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转型方向
——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曹章露，谭玉松，赵 贺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241)

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典型化事实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通用性技术，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带动作用，是推动生产模式与企业形态转变，促进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动力。我国是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高地，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1—2020》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高性能计算机的出现，促使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而在2011年之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深入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应用范围与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从科技创新能力上看，在2013—2015年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大量涌现，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国，在过去十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申请量的74.7%，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大国。

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等同于传统的自动化技术，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涵盖了诸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工程、信息检索与推荐、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机器人、数据挖掘、人机交互、可视化和其他外延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的经营运作产生多方面冲击。以广泛受到关注的机器人技术为例，大量前沿研究指出工业机器人应用会直接导致企业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减少，而又会间接通过生产率效应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改变企业对不同技能劳动的需求结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指出自动化领域的投资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明显的资本偏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倘若购买智能化设备获得的回报高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则企业会有动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设备改造与升级。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也未能厘清人工智能技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机制。

本文利用网络爬虫和文本分析方法获取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并结合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探究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在企业主感知差异化情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异质性。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利用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和企业层面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是否推动了企业转型，同时考察企业是否会朝要素节约和技术升级的方向升级；第二，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规模扩张和投资结构调整方面，探究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第三，考察在企业家营商环境感知、宏观经济风险预期和个人综合地位认同等差异化情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企业转型的异质性。

二、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企业转型方向的文献综述与假说

转型升级是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形势变化或新技术冲击时，所采取的自适应性战略转变。现有文献多从劳动力成本、创新能力、国际贸易、融资约束、环境规制和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探讨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也有文献关注企业如何向数字化与绿色化方向转型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企业转型的作用。事实上，技术进步始终是驱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如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技术与工艺创新等均能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具备基础性和革命性的新兴技术，更易于倒逼企业朝数字化或智能化方向转型。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极具革命性的尖端技术，与大数据、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正不断应用到企业生产、营销和研发等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传统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将面临重塑挑战。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机器替代了大量的手工劳动者，引发了生产率的跨越式提升，改变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模式。与历次技术革命相比，制造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更为明显，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渗透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各个环节，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改造。例如，包含多种视觉、触觉等人工智能传感技术的焊接机器人可以完成精度高、工作环境较差的焊接过程，减少了企业对专业焊接人才的需求。而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其他铸造、切割等环节，自动控制下的机器人能够比人工更为高效和精确地完成相应的工序。对于企业的仓储物流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图像识别、无人驾驶、智能避障与导航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企业不需要在技术水平低且重复性高的产品包装、运输和储存等环节耗费大量的人力，产品的全程自主智能化拣选、搬运和装卸使得企业柔性生产水平和运营效率不断提升。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制造的关键，使企业从传统的自动化生产转为智能化生产，实现了生产模式与技术范式的转变。同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投资智能化设备和引入智能化技术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外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和企业内在智能化选择均可能诱致企业转型行为。肖静华等认为智能制造实现了技术与管理的深度融合，企业依托智能制造则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变革。对于服务业而言，智能化技术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便利的服务。如张一林等研究表明银行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析大量企业经营活动数据，精准把控企业风险，实时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推动银行服务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1：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引导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效应会促进企业向成本节约方向转型。劳动力作为一种传统生产要素，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投入，而随着劳动工资的不断上涨，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恰好能够大规模替代劳动力完成常规性、重复性的岗位任务，制造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生产设备，从而大幅节约生产成本。服务类企业则可能通过智能化的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流程互联互通以及智能决策优势，精准预测和研判客户需求，极大地降低企业搜寻成本，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规模扩张效应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层面的渗透，减少了大量的劳动成本负担，同时岗位的生产效率与任务完成的精准程度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在资金和效率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企业更具动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且进一步借助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结构调整效应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传统企业生产模式下，企业投资于研发领域往往面临较高的风险，导致企业通常缺乏创新投资动力。技术变革对于企业投资结构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高的产出，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更高资本回报率背景下，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新产品研发或者产品的工艺改造与技术升级。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也会提高创新效率和降低企业创新投资风险，例如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企业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式模拟不同的产品研发方案，并且尽可能地探寻产品创新的边界，以及通过深度学习、智能算法和人机交互协作方式加快产品创新质量与速率，从而提高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2：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劳动替代效应、生产规模扩张效应和投资结构调整效应影响企业转型。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构建如下线性概率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的影响：

coptrans=lnw_a+X+Z+ρ+δ+ε

基于KBE的施工升降机导轨架快速设计系统的结构如图2，主要分为四层，分别是设计知识资源层，设计系统层，集成平台层和用户界面层。设计知识资源层主要是施工升降机导轨架的知识库，包括实例库、数据库和规则库。设计系统层是施工升降机导轨架系统的开发工具，是设计实例模型的核心、知识驱动的动力载体和系统实现运行的中流支柱。集成平台层实现以NX软件为平台，将其他的系统集成到NX平台中，方便系统操作。用户界面层将用户分为知识领域专家、设计人员和系统管理人员，知识领域专家负责将设计过程中的知识进行知识表示，不断扩充知识库；设计人员通过交互界面使用系统，辅助整个设计任务的完成；系统管理员负责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营。

(1)

其中，coptrans为二元变量，表示地区p行业j的企业i在2015年是否做出了转型，“coptrans=1”表示企业进行了转型，“coptrans=0”表示企业未进行转型。lnw_a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层面的渗透程度；X是企业和企业家层面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净资产、员工工资、营业收入、新增投资额、政府对本企业的干预程度、本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易度、企业家年龄、受教育水平和性别；Z是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平均工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ρ是地区固定效应，δ是行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企业转型升级。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在2016年首次针对企业转型设计了相关问题，问卷调查了企业在2015年是否作出了重要转型，并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调查了企业在提升技术(转产高端产品、减轻污染等)、降低成本(减少用工成本、原料成本等)等具体转型方向问题，每个方向回答者需要填写“是”和“否”两种选择。本文据此首先构造企业转型二元变量，当企业没有进行任何重要转型时取值为0，反之作出其中任意一种转型则取值为1。其次本文根据具体转型方向构建二元变量，当企业在该种转型方向下选择为“是”时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本文通过爬虫和文本抓取方式在万方专利数据库获取了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为了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应，进一步根据申请人的地理位置先汇总到地区层面，作为地区层面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了考察企业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对企业转型的影响，本文参考王永钦和董雯的思路，以私营企业劳动力数量与地区私营企业劳动力数量中位数的比值作为权重，将地区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分解至企业层面。

私营企业的转型决策还会受到来自企业、企业家以及地区经济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三方面加入一系列重要控制变量。第一，对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规模，利用企业的净资产总额的对数值衡量；劳动成本，利用企业当年支付员工的工资与奖金总额的对数值衡量；企业收入，利用企业当年营业收入衡量；投资总额，利用企业当年新增投资总额衡量；政府干预，利用企业家关于地方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五级评价衡量；贷款难易度，利用企业家关于本企业从银行贷款难易程度的五级评价衡量。第二，对于企业家层面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家的年龄，通过企业家出生日期计算获得；性别，为二元变量，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受教育程度，利用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度量，初中及以下赋值为1、高中/职高/中专/技校赋值为2、大专赋值为3、本科(含双学士)赋值为4、硕士赋值为5、博士赋值为6。第三，对于地区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利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衡量；企业总量，根据天眼查数据库按地区汇总得到地区层面登记在册的企业总数；产业结构，利用地区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地区平均工资，利用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企业层面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CPES)数据库，该调查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自199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该数据库抽样调查的总原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按一定比例(0.03%—0.05% 左右，每次的比例根据调查经费的不同有所差别)进行多阶段抽样，2016年是目前最新公开可申请的数据年份。数据库使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更加严格的目录抽样和执行督促，具有更优的代表性。本文在数据选取方面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由于西藏地区样本缺失较多且数量较少，因此本文保留了除西藏地区外的其余30个省、市和自治区；其次，本文剔除了行业信息缺失或不明的样本，保留了农林牧渔、采矿、制造等其余14个行业；最后，剔除了回归模型中各变量有缺失或明显失真的观测值。地区人工智能专利数据通过网络爬虫和文本分析方法获取自万方专利数据库，机器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地区企业总量来自天眼查数据库，地区市场化程度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其余的地区经济变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企业转型方向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计量模型(1)，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列(1)是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转型行为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转型概率，且线性概率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即为边际效应，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每提高1%，企业转型概率将提高约3%。列(2)—(4)是依次加入企业层面、企业家层面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且系数值变动较小，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转型具有稳定且显著的正向作用。由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因此本文还使用probit模型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如列(5)所示。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转型之间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此时的回归系数并非其边际效应，为了与线性概率模型的结果相比较，本文进而计算了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如列(6)所示，对比probit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二者结果较为相似。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说1，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以上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企业转型，那么企业向何种方向转型？人工智能技术诱致企业转型是否存在方向偏好？为此，本文利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关于企业转型具体方向的相关问题构造二元变量。具体而言，根据企业向要素节约和技术升级两个方向的转型行为构建二元转型方向变量，当回答者选择“是”时取值为1，选择“否”时取值为0。同时，依据企业问卷数据构建企业在区位迁移和其他方向上转型行为的二元变量，以此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转型方向的偏好。列(7)和(8)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朝技术创新与要素节约方向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根据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诱致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转型的概率最高，其次则是朝要素节约方向转型。列(9)的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区位转移具有正向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列(10)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朝其他方向转型具有正向作用，但同样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不会引导企业朝其他方向转型。结合上述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诱致私营企业转型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方向偏好，主要推动企业向技术创新和要素节约方向转型升级。

(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从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和地区经济因素三个方面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地区和行业特征，尽可能地规避了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和企业转型之间仍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企业转型的同时，企业转型所催生的智能化技术需求也可能进一步激励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而反向因果问题的存在会导致本文基准模型部分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对此，本文通过寻找工具变量并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干扰。具体而言，本文利用IFR公布的美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并采用巴蒂克工具变量方法，构造中国私营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作为本文工具变量，具体计算方法为：

(2)

(3)

公式(2)中p_robotw表示p省份j行业的私营企业i的机器人渗透度，coplabor为p省份j行业的私营企业i雇佣的劳动力数量，median_coplabor为省份p私营企业劳动力数量的中位数。average_robot为省份p机器人渗透度的均值，由公式(3)计算得出。公式(3)中amrobot为城市c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labor表示城市c当年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二者的比值表示城市c的机器人渗透度。L表示城市c中j行业的从业人数占全国该行业总从业人数份额，amrobot为IFR提供的美国j行业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由于中国统计体系中的行业分类标准与IFR的行业分类(ISIC)不完全一致，我们按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分城市分行业就业数据，对照IFR所提供的大类行业进行归并处理。

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工业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重要表现之一。陈媛媛等认为工业机器人科技前沿作为工具变量可以剥离影响本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混杂因素，王永钦和董雯认为美国工业机器人发展趋势与中国同期相比也是较为相近的，因此，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相关技术发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美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本土企业的转型，而仅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方式影响企业转型决策。因此，本文所用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使用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列(1)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企业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回归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相近。同时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工业机器人(p_robotw)对中国企业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均大于Stock-Yogo检验在10%的临界值，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列(2)是进一步针对probit模型所采用的IV-probit回归结果，列(3)是进一步计算各变量边际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仍然显著促进了企业转型，且第一阶段结果通过AR检验和Wald检验，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4)和(5)是以企业转型具体方向为被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企业向技术创新和要素节约方向转型，且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部分非常接近，同时也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结合以上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本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确实能够推动企业转型，并且存在方向偏好，即主要推动企业向技术创新和要素节约方向转型。

表2 内生性处理

五、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企业转型方向的机制分析

(一)劳动替代与规模扩张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转型？本文基准回归部分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会提高企业转型概率，并且主要推动企业向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方向转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能助力于企业向要素节约方向转型，其一在于智能化设备可以直接替代从事重复性任务的劳动力，从而节约了劳动成本，诱致企业向要素节约方向转型；其二在于以机器人为载体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常规型、重复性岗位任务形成替代的同时，企业也会实现更具效率的规模化智能化生产，而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张会引导企业向要素节约方向转型。本文通过调查问卷中离职员工数量和是否投资于扩大生产规模来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通过劳动替代效应和生产规模扩张效应来诱致企业向要素节约方向转型，结果如表3所示。列(1)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会挤出一部分企业劳动力，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存在一定的劳动替代作用，能够减少一部分劳动工资成本。列(2)和(3)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生的劳动替代作用对企业转型和企业向成本节约方向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列(4)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是否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存在一种生产规模扩张作用。列(5)和(6)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所产生的生产规模扩张作用对企业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会诱致企业向成本节约方向转型。因此，本文验证了假说2中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劳动替代和生产规模扩张效应影响企业转型。

(二)投资结构调整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替代部分劳动力和扩大企业规模方式诱致企业向要素节约方向转型。那么，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影响企业朝技术创新方向升级的呢？根据假说2，以机器人为载体的人工智能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约了劳动成本，企业会有更多资金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传统工艺的改造，以及相关技术的创新，因此通过改变企业的投资结构促进企业转型与技术升级。本文利用调查问卷中企业新增投资方向是否投资于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领域和新产品研发领域，分别构造二元变量，实证检验这一机制的存在性，结果如表3所示。列(7)是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是否投资于创新和工艺改造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会促进企业将资金更多地投向创新领域。列(8)和(9)的结果显示创新投资对企业转型和朝技术创新方向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本文也利用企业是否投资于新产品研发作为中介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列(10)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促进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列(11)和(12)的结果显示企业投资于新产品研发会显著推动企业转型和朝技术创新方向升级。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促进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与工艺改造以及新产品研发领域，进而诱致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升级。因此，假说2中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调整投资结构而推动企业转型得以验证。

表3 机制检验

六、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企业转型方向的异质性分析

(一)企业家营商环境感知差异

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自身对于本地营商环境的感知程度会影响其决策行为。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关于企业主对当地经营环境方面的评价，本文选取行政治理效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外部基础设施三个问题，根据回答情况将各变量划分成两组，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在不同营商环境感知差异情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对企业转型的异质性影响。

表4中列(1)和(2)是分别针对企业家对当地行政效率感知高低分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在高行政效率感知组中能够显著推动企业转型，而在低行政效率感知组中具有正向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家对当地政府行政效率的感知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企业转型的重要条件，其原因在于，在我国不同地区政府行政效率差异较大背景下，行政效率的提高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烦琐复杂而又耗时的行政手续办理和审批，无疑会直接增加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当企业家认为政府有能力提供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时，往往会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新兴技术冲击和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列(3)和(4)是根据企业家对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感知高低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知识产权保护感知组中能够有效推动企业转型，而在低知识产权保护感知组中回归系数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导致这一明显差异化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通过产品或技术创新来实现转型升级，如果企业家认为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则现有制度难以保护企业的特别商标和专有技术等，则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节约前期耗资巨大且风险较高的创新投资，进而抑制了企业转型决策。因此，在低知识产权保护感知组中，人工智能技术难以有效推动企业转型。相反，如果企业家认为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良好的创新环境可能会激发其创新积极性，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知识产权感知组中能够显著推动企业转型。列(5)和(6)是企业家对企业外部基础设施方面感知高低分组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外部基础设施高感知组中能够显著推动企业转型，而在外部基础设施低感知组中同样为非显著的正向作用。如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是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也能够减少企业家的创业成本，并且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外溢作用，有助于实现研发行为的规模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当企业家认为地方基础设施环境较差时，可能预期企业转型升级存在掣肘，未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新技术引进模仿存在外部瓶颈，因此企业家也缺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意愿；而当企业家感知外部基础设施环境较好时，则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是企业家营商环境感知差异的分析结果，企业家优良的营商环境感知是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

(二)宏观经济风险预期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家自身对于经济风险的预期会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智能化改造与转型升级行为。中国私营企业问卷调查了企业家对今后五年中对经济陷入低迷风险和工人大规模失业风险的评价。本文依据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陷入低迷风险和未来爆发工人失业风险可能性的预期，将样本划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组。本文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比较宏观经济风险预期差异下，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异质性作用。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陷入低迷风险预期的高低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中列(7)和(8)所示。可以看出，在列(7)高风险分组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推动企业转型，而在低风险分组中并不显著。其背后原因在于，如果企业家对未来持悲观态度，预期未来经济发展处于下行阶段，此时企业家往往有动力在当下尽快寻求变革，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企业创新，从而抵御未来风险。而当企业家认为未来经济形势趋好时，企业经营压力不大，企业家往往缺乏推动企业转型的动力。列(9)和(10)是企业家对未来工人大规模失业风险感知的高低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工人失业风险高感知分组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而在工人失业风险低感知分组中，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存在非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明显差异化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家之所以预期未来工人大规模失业，是因为其预判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会替换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具备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就可能尽快做出企业转型的决策，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前抢占市场以获取竞争优势。

(三)个人综合地位认同

企业家对自身身份、地位的感知、认同和评价是一种基于自身主观的心理认知，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家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特别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企业家对企业战略制定、治理模式等重要事项具有较大的决定权。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设计了关于企业家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自身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阶梯上所处位置的问题，每种阶梯共计1—10层，数值越小则代表企业家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评价越低，反之则越高。本文首先将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地位阶梯以相同权重合并为一个变量，用以表征企业家个人综合地位认同，取值范围为1—10，其次分别将1—3、4—6和7—10归类为低、中和高个人综合地位认同，通过分组回归的形式考察在差异化个人综合地位认同度下，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的异质性作用。表4中列(11)是在低地位认同度分组中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回归系数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列(12)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每提高1%，企业转型概率将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2.06%；列(13)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每提高1%，企业转型概率将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2.40%，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的推动作用仅当企业家认为自身所处综合地位居于中等以上时方才成立。为何企业家认为自身在社会中阶层较低时，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有效推动企业转型？事实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个人地位认同度较低的企业家面临新兴技术变革往往缺乏信心，对于外部环境风险采取规避态度，不会耗费大量资金用于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反而可能强化和巩固现有企业经营与生产模式。而认为自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以上位置时，则更愿意承担智能化改造升级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表4 异质性分析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诸多研究将目光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忽略了新兴技术变革对企业经营发展方向的诱导作用。本文利用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企业转型以及会诱致企业向何种方向升级，进一步在企业家营商环境感知、宏观经济风险预期和个人综合地位认同差异化情境中，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具有积极稳健的推动作用，且主要引导企业向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方向升级，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引导作用。(2)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主要通过劳动替代和规模扩张效应促进企业朝成本节约方向转型，也会调整企业的投资结构，促进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工艺改造以及新产品研发领域，进而诱致企业技术升级。(3)不同情境中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优质的营商环境、高经济风险预期和较高的个人综合地位认同度，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转型升级效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正逐渐渗透和改变原有经济模式，企业既是人工智能技术冲击的首要经济对象，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重要微观主体。因此，政府应当切实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层面的应用，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智能化改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企业生产流程与经营管理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投资激励效应，推动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升级。同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化与规模化生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引导企业向成本节约方向升级。

第二，私营企业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个人对于营商环境、宏观经济风险以及个人地位的认同水平，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有效推动私营企业转型的重要约束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着力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通过提高自身行政效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质优越的外部环境优势提高企业家创新创业信心；加强地方经济建设，增强经济活力，降低失业风险，以稳健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民营企业家对未来企业发展的预期；提高民营企业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地位认同感，有助于私营企业家积极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