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学科特征和地区构想

毕世鸿

前 言

自20世纪步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部分国家的“必修课”。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域外国家中，日本的东南亚研究特色鲜明、引人注目。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发端于二战前，正式起步于冷战时期，21世纪以来更获得了全面发展。东南亚研究相关学会的成立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东南亚整体、东南亚各国、各学科为研究单位的学会不断增加，研究队伍也持续扩大。此外，日本有关东南亚的研究机构和教育体系也快速发展。作为日本学界的最高机构——日本学术会议还设立了地区研究委员会，在科研经费的细目中新增了地区研究。上述举措促使日本学界的东南亚研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

关于日本东南亚研究的评述，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论及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机构、群体以及主要路径和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本文在梳理日本东南亚研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研究方法和学科特征，继而阐明其地区构想、贡献及所面临的挑战。

一 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发端于二战前的日本东南亚研究，彼时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日本统治东南亚的国策。二战后，日本东南亚研究学界决心摆脱政治的影响，逐渐显现出其独特之处，并培养了一大批东南亚研究学者，产出众多重要成果。

(一)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战前，日本对东南亚的研究基本依靠东亚研究所、满铁调查部、太平洋协会等官方研究机构进行，基本都是对东南亚普通产业或当地政治社会情况的介绍，目的是为促进移民和侵占东南亚做准备，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提出的“南进论”造势助威。

二战期间，日本依托南方军政总监部调查部、一桥大学等机构，派遣研究人员对东南亚各地进行实地调查。日本东南亚研究作为“国策”沦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二战后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基础，并由此涌现出一批东南亚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批学者主要有赤松要、山田勇、板垣兴一、山田秀雄、蜡山政道、东畑精一、杉山广藏、马场启之助等人。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成果最多，尤其是对东南亚王朝的考证以及各地王朝和中国王朝的交流史研究。其中，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可谓经典。

二战后，日本重启东南亚研究，以重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并通过研究东南亚来重新认识本国，这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差异。20世纪50年代，日本东南亚研究和调查报告的主题几乎都与战争赔偿、技术合作、经济开发和经济计划等有关。例如，板垣兴一1957年发表《马来亚橡胶种植发展史备忘录》，后来还梳理了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的相关史料，其成果是马来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川野重任的《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意义——以东南亚各国为例》和泷川勉的《菲律宾土地制度史绪论》则被奉为东南亚土地改革和土地制度研究的圭臬之作，为东南亚国家殖民地二元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

此后，日本陆续成立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各类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官方设立，直接受政府部门领导，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服务，如1960年由当时的通商产业省设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1959年成立的隶属于外务省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4年成立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及2001年创设的隶属于文部省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第二类是以公益财团法人的形式设立，进行政府及社会相关机构委托项目的研究。前述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以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目前均已转变为这种公益财团法人机构。第三类是在各大学内设立的各种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与此相呼应成立的相关的学会、研究会等。如20世纪40年代设立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1963年成立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后为东南亚研究所)、 1975年成立的筑波大学地区研究科，以及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等机构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与东南亚区域国别有关的研究，并大量派遣学者和学生前往东南亚国家长期开展田野调查。与东南亚研究有关的学会则主要有东南亚学会(前身为东南亚史学会)、亚洲政经学会、国际发展学会、亚洲市场经济学会等，还有诸多涉及国别或学科的学会，日本东南亚研究由此迎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可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大规模进军东南亚所带来的各种需求密切相关。

随后，日本通过文理兼容的方式，使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更加多元，促进了对东南亚国家间的比较以及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把握。同时，日本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欧美学界的理论或模型进行批判性吸收，以摆脱欧美中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日本更加凸显对东南亚研究的“综合性理解”，重视学科交叉融合，力求区别于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社会科学，区域国别研究得以占据与一级学科同等的地位。

受此影响，日本将包括东南亚研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2005年，日本学术会议专门成立了地区研究委员会，以发挥顶层设计和学科间协调等作用。随后，该委员会陆续推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信息发布、研究资源共享、可持续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等各方面的举措，为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相应地，日本政府对区域国别研究投入的经费预算也逐渐制度化。在科研经费的分类中，区域国别研究并不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属于综合性交叉学科领域。综合性交叉学科要求研究人员同时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必要知识，研究领域更加宽广、多样，例如地理学、环境学、社会安全体系科学、男女社会性差异等研究领域。在分配科研经费时，区域国别研究被视为“文理融合”的交叉领域。

(二)21世纪日本东南亚研究主要成果

日本东南亚研究群体庞杂，成果丰硕，受篇幅所限，本部分重点考察21世纪以来的主要学者及其学术著作，除了选取日本科研成果书目资料库搜索引擎CiNii和主要出版社网站所登载的著作以外，也将《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等评论动向和书评纳入考察范围。

关于东南亚历史，日本学界针对东南亚大陆国家历史的研究，在空间上以中央—地方关系、地方史及殖民统治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为主，呈现出精致而丰富的历史图景。针对越南，桃木至朗从社会经济和国家统治体制两方面，详细论述10-14世纪的李朝和陈朝；八尾隆生主要研究15世纪黎朝早期的历史。针对柬埔寨，石泽良昭分析了前吴哥时期到15世纪吴哥王朝末期的地方势力。小泉顺子通过探讨泰国近代史中“臣民”“家族”“传统”等概念，提出应重构国别历史的问题群。而笹川秀夫和俵宽司分别指出在法国殖民统治下，远东学院所发表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史前史及古代史相关成果被当地领导人沿用，继而孕育出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历史。

相较于东南亚大陆地区，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历史更为复杂。小野林太郎主要运用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加里曼丹岛东侧西里伯斯海域的产业文化。平山笃子和宫田绘津子着眼于宗教和商业，以16-17世纪的马尼拉为研究对象，探讨彼时西班牙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大桥厚子和太田淳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法，考察18-19世纪初期爪哇岛社会变化。菊池诚一等采用考古学、美术史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研究东南亚海域史。羽田正主要采用世界史和考古学方法，以东印度公司为抓手，论述17-18世纪东南亚与世界各地的经贸往来及人文交流。

关于东南亚政治，诸多日本学者就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的维持、变化、转型以及东盟运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白石隆、黑柳米司、铃木早苗侧重于研究东南亚整体的政治发展和东盟的运行情况；水野广祐、相泽伸广、仓泽爱子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转型、华人问题和地方政治；原不二夫、山本博之、铃木绚女则关注马来西亚的政党关系、民族主义和政经关系；五十岚诚一、高木佑辅、山根健至着重研究菲律宾的政治转型、政经关系和军政关系；田村庆子、生田真人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和区域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古田元夫、白石昌也、寺本实主要深耕越南的政治转型、政经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村鸠英治、重冨真一、高桥胜幸在泰国的政治转型、政经关系及政党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颇有影响；根本敬、工藤年博、中西嘉宏一直关注缅甸的政治转型、政经关系和军政关系；天川直子、山田裕史对柬埔寨的政经关系和政党政治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山田纪彦、菊池阳子主要研究焦点在于老挝的民族国家构建和政治发展。

关于东南亚社会、民族与宗教，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长期开展可持续性领域交叉型研究项目，对东南亚各国山民传承下来的资料进行编译，并出版丛书《不为人知的亚洲语言文化藏书》。在此基础上，日本近年来陆续出版以山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志，其中泰国、缅甸边境地区的山地民族是研究重点。在宗教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主要关注东南亚当地宗教运动和宗教制度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代表性学者有研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矢野秀武、饭国有佳子、伊藤友美，研究伊斯兰教的久志本裕子、盐崎悠辉、菅原由美，以及研究本土宗教和基督教的山本春树等。

在东南亚经济研究领域，末广昭和大泉启一郎等从宏观视角论述了现代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柿崎一郎连续出版泰国交通史相关著作，开辟了全新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千叶芳广从劳动力和商品流通入手，阐明马尼拉经济圈的变化。关于农业、土地及其生产，高谷好一全面研究了东南亚各地自然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坪内良博、高桥昭雄、坂田正三、箕曲在弘等分别深入研究了马来西亚、缅甸、越南、老挝等国现代农业、农村的状况及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北原淳、石川幸一、平川均等学者在东盟推动域内外自由贸易及一体化进程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二 日本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方法与学科特征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重在探索不同于欧美的方法，即探索非欧美世界且不局限于民族国家，以实现研究方法上的东西融合，由此彰显日本东南亚研究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

(一)东西融合的研究方法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东南亚研究虽然模仿美国并依靠其扶持，但也极力排除美国地区研究的政治影响，这体现出日本学界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许多学者认为东南亚研究应立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不能完全照搬美国范式，强烈提倡在学术研究领域为东南亚研究争取一席之地。1963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成立之际，该校校长平泽兴曾告诫：“在进行东南亚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杂政治因素。”日本东南亚研究由此发生了本质变化，不再顺从统治集团的意志，开始重视学术研究及东南亚本身的固有属性和脉络，并致力于修复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矢野畅认为，必须从理论上确保东南亚研究“无论如何都不会从属于国策”，必须拥有“固有的学术尊严”，即东南亚研究必须彻底与国策划清界限。

日本学界鼓励学者在对象国长期开展田野调查，重视对当地语言的信息收集，把政治经济现象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要素相结合来进行综合理解。换言之，东南亚研究学者可谓“精通对象国情况的人”。通过深入了解东南亚特定地区，可以发现当地重要的问题和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既是深化东南亚研究的基础，也是东南亚研究发展的动力。而在田野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与当地民众拥有相近立场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大量实践，许多学者不断产出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末广昭长期跟踪调研泰国经济统计数据，提出追赶型工业化、家族经济等理论，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扛鼎之作。

近年来，日本学界更迫切地认识到东西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转型十分迅速。这导致以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特殊性为前提的研究难以为继，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欧美国家的分析方法应用于东南亚国家。同时，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地学者的研究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日本等域外学者已经无法垄断该地区的“知识”生产。二是数据的公开性和适用性大大提高。由于东南亚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积极公开各种统计数据，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统计学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即使不在当地长期开展田野调查，也能获得各种数据和信息并进行精准分析。因此，在日本学界，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质疑。推动东南亚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亚洲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东畑精一曾提倡“东南亚研究三原则”，即在当地停留一段时间，学习当地语言，熟知当地历史。但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很多日本青年学者认为，东南亚国家已失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且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也暴露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限性，跨国或跨地区问题成为重要研究课题。青年学者强烈希望前往欧美国家学习更加成熟或新的研究方法，并借此来说明东南亚研究的普适性。

同时，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其与东南亚研究的交汇点随之增多，日本学者也开始青睐比较政治学及相关理论。一些学者甚至强调需要运用中距离理论等新研究方法，也有学者开始追求体系化的理论和定量分析，即忽略各地特殊性的统计学也成为目前日本东南亚研究的主流方法。自此，强调各地特殊性的案例分析及后殖民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研究取向逐渐淡出东南亚研究的视野。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政治转型、地区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日本东南亚研究也随之涌现出一批新的理论方法，过渡论、体制转换论、和平共生论、民主论、公民社会论、合理选择论等渐受重视。

(二)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特征

日本东南亚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特定学科，而是多学科交叉，对同一对象展开跨学科研究，以加强对东南亚的综合性理解，即东南亚研究的方法论是“综合性”和“跨学科”的。末广昭认为，东南亚研究并非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并列的学科，而是理解他者的一种方法。坪内良博强调，东南亚研究就是“各种方法论的集合，旨在综合理解该地区的特殊性”。立本成文甚至主张，只有超越单个学科的综合性理解才是真正的东南亚研究。综合理解东南亚是学者毕生追求的学术理想，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指导，一味追求面面俱到，最终会陷入广而不精的尴尬境地。而若过分执着于社会学或政治学等单个学科，则会成为井底之蛙，无法综合理解东南亚整体面貌。尽可能减少这两种弊端成为日本东南亚研究追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对东南亚的“综合性理解”，坪内良博主张，需要探索两种可能性：一是自然科学各领域与人文社科各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二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社会、文化进行综合性理解和认知的可能性。通过这些认知和方法，力图全面把握和理解东南亚各种现象。但上述方法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无标准答案。东南亚各地的生态、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要想完全厘清几乎是天方夜谭。为摆脱上述困境，日本学界提倡对东南亚这一“地区”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利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其观点主要如下：

其一，东南亚研究的“地区”指的是共同的自然生态环境空间。所谓的共同“地区”是指整体的地理空间，这是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非常重视自然生态环境，认为“地区”的定义和划分都基于自然生态环境。高谷好一认为，“地区”的划分源于生态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小至民族国家，大至地球。但生态环境的变化速度和人类社会的演进速度完全不同。前者从人类史前时代开始，以100多年为周期才可完成漫长的环境变化。而后者到了现代，即便以10年为周期来计算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勉为其难。因此，要想深刻理解现代东南亚政治经济特征，就必须利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

其二，东南亚研究的“地区”需要设定共同的、广域的文明圈和文化圈。在此背景下，文明和文化意味着软性的价值和信仰，而非硬性的形式或样式，因而哲学、思想、宗教等人文科学非常适合开展东南亚研究。北原淳主张，随着社会各领域功能的进一步分化，人文社科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学、哲学等学科都得以发展。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近代的产物，且统领所有学科的是古希腊哲学理念。东南亚的文明和文化丰富多样，各学科之间缺乏共同价值，但日本的东南亚研究首先假定了类似于古希腊的东南亚共同文化圈，这成为其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渊源。

其三，东南亚研究中的“地区”同时也指现代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这是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擅长的领域。在现代东南亚的社会变动中，殖民时期就已经基本确定疆域的民族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各国经济联系密切，民族国家不会轻易消失，且10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盟这一地区组织。古田元夫从东盟的扩大过程中发现了东南亚“海洋世界”与“陆地世界”的和解。此处所提及的民族国家、地区组织等可暂且归为地缘政治范畴的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地区”是近现代的产物，这与自然生态学的“地区”相差较大。

概言之，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东南亚这一“地区”是文明文化圈、生态环境圈和政治军事经济圈的复合体。如果将“地区”视为特定区域内人民的生活环境，那么前两者以相对漫长且间接的方式对地区施加影响，而后者则在短期内迅速影响地区。为此，日本东南亚研究强调应综合考量东南亚的各种要素，即不能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学，还要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环境学、农学等自然科学，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持续强化文理融合研究项目，组织经济、历史、宗教、人口、水文、景观、建筑、社会等学科专家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解决超大城市病这一全球性问题，并进行消解贫民窟的实践，出版《超大城市系列》，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方面取得不俗的成效。

三 日本的东南亚地区构想：整体性、多层性和分散性

迄今，日本研究了东南亚内部的各地区、各国和诸多领域，不断深化东南亚研究的内涵，彰显东南亚这一“地区”的整体性、多层性和分散性。

首先，就整体性而言，末广昭主张，东南亚研究的目的和妙趣在于“整体性理解”，并非将研究对象(东南亚或泰国等)分成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来加以单独理解。而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来看，东南亚是典型的“森林”和“海洋”世界，也是“少人口世界”。高谷好一认为，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为东南亚世界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坪内良博继而指出，由于东南亚自然和生态环境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与人类活动相比，二者对东南亚的整体塑造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远超其他地区。日本学界普遍认为，自然和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南亚的国家和社会，东南亚外部尤其是周边的文明，例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也对东南亚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而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东南亚生态和环境研究方面取得瞩目成就。该机构以综合研究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以及马来西亚农村的水稻种植为契机，将各学科研究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鼓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频繁接触和交流，不仅组建了高效务实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形成特色鲜明的综合性东南亚研究方法，更深化了日本对东南亚“整体性”的认知。在该机构对东南亚进行的调查中，涉及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各个学科。自然科学主要包括诸如作物学、土壤学、水利学、森林生态学这样的农学，牙医学、病毒学、包含草药在内的药学、植物分类学之类的医学和生物学，以及地理学等理学类学科。

对于跨学科的东南亚研究而言，自然科学领域学者的参与非常重要，随着日本东南亚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既有方法与创新研究方法之间的有机结合，这体现出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例如，1998年4月，京都大学成立亚非区域学研究科，该机构试图采取各种方法实现全新的跨学科研究，进而催生出超越既有学科隔阂的区域国别研究。另一方面，虽然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变化没有自然科学领域那般深刻，但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也得到增强，这将进一步深化日本对东南亚的整体性认知。从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针对东南亚的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正朝着“区域国别科学”(Area Science)的方向转变，即区域国别研究的作用不再局限于提供关于对象区域和国家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是尝试构建跨区域的分析框架，例如基于人力动员的权力结构、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以及包容性的血缘组织等。

其次，以上述整体性为基础，若着眼于生态环境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东南亚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次级单位，次级单位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更细小的社会单位，此即东南亚“地区”的多层性。高谷好一将这些小单位命名为“世界单位”，他认为东南亚域内的世界单位主要有“大陆地区的山地世界”“泰国的三角洲世界”“海洋世界”“爪哇世界”等。高谷好一继而强调，在研究东南亚域内的小单位如泰国湄南河三角洲农业、爪哇岛灌溉系统时，如果忽视其周边环境，那么即便其能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素材，也无法成为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同样，如果只关注东南亚或东南亚之中的“世界单位”，那么这些研究就可能空洞无物。对东南亚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明确该地区的范围，同时也要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多层性。

如果将东南亚这一地区视为空间或地理范围，就必须对其划界，但划界却并非易事。矢野畅强调，学者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划分，但这些规则不只是二战后美国的专利，也是现代欧洲的产物。东南亚这一概念本身就源于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基于欧美的世界观及价值观，这种地区划分方式显然站不住脚。坪内良博认为，根据气候、植物、生物等生态环境划界会相对容易，但如果将当地居民的社会文化也考虑在内，划界就会变得困难重重。这是因为社会文化早已超越生态环境，不受其束缚，二者的界线并不一致。例如，一些学者基于印度教文化，试图阐明吴哥王朝等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王权思想，却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见，基于社会文化的划界必然会扰乱地理界限，进而模糊地区的本质。地区的认定标准究竟应该基于生态环境还是人类社会文化，实在难以准确判断。虽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因此在设定地区的范围时，必须对该地进行综合研究。

再次，不可否认，东南亚域内不同地区都具有独立性，并呈分散性。东南亚在地理上分为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两大板块，自古以来受印度、中国、阿拉伯、以及欧美等文化“中心”的影响，存在诸多王国，也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东南亚层面的世界体系。白石隆认为，二战结束前，东南亚的国家统一进程都比较缓慢，对后来建立更加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也造成了负面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外部因素是“少数民族”、“海洋世界”等的存在，内部因素则是多年以来的“分散结构”以及殖民统治下的分而治之政策。在东南亚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其摆脱殖民统治、开展独立解放运动的精神支柱，亦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意识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国家的精英阶层和信息通畅的大中城市，在山区、离岛和边境等边缘地带的存在感较弱，因此在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仍有很多分裂独立运动，流血冲突也屡见不鲜，例如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及缅甸北部地区等。

据此，山影进认为，应该将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分散性作为前提，在相互关联性和网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地区概念。这说明开展地区间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进而促成了日本“综合性”东南亚研究格局的形成。

概言之，就日本对东南亚研究的整体认知而言，最重要的是明确该地区的范围，同时也要重视东南亚的多层性和分散性。在将“东南亚”视为整体性地区时，日本学者一般会突出其生态地理基础，以此彰显东南亚作为“地区”的特殊性。在某些场合，还会将东南亚划分为若干次级单位，次级单位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社会单位，即同样重视东南亚“地区”的多层性和分散性。以此为基础，一些日本学者试图以“既零散又统一”的形式构建东南亚整体认知体系，并以各单位的共同基础为背景，使之发挥合力。

四 日本东南亚研究面临的挑战

较之欧美国家的东南亚研究，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具有东西融合的研究方法和综合性、跨学科性特征，且地区构想颇具特色，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日本东南亚研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要事实还是理论”，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学界。即应该优先历史事实，还是重视构建理论框架。尽可能收集详细的历史事实或数据对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大有裨益。但有些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既然是一个学科，就应该充分重视理论、模型等抽象概念，致力于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而非仅仅收集数据。这种观点显然否定了盲目收集细致数据的做法，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只能关注具有理论意义的领域，即区域国别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理论”。不尊重理论的学者只满足于调查复杂的事实关系，而重视理论的学者只收集有利于其研究的数据或事实关系，以便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例如，政治学者喜欢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历史学者更尊重史实的细节，忽视背后的理论。如果研究同一个课题，政治学者就会批评历史学者太拘泥于历史事实，历史学者也会批评政治学者轻视历史事实。即便是关注东南亚现实问题的学者有时也会被调侃为“无专业”杂家，更遑论“跨学科”学者。学者如何保持上述两种立场间的平衡，这是日本深化东南亚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二，学者分属不同机构和学科，学科间对立难以调和。首先，大多数学者分散在大学不同机构之中，随着日本科学研究预算整体削减，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的竞争激化，再加上轻视人文社科的风潮兴起，没有较大机构支撑的东南亚研究难以形成合力，发展堪忧。其次，对同一地区进行研究时，不同专业有时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例如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比较宽松，难以提出精确的模型或假说，其结论通常模棱两可。相比之下，经济学可以利用收入、储蓄额、贸易量等可测量的变量进行计量分析，进而提出精确的模型。如果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同一地区或国家，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政治学和经济学究竟谁更正确，难以判断。学者之间虽然相互尊重，可一旦跨界进入对方的研究领域，就会引发学科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日本学者的一些学说难以反映东南亚国家现实。基于特定学说的政策主张即使再好，但如果不考虑东南亚当地民众的接受程度，都无法实现。例如，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工业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有日本学者提出应大力发展环境友好且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相关理论层出不穷，例如“共同体”理论、“可能”理论、“授权”理论认为不应该过度依靠国家和政府，当地社区和民众应当独立自主。“以经济发展为纲”的政策也引起了诸多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学者主张不应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要重视“环境友好型发展”或“社会发展”。对此，北川隆吉担心这些主张有如纸上谈兵，未必都基于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或感受，而是基于参与政策制定的活动家和官员的理念或思想，如果一味强行付诸实施，会与当地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针对上述问题，山口博一强调，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除了学科知识，还需要其他工具，即“对目标地区的关注、与当地民众产生共鸣、居住在当地的经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朋友和熟人关系、历史和习俗知识、语言能力等”。

第四，日本东南亚研究成果水平虽然不低，但大多用日语发表，很少使用欧美语言，因此鲜为国际学界所熟知。很多日本学者虽精通东南亚地区、国家和社会的情况，但其有关东南亚的很多研究成果过于纠缠于细枝末节，无法纵览全局。即便想纵观全局，很多人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局限在自己的狭隘领域内无法自拔。此外，或许是近年来田野调查变得容易，很多研究都过于倚重自己的田野调查数据，忽视参考东南亚及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问题也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