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½章世界史》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叙事策略

◎陈 颖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朱利安·巴恩斯是当今英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2011年凭借其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荣获布克奖。《10½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th Chapters）是巴恩斯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由十章历史故事和半章插曲构成，这十章半的故事涉及了人类历史所包含的信仰、艺术和爱等重要话题，以戏仿、互文和碎片化等叙事策略对以往历史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文本，并在这个全新的文本构建过程中质疑旧文本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巴恩斯在这部作品不仅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历史书写和认知过程中的问题。这部小说不仅兼具了传统元小说的实验手法，同时将文学创作和历史书写进行了糅合，从而模糊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之间的界限，在模仿、互文和再现的过程中探讨历史表征和历史言说的真实性，并表现出历史编纂元小说所具有自我指涉性特征。本文将从后现代主义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探讨《10½章世界史》的叙事策略并分析其中的诗学意义和人文关怀。

一、历史编撰元小说与后现代历史哲学

文学理论学者琳达·哈钦在《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中提出“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概念，指“那些闻名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这类小说在后现代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主流，与历史哲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转向息息相关，可以说后现代的历史哲学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强调平等、多元和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语境中，任何知识性信息都充满不确定性进而都可以被怀疑和否定，曾被定义为“绝对理性”的历史也并非例外。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性叙述，这种文本性叙述表明传统的历史书写并非是独立于语言的纯粹客观物，而是一种具有意义预设性的人为构造物，正如哈钦所指出的：“叙事已被公认是一种人造的结构，而从来不是‘自然的’或给定的。不管在历史还是在小说再现中，有着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常见叙事形式意味着赋予意义和秩序的建构过程。”由此，历史书写的科学性与历史诗学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过去所认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等同从本质上被分裂。

受后现代的历史哲学反拨传统历史书写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糅合了历史维度的历史编撰元小说随之出现。一般意义上的“元小说”是指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类小说在创作时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将作者隐去，相反作者在文本中被刻意凸显而且进行评述，它的创作过程不仅是故事或情节的讲述过程，同时还是故事是如何被创造的诠释过程。元小说混合了各种文体却不再关注事实本身，它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小说样式，但也走向了沉溺于文字和语言游戏的滑稽模仿。而历史编撰元小说不同于元小说，它采用了元小说的“元叙事”形式而又兼合历史文本的编撰方式，“将文本自身及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再度语境化，置入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整个情境之中”，从而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历史编撰元小说明确地质疑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但并不在解构和颠覆的过程中走向历史虚无，认为传统的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同样具有文字的本质，那么历史书写的过程也是一种虚构的过程，这种虚构行为的本质是被语言和情节所覆盖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通过将元小说自我指涉性的写作与历史材料的融合，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历史文本的权威性，进而指出历史文本不过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诠释，这也就打开了历史诠释的空间以及对历史整体性的探究。

二、揭示历史书写的文本性

当下的个体是无法从时间的线性维度上回到过去并经验过去，因此个体对于过去的认知只能通过文本性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记载，“文本性对我们与历史的接触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只能通过文本了解历史：历史文件、证据甚至目击者的叙述都是文本。”然而真实存在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并非是完整和连续的，这就决定了历史书写并不能全面地呈现唯一真实存在的过去。如果历史书写想要完整地呈现过去的存在，就不得不借助诗性化的言辞和想象以建构事件的全貌。这也就是巴恩斯所说，“大部分关于历史人物的生活、行为和遭遇的证据都已经消失了，我们认定的历史证据可能仅仅是所有证据中非常细微的一部分。因此，偏见难以避免。历史书写通常会出现以下二者选择，要么只写有据可查的历史，但如果要写更完整的历史，就不得不将历史小说化。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如果历史想要的不只是关于文件和文物的描述，它就必须是一种文学体裁。”借助于文学性的写作方式或修辞手法，历史在文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一种人为性因素。

古希伯来文明被普遍认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如果把《圣经》当作为一个文本来审视，其中大量神迹或超自然的记载就显示出人类的原始想象色彩。《10½章世界史》以《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为开端，但通过戏仿构建了一个关于挪亚方舟的全新文本，在这个戏仿的文本中叙述的视角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原文中类似于正典式的叙述视角，而是从“偷渡者”木蠹这个边缘视角展开回顾性的叙述《，圣经》中的“方舟”是一条长三百肘的大船，而木蠹说“方舟在”是由八条船组成的船队；《圣经》对大雨和洪水的记载是“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而在木蠹的说法却是一年半和四年；《圣经》对挪亚的记载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而在木蠹的回忆中挪亚“是一个怪物，是个自命不凡的老昏君”。木蠹并非是被选中登上方舟的物种而被称为“偷渡者”，但在小说文本中木蠹是洪水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无疑增强了木蠹对“官方文本”质疑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小说不仅在戏仿中构建的全新文本揭示了历史文本编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本性，而凸显边缘叙述的策略促使边缘与中心产生互动，在这种互动之中表现出的是巴恩斯在历史文本面前自我意识的强调。

三、打破历史书写的绝对理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诗歌解释为人类活动的模仿，他所谓的“模仿”原意是指某种“再现”，模仿”在另一意义范畴里指的是那种有意仿效某一古典作品，但借以表现作者本人时代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模仿说”几乎奠定了西方世界对审美活动的总体认知，“西方对艺术的全部意识和思想都一直局限于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所圈定的范围。”在过去传统的历史学界认为，历史批评的任务就是发掘和梳理过去遗留的材料，并找出其中的逻辑意义从而再现事件最初的形式。“事实上，除了事件本身的真实痕迹以外，所有历史传统都包含有大量我们永远无法测量的事实和虚构的混合物。我们在叙事性的报道中看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们在叙述人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而且我们也知道对这些印象的重述从来都不是完全精确对应事件原初面目的。”这就是说，有限的历史材料并不能完整地还原出过去发生的事实，为了再现完整的过去就只能依靠想象来拼贴。因此，传统历史书写在历史编撰元小说看来并非是对过去事件的再现，而是不同历史学者对原初事件的各种理解和阐释，历史记录也不再是绝对理性和绝对客观性的真理。

在《10½章世界史》中，小说将“偷渡者”木蠹设为洪水事件的参与者，与其说对木蠹的设定是洪水事件的参与者，这个渺小的“偷渡者”更像是宏大历史叙事中遗漏的片段，新的历史材料的出现带来了不同的真相。“偷渡者”木蠹的回顾性自白和《圣经》原文的记载显然是对洪水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阐释，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中，显示出的既是不同话语体系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同时还有不在场的历史书写根本无法具有对历史确定性的认知。小说的第三章围绕一场法庭辩论展开，在这场木蠹和居民的法庭辩论中，居民主张作为上帝选民的决定地位，而木蠹却认为应当重新思考人与其他群体的关系，显然这两种不同立场的叙述也是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和阐释。还有小说对法国“梅杜萨”号遇难经历的重述、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回忆等，这些来自不同声音的重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这无疑是对传统书写中历史确定性和客观性的消解和颠覆，“历史并不是发生了的事情。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套。有程式，有计划，有运动，有扩张，有民主的进程；是织锦挂毯，是一连串事件，是繁复的记述，互相关联，可作解释。”

四、追寻过去历史的确定性

尽管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巴恩斯划入为后现代主义，巴恩斯的小说也的确在表现手法上具有后现代解构和颠覆的特性，但是其创作旨向和人文关怀却与后现代主义质疑和否定一切的根基具有本质的不同。《10½章世界史》从不同的视角再现了过去的历史事件，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展露出历史文本的人为构建性和历史书写的非理性，小说虽然以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世界史”为题，但却以个体化和碎片化的方式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和非连续性，在这一系列看似迷失于质疑和解构的形式之下，其实包含着对过去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比如小说第六章中弗格森和洛根前往阿勒山的朝圣之旅，在第九章中登上过月球的泰格勒寻找挪亚方舟的计划，甚至是第一章“偷渡者”木蠹的亲身经历，这些零散而毫无章法的故事是巴恩斯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审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小说并未否认这些故事背后事件的真实性，这就是说小说质疑历史书写但并不否认过去存在的事实，相反在质疑和解构的过程中试图寻找一种确定性。

“凡事都有两种解释，每种解释都要借助于信仰，给我们自由意志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两者之间选择”，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选择是迷失在质疑和否定中，那么巴恩斯在《10½章世界史》中做出的选择就是确定性的信仰和追求。小说中十章“世界史”充满了或是暴力或是虚无的描述，似乎在昭示历史就是由一系列被掩盖的暴力事件构成。然而在半章的《插曲》中，小说对爱与真的探讨与暴力性和虚构性形成截然相反的画面，而这正是巴恩斯在小说中所追求真实性和确定性，对于这种确定性巴恩斯给出的答案是爱，因为“爱与真这是至关重要的联系”。“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爱。因为世界历史——它只会同在爱的半房前，将它夷为碎石瓦砾——没有爱便会陷入荒诞。世界历史若没有爱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爱是具有指向性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活动，它所指向不是在主语位置上的自我，而是自我之外的存在物或存在者（他者），这意味着爱要求自我不仅要忘记自己而且在某种方式上不再是自我，“你要爱某个人就不能没有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就不能不学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对过去的历史书写可能只是历史学家的虚构编织，真正的世界历史也许只是一些回荡在黑暗中的声音，爱也无法从线性维度的当下改变已然过去的世界历史，但是爱“可以做一些重要得多的事情：教我们勇敢地面对历史，不理会它神气活现地趾高气扬”，爱可以“使我们看到真，使说真话成为我们的责任”。

五、结语

在《10½章世界史》中，巴恩斯以“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形式，在戏仿、再现和边缘叙事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书写的文本性并打破了历史文本的真实客观性。虽然作为过去的历史与文本书写的历史已经分离，但是巴恩斯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其他作者一样并不否认过去是存在的事实。同时，《10½章世界史》显示出与后现代主义沉溺于解构一切不同，它不仅多重视描述了“世界历史”，还在对历史文本的质疑与解构中，上升到对历史事实和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和探索的高度，而后者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具有更深层的诗学意义和人文关怀。

注释：

①琳达·哈钦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Linda Hutcheon.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New York: Routledge，1989:62.

③琳达·哈钦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④琳达·哈钦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⑤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⑥Heinrich von Sybel,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In Histori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Vol.1).Ed Robert M.Burns.New York:Routledge,2006:32.

⑦朱利安·巴恩斯著，宋东升译：《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224页。

⑧朱利安·巴恩斯著，宋东升译：《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151页。

⑨朱利安·巴恩斯著，宋东升译：《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222页。

⑩朱利安·巴恩斯著，宋东升译：《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225页。

⑪朱利安·巴恩斯著，宋东升译：《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