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事态后中美关系走向

雷墨

“别在台湾问题上抖机灵”，这是拜登2001年5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拜登投书媒体批评的对象，是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起因是对记者“美国是否有义务防卫台湾”的提问，布什做了肯定的回答。数小时后，白宫做出“澄清”，称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没有变。拜登那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用的是同样的短句“话语很重要”（Words matter），显然是在“警告”布什总统，别在台湾问题上搞“失言”外交。

布什总统的那一幕“失言”，入主白宫后的拜登演了3遍。同样的剧情演3遍，这已不是“抖机灵”，而是挑衅。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台海局势与中美关系紧张，直接原因是她个人政治私心的膨胀，但更深刻的背景，是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频繁侵蚀“一中政策”。这种趋势显性地出现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拜登执政后则是变本加厉。这是美方指责中方的反制“反应过度”不具说服力而且显得虚伪的重要原因。

美方的挑衅与中方的反制，客观结果是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脆弱互信降至新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者傅泰林（Taylor Fravel）做了悲观的预测：“历史学家可能会仔细回望2022年夏天，那个时刻的美中关系，从竞争相对优势转向了公开对抗，伴随的是危机与紧张导致的更多风险。”没有所谓注定的“不可避免”，但如果美方继续把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加大赌注，对华外交接下来的路肯定不好走。

乌云聚集

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当局搞了不少所谓“去中国化”动作，海峡两岸此前的诸多“默契”被打破。不过，台湾问题被凸显的更大推手是美国。奥巴马执政后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但双边关系总体上保持平稳。201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参众两院的掌控权，奥巴马的内政外交受到共和党更大的掣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问题被某些国会议员视为显示对华强硬的筹码。

佩洛西窜访台湾，是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活跃”的极端表现，但苗头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就出现了。2016年9月，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夏波牵头提出了《台湾旅行法》，主要内容是解除美台官方交流的限制。2018年2月，该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3月16日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字成为法律。这是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后，美国首次出台针对台湾的国内法，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根据该法案，美国允许包括国务院、国防部等在内的各层级政府官员与台湾官员会面和“互访”。这已经明显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做出的“仅与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承诺。换句话说，美国在以国内法将违背国际承诺“合法化”。美国援引该法案，允许蔡英文2019年7月“过境”美国停留纽约，并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于2020年8月访问台湾，成为中美建交以来抵台的最高级别美国政府官员。

此前，中美关系也曾因美国对台军售、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而出现紧张。最为典型的就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但从特朗普政府时期起，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手法出现了升级，触碰“红线”的力度也更大。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美国以竞争甚至对抗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这种视角下的台湾，被当作了对华强硬、施压的筹码。签署《台湾旅行法》后一周，特朗普签署了加征关税的备忘录，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两国关系进入建交以来罕见的动荡期。

根据该法案，美国允许包括国务院、国防部等在内的各层级政府官员与台湾官员会面和“互访”。这已经明显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做出的“仅与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承诺。换句话说，美国在以国内法将违背国际承诺“合法化”。

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之所以延续了动荡，而且幅度还有所升级，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某种程度上说，认为拜登的对华外交以挑衅开局，或许并不为过。2021年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台湾所谓的“驻美代表”获邀出席。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恶劣先例。拜登政策团队这样的操弄，除了故意挑衅，看不出任何其他意义。两个月后的中美安克雷奇会晤上，台湾问题成为“针锋相对”的议题之一，关键原因就是美方的挑衅。

但此后拜登政府并没有收敛。安克雷奇会晤后不到一个月（202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政府与台湾交往新指南”，称“鼓励”（encourage）美国政府与台湾交往以显示美台日益加深的“非官方关系”。此前的《台湾旅行法》是“松绑”，这个指南是“鼓励”，挑衅的意味更加明显。尽管截至目前，拜登政府的内阁高官还没有访台的记录，但前政要、现任国会议员访台的人次，已经打破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纪录。

另一個“纪录”是美国对台军售。特朗普执政4年期间，11次批准对台军售，频率创下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之最。佩洛西窜访台湾前半个月（7月16日），拜登批准其任内第5轮对台军售。这届任期不到一半就批准5次，拜登似乎有赶超前任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批准的11次对台军售，有10次是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双边关系大幅恶化之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关系回不到正轨，与美方频繁打“台湾牌”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佩洛西窜访台湾绝非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白宫方面称“三权分立、无权干预”所能搪塞的。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才刚刚开始。如果把近年来美国国会推动涉台立法、白宫批准对台军售、政客窜访台湾等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华盛顿上空，正在聚集带毒的政治乌云。在这团乌云的笼罩下，美方以竞争和对抗的思维“挖掘”台湾的战略价值，而对这种操弄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又缺乏理性的认知和管控能力。

外交乱局

特朗普外交给外界的突出印象是冲动决策、缺乏理性。但如果对比他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行为，“老外交”拜登似乎显得更不理性。比如，向来口无遮拦的特朗普，从未“失言”说过美国有义务防卫台湾。而上述拜登批评布什的文章明确写道，自《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被废除以后，美国就没有义务防卫台湾，而且《与台湾关系法》也没有给予总统军事介入的授权。但是20年后，拜登以多次“失言”的方式自我打脸。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其撰写的《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中讲了一段故事：特朗普指着手头的笔尖对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这是台湾。然后又指向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说，这是中国大陆。台湾离大陆只有两英里，而我们却有8000英里，如果台湾遭到“入侵”，我们啥也做不了。特朗普想借台湾问题挑衅中国的意图自不待言，但他内心或许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避免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白宫此前不断侵蚀“一中政策”的行为，所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已在国会被肆无忌惮地放大。其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对拜登的外交主导权构成了反噬。

目前来看，特朗普心中可能存在的底线，在拜登眼里成了“模糊一片”。他的3次“失言”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历任政府都坚持所谓的“战略模糊”，即不对是否军事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做明确表态，以对中国大陆构成“威慑”。在《经济学人》看来，拜登反复“失言”，之后白宫官员反复“澄清”，事实上把“战略模糊”变成了“战略混乱”。某种程度上说，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这种战略混乱的直接结果。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概括为“投资国内、联合盟友、对华竞争”。尽管与此前的“竞争、对抗、合作”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显然也在隐晦地降低对抗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演讲近7000个单词的文稿，涉及台湾内容并不多（约300个单词）。此后的6月、7月，中美之间的高级别通话、会晤，出现了拜登入主白宫后未曾有过的高频度。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开始表现出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

但是，白宫此前不断侵蚀“一中政策”的行为，所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已在国会被肆无忌惮地放大。其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对拜登的外交主导权构成了反噬。佩洛西窜访台湾前，拜登曾公开表示“军方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经济学人》写道，“最终，佩洛西女士让拜登先生看起来犹豫不决且缺乏权威。”这话虽然有暗讽拜登对华不够强硬的意思，同时也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对华外交怎么走，总统拜登说了不算。

外交混乱的背后，是政策逻辑的混乱。去年10月，拜登第二次“失言”称美国将“防卫台湾”后，国会出现了一波关于美国是否应放弃“战略模糊”的大讨论。几乎与此同时，有些美国重量级学者也呼吁拜登政府放弃“战略模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战略模糊”所形成的威慑，只有在海峡两岸军事平衡不利于大陆时才有效，而如今大陆军力已远超台湾，所以美国必须转向“战略清晰”才能产生威慑效果。

但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哈斯的观点看上去简单明了，但在逻辑上却站不住脚。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麦考林就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清晰”并不能提供威慑附加值。原因不难理解，大陆针对台湾问题的军事投入和应对预案，不可能没有把美国介入的前景纳入考虑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战略清晰”传递介入的信息，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如今的现实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政策思维，成了拜登政府外交路径的指引。虽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内的高官，多次声称美国依然坚持“战略模糊”，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关系、侵蚀“一中政策”，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渐进地转向“战略清晰”。拜登政府在模糊与清晰之间躲闪腾挪，体现的绝非外交高明，而是外交混乱。

新常态？

中美关系复杂、多维，其重要性超出双边层面，但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国驻美大使秦刚8月4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极少数可能把中美引向冲突的问题，必须以极为谨慎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有效处理和管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佩洛西窜访台湾最为恶劣的后果，就是以极不负责任的方式提升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对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造成挤出效应。

佩洛西窜访台湾最为恶劣的后果，就是以极不负责任的方式提升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对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造成挤出效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问题的热度短时间内不会降低，主要原因在于美方的挑衅。8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新闻稿，宣布启动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程序，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第一轮谈判。根据美方透露的信息，这项贸易谈判几乎完全对标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把台湾经济纳入美国经济战略轨道的意图非常明显。毫无疑问，这是美国掏空“一中政策”的最新例证。

更严重的挑衅来自美国国会。今年6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斯与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了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案》。这份长达107页的法案，用梅南德斯的话说，是“1979年《与台灣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订”。根据媒体披露的文本，该法案除了实质性地提升美台“官方关系”，还提议未来4年为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正式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

这项原定在8月4日美国国会休会前审议的法案“因故”两度推迟，但在9月国会复会后进入审议程序将是大概率事件。《经济学人》评论称，这项法案将事实上赋予台湾相当于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待遇，北京几乎肯定会将其视为再次“踩红线”。或许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白宫方面已经在私下游说民主党参议员叫停该法案的审议。但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拜登有多大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叫停该法案，无疑是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不展现理性，中美关系将面临一段时间的艰难期。这段艰难期持续的时间越长，两国关系越可能形成某种新的“常态”，即虽然双方都有不走向彻底摊牌、直接对抗的意愿和能力，但在心态上对风险代价的容忍度升高。如果这种情绪深入到两国社会肌理，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绝非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