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方 宁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浙江 宁波 315042）

周应合（1213—1280），字淳叟，自号溪园先生，江西省武宁县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他参与编纂的《江陵志》和景定《建康志》均享有盛名。尤其是景定《建康志》“井井有法”，被后世奉为志书编纂的圭臬，“志乘家皆宗之”。［1］学界对周应合生平与景定《建康志》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①但对其方志学理论缺乏系统的提炼，本文通过梳理周应合的方志学理论，阐述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为现代方志的编纂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周应合生平及其志书编纂实践

周应合为南宋隆兴府（今南昌市）武宁县人。七岁开始学习《诗经》《尚书》，便已通晓大义。十七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随后尽心侍奉祖父。其祖父周友贤，嘉定戊辰（1208）进士，历官敷文阁学士，“立朝劲直敢言”“遇事多所匡正”。应合深受祖父的影响。早年熟习词赋。绍定四年（1231），因以词赋应乡举不中，故摒弃辞藻华丽的词赋之学，开始研究《春秋》等经书，“结庐深密，探微索幽”，跟随他学习的士人越来越多。淳祐庚戌（1250）中进士，被选授为江陵府府学教授。待任期间，回到故乡，教授生徒。又与乡党一道设立三条乡约：一为“贷贫民”；二为“济疾苦”；三为“赈游末”。遇到饥荒之年，向贫民贷发财物，救助疾病、困苦之人和游民、手工业者和商贩。宝祐元年（1253），就任江陵府府学教授。期间，讲授经学，首选《孟子》，因其见解精辟，深受学者拥戴。期间，参与《江陵府志》的编纂，该志被认为“记载有法”。当时宣抚荆湖的赵葵欲征其为僚属，应合以志书未成而谢绝。宝祐六年（1258），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召应合为其幕僚。①据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载：“宝祐丁巳（1257）光祖蒙恩来司留钥，因阅前志，编摩在念，一年而勤民，二年而整郡，三年而易阃荆州。”以此推算，任职京湖制置使时间应为景定元年（1260）。而据其后《行宫留守》所载“马光祖，宝祐二年（1254）八月以宝文阁直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三年后，应为宝祐五年（1257）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开庆元年（1259），马光祖以资政殿大学士、江东安抚使兼任建康知府。②一说景定元年（1260）。据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所载“己未（1259）重来（建康）”，又据其后《行宫留守》所载：“开庆元年（1259）三月以资政殿学士再为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可以确定任职江东安抚使、建康知府时间应为开庆元年（1259），而非景定元年（1260）。应合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编辑《二程遗语》若干卷。景定二年（1261），受马光祖嘱托编纂《金陵府志》。期间，被召入朝廷任史馆检阅。［2］因上疏揭发丞相贾似道贪庸误国，触怒宋理宗，被贬为饶州通判。咸淳三年（1267），主管华州云台观。四年（1268），通判宁国府，大修学宫，免除输苗之不便。德祐元年（1275），任江西瑞州知州，因与安抚使意见不合，去官归里。晚年，被其子天骥接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奉养，应合“却甘茹蔬，感慨遁迹”，在吉州颐养天年。至元十七年（1280）卒，享年六十八岁。葬于吉水县（今江西省吉水县）同水乡臻善里鹧鸪山之原。应合著有《洪崖集》和《溪园集》。时人程公许称其“理义则濂溪，章表似平园”。［3］

景定二年（1261），马光祖授意开书局于郡圃之钟山阁，主纂周应合与马光祖两人“相与研古订今”“定凡例而裒篇帙”。应合参阅乾道、庆元两部《建康志》，将其合而为一，并补充庆元至景定六十余年事，正讹补缺，历经四个多月，最终修成总计五十卷的景定《建康志》。该志首为《留都录》四卷。纲目设计按志序所载：“其次为地理图、为侯牧表、为志、为传，合为五十卷，表起于周元王四年越城长干之时，以至于今千七百载，年经类纬，曰时，曰地，曰人，曰事，类之所由分也。志凡十，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阙，四曰官守，五曰儒学，六曰文籍，七曰武卫，八曰田赋，九曰风土，十曰祠祀；传凡十，一曰正学，二曰孝悌，三曰节义，四曰忠勋，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旧，八曰隐德，九曰儒雅，十曰正女。”［4］层次清晰，内容完备。该志被后世修志者奉为典范，也是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重要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5］该志流传甚广，有宋抄本，明影宋抄本和清抄本多种，以及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精装二册本。［6］

二、周应合的方志编纂学理论及其新内涵

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方志编纂学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景定《建康志》卷首的《景定修志本末》中。其一，修志首需“定凡例”，也就是确定志书的体例及其规范。要使一部志书体例完备，一方面是篇章结构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多种体裁的运用。由于建康“自吴以来，国都于此”“天禧之为潜邸”“建炎、绍兴之建行宫”，军事、政治地位重要，要记载的内容繁多，包含“显谟承烈”“凤阙龙章”等重要内容，但之前记载建康典故的乾道、宝庆志及其他历史文献，将一些重要内容“混于六朝之编，列于庶事之目”，而且“宫府杂载，君臣并纪”，归类不当，层级不明，体例不全，记载混乱。所以，周应合认为，志书的编纂确立篇目框架很重要。他在《景定修志本末》一文中阐述《建康志》的篇目结构，首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其次，设建康地图、年表。再次，设“十志”，即疆域志、山川志、城阙志、官守志、儒学志、文籍志、武卫志、田赋志、风土志、祠祀志，疆域、山川、城阙等志下又依据内容多寡设数量不等的分目，如疆域志下设镇市、乡村、坊里、铺驿、道路、桥航、津渡、堰埭八个分目。再次，设“十传”，即正学传、孝悌传、节义传、忠勋传、直臣传、治行传、耆旧传、隐德传、儒雅传、贞女传。“传之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辨”。表之纬为四：曰时，记年世、甲子；曰地，记疆土分合、都邑更改；曰人，记牧守更代、官制因革；曰事，著成败得失之迹，以寓劝戒。又将考证、古今记咏方尺等内容以小号字附于正文之后，录、图、表、志、传卷首均设“序”。以不同文体承载不同内容，条目之下再设分目，各种文体的卷首添设序，篇目设计分类得当、层级分明。《江陵志》的“粲然有论”，《建康志》的“井井有法”，正是由于篇目设置的严谨、合理。体裁是否多样也是志书体例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准。周应合在修《江陵志》时，“为图二十，附之以辨，其次为表、为志、为传、为拾遗”，［7］就已经在志书编纂中运用了多种体裁。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所载犹不能备”。所以，在修纂《建康志》时运用录、图、辨、表、志、传、记、序等体裁，以便承载更多的内容。由于注重多种体裁的运用，其编纂的志书体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等特点。

现代方志编纂第一步是要确立篇章结构。篇目是志书内容的高度凝聚和概括提要，它体现志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决定志书的整体质量。设置出一个合理、严谨的篇目结构既为志书编纂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志书质量提供重要保障。周应合的志书篇目归类得当、层级分明，基本符合现代志书对篇目设置的要求。现代志书框架结构一般为编章节目体，卷首设有序、图、总述，每编、每章前设“概述”，另设附录，编后有记。《建康志》的框架结构不仅为旧志提供了一种典范，也为现代志书所继承和发扬。现代方志要求“体裁运用得当，以志为主”，综合运用到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等多种体裁。而周应合的志书编纂理念中早已提及以不同体裁来记载不同内容。周应合修志理论中强调篇章结构的确立和多种体裁的运用，为现代志书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其二，修志又需“广搜访”，也就是广泛地搜集资料。周应合认为，志书修纂想要内容完备，资料搜集就要尽可能的详细，这些资料包括官方、民间各种类型的案牍、文献。一是官方现存的正式公文、个人文书等档案资料。资料类型涉及到幕府、县、节镇等官方之间往来的正式公文，官方经手的寓公、诸乡士友、戎帅、将校等私人之间交往的文书，内容上包含“一事一物一诗一文”，时间上“不以早晚”，数量上“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报批本局”，将这些资料归类整理，加以考订后，再用于编纂。二是私人所有的各类文献资料。不仅包含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还包括先世所得御札、勅书、名贤往来书牍，甚至还包括“博物洽闻之士能记古今事迹，有他人所不知者，并请具述”的口述资料。内容涵盖相当广泛，即使是“山巅、水涯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对于世外隐士的事迹也要求“冥搜详述以报本局”。另外，还注意拓宽资料搜集的渠道，让民众向修志机构自行报送资料。在府门设置资料柜，三日一开，允许“吏民父老中有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具述实封投柜”。并且对“闻见最博、考证最精者”，“当议优崇”；对“类呈条具最多而事迹皆实者”，“当行犒赏”。［8］对于提供资料者给予奖励。

现代志书的编纂也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志书资料主要包括档案资料、期刊资料、报纸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网络资料、内部资料等。其中档案资料包涵的内容最广泛，包括已入档的社会各部门的工作总结、工作年报、各类文件等，还包括已入档的书籍、报刊、影像、音频、图照等资料。内部资料主要是指部门内部收藏的内部刊物、工作总结、工作报告、调查研究报告、年报、统计报表、各类文件通知等。文献资料主要是指已公开出版的专著、各类型读物、各类古籍与家谱、地方志等。现代志书资料征集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也非常关注资料类型的广泛性和征集方式的多样性。周应合方志学理论中在资料范围的界定、征集渠道的拓宽、征集方式的创新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强调“搜访不厌其详”的资料征集态度，要求“一事一物一诗一文”的资料征集范围，允许“具述实封投柜”的资料征集方式都值得现代修志者借鉴和学习。

其三，修志还需“详参订”，也就是志稿需要反复修改订正。周应合认为，志稿最少需三次修改。每卷修成初稿后，用紫袋密封送给学富才宏的诸司幕府参佐宾僚审读志稿，审稿专家将不恰当和不详尽的内容“批注行间”，编纂者根据专家意见对初稿内容进行删除、修改、订正。次稿完成后，与初稿一样，再以紫袋密封传呈专家第二次审稿，专家审完后再行修改。等到定稿形成后，送给主修马光祖钧览，“仰求笔削”，主修审改后，再将志稿出版印刷。志稿完成后，还让书吏謄抄草稿，书写样板，保存副本。现代志书编纂一般需经历“三审三校”：初稿形成后，交付专家审读，召开初审会，根据初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形成复审稿；复审稿形成后，再交付专家审读，召开复审会，根据复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形成终审稿；终审稿形成后，第三次交付专家审读，召开终审会，根据终审专家意见，修改志稿。最后，由主编统稿后交付出版社出版。周应合非常重视志稿的修改完善，其“详参订”的方志学理论在志稿修改流程上给现代方志的编纂提供了许多参考。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周应合“夜考古书，朝订今事”，非常重视对原始资料的考订。对征集的资料，“以凭类聚考订增修”。对志稿的内容尽可能地“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在志稿中专设《地名辨》，“志之中各著事迹，各为考证”，［9］对志稿引用的资料考镜源流、正讹纠谬、释疑辨义，重加考证，以小号字注于正文之后。对原始资料的考订和考证方法的运用应引起现代志书编纂者的重视，这也是现代许多志书编纂所欠缺的地方。

其四，修志另需“分事任”，也就是修志需要统筹分配任务。因为《建康志》的编修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周应合认为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而需“凭借众力”，才能“早有成书之期”。于是他向马光祖“乞请官十员，招士友数人”进入修志机构，“同功商榷，分项修纂”。不过这一要求未得到马光祖的许可。后来，即使应合“夜以继日，疲精书传，极力丹铅”，也无法按时完成志稿，导致“修书之稿未半，刻梓之匠已集”，于是他叫来儿子周天骥、女婿吴畴帮助修志。志稿完成后，他又请求“选差局吏两名，分管书局事务；书吏十名，謄类草稿，书写板样；客司虞候四名，以备关借文籍，传呈书稿”，专人处理抄录、书写、关借、传呈等事务。［10］现代志书特别是地方综合志书的编纂属于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需要专门设立志书编纂班子，以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凭借众手，方能成志。

三、结 语

周应合修纂的《江陵志》，体例完备，记载有法。而受马光祖之托修纂的景定《建康志》，亦“井井有法”，成为后世志书编纂的圭臬，其体例为后世编志者所效法。景定《建康志》还是南京市现存最早的志书，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应合“博物洽闻，学力充赡”，擅长义理之学，兼及文章之术，而其方志学成就犹为显著，享誉后世。他在修志实践中形成“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等编纂理论，为现代修志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即是一名理学家、政论家，又是一名方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