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夹生层”的关切

韦星

最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联合公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抑郁症总人数的30.28%。抑郁症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

就学生抑郁的原因，《蓝皮书》调查显示，“人际关系”因素占比77.39%，“家庭关系”占比69.57%，“学业压力”占比53.91%。

围绕抑郁症低龄化等问题，教育界、医学界有很多“应对”文章。但日常交往中，还是有人认为抑郁是“矫情”诱发的“富贵病”，友善些的声音就是劝患者“想得开些”。

事实上，抑郁症是种疾病，和是否“想得开、看得开”以及“矫情”没有关系。

体现在医学上，抑郁症主要因患者体内缺乏令其感到兴奋的物质，通俗说就是“高兴不起来”，以至于悲观、失望乃至厌世。

因此，医学界劝患者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因为运动可使患者体内产生更多让其感到愉悦的多巴胺、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等物质。

显然，抑郁症是个医学问题，但又不只是。从学生诱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中，我们发现，无论“人际关系”“家庭关系”，还是“学业压力”，归根到底还是社会问题，就是和患者所处的家庭、学校，乃至更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有关。

目前，我们社会已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过渡、转型。随着工业化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城镇化率也越来越高，更多人离开农村在城市扎根。

但在城市扎根是个动态过程且充满诸多不确定性，比如生意不好、突然失业等等，生活开支是铁定的，且是滚动式增长的，停不下来，人必须不断地奔跑，就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拼命工作，也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输出了更大的焦虑。

所谓“夹生层”是指那些尽管已进城工作、生活和定居，但对自身、子女及其未来依旧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群体。

和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相比，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条件，但其一旦在教育上失败，又不可能回到父辈出生、长大但此时已陌生的农村。对于父辈而言，“阶层保卫战”此刻就显得格外迫切了。在农村，“耕者有其田”使即便进城失败的农民，也有了安全的“大后方”，但城市没有。

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家开启了“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资本不能自由下乡”的模式，使农民所依赖的土地、宅基地等生产生活要素无法自由上市交易，保护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承包地不被剥夺。

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这个保护机制无疑发挥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让我们的社会结构充满了弹性。

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城市“夹生层”。所谓“夹生层”是指那些尽管已进城工作、生活和定居，但对自身、子女及其未来依旧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子女在城市出生、长大，已熟悉和习惯城市的生活和环境。尽管有父母助力，但这些孩子如果学习跟不上，其守住父辈“根据地”、继续扎根城市发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退回农村又面临无地可耕或有地不会耕等窘境。

此外，父辈也担心子女即便回去也无法融入当地，再加上世俗面子等因素。因对未来不确定性所滋生出的种种焦虑，就在教育子女中不断强化和传递了这些壓力。

和农村有很多“杂活”要干相比，在城市里，学习几乎是孩子的唯一追求和主业，如果成绩再跟不上，学习就成了单调、乏味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由此催生了困惑、迷茫和焦虑，城市“夹生层”的很多问题由此衍生。

不过，对任何追求向上流动的群体来说，这又不只是出现在城市“夹生层”，但城市无疑是抑郁等问题频发的主要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