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以来六盘水作家的“乡镇叙事”
——以刘毅与龙尚国的小说为例

◎姜 磊

（六盘水师范学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04）

乡镇，即乡和镇。在中国所设立的中央、省、市、县、乡镇的五级政府机构中，乡镇是级别最低的基层政府机构，也是直接与乡村农民打交道的、矛盾冲突较为集中激烈的国家机构。乡镇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实现现代化的宏大格局中，乡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镇化。”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我国开始重视城镇化，政府出台了若干乡镇发展的指导意见。新世纪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新思路，乡镇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因此“乡镇”也成了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作家们也越来越热衷于“乡镇叙事”。如陈良的《中国乡官》（2006年）、张宜春的《乡镇党委书记指南》（2009年）、刘醒龙的《政治课》 （2010年）、梁鸿《中国在梁庄》（2010年）、贾平凹的《带灯》（2013年）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六盘水的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笔下，乡镇成了被审视、被考察、被打量的对象。在六盘水文学中涉及乡镇叙事的作家作品也不少，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永福的《挂职》（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龙尚国的《代理乡长》（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2月）、刘毅的《欲壑》 （2015年1月）以及其收集在《都市鸟》中的“三官”系列（2005年5月）等。六盘水作家的乡镇叙事既书写了乡镇世界在城镇化建设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日益改善的巨大变化，也指出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乡镇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传达了他们对当下中国乡镇基层问题的理性思考。

一、改革成就与乡镇叙事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乡镇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六盘水作家笔下的偏远山区的“乡镇”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从刘毅与龙尚国的小说中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变化。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农业税的免除、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负担不断减少，收入相对增加，使不少农民生活告别温饱时代，步入宽裕阶段，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在《欲壑》中王大伟通过回忆就指出了改革开放前后的这种变化： “粮食紧张的年代，每逢五黄六月，青黄不接之际，父亲总会带着自己到表哥家去，待上十天半月，混几顿饱饭。”（刘毅，2015:26） “好在土地承包后，‘蹭饭’成了不堪回首的历史。”（刘毅，2015:26）在《代理乡长》中虚构的岩鹰县蜂王屯乡也描写了这样一种变化： “苞谷的少的时候，家里做饭时，常常是将苞谷籽用石磨干推，蒸熟后舀在碗里，酸菜汤泡下去，面上就漂浮着碎碎的苞谷籽粒皮，不用汤泡呢，吃在嘴里干沙沙的，一说话，饭粒就会随着气体喷出来，不注意还会喷到餐桌上的菜肴里。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后粮食收得多，这苞谷饭做得就精细多了。先提前几个小时用温水将苞谷籽粒淘洗干净，滤水的过程其实也是苞谷籽粒吸收水分的过程，待这些银光透亮的苞谷籽粒不见湿水而手感温润时，才可以喂进石磨去推。这时候石磨比干推时沉重得多，第一道推出来的是苞谷粒瓣。用粗筛将面粉筛去，粗筛里浮在最上层籽粒皮也挑出来去，然后用簸箕将粒瓣里籽粒的皮扬去，剩下银光透亮的苞谷米。再用石磨磨细，用细筛筛好，筛好的苞谷面粉白如雪，润润的。这种面做出的苞谷饭，热热的，舀在碗里，满满一碗，半瓢酸菜汤下去，饭就蚀下去半碗。如果再有南瓜叶尖做成的嫩豆花菜，蘸水是用柴火烤糊的辣椒面拌水豆豉，再放点烤得黄黄的木姜花，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龙尚国，2012:18）这段文字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虚构的岩鹰县蜂王屯“地处乌蒙高原的东斜坡，大山叠起，沟壑纵横。”（龙尚国，2012:17）主要农作物是苞谷，农民吃的主食是苞谷饭，同样是苞谷饭，但制作工序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因为粮食收得少，不够吃，所以苞谷饭制作工序简单、且制作粗糙，连苞谷籽粒皮都在饭中，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也收得多了、有了剩余，所以苞谷饭制作工序复杂、且制作精细，菜的搭配讲究，吃起来是一种享受，具有了美食文化的意味。

当然乡镇社会的人们除了吃饱吃好之外，他们还买了电视，用上了手机，同时他们的住房、交通以及其他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官殇》就提到乡镇干部在基础设施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这段时间，他（钱程）紧紧抓住基础设施这个龙头不放。继办电成功后，又相继修路、改水。香溪（镇）的基础设施旧貌换新颜。”（刘毅，2005:158）有了电，有了水后，路也修好了，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悠闲了，看电视、玩手机成了乡镇社会中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欲壑》： “那天早早地吃过晚饭，吴尔金照旧雷打不动地坐在客厅看新闻联播。”（刘毅，2015:158）“好多地方都用上了电，电视机几乎家家都有，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刘毅，2015:165）“你看村里，男男女女是人是鬼，兜里都揣个手机。”（刘毅，2015:166）交通便利后，人们工作起来也变得轻松了。《欲壑》：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到镇上都可以坐班车。”（刘毅，2015:166）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乡镇有了自己的企业，村民们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挣钱的愿望。在《欲壑》中的永久化工厂就建在金竹镇转弯塘，不少村民就在厂里上班，“村里不少人进厂做工，每月净赚两三千元。”（刘毅，2015:106）可以看出，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成为了乡镇叙事作品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问题与乡镇叙事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它也给我国的乡镇社会带来一些问题。在六盘水作家的乡镇叙事中，城镇化给乡镇社会带来的问题主要通过两方面反映出来。

一方面，城乡差异使乡镇基层单位留不住人才，影响了乡镇的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虽然乡镇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条件在不断变好，但是它与城市的条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人们仍然向往着在城市生活。这种差距给部分乡镇干部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困扰。如《代理乡长》中的李梅、胡松林、陆萧等。耿正的高中同学胡松林，省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在一个很远的乡医院工作了几年，因为在县城里安了家，又无法调进县人民医院来，一气之下就辞了公职，到县城里开了个诊所。陆萧是蜂王屯乡卫生院的医生，“5年前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关系，就来到了这边远的蜂王屯乡，一直想调回县城陪伴母亲，但托人找了好多关系，硬是没有办成。大学里谈了一个朋友，分配在黔东南州一个很偏远的乡镇。两个人又调不到一起，就这样没咸没淡地扯着。”（龙尚国，2012:126）一些下乡干部也因无法照料家庭而导致家庭的破裂。耿正与妻子李梅就是其中之一。他俩都因被分配到石门乡上班而相互认识再到相恋结婚，后来耿正进入县委当秘书，接着还当上了县委办公室秘书股股长，李梅也通过耿正的关系进了县一中。从此，两人开启了“农夫山泉有点甜”（龙尚国，2012:1）的幸福生活模式。谁知正在秘书股股长的职位上干得正欢时，耿正却被通知自己被提拔为蜂王屯乡党委副书记，满心欢喜的他将这一消息告诉李梅，李梅却反应非常强烈： “重用？……苦了几年就是这个下场？……你下乡后猴年马月才能够回县城来？你说！” （龙尚国，2012:13）耿正虽然想在乡镇认真工作，为蜂王屯乡多做点事，但是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已经进城的李梅又无法理解在乡镇工作的耿正，下乡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离婚了。《欲壑》中后来辞职当了老板的赵大发同样不安心在乡镇工作，他瓜州师范毕业后，在一所乡镇小学教书。不安于在乡镇教书的他找准路子，扔出不少银子，先是在瓜州市安监局当办事员，继而科员，进而谋到了市安监局监察股股长的宝座。

另一方面，部分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腐败问题影响了乡镇的发展。乡镇党政领导干部是我国领导干部系列中最基层的群体，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基层责任者。乡镇领导班子永远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他们肩负着维护地方和平稳定、积极发展地方经济、有效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乡镇领导干部是最基层的政策执行者。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直接影响当地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与落实。在《代理乡长》中乡镇领导干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良知、坚持原则、工作态度认真、一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乡镇领导干部，如耿正和张超等；第二类，无良知、无原则、工作态度不认真、为一己私利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乡镇干部，如李子清、汪全凯、杨子长等；第三类，有良知、工作态度比较认真、但是不敢坚持原则、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却又怕自己受牵连的乡镇领导干部，作品中这一类干部占多数，如赵丰书记、王江涛、林涛、彭传德等。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直接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与落实，由于第二类干部的存在，使得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地执行与落实，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走样，那么乡镇这一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蜂王屯乡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如果第三类干部坚持原则，敢于与第二类干部作斗争，大地煤矿的矿难就会避免发生。正是第三类干部的逃避与纵容，使得第二类干部有恃无恐，从而加剧了腐败问题的滋生。正是作为煤管站站长的王江涛明知乡长李子清与副乡长杨子长等人有问题却不敢站出来指出他们的腐败问题，使得大地煤矿矿难这样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的很多问题又都与腐败有关，因此腐败问题也就成了乡镇叙事的重要内容。如贾平凹的《带灯》、张宜春的《乡镇党委书记指南》、陈良的《中国乡官》等作品都书写了乡镇社会的腐败问题。在六盘水的乡镇叙事中，同样也叙述了乡镇社会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指出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都与腐败有关。如《代理乡长》中大地煤矿发生的矿难事件就是腐败造成的。《欲壑》中永久化工厂非法倾倒工业废料铬渣而导致的水污染事件也是腐败造成的。

六盘水作家笔下的乡镇社会所存在的诸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乡镇一级自身存在的问题；二是乡镇一级自身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不仅仅局限于乡镇本身，它与乡镇以上的县市一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代理乡长》中大地煤矿的矿难事件发生在岩鹰县蜂王屯乡，首先它属于蜂王屯乡自身存在的问题，因为大地煤矿的实际投资人是蜂王屯乡的乡长李子清，他就是大地煤矿的真正的老板，李子清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矿难的发生。但是作为县委书记的普定功却收受了李子清的贿赂，如果没有县委书记普定功这个后台，李子清就不会那么神通广大，矿难也就难以发生。

而《欲壑》中永久化工厂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在金竹镇，如果当初镇领导不在金竹镇转弯塘村修建永久化工厂，就不会对该镇的空气、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了，所以这是金竹镇自身的问题，但是永久化工厂是在瓜州市市长杨兵的施压下建成的，如果没有市长杨兵以及招商局长、国土局长、安监局长等人的施压，永久化工厂就不会建在金竹镇转弯塘村，污染事件也就不会发生，所以问题的实质在县市。瓜州先是县后升为市，作者的这种安排可能意在指明问题的发生既与县有关也与市有关。当初，将永久化工厂建在金竹镇转弯塘村，在前村支书吴尔金的带领下转弯塘村是进行过抵制的，由于市里和镇里的施压最后失败了。至于金竹镇政府是否进行过抵制小说中没有交代，对金竹镇政府这一块的叙述只是一笔带过，这也可看作是《欲壑》的不足。但是刘毅的“三官”系列（《官道》《官殇》《官人》）就可弥补这一不足，它将乡镇一级领导干部惧怕县市一级施压的原因描写得淋漓尽致。《官道》中大山乡党委书记卢宝山为了升任县委副书记，因上面的一个电话就随意改变了原定的凉泉小学校长的任免名单。《官人》中坪地乡乡长江水为了歪屁股坐上乡党委书记的宝座而极力讨好县委张副书记。特别是在《官殇》中，香溪镇镇长钱程虽然做了许多实事并被干部群众认可，但是仍然被调到一个比他下乡前原先所在的县工商联还要清苦、寡淡的单位，而且任的是副职。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完成财政税收任务；二是上面没有靠山。《欲壑》中的金竹镇政府面对永久化工这样一个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说不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所以说，乡镇一级出现的问题乡镇一级应该承担责任，但是问题之所以发生县市一级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叙述视角与乡镇叙事

谭君强在《叙事学导论》中指出：“在叙事作品中，必定存在着一个或多个故事的讲述人即叙述者，将故事叙述出来。而在叙述的过程中，无论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如何表现出来，都一定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点’，也就是一个观测点展现出来。这就是叙述聚焦者的‘看’或者‘聚焦’，以及与之相伴的‘说’。”（谭君强，2008）。这里的视点即视角，视角也称聚焦。所谓视角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本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和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刘毅与龙尚国的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视角，但总体来看他们大多都是从基层视角对“乡镇”进行审视。在他们的小说中，“看”的对象是“乡镇”，叙述聚焦者即看的人主要是“在乡镇生活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都来自乡镇基层，所以乡镇基层是他们的共同观测点，之所以采用基层视角，这都是与作者在乡镇工作以及挂职的经历分不开的。刘毅，贵州六枝人，做过教师和医生，当过区委宣传干部，又下乡任乡党委副书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龙尚国，贵州六枝人，从事过中小学教师、乡政府秘书、县报记者、县委办公室秘书等工作，做过镇长、县计生局长、县司法局长，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理事，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正因为作者的这种经历，对于所写生活内容来说，他们无需“体验”，他们就生活在其中。他们聚焦于乡镇，他们从基层的视角在“说”着乡镇的故事以及乡镇官场的故事。

《代理乡长》主要是以代理乡长耿正的视角来展开岩鹰县蜂王屯乡前后发生的生活故事，便带上了这个正直乡官对自己以及同僚们的思想、生活和工作进行观照、评判、思考的清晰印记。也以耿正这样一个正直乡官的视角对边远山区农民的生活、思想进行了观照。作家十分看重耿正这位一步步走向苍凉的代理乡长，从他的视角叙事，借他的视野看人，与他同喜同悲。作家对蜂王屯乡复杂而微妙的政治生态的艺术写照，也借着对耿正和他的同僚们性格的典型特性的或深或浅的刻画，写出了乡镇干部所处的困境：他们常处在一个复杂得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环境之中。作品刻画出了部分基层干部夹缝中求生存、两难中求平衡的窘状，他们常处于人格撕裂的状态。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镇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腐败有关，六盘水作家通过他们的乡镇叙事作品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讨。《欲壑》针对金竹镇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其发生前后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从瓜州市市长杨兵的视角叙述，作为市长的杨兵虽然明知永久化工会污染环境、危害巨大，却因为抵制不了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还是将它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从外省引了进来，并通过施压建在了金竹镇转弯塘村。

其次，以转弯塘村前支书吴尔金的视角观测了永久化工如何落户本村的，当吴尔金与村民们得知其中的危害时曾坚决反对永久化工落户本村，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上级部门的施压。“县里（那时瓜州尚未改市）对永久这个外来和尚，奉若神明，除了金竹镇书记镇长，前呼后拥地围着老板李永久转圈儿，当时主管工业的纪副县长，也不惜放下身架，亲自披挂上阵，带着计委、工商、环保等一干人马，声势浩大地开进转弯塘，名曰：现场办公，提高办事效率，实则排除阻力，扫除障碍，为永久落户转弯塘，鸣锣开道。”（刘毅，2015:101）虽然如此，吴尔金却不惧怕这种施压，仍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知道的铬渣有可能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合盘抖了出来。仿佛凌空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一阵骚动不安，”（刘毅，2015:103）纪副县长眼看局势就要失控，就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这次来，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书记县长都发了话，永久，这个瓜州引进的重大项目，不能再磨嘴皮子了，必须尽快破土动工……这是县里引进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也得建，不建也得建……尤其是村干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上来。顿了顿，狠狠地说，如果不换思想，就换人。”（刘毅，2015:104）“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金竹镇党委来到转弯塘村，召开党员和村干部大会，以‘工作不力’为由，宣布免去吴尔金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刘毅，2015:105）针对吴尔金被免职这一事件作品中还特意插入了显豁的叙述人的叙述：“永久化工落户转弯塘的最大障碍，终于清除了，上上下下，不由得都松了一口气。”（刘毅，2015:105）可见吴尔金给永久化工落户转弯塘带来的压力还是巨大的；原因之二是村民们只顾眼前利益放弃了反抗，吴尔金最后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永久化工有限公司建在本村。

再次，以环保局局长任杰的视角观测了环保局面对永久化工这样一个污染源的尴尬处境。永久化工上马之前，任杰虽然预先知道了其严重的后果，但他却无力制止，只能任其发生“。任杰知道了这次铬渣污染事件的严重性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身为环保局长，他更知道这种污染对瓜州、周边县市，乃至下游城市，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出现这种严重局面，正是他所担心的……这就像明知有人会生病，重病，可又无力预防，无药可医，眼睁睁地看着他病入膏肓，格外揪心。”（刘毅，2015:4）当污染事件发生后任杰也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任杰时常想，要是当初他两只眼睛都使劲地睁着，拒绝给这个项目作环境评价，结果又会怎样，能阻止它上马么……倘若顶着不给永久做环评，他还能稳在瓜州环保局长这个位置上？说不定，早就发配到爪哇国去了。他任杰不做，换了李杰马杰张杰，抑或刘杰王杰，不都得按头头脑脑们的意思做，谁顶得住啊！”（刘毅，2015:126）

任杰清醒地意识到即使自己出面阻止永久化工上马，也无济于事。在这方面村支书吴尔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杰知道，在市里这盘棋上，环保局长，在老百姓眼里算是个官，而在握有生杀大权的书记市长眼里，不过是他们手中一颗微不足道的小卒而已，想拎哪儿，就拎哪儿。”（刘毅，2015:126）

最后作品以瓜州市委书记陈若虹的视角分析了这次腐败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为什么，我们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可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但还有这么多人‘前腐后继’？廉洁指数持续低迷，令人堪忧。其中，除了体制有待完善，监管缺失。从人性的角度，根源何在？”（刘毅，2015:258）“膨胀的欲望是罪恶之源。”（刘毅，2015:264）“两个多月前，就在这个会场，听众，大体也是这些人，市委、市政府在此召开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月’活动动员大会，原市长杨兵，曾在这里作报告，讲领导干部要把好‘廉政五关’。今天，我在这里旧话重提，也许有人觉得有点滑稽，有点嘲讽，甚至有点‘二’。可我想说的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地把好‘廉政五关’，本身没有错，我们还得讲，经常讲。我以为，问题不在要不要讲‘廉政五关’，而在于我们每个领导干部，怎样修炼内功，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做到把好‘五关。’”（刘毅，2015:264）

这段文字传递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其中也道出了腐败产生的根源：除了体制有待完善，监管缺失外，修炼内功，克服人性中膨胀的欲望才是根本。这样的叙事使我们接受者对腐败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些视角来叙述这个污染事件呢？其目的是为了引出这样一种思考：明知将要做的这件事存在问题，大家却不去制止或制止不了，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其原因何在？作家通过作品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知了这样一个过程，并从中找到了答案，从而警醒我们在今后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规避这些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话语的持续强化和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剧，乡镇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作家们的“乡镇叙事”作品也正在反映着乡镇世界的这种变化，六盘水作家也不例外，他们通过对乡镇世界的叙事，为人们对当下中国的乡镇世界有了一个更立体更深层的了解。这些乡镇叙事作品使人们既能深刻感受到在这种变化中所取得的成就，也能引起人们对其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再在反思与不断的变革中使乡镇变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