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藏语电影的片名翻译初探

尕藏才旦

近年来，藏语电影①本论文所使用的“藏语电影”只包括导演身份为藏族的电影，不包括非藏族身份导演的藏族题材电影。在国内国外取得了重大奖项和票房的佳绩，得到了大众观影者的喜爱和认可。藏语电影片名的汉译和英译大部分是由导演自己进行翻译，那么，导演成了翻译的主导。诚然，在藏语电影的片名翻译中，有些藏族导演的翻译方法囿于传统翻译思想的樊篱，对汉译片名和英译片名没有进行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当然，有些片名的汉译和英译体现了很高的适应选择整合度。在翻译过程中藏族导演不仅需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且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目前藏语电影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且在国内电影院公开上映的除万玛才旦和松太加之外寥寥无几，但笔者认为还是需要去关注和探讨，藏语电影的发展不能缺少片名翻译的具体研究。在国内用生态翻译学视角去研究电影片名翻译的相关学术论文共有8篇②分别为:1.成怡.《从生态翻译学看影视剧名的翻译》［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2) 2.丁岚.《电影片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视角》［J］.《影视翻译》，2011(14) 3.李晓玲.《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电影片名翻译》［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 4.林景英.《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电影片名翻译策略选择》［J］.《林区教学》，2011(9) 5.王丽萍.《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电影非诚勿》的片名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叶珊珊.《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英文影片片名的翻译》［J］考试周刊，2012(58) 7.张余辉、施万里.《从生态翻译学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片名翻译》［J］.电影文学，2012(16) 8.余芳.《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2012.，这些论文大部分是在2011到2012之间完成的，在这之前也有几篇关于电影翻译类的论文，但都是关于电影字幕翻译研究的。其次，这8篇论文是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但其中并没有涉及藏语电影的片名翻译研究。华语电影导演和观赏度较高的观影者以及电影业内的专业人士对国外电影片名的汉译和国内电影的英译翻译要求十分严谨。可见，具体的电影片名翻译研究对电影本身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万不可忽视。

一、生态翻译学概念

“生态翻译学”是用生态学的视角去观察翻译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创性翻译理论。在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和生态维度的学科发展、生态术语的翻译研究背景下提出和完善的。2001年12月6日，胡庚申教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了《初探翻译适应选择论》一文，是我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宣读的关于生态翻译学方面的第一篇文章。200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是从这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念为基础的。“在2001到2008年间发表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方面的论文，除胡庚申外，其他学者发表的论文已有37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9篇，博士论文1篇”①陈金莲.《2001年以来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7.。从2009年至2014年底的期刊论文就有600多余篇，其中硕士论文60余篇、博士论文5篇，研究范围涉及到理论研究、各类翻译文本研究、翻译家思想研究和教学研究等”②陈金莲.《2001年以来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7.。随后2013年出版了《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对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生态翻译学的背景、起源与发展、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与视角、生态翻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取向与启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阐述。在生态翻译学里把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衬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③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3:86.。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是翻译理论必备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翻译原则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而其翻译方法则概括为“三维”转换，在多维度适应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从理论的提出到建构，发展到成熟、再到实证理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在国内外翻译学术界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循序渐进后最终定型。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藏语电影的片名翻译

（一）藏语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环境

对于翻译而言，除译者之外都是翻译生态环境。生态学是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翻译学是人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关系。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关键术语，翻译生态环境是根据生态学里自然生态环境相比较提出的，胡庚生教授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为:“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即翻译群落）互联互动的整体”④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90.。翻译生态环境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层面的分类，“从宏观上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语言政策，不同语言集团有不同的翻译政策。从中观上看，即使在同一国家，从事文学翻译的与从事应用翻译的，翻译生态环境也不完全相同。从微观上看，翻译研究本身的内部结构，如理论、应用、批评、历史等”①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88.。也有主体环境和客体环境的区别；“既包括客体环境（如原文本、译本、文体功能、翻译策略、翻译规约等）与主体环境（译者、作者、读者、出版商、洽谈商、审稿人等。）”②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90.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多维度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

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生态平衡有着内联性的关系，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生态平衡的前提，翻译生态平衡是翻译生态环境的目标。在生态翻译学里时刻追求原语系统和译语系统之间的平衡，实现译文在目的语中保持长久的生存，进一步贯彻落实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态学核心理念。藏语电影片名的翻译会受到原语系统和译语系统、赞助商和制作人、监制和摄影师、出品公司和演员、电影节和电影院等电影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万玛才旦导演电影《撞死一只羊》（201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片由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片小说《杀手》和万玛才旦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揉在一起改编。最初的片名与藏语片名相同是《杀手》，但后来投给某个电影节时，主办方要求文艺片为主的电影节不允许出现这样的片名，最后汉译片名改为《撞死了一只羊》。把英文片名翻译成《Jinpa》，明显受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但汉译片名更能表现出电影的动感与气势，更能引起观众的眼球和好奇心。英文片名的翻译很有创意，因为电影中主要讲的是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的故事。英译片名《Jinpa》在原藏文片名《杀手》的电影内容层面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另外一个例子是青年导演拉华加执导的电影《旺扎的雨靴》（wangdrak’s rain boots 2018），影片改编自才朗东珠的同名小说，电影的藏文片名为，汉译时并没有译成《小雨靴》，而是译成了《旺扎的雨靴》。显然，藏文片名是为了感谢同名小说作者，汉译片名是为了突出主角色。由以上典型的例子中可知，虽然翻译是由译者主导，但在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的翻译生态环境里，译者需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以此追求译文在翻译生态环境的生存，进一步实现原语系统和译语系统的平衡，达到电影片名的翻译生态平衡。

（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发展起初不是叫生态翻译学，而是叫“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生教授没有出版《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之前，出版的第一本理论专著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目前已经完全定型的“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适应选择”是借用于达尔文进化论原理，是通过单纯的概念移植借用，并非是原理的转移。此后与翻译过程衔接在一起研究翻译。从而占据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位置。“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③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7):92.。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总之，翻译适应选择论把翻译过程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在藏语电影片名（原文）和藏族导演（译者），汉译片名和英译片名（译文）的三元关系中，导演是完成电影片名翻译的主导者，也是这类翻译活动的主体，相比于译者，藏语电影片名（原文）和汉译片名（译文）是翻译活动的客体。在藏语电影中使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而进行汉译和英译的片名有：松太加导演的《太阳总在左边》（〈The sun beaten path〉2011）、万玛才旦导演的《五彩神箭》（〈The sacred arrow〉2014）和《寻找智美更登》（〈The search〉2008）、阿岗雅尔基导演的《给我一天来做梦》（〈Dream〉2014）和《她的名字叫索拉》（〈Her name is solha〉2015）、德子吉导演的《大树下的小孩》（〈A kid under the tree〉2014）、李加雅德导演的《生命之轮》（〈Skull and flower〉2018）、蒲巴导演的《寻牛》（〈Eye in the sky〉2020）、旦真旺甲导演的《随风飘散》（〈Wind〉2020）、诺章导演的《草原悲歌》（〈Blood in grasslands〉2010）、完玛才让导演的《草原深处的爱》（〈Love on the grassland〉2011）、昂却本导演的《放羊娃》（〈Shepherd phaklo〉2011）等，这些片名原文和译文间之所以有较大的距离，是因为导演（译者）适应了电影片名翻译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导演（译者）使用了适应选择论的翻译标准。

（三）三维转换翻译方法

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翻译标准，而适应选择论的翻译方法相对的集中于三维转换，三维指的是语言维度和文化维度，交际维度。导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层面的适应性转换，还要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交际意图的传递。因为“从逻辑角度看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交际的积淀”①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50.。下面通过举例来论证藏语电影片名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

1.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语言维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由于电影片名具有文艺性和文化性，商业性的特征，不同于别的翻译。藏语电影的观众除藏族之外，更需要面向广大的受众，为了提高电影的影响力和吸引观看的欲望，导演不会对电影片名进行简单的直译。例如：松太加导演的,其中尼玛是电影的主人公，他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将自己的母亲碾压致死，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和自责，最终决定磕头朝拜拉萨的故事。如果直译的话，则是《卫路上的尼玛》，显然，翻译不够吸引人，很普通，也无创造性可谈。最终导演很巧妙地把主人公尼玛意译成太阳，定为《太阳总在左边》。显得汉译片名创新感和美感十足，还为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为什么太阳总在左边，而不是在右边，或者在上面等。在英译片名《The sun beaten path》中可以发现导演没有拘泥于藏文和汉文片名，而是用意为因循守旧的beaten path来表达主人公尼玛的行为。再如藏族青年导演阿岗雅尔吉的片长15分钟的微电影，导演并没有译为《路上的梦》，而是译成了《给我一天来做梦》。这样更符合电影主人公小活佛任曾嘉措的心声，随之还彰显了微电影的主题。导演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束缚，完美地在语言维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还有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也同样跟上述两片在翻译过程中用语言维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导演在英译时没有译为《Search》,而是译成了《The search》。The是冠词，冠词分为不定冠词和定冠词两种，The是唯一的定冠词，The的功能为特指某事物或东西。导演使用The来隐喻的方式特指了智美更登。

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文化维关注的是语境效果。电影片名翻译中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译者要注意载体为语言的文化在译语文化的接受状态，很多具备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片名往往是构词结构严密，精炼和沉重。很难翻译，导致翻译时用音译手段。也符合玄奘法师在翻译佛经翻译时定的五不翻①五不翻分别为:1.秘密不翻。2.多义不翻。3.此方所无不翻。4.顺古不翻。5.生善不翻。过去佛经翻译里很多词语不翻译，直接保留原来的印度语，其具体指在将梵文译成汉文时，遇到上述情形不进行意译，而保留其原音，即进行音译。是唐代玄奘法师提出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例如，松太加导演的电影《阿拉姜色》（2018）如果用意译翻译成了《请你干了这杯美酒》，显然，译文上少了很多语调的节奏和韵律，在译文中变成了日常的生活用语。但导演准确把握了藏汉和藏英文化之间的差别，分别用音译翻译成《阿拉姜色》和《A la chang so》。纵观藏汉翻译史，人名和地名、具备民族特色的名词往往使用音译的手法，在电影片名翻译中也继承着这种翻译观，实现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再如罗藏扎西的微电影（2018），光进行字面翻译就成了“护身线”，在译语文化中几乎没有“护身线”这种名词，因为这些是从原语文化当中源于藏传佛教和藏族游牧文化相结合而产生，是为了保护牲畜而戴在其身上，如果牲畜身上戴着“护身线”就说明它被主人放生。导演也用音译翻译成了《顺格》。但不是所有具备民族特色的需要进行音译，如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在进行英译时翻译为《The silent holy stones》，把嘛呢石意译成了holy stones。

从文化维的角度看，比如:松太加《拉姆与嘎贝》（2019）、万玛才旦《塔洛》（2015）等以故事人物命名的片名也需要音译，导演也分别进行了音译的手段，译成了《Lhamo and skabe》和《Tharlo》。因为藏族的人名大部分是藏传佛教里的一些各类术语，防止在译语文化中导致意义变形，坚决不提倡人名的意译。把握好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距，保留原语的文化内涵，采取异化的手段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至关重要。

3.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翻译过程之中，译者关注语言维信息和文化维内涵的传递与适应性选择转换之外，需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才能实现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某种意义上，汉译片名和英译片名是否被观众所接受，能否在电影界占有位置和地位，就取决于是否实现电影的片名翻译进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综上所述，电影片名是影片的灵魂，导演反复推敲之后的关键词，也是电影内容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概念，进一步从生态翻译学中翻译生态环境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以及三维转换翻译方法三个层面对藏族电影片名翻译过程和最终汉英片名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这样一个新的翻译理论为视角，笔者希望藏族导演对片名翻译有新的理解和帮助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