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广西图书馆的初建

田晓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4）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西潮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既有的知识及制度体系艰难地进行转型，近代图书馆的筹建进程是其中具体而微的一个表现。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与各地图书馆的建设颇为关注，成果不少，但对于各省市图书馆建设的研究较为薄弱，有关广西这一西南边陲之地图书馆建设的系统研究更是付之阙如。①林艳红《试析桂垣书局对近代广西文化发展的影响》（《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5期），王霞、蓝武《广西桂垣书局略考》（《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等多角度探讨了书局创建始末和历史作用，指出了其与清末创建广西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图梳理清末新政时期图书馆建设背景下广西图书馆筹建进程，借此管窥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一、新政前后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推进

中国古代无论朝野都注重藏书，逐渐形成了官府、书院、私人及寺观等藏书体系，亦有独到的图书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肩负了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职责。近代以来，西方近代图书馆观念渐次传入，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更进一步，意识到兴办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王韬详细介绍了法国、英国及日本公共图书馆情况，认为“夫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1］郑观应在《藏书》及附录《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则〉》中，指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不足在于“私而不公”，对欧美图书馆的优越大加赞赏，并提出了仿效意见，“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储），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2］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志士更是把兴办近代图书馆作为救国要图。1895年5月，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在全国普遍设立“书藏”（图书馆）的建议：“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3］在维新志士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兴办了许多学会。购置图书，创办被称为近代图书馆先身的藏书楼，成为各地学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维新变法失败后，各地学会大多被迫解散，学会藏书楼也多遭查封，但建立近代图书馆的事业并未就此止步。20世纪之初，具有近代公立图书馆性质的新式藏书楼陆续兴办，如皖省藏书楼（1901）、浙江藏书楼（1903）、古越藏书楼（1904）等，有的甚至直接命名为图书馆，如常德图书馆（1903）、鄂省图书馆（1904）等，成为传播新学的重要场所。

清末新政开始后，伴随着新式学堂建设的加速，近代图书馆建设也提升日程。1904年1月，清政府颁行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重新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行。“癸卯学制”不仅规划了全国各学堂建设，更对各级学堂图书馆建设进行了设计。《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并设图书馆经营官。［4］《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标志着新式学堂图书馆官制的初步确立。

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近代图书馆创建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在此之前，学部于5月13日《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额缺折》，拟定学部官制职守，进一步规范图书馆的官职权制。下设专门司，置专门庶务科，负责管理图书馆各项事务，庶务科设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又凡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均归办理”。会计司下辖建筑科，负责图书馆建造、经营的相关事务，“掌本部直辖各学堂图书馆、博物馆之建造、营缮，并考核全国学堂图书馆等之经营、建造是否合度”。［5］同时，学部在《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中规定，学务公所下设的图书课除负责对教科书、参考书、教学讲义等教参工具图书的编译之外，“并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从而对图书馆职官的职权范围有了更加完善的界定。此外，学部还要求各省须设置专官负责管理图书馆事宜。［6］据此，通过清末新政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仅明晰了我国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职权分工，更明确了图书馆在政府教育行政体制中的地位，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图书馆行政体制与体系规范，为我国近代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确立了制度保障。

建立近代图书馆的重要性亦为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屡屡议及，出使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等于1906年9月上奏，称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院，曰万牲园，曰公园。下学部、巡警部知之。［7］在各方推动下，学部加快了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步伐。1909年4月18日，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编制了图书馆建设的规划：计划于1909年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1910年“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8］按照规划，学部于1910年初奏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二十条，以使全国图书馆建设有“整齐划一之规”。［9］《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全国图书馆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第一条规定图书馆宗旨：“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表明清廷所建设近代图书馆的功能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阅读使用者范围虽以今日眼光视之为较小，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大体相适应。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了全国图书馆建设次序和名称：“京师及各直省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县治各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此外，关于图书馆选址与建筑，图书馆人员与部门设置，图籍分类、收集与利用，图籍阅览管理方法，图书馆各项制度与办馆奖励、经费来源等，该章程中亦有较为详细的规定。《章程》明确了“图书馆”名称的法定地位，规划了“京师图书馆—各省图书馆—各府、州、县图书馆”的全国图书馆体系，标志着公共图书馆国家政策法令的正式确立，使近代图书馆的建设有章可循，推动了各地近代图书馆建设事业。

二、从桂垣书局到圣学会

广西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藏书事业也是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早在南宋广西就有藏书楼出现。1262年创立宣成书院，即建有藏奎阁以供藏书。1685年重建临桂县学，建有尊经阁藏书。1733年建秀峰书院，1834年建榕湖经舍，均有专门藏书之所。［10］这些书院在保存典籍、培育人才、继承流传、学术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传统儒家思想造成了极大冲击，为应对农民运动对儒学的冲击，清廷于1867年发布上谕，鼓励各省督抚购补书籍，重刊“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11］1863年，江南书局创办，随后其他各省纷纷响应。1889年，广西巡抚马丕瑶奏开桂垣书局，翻印六经读本，续刊实学诸书，并请令江南、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将其书局所印经史各书及陈宏谋《五种遗规》等，每种多印十部，以九部分发梧州、浔州、柳州、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郁林、归顺各府厅州书院，俾士子借阅，以一部存省局为择刊式样。其书款由各该省报销。将来仿印后，发各府厅州县出售，以散布城乡”。［12］清廷允准后，桂垣书局于1890年在桂林秀峰书院西斋创办，以秀峰书院山长曹驯为书局会办。在向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和广东征集图书的同时，并自行刊刻书籍。所有书籍除留置桂垣书局外，分发浔州、柳州、梧州、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郁林、归顺等9分局庋藏。

广西巡抚马丕瑶大力提倡读书，在其任职广西期间，向所属各府厅州县下发了近万卷书籍。［13］马丕瑶曾巡边至龙州，以龙州无图书，不足以增进士子学识，乃赠给《四部备要》及各种汇书、政书、五经四书数百函，皆湖北官书局及桂林官版印本，置于暨南书院。广西巡抚马丕瑶对于图书事业的大力提倡推动了广西图书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了后任者。

马丕瑶守制离职后，继任广西巡抚张联桂于1892年又续增镇安、平乐、庆远、龙州、宾州5局。在广西当道大力推动下，桂垣书局开办得有声有色，不仅是出版机构，更是一个具备省城图书馆性质的社会教育机构。据民国《广西通志稿·文化编》记载，桂垣书局藏书16754册，分别为经类129部，史类374部，子类285部，集类323部，以及丛书类23部。［14］各分局多附设于各地书院，大多按照省城章程办理，设有藏书之所，也有可供阅览的地方，如桂垣书局有五间三进，“第二进设敞厅，为诸生读书之所，颜曰读书堂，第三进庋藏书籍于楼上，颜曰藏书楼”。［15］“遍购经史子集，书籍略备，刊发章程，准士子就读，甚盛意也。惟其地太偏僻，士人就读为难，且官局森严，乡闾士庶，每逡巡而不敢进”。［16］由此可见，桂垣书局藏书楼仍与传统藏书楼类似，主要以藏为主，在用的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且藏书范围基本限于传统典籍，在新学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清季，对新学书籍视而不见显然不是对待新知的正确方法。

1894年底，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在此期间撰写了《桂学答问》，“为述读书次第方法，及其重要书目”［17］，向桂林学人推荐中西书籍近300种，其中约40种为西学书籍。［18］康有为此举向广西士子介绍了包括西学在内的新学书目，极大拓宽了广西士子的视野，也对广西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当然，康有为此举也遭到了旧学人士的极力抵制，“时桂抚马丕瑶正创办桂垣书局，……校刊四书五经，正崇古文学。有为之今文学运动，认为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极端反对，是以有为第一次在桂讲学，仅有四十日，即匆匆回粤，可以概见当时之情况”。［19］

维新运动期间，各地次第兴办学会，广西官绅也积极响应。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赴桂林讲学，联络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于桂林发起成立两粵广仁善堂圣学会。该学会得到了广西当道的大力支持。“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激昂主持之”。［20］圣学会设书藏、讲堂、义学，在康有为拟订的《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章程》中声明要广购图书，“惟善堂地处要冲，易于走集，广购图书，便于会讲。……今之聚书，务使人士知中国圣人穷理之学，讲求实用，无所不备。泰西通部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若世家大族，名士硕儒，岀其藏本，嘉惠本堂，敬当什袭珍藏，公之同志，与捐赀者一例登报，以扬美德。其各省书局所印，及西学时务有用书，皆可存堂中代售。同时并购天球、地球、视远、题微镜，测量艺学各新器，皆博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21］

维新派所拟购书的范围不仅限于中国图书中经世有用者，同时还计划广购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其藏书范围要远远超越桂垣书局。“广购书器”反映了维新派借助开办图书馆以启民智的主张。对于建设圣学会及购置图书事宜，广西官绅态度积极，“或捐书，或捐器，或捐款。……而欣助图书，尤以唐中丞为最”。［22］广西开明官绅的积极响应，推动了广西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惜于维新运动戛然而止，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项新政事业多无形中停滞。

虽然省城近代图书馆事业一时没有进一步开展，但广西各地近代图书馆有所发展。1905年，边防督办郑孝胥带湖北武建军八营防边莅龙，以龙州风气闭塞，文化落后，创设龙州学社，捐巨金采购各种新书报纸，任人浏览。又自连城拨出前督办苏元春所置之《二十四史》苏版印本二十四箱，存于龙州学社，邑人集款建藏书楼以珍藏之。［23］各府官书局及龙州学社的创办，虽然仍以贮藏旧式书籍为主，但也开始注重采购各种新书报纸，并注重推广阅读，与旧式藏书楼显有不同。如后人所称，“光绪中各府有官书局，系公开阅览，为本省图书馆之嚆矢”。［24］

三、省城图书馆初步建立

伴随《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行，各省纷纷筹建图书馆，掀起了全国性的图书馆建设热潮。在此前后，陕西、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官办省立图书馆陆续得以创建。1906年，湖南图书馆在长沙创立，是我国第一个省立公共图书馆。随之，直隶、奉天、河南、陕西、黑龙江、山东、浙江、云南等省相继成立图书馆。

在各省兴办图书馆之际，广西也不甘人后。1909年6月，广西提学使李翰芬奏准在桂林筹建广西图书馆，由广西教育总会负责筹组事宜。［25］广西教育总会会长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捐。是年秋，适逢举行优拔考试，乃按名派捐，议定考拔各生每名捐银四元，考优各生每名捐银二元，考职各生每名捐银一元，保送举贡每名捐银十元；其考优、考拔录取者，每名加捐十元，考职录取者每名加捐五元，供作开办经费。是年秋，“向应考之优拔各生员捐资，得银万余两”［26］。在募集了一定资金之后，于桂林王城内西南隅开始建筑广西图书馆馆舍。

在广西图书馆馆舍正在建设期间，广西巡抚张鸣岐于1910年初上奏清廷，介绍了广西图书馆的筹备情况，称“广西苗瑶杂处，山川阻深，文化狉獉，交通阂滞”，但图书设馆固为九年筹备所难缓，实为此邦教育之要图。当经督同提学使，悉心筹划，因就旧贡院东偏官地建筑图书馆一所。开办经费，需银一万五千两，常年经费，需银一千二百元。分别捐拨的款，刻日观成，以期持久。并将桂垣书局旧有书籍，移置该馆储藏，东西政艺诸篇，一面博采兼收，以期国粹保存，新知滴濬。请赏给广西图书馆石印《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一部，俾得祗领尊藏，实于兴学有裨。［27］随之，清廷赏广西图书馆大清会典一部。［28］

1911年2月，广西图书馆竣工开馆。馆舍为两层建筑，面积约为1184平方米。［29］对于偏僻省份而言，在当时能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实属不易。如后人所赞，“吾人现在常觉馆舍之光线不足，管理上不甚便利，然以僻处边隅之广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伟大之图书馆建筑物，前辈之热心图书馆教育，亦殊值得纪念也”。［30］随着馆舍的建成，广西图书馆各项组织也渐趋完善。“当时规模不大，组织极简”。［31］刚建馆时仅有职工3至5人，故只有人员分工，不设业务部室。首任名誉监督唐钟元，以曾担任广西省城模范两等小学堂堂长的龚鉴清为驻馆提调。

图书馆创立和运营，充足的经费显得至关重要，广西当道在经费上尽可能筹拨。在筹建之时，曾得官方拨支白银780两及募捐所得16170两作为开办费，建筑馆舍耗银2万余。至其常年经费，则以当时广西学务公所所认上海中国图书公司股金万元之利息，并将全省中学毕业生领照银两提出半数，拨归图书馆开支。以后如有不足，再随时设法补筹。［32］这不仅体现出广西当道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充分重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西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顺利开展。

在藏书方面，广西图书馆书籍的来源比较多，教育总会报请提学使司分布行文桂垣书局与优级师范学堂，将原有官置书籍移送到馆，充作馆藏。广西图书馆得上海各书局捐助图书2000余种。本省人士况仕任捐赠图书数百种，连同省内外官绅所捐图书，共计4000余种，约7万余册。并派员专程往上海购买新版译著，规模粗具。［33］辛亥革命前，藏书已有四千余种，三万余册。一部分系由公家将优级选科，体用学堂、榕湖经舍、秀峰书院及桂垣书局藏书拨入，一部分系上海各书坊及省内外官绅慨然捐赠，所有新版译著则多系当时派员赴沪采办。［34］目录分为十九部，六十五类。［35］广西图书馆藏书已不局限于藏书楼时代的经史子集，而是中西书籍、古今经籍均列入收藏之列。作为近代图书馆，广西图书馆藏书可谓较为丰富，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建馆之初，正值中国图书分类法新旧交替之际，广西图书馆建馆之初，即率先采用新式分类法。类目虽简，但在中国图书分类法史上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据1946年任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唐现之记载，成立之初，曾印有广西图书馆暂订简明书目表一册，著录图书3447种，计一万七千余册。“内容虽简，却在中国图书分类学史上，尚有相当历史价值”。本馆在开创时期，规模甚小，其经常工作，惟将图书按类陈列，供众阅览而已。［36］尽管如此，广西图书馆也在极大程度上起到了开风气的重要作用。

广西图书馆因当时广西文化阻塞，无印刷所翻印书籍，故并开办印刷所以资提倡。［37］除了一般阅读推广活动之外，广西图书馆在特定时期还起到了为革命助力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利用该馆举行集会活动，印发《南风报》《南报》《粤西》《军人泪》等革命刊物。［38］广西图书馆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为革命思想在广西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一定便利。

清朝末年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兴起的重要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高涨，创办近代新式图书馆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在新政时期进入实践层面。创办于宣统年间的广西图书馆是广西最早的省立图书馆，也是全国建馆较早的10个省级图书馆之一。广西图书馆的创办，是中国古代藏书楼西方化和西方图书馆学中国化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反映。包括广西图书馆在内各省官办图书馆的纷纷创办，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