调研过程中在丽江居留时间最长的移民之一。在广州上班是996模式，在丽江是自由散漫，睡到自然醒。

这些受访者无一例外都提到丽江生活意味着不用屈从于工业时代的时间纪律，时间上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体验悠闲。正如LM03指出：“在丽江就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你问我星期六星期天我不知道，你问我几月我可能知道，几号我就不知道”。这种忘记时间也印证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到的“土气”特色，包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时间缓慢地流动，农闲时期乡下人聚集唠嗑等。探讨丽江古城慢生活的时间特征，黄清燕等认为，度假者所寻求的是“区别于都市里高速推进的生活方式，慢活镶嵌其中，并在实践中展演为无序性、非理性的时间管理过程”。区别于这种“无序性、非理性”的时间管理认知，笔者认为，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时间管理遵照大自然的时间周期性，远离甚至抵抗大都市“高速”运行逻辑，目的就是避免自己的时间成为资本积累的要素，也避免“无家可归”的侵扰，在缓慢与悠闲中发展对丽江古城的归属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移民也打造丽江慢生活方式来吸引同样受到快节奏忙碌日程困扰的大都市游客，结果就是生活方式成为丽江古城的一大卖点。

如果把当下的时间拉到更广的视角，旅游移民的疏离感就会清楚展示出来。时间上的疏离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丽江古城过去经历的缺失，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自香港的LM11认为，丽江始终不是自己的地方，没有一种根的感觉。问及为什么，LM11指出，主要的原因就是她不是在丽江出生成长，结果就是没有能够拥有儿时伙伴这种亲密关系，也缺乏与生俱来的熟悉感。正如费孝通解释，乡土社会的熟悉感来源于对某一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固有的了解，“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对于移民来说，这种儿时的熟悉已经无法弥补，时间上的阻隔不可避免地产生疏离感，

如果过去经验的缺失是一种客观事实，不确定的未来则让旅游移民纠结。LM08 在古城开咖啡馆，刚开始不习惯丽江的食物口味，花了两年时间才适应，也非常喜欢丽江的气候和慢生活。对于老家阳朔和丽江，LM08毫不掩饰对后者的喜爱，丽江是自己的新家乡，而阳朔已经成为记忆。对于未来，LM08希望去其他地方继续从事咖啡经营，尤其是去东部的大都市，包括上海，目的就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咖啡手艺和经营水平。LM08解释未来的打算：“做咖啡20来年了，遇到老外总会说你的咖啡很好喝。想去更好的城市对比自己的咖啡，看能得到多少分。人生不要有遗憾吧，会选择去浙江一带，想去竞争大的城市，才能更好表现出你的咖啡好坏，可能会去上海，外企多，喝咖啡的人更多，懂咖啡的人也会更多。”如果说LM08期望迁居东部大都市来实现职业梦想，还有很多旅游移民则担忧未来是否能够适应大都市的高压力快节奏生活。尽管他们认为此时此刻丽江是新的故乡，但是也明白迟早会离开，担心以后的生活。LM05认为，“人在丽江待太久就废了，就没有斗志，真的就是这样，给放回大城市就生活不了”。对于大都市，他觉得游玩可以，但是无法适应快节奏的忙碌生活。在丽江培养出来对时间的钝感让这些旅游移民虽然觉得舒适自在，但又担心消磨斗志，无法适应下一站的激烈竞争。

4.3 家的社会性

“家”是社会交往的场所，这种社会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来维持。不管受访者强调在丽江古城的生活如何简单，社会交往如何平淡，还是会认识游客，结交朋友。例如，LM07每天的生活简单而且自然，没有外部压力或者KPI考核，服务好客人后就是和古城内其他朋友聊天。LM09强调自己在丽江的交际圈非常简单，和朋友的交往是非功利的，以舒服和简单为主，有时会组团去丽江周围的地方旅游，也经常在自家的咖啡馆和游客交流沟通，分享自己的感悟，获取新的信息。LM03 描述自己生意之外的社会交往：“喝茶、聊天，有时候会见一下朋友串一下门这样子，偶尔会聚在一起说去哪个地方，束河、玉龙雪山或者香格里拉，玩一两天再回来。”

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和自在的社会交往是一种主动选择。LM13毫不掩饰对丽江古城的热爱与归属，强调在丽江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简单悠闲。“不喜欢大城市的那种生活，不是说不好，是适应不了，也有些人很享受大城市的快节奏。但我们来说可能就一直在丽江，就是归属感，一日三餐，能有地方住，然后也不求积累多少财富，生活过得简单一点。在丽江想复杂都很难，而且没人会比我们的衣服什么牌子什么包啊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是大城市的社交的基本条件。”这种自在与简单也体现在LM12 对着装的评价，指出“丽江这里，你会发现在大城市西装革履，非常商务的服饰是格格不入的。相反你穿点奇装异服，感觉到还挺般配。就是能回归到本来面目的。”在这个由游客和移民构成的高度流动空间，“在家”情感就是能够穿自己想穿的服饰，而不用担忧他人的白眼和指责，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自在地表现自我。大都市的品牌攀比与炫耀性消费在丽江古城旅游移民圈子失去一些魔力，结果就是LM12 和LM10，以及其他的被访谈者，都明确表示可以在古城内放下攀比，回归简单。

在古城经营客栈，为游客营造一种“在家”感觉也是重构社会关系和吸引住客的手段。LM06描述日常社会交往就是白天和游客一起喝茶，晚上和朋友一起喝酒。从哈尔滨来了丽江之后，LM06 才开始习惯喝茶，强调在东北没人喝茶，都是喝酒。除了喝茶之外，LM06也会不定期在客栈举办家宴，邀请居住的游客一起吃饭聊天。“有时候会把客人聚在一起在家里吃饭，就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不仅仅是自己，也想给客人提供一个家的感觉。”喝酒是一种东北人习惯的延续，是在丽江这个“他乡”维系熟人社会的手段；喝茶是融入古城社区的活动，也是一种经营手段，为游客营造舒适放松的消费空间。当丽江变成故乡，喝茶与喝酒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体现在LM06 的日常生活中，既给游客一种家的感觉，也重新构建她自己的“在家”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基于她在古城内拥有房产或者丽江户籍，而是通过社会交往打造熟悉场景。

喝茶已经成为丽江古城居家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在家”情感，也是很多旅游业主，尤其是客栈业主，维系客户关系的核心手段。喝茶不仅仅是喝，也是花时间在一起，慢下来做一件不涉及直接商业交易的社交活动。对于茶与友情，LM16强调喝茶是交朋友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朋友有一泡好茶，会约着大家一起来品。”LM27也提到喝茶，“从早上我们9点、10点钟起床，一直喝到晚上，不停地喝都能喝得下去。其实后面你突然发现之后，今天我怎么喝了这么多水，怎么装得下，就装下了，这就是习惯，只要别人不停给你倒茶，你就会不停地接着茶杯。”在高速运转的商业社会，快消产品成为主流，很多人在自己的家里无暇静心品茶；在丽江，业主和游客开始习惯慢下来喝茶消磨时间，茶台很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客栈，业主营造一种“在家”喝茶的氛围。正如LM26指出，“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陌生。也坐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好像认识了好久的朋友。”这种一群人围坐喝茶，没有太多利益关系，就是闲扯侃大山，正是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农闲时节乡人互相串门唠嗑，一起消磨时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乡土社会的唠嗑是熟人的交流，而丽江的喝茶很多时候是陌生人的萍水相逢，但无法建立稳固的地缘关系。

丽江本地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些旅游移民无法长期扎根的因素。LM05很好地表达了旅游移民的归属与疏离：“我认为我就是本地的，面对的游客居多，我们也会被当做是本地人。但是我不会把自己当丽江人，这边孩子没法上学，教育医疗太差了。我家人现在都在丽江，但我也不会把这当一个长久的家，毕竟教育什么太差，只是一个度假的场所。”相对游客而言，旅游移民拥有丰富的本地知识，清楚了解丽江古城及周边的吃喝玩乐，这种本地知识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本地人。本地人不等同于丽江人，前者是自我认同，后者是客观存在，前者代表归属，后者代表身份，一起构成旅游移民对丽江古城的双重情感。相对于大都市的医疗和教育水平，丽江更加不容易让旅游移民生根落地。谈及未来的打算，LM05 表示：“我坚定地不会在这边长久地生活，教育医疗吃的穿的都很落后，我之后还是会去东北，开个小咖啡厅，偶尔过来玩玩，生活还是要回那边。”对于LM05，丽江作为故乡是当下的生活状态，这种“在家”情节是体验式，或者说LM05在丽江永远处于一种度假模式，一旦LM05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开始厌倦，就会毅然离开丽江。

除此之外，外来移民群体和丽江本地社会存在的隔阂也导致前者选择有限融入。除了出租房产和业务合作的经济关系外，旅游移民很少与丽江本地人发展朋友关系，熟人圈一般限定于外来经商者，而丽江本地人的社交活动（俗称划賨）也绝少邀请旅游移民参加。另外，古城是移民的生活玩耍空间，新城是本地人娱乐休闲的地方，界线明晰，相互很少跨界。Su和Chen详细描述了这两类群体的隔离，强调旅游移民的经营活动脱嵌于本地社会，而一旦发生商业纠纷，外来移民无法有效应对本地人构建的高度熟悉和紧密的社会关系网，常常处于劣势，进一步加深移民的疏离感。

徐红罡和合作者研究云南大理古城的生活方式型移民，发现这些移民将个人爱好与旅游经营相结合，尽量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同时，他们基于共同兴趣爱好，构建移民内部的熟人社会，这种熟悉并不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交往，而是为了度过闲暇时光，一起玩，从而获得生活的乐趣。在大理古城的这一高流动旅游空间，新移民经常加入，而老移民随时离开，导致移民群体一直保持着一种流动的状态，一直在路上，在来源地与大理之间往返。这种移民的熟人社会和高流动性同样在丽江古城发生，揭示旅游目的地生活方式型移民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不同于费孝通所描述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个体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信任，而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熟人社会是由一群熟悉的陌生人共同构建，不问过去，只求现在，目的就是在高流动的语境下维持“在家”情感的诉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传统的旅游研究中，家一直被视为一个地理背景，是旅游开始和结束的参考点。长久以来，旅游研究只研究“离家”的行程，认为旅游地发生的生产与消费与“家”无关，结果就是此处与彼处的社会经济联系可能被割裂。本文发现在“无家”和“在家”、归属与疏离之间，丽江古城的旅游移民在频繁迁移过程中创建着“中间”（in-between）的生存体验与状态，既不完全属于此处，也不完全属于彼处，形成流动而多样的身份特征。这种“中间”状态投射在丽江古城上，揭示了王宁提到的现代性自相矛盾。Veijola 指出，当下西方社会的新潮流就是工作生活越来越像游客模式，基本上围绕信息、沟通、接待以及体验。一方面，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体验经济成为核心活动，导致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话题都需要旅游学者们将“旅游”与“家”联立起来分析。

第二，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对家的诉求目的是避免无家可归的窘境，持续保持并体验“有家”情感。本文借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构建中国语境下“家”的内涵，并且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有家”情感的缺失与追寻。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家的营建融合在一起，构建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存在，从而揭示流动现代性的爱恨交织。正如Bauman 强调，“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里，旅游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具有人情味的躁动形式。”丽江古城的旅游移民是引领这种躁动生活方式的先行者，探讨在他乡成为故乡这个不断变化过程中他们如何协商归属与疏离，可以深刻揭示当代中国流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丽江古城为案例地研究旅游移民“家”的想象与实践，试图从时间、空间与社会三重维度理解移民在旅游地如何体验“在家”情感，进一步探究他们对丽江古城的归属与疏离。研究发现，旅游移民主动远离大都市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选择丽江古城作为新的落脚点，改变之前的时空节奏，体验简单而悠闲的生活，找回“在家”的感觉，旅游地特有的流动性和跨地方性也促使旅游移民形成归属与疏离的复杂意义。通过研究，具体获得以下结论。

（1）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人们觉得“无家可归”，一部人选择旅游地回归自然，逃避甚至抵触大都市生活，期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还有部分人通过移居他地来疗养，恢复身心健康。旅游地成为优选的移居目的地，除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旅游商业机会之外，与大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核心吸引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旅游移民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主动选择，代表移民流动的新方式。

（2）旅游地“家”的实践包括3个方面：从空间上来说，“家”既包括内外兼备的居住环境，包括院落和卧室为主的建成环境，也包括阳光、空气、花草等自然环境，除此之外，整个古城也是“家”的一部分，小桥流水街巷都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从时间上来说，遵循自然的时间周期，以悠闲和慢活为核心，从而将时间从资本积累的线性模式下解放出来，赋予社会文化意义；从社会关系来说，旅游移民维持一定的社会交往，参与古城内移民熟人社会的构建，形成熟悉但是保持一定距离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通过喝茶、聊天以及聚餐来拓展社会与经济关系。

（3）在他乡与故乡之间，旅游移民对丽江古城发展出归属与疏离的双重情感特征。归属感来自热爱丽江古城和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并且形成深深的地方与社会依恋。而疏离感不仅仅是一般移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排斥、生活压力、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等，也来自对老家或者“他处”的向往。毕竟，家代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根源，而无法回去的“老家”与舒适自在的“新家”是流动世界中的人们寻根问源旅行过程中的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丽江古城是城市化的乡土社会，是旅游商业世界里的香格里拉。在丽江，旅游移民的归属感受到多重因素的侵蚀，疏离感时时存在。一旦将“家”放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维度下，旅游移民的疏离感也是无处不在，关于过去、未来、老家以及新的发展机会等，都会让旅游移民在享受当下生活方式的同时，不得不继续思考何处为家这个话题。

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旅游与家的关系。第一，旅游是一种逃避旅程，是逃避惯常生活时间空间轨迹的经历。段义孚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逃避的地方不是完全原生态的大自然，经过改造后适应人类生活的人造自然。本文认为，后者是“小自然”，是生活方式型移民把乌托邦的理想投射于特定场所后营建的人文化自然，专门用于逃避大都市的高压力与快节奏，为自己也为游客从时间、空间与社会三重维度来重新打造“在家”体验。正如段义孚强调，人从自然逃出来，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改造整个世界之后，又开始一段回到自然的旅程。原生态的大自然已经触不可及，而人文化的“小自然”成为人与自然妥协的产物，既可以亲近自然，寻找心安，又可以避免“无家可归”的困扰。旅游是一段回到自然的旅程，而旅游地代表人文化的自然，商业化的“诗意栖居”，让人回家，回到自然的怀抱，这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另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步解体，但是乡土社会所蕴含的“在家”特征，包括亲近自然，顺应自然周期，构建熟悉圈子，赋予时间和空间社会意义等在现代流动的语境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旅游与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丽江古城旅游移民所构建的“家”就是这种共同体的现实反映。在流动性的语境下，“家”经历不断的变化，而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Bauman 提醒我们，“没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是从某地而来，流向其他地方。所有的家都是在旅行途中的客栈。”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人们徘徊于此处与彼处之间，或者他乡与故乡之间，协商归属与疏离的情感。也许，旅游本身代表了这种“在中间”的生活状态，而现实的家就是停留的驿站，理想的家成为游客一直追寻但又寻而不得的目的地。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家的营建融合在一起，构建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存在，从而揭示流动现代性的爱恨交织。旅游学者探讨旅游与家的辩证关系能够深刻揭示现代性的矛盾属性，为流动现代性的研究做出批判性的贡献。

: 感谢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和西安外国语大学黄清燕、广州大学陈丽坤以及魏雷等学者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