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欧班夫人的晴雨表
——“真实效应”与现实主义细节批判话语

文/徐蕾

罗兰·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真实效应”（reality effect）解构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真实世界的指涉，是文学表征危机时代西方现实主义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作为该观点的核心论据，福楼拜短篇小说《淳朴的心》（,1877）中欧班夫人起居室内的晴雨表成为西方学者50多年来竞相诠释的焦点，所引发的持久论辩凸显出19世纪现实主义描写性细节在当代学术阐释域中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背后的理论范式转向：从摹仿论支持者们为晴雨表与真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而进行的奋力辩护，到詹姆逊、布朗等人立足唯物史观与物质文化批判，在阅读方法论意义上转换释读晴雨表的语域，再到朗西埃引入审美政治范畴，将“真实效应”置换为“平等效应”，赋予晴雨表打破等级化的感性分配原则的美学革命精神。对晴雨表解释权的争夺见证了西方摹仿论传统的当代发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批评、物质文化研究以及当代政治美学提供了经典的方法论演绎，激荡的学术涟漪同时推动着西方学界反思细节描写自古典时期以来被质疑与工具化的状况，激发了细节美学的当代生长。

“真实效应”与摹仿论的传统：必须保卫的晴雨表

“真实效应”概念首次出现在巴特1968年发表的同名文章《真实效应》（“L’Effet de Réel”）中。他以福楼拜的小说《淳朴的心》和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中两处细节——欧班夫人家起居室钢琴上方的晴雨表和夏洛特·柯代行刑前监狱牢门上的敲门声——为例，指出现实主义叙事中充盈着无法从结构功能角度予以阐释的“无用的细节”（useless detail）。这些细节并非指向具体的真实，只是在遵守“支配表征的文化规则”，营造“指涉幻象”（referential illusion）而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告别了古典时代“逼真性”（verisimilitude）对文类修辞的审美追求，要为描写寻找新的理由，这就是对“真实”概念的意指。“真实效应”在现实主义诗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揭示出现代主义遭遇的符号解体问题早已潜伏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为语言学转向后表征危机下现实主义美学的重大转折拉开序幕。

西方摹仿论的坚定维护者并不认同巴特对现实主义指涉幻觉的符号学解构，他们坚信文本不可能全然与外部世界绝缘，拒绝词语的意指功能对亚里士多德“可然性”（probability）概念的间接否定。对此，高举新摹仿论旗帜的纳托尔（A.D.Nuttall）提出，现实主义艺术家运用“基于经验的假设”，以“唤起我们全部的人类力量与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赖于对真实生活特征的精准描摹，欧班夫人的晴雨表便是基于经验假设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一处陈设。晴雨表在家庭内的存在典型得乏味，与其说它意指真实，不如说指向19世纪人们对中产阶级日常家庭生活空间的共识。

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认为，巴特对晴雨表和《淳朴的心》中其他物品进行区别对待，没有尽到符号学阐释的本分。巴特在《真实效应》中对出现在晴雨表下方的钢琴和旁边的纸盒进行了适当的符号学解读，认为它们意味着“资产阶级地位的标志”和“混乱或家道中落的某种标志”，而面对相对未充分编码的“令人担忧”甚至“臭名昭著”的晴雨表时，却“略带悲观地”放弃了把握“它的符号学幽灵”，全然不顾“福楼拜笔下的诺曼底的天气缺少变化到无聊的程度，晴雨表的含义可以被读作对庸碌人生的意指”。晴雨表被巴特挑为靶子既不合情，也无道理，不过是“集中了符号学的炮弹和修辞的兵力、以对付一场假想战争中的想象敌人而已”，因为在摹仿文本及其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默许的语言游戏约定。巴特费心戳穿的指涉幻象其实根本骗不了任何人。如果有任何幻象的话，它或许只存在于巴特自己的眼中。

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机杼》中驰援了普伦德加斯特的看法，认为巴特对晴雨表的判定“失之草率”。伍德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确制造了大量冗余、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可这么一层不搭界的细节是真的像生活”，由此散发出的随意性恰恰呈现了“现实本身自带的一种无关性”。虽然文本中虚构的现实的确由许多“效果”构成，但现实主义在效果之外依然可以是真实的，只因“巴特对于现实主义有一种敏感的、欲杀之而后快的敌意”，才会片面解读晴雨表。

阅读的方法论：走进社会与物质历史的晴雨表

在新的诠释域中发掘晴雨表作为物的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进行的尝试。他在1985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房屋平面图》中，把晴雨表置入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以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去神圣化”（desacralization）时刻为锚定点，重新阐释了欧班夫人房屋的区域划分与空间布局对刚刚出现的资产阶级新世界的隐喻。詹姆逊认为晴雨表绝非“空洞的符号”，可以进行象征的和图像学的解读。作为一种现代测量仪器，晴雨表“标记了科学与测量对古老的循环与定性式季节时间的胜利”，凸显了早期资产阶级采取的文化革命的姿态，又与近旁壁炉架上的罗马灶神庙造型的座钟一起，共同表征了“时间理性化和现代劳动过程管理的主要推手”。

“物论”（thing theory）理论家布朗（Bill Brown）却指出，无论是巴特还是詹姆逊，都没有考虑到晴雨表的物质属性而将物自身的历史排除到历史分析的图谱之外，这显然流于粗陋。在《物质无意识》一书的“导论”中，布朗指出，詹姆逊想当然地认定晴雨表被放在钢琴上，将它视为法国人维蒂（Lucien Vidie）1844年申请专利的新式无液气压计，但原文中位于钢琴上方的晴雨表“一定悬挂在墙上”，是旧式的水银晴雨表；此外，故事中欧班夫人的房子是在19世纪初装修的，彼时新型立式晴雨表尚未问世，待到《淳朴的心》发表时，维蒂和他的新式晴雨表已为人们所熟知。布朗据此认为，当福楼拜的读者看到这枚老式晴雨表出现在欧班夫人起居室里的时候，他们内心隐隐感慨的或许是“资产阶级文化资本的过去”，而不是19世纪产业技术和科技的进步，作为测量工具的旧式晴雨表凸显出的更有可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

尽管布朗对晴雨表的分析几乎处处与詹姆逊针锋相对，其用意却并非解构晴雨表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社会象征价值，而更多是为了揭示被“政治无意识”的历史化释读视域所遮蔽的“物质无意识”对于文学阅读的启迪——如何“在那些轻描淡写的、‘亚历史’（subhistorical）的片段里面”挖掘文学中的历史。他提倡的以物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阅读方式，宣告了在詹姆逊式的历史化解读之外，另有进入文学作品的路径。如果说历史表述的主体在詹姆逊的总体性构想中必然是缺席的，只存在于被叙事化的文本中，被社会生产方式与结构所支配，那么布朗的阅读方法论赋予了物以历史主体性，让物引领着历史的叙事。

布朗借力晴雨表，生动诠释了物质文化批评对于经典文本阐释的巨大潜力，这种以物为中心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奠定了他作为当代西方物论研究的开拓者地位。美国学者弗里格特（Elaine Freegood）紧随布朗的步伐，在论著《物中观点：维多利亚小说的逃逸意义》中提出“强转喻式阅读法”（strong metonymic reading），这一针对维多利亚中期经典小说的阅读模式直接得益于布朗对欧班夫人晴雨表的诠释路径，即“把握小说中物的物质的或字面的意义，然后依据一种强转喻式阅读法所规定的研究模式，追踪物品在文本之外的生命”，从而跳出文本框架的局限，考察物自身的属性和历史，使其在与小说主导叙事的汇合和碰撞中、在常规性社会结构和偶然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得到重塑。

晴雨表的平等效应：细节的现代美学革命

从“真实效应”话题伊始，晴雨表就暗中参与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迭代——巴特不正是借此把“逼真性”这一古典美学问题从修辞学引入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埋伏圈吗？在21世纪，又是一位法国人——朗西埃——将晴雨表重新带回美学领域。他认为，欧班夫人的晴雨表是现代虚构美学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重大转变的风向标，呈现了现代虚构美学对传统叙事美学的反叛，构成了现代审美政治批判的典型样本之一。他在2014年发表的论著《消失的线——论现代虚构》（）中指出，现代文学在福楼拜、康拉德等作家的笔下出现了重大转变，不再遵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经典虚构的秩序与比例，即确保故事可读性在时间层面上的因果关系链，以及细节必须服从于整体完美结构的内在组织原则。这场始于19世纪的美学革命没有借助一份宣言昭告天下，而是通过一波波现代作家的文学实践完成的，欧班夫人的晴雨表便是朗西埃在勾勒现代叙事转型过程时精心挑选的第一个案例。朗西埃坦言，之所以选取晴雨表，就是为了直接回应巴特提出的“真实效应”，“试图展现‘现实主义’描写的冗余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朗西埃指出，晴雨表之所以被放入这位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空间，并不是为了真实性的自我证明，而是“因为这件平庸的器具浓缩了一个完整的可感世界”。“可感”（sensible）一词来自朗西埃政治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感性的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这是艺术和审美的起源：一方面，“艺术品得以产生，是靠一种塑造了感性体验的肌理（fabric of the sensible）”；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体验模式”的美学正是对这种肌理的“认知”。感性体验的肌理如何被认知取决于康德提出的、被福柯历史化的“先验”（a priori）形式，它预设了“对时间与空间、可见与不可见、话语与噪音的边界区分”，“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由此确定了“感性的分配”的基本原则与秩序。如果说民主政治挑战了古代等级社会的感知配置规则，那么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以现实主义兴起为标志的19世纪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之中。新的感知经验被创造、被发现、被感知，由此塑形的审美体制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奠基的“艺术再现体制”（the representative regime of art），因果关系驱动下的连续性情节让位于琐碎而平庸，却“凝聚着无分之分生命热情的‘微物之光’”的生活细节。晴雨表便是这样一个指向籍籍无名的大众，且被赋予可感世界的伟大强度的细节：“它具备了将常规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激情深渊的能力，无论这激情投向的是一个年轻男人或制作成标本的鹦鹉。所谓的‘真实效应’不过是一种平等效应。”

这种平等并非指所有的人、物及感知之间的均等，而应被理解为“文学民主”（literary democracy），即“现代虚构的民主”。一方面，冗余的细节烘托出来自社会底层的女仆忠于职守、热爱生活的激情，引领普通人升格为生活的主角，改写了亚里士多德关注的行动主体及其潜在的对人的两分法。另一方面，平等效应所依托的艺术审美体制，可以推动形成新的审美共同体。在19世纪艺术审美体制内，属于艺术的事物与属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之间边界趋向模糊，重新分配的感性成为可以被不同阶层共享的审美体验，实现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勾画的审美王国里众生平等的蓝图。

朗西埃和巴特对晴雨表的解读具有某种惊人的共识，即都见微知著地看到了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折，并认为这一处看似冗赘的物品细节突破了古典美学的审美原则，但对于如何解释这种美学突破，他们的路径显然不同。前者认为晴雨表式的细节意味着对被理性原则支配的逼真美学的反叛；后者立足结构主义的原则，试图借由无意义的自我指涉，赋予该细节以符号学层面的意义。巴特勾勒的逼真美学从经典到现代的转变，看似背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传统，但在朗西埃眼中，这种结构主义批评依然深深根植于其批判的古老的表征传统，理性的原则依然控制着诗学，且进一步延伸到对历史、社会知识的塑形。因此，朗西埃为晴雨表撰写的辩护词针对的是巴特“真实效应”根植的古典美学原则，其锋芒所指实为摹仿论依据的等级化的感性分配原则。

结语：细节美学话语的胜利

为何这样一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作品细节屡屡成为学术论战的焦点？部分原因自然可以归结为巴特《真实效应》的持久影响。但是，如果说巴特对晴雨表的解读下闪动着结构主义剖析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把利刃，那么随着这波浪潮逐渐被新的理论热点取代，这把曾经的利刃也慢慢失去了凌厉的锋芒。欧美学者对晴雨表意义阐释权的争夺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复杂却极为清晰的过程：为晴雨表发声的欧美学者当然意不在物本身，而是借巴特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积聚的强大声望，通过击破有影响力的个案，为各自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扫清障碍、鸣锣开道。

与此同时，学者们争夺晴雨表阐释权的不懈努力，客观上促进了在日益开阔和多元的学术语境下，重新发现19世纪现实主义的描写性细节乃至现实主义摹仿论的当代价值。现实主义文学将描写融入叙事，不再视其为对叙事的中止与阻碍，这无疑挑战了自古典时期以来被西方诗学认可的细节与叙事之间泾渭分明的等级秩序，开启了西方细节美学历史上的一段高光时刻，尽管怀疑与否定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巴特从晴雨表推衍出的“真实效应”或多或少延续了西方学术话语对细节美学的深刻怀疑，继而激荡起一圈又一圈不断扩散的话语涟漪。或许围绕欧班夫人的晴雨表的讨论在可见的未来尚难有定论，但只要话题依然延续，思想在缠绕中继续蔓延生长，这恐怕就是细节美学及其话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