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文/强世功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不仅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让中美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然而，中美竞争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较量。我们需要将理论视角从基于主权国家思考的国际关系范式转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国范式，从而充分认识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可以说，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深度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成为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需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后冷战以来，美国利用冷战成为“单极世界”的优势，不断瓦解联合国体系，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其政体已经蜕变为一种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帝国专制政体。因此，中国崛起以及中美竞争绝不是简单的实力较量，而是两种全球化、两种全球治理体系和两种治理方式的较量，是中国致力于建构“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继续维护巩固其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

世界帝国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实际上是一部帝国争霸并不断演变的历史，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大英帝国建构的“自由贸易的帝国”可以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帝国，二战后的美国继承大英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系并加以改造，建构起“自由主义的利维坦”，这可以看作是第二个世界帝国。随着冷战结束，美国进一步强化其世界帝国体系，使其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能够将这些多面体有效建构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世界帝国的法秩序。

1.经济领域：贸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撑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采用中心和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概念来概括全球经济秩序。贸易促进了分工的不断扩大，将全球卷入一个相互交往、彼此满足不同需要的体系中。随着贸易物品从自然出产物转向工业制造品，西方列强采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导致全球贸易中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持续扩大，以至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贸易产品形成从自然出产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之间的一个等级链条，导致人类在联为一体的过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间内形成了富裕-贫困、强者-弱者、中心-边缘的帝国等级支配关系，这就是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

贸易利润的不平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推动的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世界帝国的中心也往往随着科技创新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转移而转移。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帝国，其核心在于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的引领者，从而使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始终垄断着高端的高利润行业，而且这种科技优势会迅速转化为军事优势。

贸易强国无疑拥有提供基准货币的最大可能性，因为任何国家想要和这个国家展开贸易活动，就必须采用这个国家的货币。当全球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全球通用的世界货币时，我们也可以说世界帝国的经济秩序基础已经形成了。在二战后的布林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设计赋予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20世纪70年代黄金与美元脱钩，但随着“石油美元”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美元跨境结算的电子化，美国的国际货币职能被进一步强化，这使得任何国家和跨国公司一旦脱离美元支付体系，就成为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孤岛。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发行以及美元与其他主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在世界体系中，贸易-科技-金融是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贸易量推动科技发展，科技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从而拥有了金融优势，而金融优势不断巩固科技优势，转过来又强化贸易优势。美国正是牢牢控制着在全球贸易-科技-金融领域中的优势，这种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其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然而，贸易、科技乃至金融的竞争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就需要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秩序。

2.政治领域：暴力-盟友-规则相互支撑的帝国霸权

政治秩序的形成、维持和改变往往通过暴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战争和暴力创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对统治支配的领土边界进行划分。随着地理大发现，暴力也随着贸易而向全球扩张，欧洲贸易推动的市场扩张和争夺往往需要通过军事战争和掠夺来完成。这种贸易、市场、战争、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军事-财政国家”崛起。从此，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战争随着争夺市场和利益而常态化，战争围绕经济利益形成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和金融战、军事战交织在一起的“混合战争”，军事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延伸”。

正是这种混合战争的兴起，使得传统暴力战争有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更为日常且中性的概念——“竞争”或“斗争”。商业市场上私人与私人的“竞争”，推动政治生活中党派与党派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将私人高度组织在主权国家这个“权力容器”中，展开国家与国家之间“斗争”。斗争或战争乃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常态，和平乃是战争征服之后的间歇期。可以说，经济领域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是依靠这种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建立起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围绕贸易利润分配为争夺世界体系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导致世界体系的中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英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转向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美国建国原本是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一系列争霸战争的产物，因此美国作为一个“危险的国家”始终存在于战争扩张之中。一方面美国所缔造的世界帝国秩序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秩序的遗产，所谓的“军工联合体”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军事-财政国家”的翻版；另一方面美国的帝国秩序包含了非常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实际上源于欧洲历史上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遗产，即用共和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来建立世界帝国，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思想遗产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正是威尔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理念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念，共同摧毁了旧欧洲所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两种政治力量携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然而，在冷战中，美国和苏联都放弃了联合国体制而转向了欧洲历史上的帝国争霸格局。但不同于旧欧洲殖民体系，美国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立起盟友体系。如果说殖民体系是一种直接的控制，那么盟友体系必须借助国际法规则的建构。更多的是通过经济、金融、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手段进行间接的控制，因而其帝国色彩比较淡，帝国的统治手段更为现代和精致。比如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石油美元协定、瓦森纳协定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等控制了全球经济，通过北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及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各种驻军协议等，将欧洲、日韩等国家作为“附庸国”纳入其帝国体系控制之下，建立起“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或“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后冷战以来，美国也并不避讳自己要建成统治世界的“新罗马帝国”，将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解释为世界帝国内部的治安执法行动。

3.文化领域：基督教-英语-人权相互促进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政治秩序的稳固需要正当性基础。帝国秩序的建构始终以文教体系的建构作为最高的境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商业贸易推动的欧洲崛起摧毁了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并将这些帝国碎片整合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帝国秩序中。海洋贸易和科技发展将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连接为一体，西方崛起带来的科学理性、工商业社会、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的“停滞帝国”形象构成了截然对照，由此带来基于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在全球划分的“文明”与“野蛮”的划分。

美国将其立国看作是建立“山巅之城”，向全球推广自由平等的理念成为其“昭昭天命”。由此，将野蛮人带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负重”就成为推动世界帝国的宗教使命。随着英美两个世界帝国的建构进程，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与英语的全球推广联系在一起，并在后冷战时期达到了高潮。从此，自由人权成为普世价值，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基督教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于人权理念的“颜色革命”和人道主义干预成为世界帝国扩张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国也往往被称为“人权帝国”或“民主帝国”。正是在这种普世价值的建构中诞生了“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由此“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冲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务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内”与“外”：帝国的内部已经实现了历史终结，对其外部需要通过“文明冲突”来解决问题。

“深度全球化”与世界帝国的内在矛盾

20世纪可以说是美国迈向世界帝国的“美国世纪”。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治理模式与“深度全球化”所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后冷战以来，全世界对美国的感受正日益从昨天世界的“解放者”变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与世界帝国体系的治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1.帝国的经济垄断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不断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并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然而世界帝国的金融垄断和霸权所制造的不平等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深度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形成了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分工体系，而这个分工体系需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从而推动其不断变化。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往往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这就意味着随着比较优势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会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之中，为全人类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

然而，英美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单纯地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所确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军事、政治乃至文化的混合战争确立起来的。当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改变比较优势来调整全球中心-边缘结构的时候，会引发已经占据中心地位的欧美国家的反对。可以说，英美作为世界帝国的中心会运用各种力量将这种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固定化、永久化，甚至永恒化。德国、苏联、日本、欧盟乃至中国所有这些试图通过改变比较优势来调整中心-边缘分工体系的行为体都成为世界帝国打压甚至摧毁的对象。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福利的障碍。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乃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结构，让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一种与人类的科技进步、商业活动和精神创造相适应的变动状态。一旦这种结构被固定不变之后，人类就会陷入一种命定的局面，成为这种世界帝国体系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过去500年漫长的历史恰恰给了人们一种命定的错觉，以至于西方左翼认为所有总体化反抗只能是失败或者带来异化，“帝国”秩序乃是全球化时代不可克服的“铁牢笼”，不可能在政治经济上以一种总体化的方案来颠覆世界帝国秩序，而只能在帝国内部通过各种后现代的方略来修正世界帝国发展方向。世界帝国体系利用军事、政治、金融和法律等一切垄断性的政治力量，将这种不平等支配关系经济化、意识形态化，并因此固定化甚至永恒化。因此，后发达国家要改变被支配的命运，就不得不从关注发展的经济领域转向关注支配和斗争的政治领域，最终要从政治上去颠覆这种世界帝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全世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尤其“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重新凝聚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摧毁世界帝国体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建构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2.帝国的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引发全球风险，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世界帝国结构基于民族国家的“美国优先”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必然要加快政治全球化，以便使得公共政治生活从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转向以全球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建构，进而推动全球政治从联合国向世界政府目标迈进。为此，西方理论提供了三种思路和探索。

其一是法治主义的思路。在主权国家内部用分权和宪法来约束主权者权力，在主权国家之间用国际法来约束主权国家的行为。这种法治主义的思路包含了非常强的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但在现实中面临困境。因为没有世界政府，国际法缺乏强制力。这种理想主义规范色彩为世界帝国发起的战争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结果非但未能实现世界和平，反而将世界带入长期的动荡中。其二是在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帝国的思路。欧洲崛起过程中，就用“列强”（the great powers）这个词语描述在欧洲拥有主权国家身份但却在欧洲之外拥有殖民帝国的混合体，由此形成对内主权国家与对外殖民帝国相结合的“主权国家-殖民帝国”的帝国宪制模式。这种殖民帝国体制是一种历史性的、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体制，这实际上为后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其三是联邦主义的新帝国思路。主权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盟或联邦而形成帝国。美国、“苏联”和欧盟都是这种思路。然而，联盟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一旦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尤其文化、宗教的深刻分歧，就无法建立起联盟，“文明冲突”也由此而来。

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实际上是将这三种思路结合起来，通过贸易、科技和金融等隐蔽的底层经济秩序来控制世界，从而大大弱化了传统帝国通过暴力征服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控制手段。美国在事实上作为世界帝国控制着整个世界，却可以轻松地用法律形式上的主权国家为理由，推卸对整个世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历史上的帝国必须承担起对边缘地区的道德责任和治理责 任，甚至连大英帝国在撤退时也要标榜帝国责任；然而，美国拥有控制世界的权力并利用世界帝国体系来获取利益，却不需要对整个世界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的缺位。可以说，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源来自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

3.历史终结与文明共存对话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亟须展开“文明对话”，让每一种宗教和文明反思其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寻求共识，共同建构多元文化共存、文明相互学习借鉴的“人类大家庭”。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秉持“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以“文明冲突”的方式来推进“历史终结”，构成了今天世界的紧张。因此，要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对话”，就要抛弃基于基督教的理论所形成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推翻西方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让宗教脱离政治的争夺，真正面向真理展开对话。在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中，唯有古典中国的帝国文明没有依赖宗教，而是依靠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儒家哲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成功地解决了宗教冲突的问题，能够让不同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和谐共处。

可见，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的世界帝国体系已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今天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美国是：经济上的金融掠夺化、政治上的军事暴力化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化。美国从作为世界灯塔的解放者日益变成自私自利的霸凌者，以至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美国今天的表现更像以前的苏联，而中国更像冷战中的美国。

“天下一家”：继承并超越“五四”

在联合国体系陷入困境而世界帝国体系缺乏公共性的背景下，未来全球治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历史会进入世界秩序动荡期和全球治理的混乱期。美国正试图逆转“深度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试图与其盟友构建“更紧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没有中国的全球化”，而中国则致力于推进更为包容的全球化，推动全球化进一步迈向“天下一家”。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一如20世纪初：“怎么办？”那时，中国人面对全球困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今天，要继承“五四”传统，更要超越“五四”，探索全球治理的未来。

其一是继承“五四”民主精神，积极推进全球民主治理。五四运动源于巴黎和会，旨在批判旧殖民主义帝国对世界的支配，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今天面对世界帝国的全球扩张，要发扬“五四”民主精神，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世界各国的民主进步力量，包括美国内部的进步力量，反对新型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专制，保卫并完善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民主体制，并基于“天下一家”的理念来推动世界政府的建设。

其二是继承“五四”科学精神，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了科学和民主的理念，这里的科学就包括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科学。美国缔造的世界帝国及其规则治理始终“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则须“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建构全球治理的新科学。

其三是超越“五四”，复兴“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五四”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抛弃了中国古老的天下传统，致力于将中国建构为一个主权国家，从而加入全球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来激活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传统，并与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传统和共产主义传统相互促进。“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植根于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应当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