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新变量及其创新发展

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新变量及其创新发展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

最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了所谓“长期停滞”状态。传统的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经济治理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也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根据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更加科学地分析、研究和预测世界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笔者认为，从实践看，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最重要的8个变量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起始于三年前的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显然已经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首先，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而是对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同时带来了双重冲击。疫情蔓延以来对全球供给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层次影响，制约了生产和供给方所必需的劳动、资本等要素正常流动和原材料等基本投入，大中小企业几乎同时被迫中断生产和经营活动，冲击了制造业的正常投入和产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程度、衰退程度乃至疫情防控客观上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和代价，也远超传统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很多简单地运用传统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进行分析是不够的，需要从供需两侧双重冲击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全方位地动态分析疫情对增长的影响。

其次，疫情不仅对市场方面带来冲击，而且对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而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带来了影响。换句话说，传统的基于比价优势和资源禀赋条件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受到疫情蔓延的严重冲击。全球分工体系从原来注重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几乎都面临新的重构。

第三，全球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原来快速发展的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及创新网络受到极大冲击，这也造成传统的基于效率优先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跨国公司全球流动性大大受到冲击。因此，疫情如何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多大程度降低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等，进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和效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国文明与中国生态文明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节选自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中国文明跟中国的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研究。在气候环保问题上，目前世界面临以下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西方环保意识强烈，重视环保是大趋势，但是也出现了不少政治激进派。西方的年轻人已经把气候生态问题上升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并且这种新的价值观甚至比他们已接受的民主自由还重要。如瑞典环保少女在瑞典议会外进行“气候大罢课”等激进的行为，我们应当对此做深刻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忽视。我们要认识到，“环保少女”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西方年轻人的群体思考。年轻人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态危机对他们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意向是好的，但他们有的时候会采取过激的政治行为。

第二，在政治领域，西方有些政治人物也展现出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左”。他们经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想不计一切代价地尽快解决环保问题。如这次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但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巨大，因此德国、法国等国内部有些政治人物就提出了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要在短时间内脱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显然这很难做到。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想要在若干年内停止传统能源车的生产，或者要完全停止传统的基于化石燃料的生产。尽管他們的初心是好的，但如果方法过于激进就会对现实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会导致老百姓的不满，从而被其他一些政治人物所利用。西方左派政治极端化的后果往往刺激出西方右派的极端回应，甚至会出现像特朗普那样的极端右派。总体来看，政治极化现象会让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波动过大，不利于改善生态危机。

文化资本“失灵”：“蹲族”青年的现实表征和生成逻辑

鞠法胜 刘卫平 余秀兰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本文节选《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

《半月谈》曾描述过这样一群人，“名校毕业、家庭出身不错，这两个标签加起来仿佛预示着一份好工作、好前途。实情却是，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按如此剧本走上理想之路，而是选择在家或出租屋里，成为一名‘蹲族”。与“躺平”不同，“蹲族”手抓“好牌”却打得“稀烂”，甘愿充当社会的“透明人”。

中产阶层子女本应顺风顺水，走上人生康庄大道，但“蹲族”却并未按此理论设想的路径前行，文化资本出现“失灵”。因此，有必要探讨三个场域的文化样态。

首先是家庭中，中产阶层父母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在子女教养中多采取双向互动式对话和协作式培养的策略，他们因社会变迁带来的阶层下滑焦虑，高度重视子女学业成就，虽卷入参加辅导班的浪潮，但整体而言其家庭氛围倾向于民主和平等。

其次是名校毕业所折射的精英大学文化氛围，学生受学术自治、追求学术自由的大学主流价值理念的熏染，探究精神学问、高深科研的学校氛围让他们产生了从事自由且创造性工作的期待。最后是为了追求高效率，职场中奉行等级分明的科层制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去技术化流水线作业。

两相比较之下可以看出，职场中受约束的工作氛围与家庭和学校间的民主氛围并不契合，当精英大学生带着较高的社会期待和自我认知迈入职场，他们对工作价值、意义和创新的追求与职场机械的流水线作业间并不契合。他们因场域更换而出现文化惯习迟滞，伴随着错过契机的可能。当他们远离熟悉的空间，基于新场域的期待和现实中的落差，他们会自我“放逐”，“甘愿”成为边缘人而错过契机。

总而言之，国外的文化资本理论因家庭、校园和职场文化间存在连贯一致性，故而很少因文化惯习迟滞而出现失范行为，但对中国而言，中产阶层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与职场文化的不契合，强调自由的教育走在了强调规训的职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