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探究
——基于德江炸龙活动的个案考察

付朝龙 洪邦辉 于 莉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贵州 贵阳 510001

1 炸龙活动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过程展现

1.1 炸龙活动的缘起—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的演变历程

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时期就有了“舞龙求雨”的图文记载。到了清朝时期，舞龙酬神的祭祀活动逐渐在乡村盛行。而在民国时期，作为乡村的“民间仪式”逐渐集中到县城的“文化展演”，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德江县城的一项盛大的祭祀活动。德江土家族传统民族文化活动“炸龙”，早先是以龙求雨、舞龙酬神，习惯于刀耕火种的土家族人一直都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而对现代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知之甚少，无法理解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天文现象、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因此，只能祈求神灵的庇佑。然而，“龙”自古以来就是神灵的化身，人们为了表示虔诚，为了避免受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灾难的迫害，求神便是那时人们的唯一选择，于是以龙求雨、舞龙酬神、炸龙驱邪等一系列活动便应运而生了。然而，虽然现在已是“酬神”淡化的时代，德江县土家人们依然能够自发组织、自筹资金、自编自炸、自愿参加，无论是东南西北、还是男女老少都自愿参加炸龙活、舞龙等一系列活动，其主要的目的是娱乐身心，展现土家人民的豪放与血性。他们喝了土家人自酿的玉米酒，待喝到微微上头时，再赤膊上阵，泰然自若的走在密集的鞭炮里，彻底释放土家人的豪情和蕴藏在骨子里的野性，非得把新扎的龙炸的只剩框架才算罢休。春节文化活动的元宵“炸龙”便是德江县主要的看点，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炸龙”是德江县延续了上百年之久的习俗，素有“东方狂欢节”之称的美誉。

1.2 炸龙活动的过程展现

炸龙活动一共分为八个环节，第一步为起水，也可称为祭水，将编扎好的龙由组织群众（龙头）送至井边或者河边，由龙头带领群众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祈求龙王下凡。第二步为亮龙，亮龙即第一步结束后，龙（舞龙者）便要到主要的街道和村寨玩一圈，其主要目的是活动筋骨、看望庶民，同时也是告知各街道的左邻右舍又到了玩龙灯的时候了。第三步为送帖子，龙灯队要提前将恭贺贴发送到“龙”到的人家，预示这家人要做好接“龙”的准备。第四步为入户舞龙，舞龙入户拜新年，龙头在敲锣打鼓的助兴声中做动作，同时由一人领，众人和，领唱一些新年祝贺的贺词，这时龙头在主人燃放的鞭炮声中开门进屋，随后龙头正对着大堂的香火点三下，并开始围绕屋内转三圈，最后龙尾向前缓缓退出。第五步为送龙宝，就是每年都要将若干的“龙宝”（用竹篾和红纸编制的圆球）送给被恭贺的对象，主要针对在当地比较有名望的、经济实力雄厚的富裕家庭，因为所送家族的主人出手大方，几乎都会发大红包当作慈善或者支持炸龙活动的开展。第六步为赛龙，农历的正月十五是县城赶集的日子，因此去县城赶集的人们在正月十四就将各路的龙灯齐聚到县城，除了龙灯，还有”亭子、傩戏队、地古事等比赛，也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吸引了当天数万观众，这些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活动中包含了许多民俗体育的元素。第七步为炸龙，炸龙环节是当天傍晚最热闹的环节，各个街道准备了许多烟花爆竹，准备炸龙，听当地人说：“炸的越响，来年越顺”，因此尽管在犹如晴天霹雳的鞭炮声中被炸的满身伤痕，舞龙者也没有丝毫退缩之意。第八步为烧龙，到了第二天，将昨晚炸的只剩下的龙架送至河边将其烧掉，之后随着响起的鞭炮声中将烧剩下的灰烬放入河中，有“放龙入海”之说，同时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文化再生产理论是基于当时法国社会教育学视角下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布尔迪厄以“行动作为理论作为研究法国高等教育的基础，通过对行动作为理论的推演，建构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是一个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研究社会文化的理论。该理论中将社会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一个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而文化正是通过“再生产”的形式来维持自身的平衡，使文化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也使社会得以延续，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推动社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布尔迪厄用于建构文化再生产理论时提出的行动作为理论，其中的“资本”“惯习”和“场域”是行动作为理论的三大支柱性概念，这三个概念也是布尔迪厄在探讨社会学工作时的三个基本概念。三个概念当中的“资本”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有所区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是对阶级进行分析的重要符号，然而，布尔迪厄对资本概念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学领域，与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学概念的侧重点不同。布尔迪厄将资本分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而三种类型的资本中经济资本最为重要。惯习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当中的核心要素，布尔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与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惯习”。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然而，社会学界一些专家将“惯习”简单的理解为“习惯”“习气”等，布尔迪厄认为这只是理解了“惯习”的表面含义，他认为“惯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倾向和习惯，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被结构化了的心理结构。因此，在理解民族传统文化时，应基于行动作为理论中“惯习”的实践基础上去探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场域”概念在布尔迪厄研究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他把整个世界概括成一个大的“场”，相当于一个大的关系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场域逐渐分化成不同的小场，这些小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形态，分化的每个小场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运行逻辑和行动主体，但各个小场又同属于同一个大场，因此，每个小场都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正是小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促使社会和文化不断的“再生产”，从而促进社会的动态变化和发展。

文化的“再生产”是在一定场域中的行动主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种将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会在场域的行动主体中逐渐形成一种惯习，这种惯习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得以延续，使社会和文化始终保持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然而，民族传统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正是通过文化再生产理论中三个概念的相互转化而成。因此，本研究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视角来解读德江土家炸龙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的历程，并试图探讨炸龙民俗体育文化在变迁的历程中维持自身文化动态发展的规律，通过这一规律来预测相似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轨迹。

3 炸龙文化的场域结构、文化资本与惯习的特点

3.1 炸龙所在场域结构的变化特征

布尔迪厄把场域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构型，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充满竞争的社会空间。布尔迪厄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场域，而场域的相对独立性正是不同场域之间得以存在的依据，并且也是其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他还用了两个比喻的形式来描述场域的特征，“一是如磁场般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且引力被强加于场域内所有的客体和行动者；二是如战场（或橄榄球赛场）般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参与者在一定规则下竞争场域内发挥作用的资本以占据支配地位”。其中，场域内相互竞争的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资本形式，不同形式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在某个场域里的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场域的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德江炸龙运动在时代变迁的历程中其场域结构产生了极大变化。在民间时期作为祭祀仪式的炸龙运动，其所在的场域结构主要包括村落、龙灯队伍、土家人三个部分。然而，随着炸龙运动从“民间仪式”变迁为城镇的“文化展演”之后，德江炸龙运动所在的场域结构转变为政府部门、龙灯协会、群众游客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在该场域内的资本构成和位置关系各不相同，并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占据更多的资本或权力。

首先，场域中的政府部门最具主导性力量的机构。与其他两个部分相比，政府部门对资本或权力的占据是具有合法性的，其对炸龙运动所在的场域具有支配性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炸龙运动举办时的领导和管理方面，比如炸龙运动举办时对活动方案的制定、安全事项的把控、道路交通的保证等各项工作。当炸龙运动举办过程中出现以上问题时，政府部门会直接采取自身拥有的权力进行管理。例如，在2015年德江县召开了龙灯协会春节舞龙炸龙活动培训会，当地的县委副书记、县长等参加了该次会议，并对2015年春节期间的炸龙活动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总之，政府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和引导，领导着炸龙运动所在场域中的其他两个部分。其次，龙灯协会是场域中促进炸龙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中，各个分会的龙灯队伍是场域中最明显的行动主体。在2010年，当时主要以社区的形式组建龙灯协会，为了吸引游客，便由各个社区、乡镇、街道等龙灯分会组成了几十条各具特色的龙灯队伍来主办炸龙仪式，而正是这些神采各异的龙灯队伍吸引力数万群众和游客观看。因此，场域中的龙灯协会通过增加群众和游客的形式来增加旅游市场的经济资本，并以此来占据旅游市场份额，从而推动炸龙运动的健康发展。最后，群众和游客在场域中是数量最多的群体，一类是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这类群体主要以愉悦身心，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等目的来参与炸龙运动，为炸龙场域贡献了时间、金钱等资本。

3.2 从“仪式”到“展演”，炸龙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历程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权力，游弋于场域主体之间，对主体进行赋权，从而确定并巩固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利用本身的支配性力量对主体施加影响与控制”。然则，作为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的炸龙，在农耕时代，“龙”是“神”的象征，是掌管雨的“神”，因此，“以龙求雨”的祭祀仪式便作为那时乡村场域中的一种文化资本，而这种资本赋予了乡村场域中行动主体的行使权力，因此，农耕时期“炸龙”的行动主体主要以乡村场域中的村民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地方民族文化逐渐受到国家文化力量的渗透，德江土家炸龙活动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德江土家炸龙活动因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而受到当地县城文工团的关注，甚至在节日期间被安排到周边的县城进行表演。此时炸龙从一开始作为乡村场域中祭祀仪式的文化资本转变为城镇场域中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质的文化展演的资本形式，仪式的行动主体由乡村场域中的村民转变为城镇场域中的政府部门。到了文革时期，炸龙活动被视为野蛮暴力、封建迷信的活动而被政府禁止，在此期间，德江土家炸龙活动陷入一个灰暗的时期，此时的炸龙被人们视作与当时社会文化相违背的封建文化而遭到唾弃，因此，该时期的炸龙活动不具备任何文化资本的属性，导致文革时期炸龙活动的行动主体和举办的活动场域冰消瓦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共产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界线，对文化领域进行了拔乱反正的改革。此时德江土家炸龙活动民俗体育文化得到复苏，并在改革开放初期由德江县政府在春节时期的元宵节隆重举办了炸龙活动这一盛典，沉睡十年之久的炸龙民族文化得以拨云见日，消失的文化资本的属性和活动举办场域逐步得到恢复。正是这场元宵节期间开展的盛典赋予了炸龙活动节事民俗体育文化的属性，也为当地的元宵节增添了一笔色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城市文化元素的入侵使得当地的许多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影响，促使炸龙这项民俗文化活动在此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参与炸龙活动的土家人越来越少，导致炸龙这项民俗文化难以维持自身的平衡，其文化资本和场域属性的留存又一次陷入困境。2006年，德江土家炸龙被列入贵州省首批非遗的保护名录。“申遗”成功的消息传遍了德江县城的大街小巷。2月14日傍晚，随着德江县城震耳欲聋般的烟花爆竹声音的响起，德江县城再次陷入炸龙活动的狂欢之中，数十条龙兴高采烈的在城镇的街巷中穿梭，舞龙的土家人在燃起的烟花爆竹中尽情欢呼，他们享受这种被鞭炮“狂轰乱炸”的快感。申遗成功之后的炸龙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把这一民族文化活动向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前行，其活动举办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也越来越多样化，当地的土家人在炸龙运动申遗成功之后，其传承和保护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逐渐得到认同，终于在2021年5月24日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炸龙活动目前的开展状况由以前的政府主办并主导转变为以政府主导、民众主办的民族文化活动。此时炸龙活动本身被赋予的资本形式发生了转变，从娱乐性质的文化资本转变为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于一体的文化资本形式。

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德江炸龙文化活动从民间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城市文化展演的过程中，尽管活动的举办主体、仪式内容、时间、举办场域等发生了明显变化，但炸龙仪式本身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与核心要素没有变。诚然，炸龙活动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现代科技时代的变迁，在此期间，虽然现代许多城市文化的元素逐渐渗透到民间的传统文化之中，促使活动所具备的文化资本、行动主体、举办场域等不断发生改变，但炸龙民俗文化却不断通过自身的“再生产”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使炸龙这项民俗体育文化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今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3.3 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惯习转变

炸龙文化所在的场域正处于极速变迁的时期，而场域和惯习之间有着密切的影响，场域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惯习系统的改变，“它们之间一是调节的关系，即场域形塑惯习，惯习体现了场域的属性；二是知识抑或认知建构的关系，即惯习建构场域并为之赋予意义”。惯习和场域之间在一般情况下保持动态平衡，因此，在时代发生剧烈变迁的同时，人们的倾向系统会随之发生转变。如炸龙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其炸龙活动的分布、龙灯造型的制作、炸龙绝活以及传承精神等产生极大的转变。根据本研究的需要，笔者跟随导师在调研过程中访谈了德江县龙灯协会副会长，调查结果显示，第一，炸龙活动举办场地已经从诸多乡镇中缩小至县城范围内，其炸龙文化覆盖场域大幅缩小，这一转变直接导致炸龙文化的覆盖人数急剧下滑；第二，多样化的龙灯造型逐渐转变成单一的形式，以前的龙灯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龙灯制作手艺传承的方式失范，许多年轻一代在炸龙时所用的龙灯大多是从民间老艺人的手中购买而来，多元化的龙灯制作手艺正在被削弱；第三，炸龙绝活也逐渐消失，所谓“绝活”即观赏性较高的高难度动作，而原先较高难度的动作现在已非常少见，其观赏性大不如前，其原因是掌握这些高难度动作要领的人逐渐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炸龙文化的群众根基。第四，德江炸龙文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上百年的传承历史离不开一代代前辈的努力，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一代对本民族的族群文化认同感大大降低，老一辈身上具有的民族文化传承精神逐渐被弱化。

总之，炸龙文化在场域发生变迁的历程中，个人通过其社会化而将变迁的社会结构内化为新的社会结构，从而使炸龙文化在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也随之发生改变。

4 资本、惯习和场域的再生产对炸龙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产生的影响

4.1 资本的转变是炸龙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的现实手段

纵观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其中即存在时代的变迁，也包含地域上的差异，炸龙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则同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的，当代社会正面临着日趋强烈的分化与重组，伴随时代变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也随之发生转变。然而，炸龙民俗体育文化要适应当前的时代变迁，则必须适应资本转变而带来的变化，并将其融入到自身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正如著名学者尼斯比特所说的“人类从原始的文化匮乏、愚昧、不安全状态，慢慢地、逐步地、不断地进展到更高水平的文明，这种进展也有偶尔受挫，但它会继续从现在走向未来”，即在过去和现在其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现在和将来取得的成就之间有正向偏差。鉴于此，时代变迁过程中资本的转变是炸龙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的现实手段，资本转变中的“变”是炸龙运动适应时代变迁的科学方法。

首先，德江炸龙民俗体育文化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过程中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逐渐受到威胁，其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资本也发生极大的转变，且文化本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难以确立在重组社会中的地位。基于此，炸龙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应注意文化资本的转变形式，将文化资本中的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合法化”的资本。其次，强调时代变迁中“社会资本”转变的重要性，社会资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德江炸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该场域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会逐渐转化成某种社会资源，久而久之便成为增强德江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提供参考。最后，明确社会变迁下的经济资本转变的意义，经济资本是布尔迪厄资本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资本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转变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炸龙运动在时代变迁历程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转变成经济资本来推动炸龙文化健康持续发展，从而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德江炸龙运动在时代急剧变迁的背景下面对外来的文化渗透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融入新的社会中，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寻找其科学的发展路径。

4.2 惯习的践行是炸龙运动得以延续的存在基础

布尔迪厄特别强调了“惯习组成了一种结构化的和正在结构化的结构，这种结构包含了产生感知、评估和实践的性情倾向”，这种被结构化的性情倾向具有持久性的特点。因此，行动者内心的性情倾向系统在过去或者现在的某种情境中一旦被结构化，那这种倾向系统便会在被结构化的过程中指导行动者在现在或将来的实践。

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省级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中，几经沉浮，德江炸龙记录和展现出该场域中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承载着德江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信仰和希望。以上成就，离不开德江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他们的实践基础来源于先辈的传承，这种传承精神会在后辈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习惯的状态亦或者是一种性情的倾向，从而促使民族民间自发组织来践行这一族群文化活动。德江炸龙是当地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当地人民团结合作、不断实践而创造出美好生活的见证。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不断深入，很多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保守落后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是被贴上“封闭文明”的标签。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先进的和开放的文化，而“更新是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很强的更新，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更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亦是如此，是在特定的场域内通过不断摸索和实践而塑造出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德江炸龙在面临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下，要继续延续这一少数民俗体育文化，则必须在继续践行民族文化本真性的同时，继续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接纳外来的优秀文化，为炸龙文化的延续提供优质环境。

4.3 场域结构的变化是炸龙运动创新性发展的基本路径

“社会变迁研究处于社会学的核心地位，也许可以说一切社会学都是关于变迁 的研究”，只要涉及到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定离不开社会变迁这一概念。实际上这个主题在十九世纪就已出现，它在社会学浮现之初就存在的问题，旨在理解社会场域的变化与转型。当今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快速变迁的社会场域中创新发展的路径，分析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重塑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路径。

“场域变迁的社会学变迁理论认为社会处于运动中，强调社会现实普遍具有动态的属性（过程观），但也应避免把社会（群体、组织）当做客体，即对社会实在去物化（场域观），静态与动态的对立可能是虚假的，因为没有对象，实体、结构或者整体固定不变，可以直接按自然科学去量化分析”。鉴于此，德江炸龙民俗体育文化场域内的转型和变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出现差异，其初步能追溯到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最初阶段（原始阶段），炸龙因“舞龙酬神”而存在几百上千年。第二，自发阶段，该阶段人们每年都自发组织，并将炸龙组织成一年一度的盛典。第三，政府引导、民间组织阶段，该阶段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对炸龙运动进行规范化的指导，以保证炸龙运动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特点。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炸龙运动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一重大举措必将成为增强德江人民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因此，明确社会文化场域变迁的动向，是实现炸龙运动创造性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正确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