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
——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

文/王彬彬

鲁迅的现代汉语表达极具创造性

关于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这仍然是一个并未受到应有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晚清就有过颇有声势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延续、发展。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便是要以白话全面取代文言。这一点是所有投身白话文运动者的共识。但是，涉及以怎样的白话取代文言时，分歧就会出现。用现有的白话取代文言，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毋庸置疑的事情。鲁迅则另有主张。鲁迅内心深处有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即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以现有的白话取代文言；在以现有白话取代文言的同时，必须有意识地对现有汉语白话进行改造。至于必须如此做的原因，就是现有汉语白话本身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着严重的欠缺，或者说，功能很不健全。

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到后来的普通话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主旨都在于让汉语更为通俗易懂，更便于学习、掌握和运用；让汉语尽可能在最广大的范围内成为交流的工具。至于深刻地意识到汉语本身的局限并主张尽最大努力改造之，这样的人并不多，而鲁迅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是观念意义上的代表，也是实践意义上的代表。

所谓汉语的欠缺、局限，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的相对贫乏，许多事物、许多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现象，无以名状，即没有合适的词语称呼之；二是语法意义上的表达的粗疏、模糊。这样的欠缺、局限，既体现在文言汉语中，也体现在白话汉语中。正因为白话汉语有着这样的欠缺、局限，所以在白话汉语取代文言之后，还须对之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呢？唯一的途径是大量吸收外国语言的词汇和外国语言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词法和句法。至于如何吸收外国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阅读外国语言原文，二是阅读外国语的汉语译文。然而，既然是从外国语言吸收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吸收的对象就必定不限于从某一种或几种外国语言，而是从尽可能多样的外国语言吸取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但任何人都无法精通所有的外国语言。既然如此，翻译在改造汉语的过程中便显得极其重要。从译文中吸取外国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是改造汉语的基本方式。而译文要能够担负起为汉语输送新鲜词汇和新鲜的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的使命，便必须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必须尽最大可能采用直译的方式。

鲁迅毕生对翻译活动保持强烈的兴趣，而从开始进行翻译活动起，就坚持直译甚至硬译的方式。所谓直译甚至硬译，就是尽可能把原作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二者中，移植外语的语法结构又是更为重要的。鲁迅一生翻译了那么多外国作品，当然可以说是为了把异域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鲁迅之所以毕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翻译实践，也明显有着进行改造汉语实验的目的。将外国语言的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移植到汉语中来，就能丰富、改善汉语的表达方式。而鲁迅对外国语言的直译甚至硬译，与创作中语言的“欧化”在改造汉语的意义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鲁迅的翻译语言与创作语言，在一些表达方式上，往往能找到对应关系。鲁迅在翻译中直译了某种语法意义上的表达方式，然后在创作中又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这种表达方式。

必须特别强调，所谓“纯正”“本色”的汉语，本身就是荒谬的说法。除非在一个绝对封闭、不与其他语言有任何接触的环境里，否则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纯正”和“本色”的。汉语在几千年间，与多种其他语言接触，在词汇和语法的意义上都受到其他语言的诸多影响。所以，汉语对其他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吸收，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现象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自然而然发生的外语化现象，其过程是缓慢的，而程度也是比较浅的。到了鲁迅这里，是有意识地将汉语的“欧化”作为一项迫不及待的事业来做。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语言意识十分强烈，并且因为语言意识十分强烈而把语言经营得十分具有文学性的作家，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阿城等，其语言都是我十分推崇的。鲁迅当之无愧地居于首位，不仅因为他在出现的时序上是第一人，甚至也不仅因为鲁迅的语言最富于文学意味，还在于鲁迅的现代汉语文学表达，有着迥然异于其他人的美学品格。鲁迅对词语的创造和运用，对句子的组织安排，都常常在惯常的汉语表现之外，都往往显得极其新异奇特，因而也表现出一种十分不同于他人的美。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阿城等其他人，汉语表达的美妙，都是能够思议的，都在惯常的汉语规范内闪展腾挪，都不妨说是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却无的。鲁迅却不是这样。鲁迅的语言表达，常常是在既有的汉语规范外运用词语、组织和安排句子，所以给人不可思议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的那些语言，既是人人笔下没有，也是人人心中所无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并不适合与其他人相提并论。

鲁迅的语言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美学特色，借用外国语言的词语和语法意义上的表现方式，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又不能完全归因于此。鲁迅怀着明确的改造汉语的目的从事翻译工作，以直译甚至硬译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转换为汉语，以期使汉语表达方式更丰富、更严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能认为鲁迅那些新异奇特的运用词语和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都有直接的外国语言来源。有许多新异奇特的表现方式，应该认为是鲁迅在汉语和外语的既有规范之外进行的创造。虽然这种创造，受到外国语言的启发，但并不是对外国语言的简单搬用。鲁迅有着改造、改善汉语的强烈追求，这样，在进行汉语表达时，就有一种自由的心态，非但不严守汉语既有的规则，反而有意识地要挣脱既有规则的束缚。创造新的词语和新的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不能没有凭借，不能没有资源。外国语言当然是鲁迅进行汉语创造时的重要凭借、重要资源，但既有汉语，包括白话汉语和文言汉语，也是鲁迅进行汉语创造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鲁迅以一种自由的心态，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切中外语言都作为原料，创造出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现代汉语表达。

有人专文研究鲁迅语言的“欧化”或日语化现象。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仅仅从外语化的角度研究鲁迅语言方式和修辞艺术，却又是不够的。必须看到，鲁迅的许多语言方式、修辞表现，并非任何一种外国语言的简单移植，而是鲁迅在古今中外语言资源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

汪曾祺热与语言内卷化之可能

至于把汪曾祺与鲁迅联系起来，从汪曾祺自身就能找到理由。汪曾祺极为推崇鲁迅，而他推崇鲁迅的所有言论，都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的。汪曾祺经常谈论、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语言至上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我也能够认同。而汪曾祺在表达对语言的看法时，总是要以鲁迅作为正面的例证。汪曾祺在语言的意义上赞美、称颂鲁迅次数之多，可以用不胜枚举来形容。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得出两人语言风格相近的结论。但熟悉两位作家并且具有一定语言敏感性的人，都会感到，鲁迅与汪曾祺在语言风格上其实差别甚大。汪曾祺所具有的那种美好，鲁迅也有；而鲁迅所具有的种种美好，有些则是汪曾祺所没有的。汪曾祺对鲁迅的语言表现，其实是选择性地接受的。鲁迅那些与自己相同或相近的语言表现，汪曾祺特别能感受其美好，并推崇不已；而鲁迅那些与自己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语言表现，汪曾祺则视而不见，也就避而不谈。我认为，怎样以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鲁迅与汪曾祺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两种方向。是选择鲁迅方向，抑或是选择汪曾祺方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前面说过，几千年来，汉语本来就是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一直受着其他语言的影响，都在其他语言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着。只不过，有些时代受外来影响缓慢些、轻微些；而有的时代，受外来影响快速些、程度更深些。鲁迅写作的时代，正是一个汉语非常快速和深刻地受到外来语言影响的时期。刘焕辉在论述鲁迅“句子的特殊组织”时，首先强调了鲁迅写作的时代，是一个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在外来语言影响下普遍发生变化的时期。在历史上，句法的变化较之词法，要缓慢得多。但是，“五四”时期，由于大量外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人们的知识系统，人们对社会、自然和对人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刘焕辉没有提及文学作品，但众多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当然也参与了对中国人知识系统、认知模式的改造。翻译外国书籍，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完全以汉语现有的词法句法进行语言置换是不可能的。鲁迅是刻意直译、硬译。但即使是反鲁迅之道而行之，刻意避免直译、硬译，也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在译文中出现外国词法、句法，除非是像清末那种完全不考虑忠实原文的“豪杰”译法。所以，只要有起码的忠实于原文的意识，就多多少少会把外国语言的词法、句法介绍到中国来。刘焕辉指出，随着外国译作的流行，人们的思维也逐渐“精密与复杂化”。日趋精密、复杂的现代思想，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语言所能表达的了。鲁迅认为汉语有不严密、不够用的特点。如果在传统社会，汉语就显得不严密、不够用，那在现代社会，这种局限就更为明显了。由于外来语言的影响，也由于表达现代思想的需要，在“五四”时期，汉语句法出现了急遽的发展变化，如：“句子结构的日趋复杂与精密——主要表现于单句附加成分的加多和延长、包孕句的日益繁复、句子骨干成分的日益增多；句法结构的不断精炼化——主要表现于新兴的成分共同法、新兴成分略用法、主谓交融的发展；句子结构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于新兴的同位结构的涌现、语序的变化和新发展等方面。”鲁迅在积极吸收汉语句法新方式的同时，“还顺应当时句法的这种发展趋势，灵活组词成句，使文字平添波澜，弦外有音，收到独特的修辞效果”。

汉语句法的这些发展变化，其实首先意味着句子变得更长了。表达的精密，依赖句子的复杂；而句子的复杂，当然意味着句子变长。至于汪曾祺，年轻时期的创作也不无“翻译腔”。汪曾祺曾这样叙说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情形：“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年轻时曾耽读翻译小说并受其影响，这样的意思汪曾祺多次表达过。因“文革”结束而复出后，汪曾祺不厌其烦地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有许多极其精彩之处。但是，汪曾祺明显排斥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汪曾祺所有关于语言应该如何的论说，都是在强调如何在原有的语言体系内显身手，从没有强调过突破原有的语言规范而创造性地运用现代汉语，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之美。在写于1982年的《“揉面”——谈语言》中，汪曾祺说：“我们现在写作时所使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汪曾祺强调的是语言的继承性，却从不敢谈论、肯定语言的创新性。“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不出”，这是汉语写作者经常会遇到的困境。鲁迅的解释是“话不够用”，表现的是汉语本身的贫乏。遇到话不够用时，鲁迅主张向外国语借取，或者干脆创造出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而汪曾祺开出的药方，是向前人学习。其实，“话不够用”，是在前人那里就存在的情形。不能认为前人替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表达方式。有时候，或许前人的确能帮助我们，但如果认为遇上话不够用的困境时，都能从前人那里找到脱离困境的资源，那无疑很不切实际。在写于1993年的《思想·语言·结构》中，汪曾祺只是强调对古人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绝口不提对外来语言的借鉴和移植。“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这种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也等于否定了语言创新的合理性。在汉语的发展史上，许多句法的第一次运用，都是在说此前没有人说过的话。就是证之于鲁迅，汪曾祺的这句话也是不能成立的。鲁迅笔下，有许多话是此前没有人说过的，我们不但懂得，还感到一种新鲜的语言美。

结论

汪曾祺谈文学而总不忘强调语言的重要，我对此完全赞同。但是，总是强调语言的继承性而否定语言的创新性，总是强调从古人语言吸取营养却明显排斥异域语言资源，总是强调在原有的语言天地里施展拳脚却意识不到不断拓宽汉语边界的必要，就有些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了。不有意识地增加词法句法，不让汉语的表现方式不断丰富，把所有的话都写成短句，久而久之，会让表达变得枯瘠、穷酸。鲁迅在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上，都是开放性、开拓性的，而汪曾祺在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上，都是内敛性、固守性、封闭性的。

现代汉语文学表达，还是应该选择鲁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