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宏大叙事下个人视角的扶贫口述史出版

马小龙?底云飞

【摘要】我国的扶贫事业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扶贫口述史的出版是对传统官方叙事的一种有效补充，是对中华民族扶贫记忆的书写与强化，也是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一种有益尝试。一方面，中国的扶贫事业历经时间长、横跨地域广、涉及人数多，素材丰富；另一方面，口述史研究已经在我国发展多年，成果颇多，其中不乏一些与扶贫相关的成果，因而扶贫口述史出版具备可行性。

【关  键  词】扶贫；口述史；出版；宏大叙事；个人视角

【作者单位】马小龙，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底云飞，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C912.82；G249.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17.015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自1964年2月农村扶贫问题从国家层面被正式提出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脱贫攻坚三个阶段，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人类扶贫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对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虽然有不少主流媒体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对此诸多记录，但鲜有人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扶贫事业亲历者、见证者的个人经历进行细致的调查、询问、记录和传播。那么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扶贫口述史的撰写与出版对中国扶贫事业的记录与传播而言是否必要，又是否可为？基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一、口述史及其发展历程

1．口述史的发展概况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是指以录音或录像形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与询问的一种方法，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标志是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口述史档案馆，该档案馆用以保存、记录美国社会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起初的口述史研究多聚焦于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名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口述史由美国传至欧洲、亚洲，直至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口述史经历了由精英至平民，由核心至边缘的转变，将历史中被传统史学家所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由“幕后”推至“前台”，将“历史的焦点进行自上而下的转移”［2］。因此，口述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研究对象也因为多个学科的介入变得日渐多元。

2．中国的口述史研究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记录。如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全国各地利用社会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产生了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些尝试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传入起到了铺垫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方法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孙立平、郭于华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土改口述史研究，王汉生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所做的知青口述史研究，以及2019年周晓虹发起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3］。这些研究从不同路径入手，为我国口述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口述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

二、扶贫口述史出版何以必要

1．扶贫口述史出版是对官方叙事的一种有效补充

中国的扶贫史是一个横跨半个多世纪、涉及多个地区、牵扯数亿人的大历史，因而扶贫史的写作与出版应该从不同角度来认知和记录。传统的历史写作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记录模式，而中国扶贫事业史的撰写与出版须关注基层声音。

作为中国近百年扶贫历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基层人民群众的生命历程是国家战略的微观缩影，他们摆脱贫困的过程也是在社会文化、制度、习俗中不断嵌入、勾连、重组的过程。因此，通过采访脱贫亲历者以展开个体的生命叙事，可以深刻了解国家战略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4］，为后来者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扶贫事业提供更多角度。由于表达渠道缺失，贫困群众在摆脱贫困过程中所呈现的个体生命叙事往往容易被埋没，口述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憾。扶贫口述史是通过运用录音或者录像的形式对扶贫亲历者、见证者脱贫经验进行调查与询问的一种方法。从扶贫亲历者的角度出发，记录他们在扶贫过程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这种记录附着了很多情感体验，“为边缘群体将自己的经历、记忆和解释历史的记录保留下来提供了机会”［2］。因此，扶贫口述史的研究与出版将构建一个结构更加完整，层次更加分明，角度更加多元的具体的扶贫史［5］，其也将打破官方历史中宏大叙事下为精英作传的固有模式，为中国扶贫历史的记录提供更多的可能。

2．扶贫口述史出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有益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6］讲好中国故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尋找好的故事；二是要运用恰当的方法来讲述故事。就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巨大变迁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事业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扶贫作为一个宏大话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7］，中国扶贫事业使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扶贫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些扶贫故事代表了中国精神。通过亲历者口述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是深入阐释中国精神，多元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尝试。

讲好故事的关键在于引发他人的情感共鸣，扶贫口述史记录的对象除了扶贫干部，还有普罗大众。普通人的讲述不会有太多宏大的政策解读，更多的是对摆脱贫困的不易以及在摆脱贫困过程中收获的倾诉。这些倾诉是扶贫政策在微小个体中的具体显现，更容易引起倾听者的共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家国同构”的国家意识［8］，个人的讲述在潜移默化中唤醒了读者内心对国家概念的重新思考，脱贫行为在一次次生动的个人讲述中将个人与国家相连；脱贫过程中收获的成就与荣誉感，更容易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些情感共鸣使扶贫政策由内及外，由抽象至具体，由个人及家国层层展开，取得了很好的共情传播效果。

此外，贫困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问题，好的故事没有疆界，以口述史的形式来讲述生动感人的扶贫案例，传递中国的脱贫经验，更容易打破因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而产生的传播隔阂，更容易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人民“听到、看到”中国的扶贫成就，了解更加真实的中国。因此，扶贫口述史的出版，可以与官方的宏大叙事形成合力，前者提供情绪共情，后者提供认知共情，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一种有益尝试。

3．扶贫口述史出版是对扶贫集体记忆的一种书写与强化

所谓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群体对于过去全部认知的总和，具体包含两种形式：一是文化实践活动（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二是各种物质形式的实存（如博物馆、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任何集体都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个体才能将思想置于这些框架内，汇入记忆之流中［10］。人们在一次次不自觉的回忆中找到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也得以不断延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在这个过程中，脱贫成为几代国人共有的一组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的产生对增强国民的家国认同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集体记忆的生成与延续离不开文化实践活动以及物质形式的支持，扶贫口述史的记录与出版则是对扶贫集体记忆的一种有力支撑。扶贫口述史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信息采集方式，通过对贫困者、帮扶者的采访与记录，激发叙述者的表达欲望，生成一个个鲜活的扶贫故事。这些扶贫故事将扶贫参与者的个体思想、生活、态度与行为嵌入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形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4］。这些精神与思想是扶贫记忆的骨架，各民族团结一心为国家奋斗、摆脱贫困的历史是附着在骨架之上的血肉，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扶贫口述史的结集出版，是扶贫集体记忆的延续，读者对于此类书籍的阅读，则是对根植于其内心世界的关于扶贫记忆的回望和强化，这种回望和强化不是单一的宏大叙事，更包含对大时代背景下鲜活个体经历的凝聚，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增强读者对家国的认同感。

三、扶贫口述史出版何以可为

1．我国口述史经验积累丰富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自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轫以来，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由美国传至欧洲，然后在改革开放以后传入中国，口述史被越来越多的学科所接受，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就中国口述史研究而言，在40余年时间里，我国的一些新闻机构以及研究机构运用这一新兴研究方法，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2000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与口述史相关的项目多达93项，这些项目分别从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入手，对社会重大事件进行口述记录，出版了大量的口述史类图书，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进入口述史研究领域，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电视台、人民网、三联生活周刊、东方杂志等多种媒体开设口述史栏目。在一系列实践的基础上，国内催生出多种与口述史相关的译著及专著，如《大家来做口述史》《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为扶贫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温州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也成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多门与口述史相关的课程、口述史研究工作坊，为口述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由此可见，在近40年的时间里，我国无论在项目申请、理论提出、人才培养，还是口述史类图书的出版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为中国扶贫口述史的记录与出版提供了助益。

2．我国扶贫事业素材丰厚

自1964年2月《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工作，帮助贫下中农克服困难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村扶贫问题，党中央在全国各地开展扶贫试点工作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征程。在这一征程中，国家的扶贫政策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不断调整。新中國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党中央采取了救济式的扶贫政策；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扶贫政策逐渐调整为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十八大以后，减贫工作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国家顺势提出了精准扶贫、深度扶贫的工作要求。随着扶贫政策的一次次调整，国家积累了大量的扶贫经验，这些扶贫经验是扶贫口述史的最佳素材。

扶贫事业的亲历者中既有国家的公职人员、慷慨施助的企业家，又有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群众，他们中有政策的制定者亦有获益者，有施助者亦有被助者。这些身份各异的扶贫参与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引领我们了解中国的扶贫事业，他们的奋斗历程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部鲜活的扶贫口述史。

3．我国扶贫口述史实践成果丰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也在此时吹响［11］。2020年，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绝对贫困，受到世界的瞩目。

中国的扶贫事业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近些年的精准扶贫，更是调动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受到了各个行业、不同群体的关注。因此，有许多高校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文史馆将目光投向了扶贫口述史。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的系列调研访谈项目，该项目累计派出师生385人次，分12条路线前往脱贫县开展实地调研，对扶贫事业进行记录。2020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口述史协会组建调研团对西北师范大学帮扶工作者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个群体开展了为期12天的口述史调研活动。此外，许多地方政府文史馆也组织脱贫攻坚口述史的出版，推出了《金华脱贫攻坚口述史》《闽宁扶贫协作口述史录》《我们这一年：岢岚县脱贫攻坚典型人物口述史》等成果。这些成果说明扶贫口述史的出版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这些成果主要聚焦在扶贫过程的某一阶段、某一地区，并不能完整地展示中国扶贫事业的全貌，若想要全面、系统、深入地展示出中国的扶贫历程则需要有计划地推进系列采访、整合、出版工作。

中国的扶贫事业由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经了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取得了丰硕成果。扶贫力度之大，历经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服务人数之多，世所罕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忆与书写需要从宏大叙事出发，最后落脚于个人视角，扶贫口述史出版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书写的需求。其可以与固有历史写作方式形成一种合力，将中国几十年的扶贫事业、几代人的奋斗征程，以较为完整的方式，遵循由宏大到微观、由自身及家国的传播逻辑，以一种共情传播的形式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在一个个鲜活的扶贫故事中，听到中国的声音，进而更加深刻地感受中国扶贫事业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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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昆. 口述史：一种集体记忆视域下村落文化变迁的研究方法［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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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茂伟，桂尚书. 口述史是当代公众史记录的基本路径［J］. 史学月刊，2021（9）：122-131.

［6］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EB/OL］. （2021-06-03）［2022-08-28］. http：//news.china.com.cn/2021-06/03/content_77545126.htm.

［7］王健.《中国扶贫在路上》：如何赋予扶贫故事生动的传播力［J］.传媒，2021（19）：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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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EB/OL］. （2021-04-06）［2022-08-28］.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01632/17016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