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所见何绍基碑帖融合书论观

文_唐江威

首都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何绍基身处碑学兴起、帖学没落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书法理论以碑学理论为主，帖学理论走向式微。由何绍基留下的大量题跋及部分诗文可知，何绍基很重视传统的帖学，并且是辩证地看待，而不是全盘否定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本文通过梳理何绍基碑帖鉴赏过程中留下的题跋，归纳何绍基较有创见的帖学、碑学思想理论，并最终总结出何氏以“篆隶意蕴”为指归的碑帖融合书论观。

前言

清代碑学，由金石学的日渐发展衍生而出。金石学家阮元提出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标志着碑学理论正式走向成熟。此后碑学开始蓬勃发展，至道光以后，成为书坛的主流思想。与碑学相对应的帖学，在清代的康熙至嘉庆时期，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道光以后，帖学式微，帖学创作走向衰落，帖学书论也仅仅是对前人的观点加以阐释，了无新意。故道光之后的书坛形势是碑学蒸蒸日上与帖学江河日下，正如康有为所说：“道光以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1]

在此等形势之下，书法理论却并没有形成非此即彼的发展样态。一部分论书者，他们立足帖学，进而部分或者全盘接受了碑学的理论，“究其利敝，辩证其间”[2]，从碑帖融合的角度对书法进行阐释。在这一类论书者中，钱泳首开先声，刘熙载在对古典书学作出全面总结的过程中，对碑学和帖学亦作出了客观、具有辩证性的判断。在此二者之间，何绍基是继包世臣之后继续推动碑学发展的重要书家，亦是一位具有碑帖融合观念的论书者，其论书观点多见于其题跋及诗文。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何绍基的题跋中与书法相关的论述，系统阐明其碑帖融合之观念和思想，从而对何绍基所处时期的书论发展态势作出客观的判断。

一、舍粕取粹、以碑佐帖的帖学观

何绍基对刻帖根本弊病问题的思考集中见于其对《张荐山藏贾秋壑阁帖初拓本》的题跋之中。在题跋中，何氏将唐朝与宋朝的书手、刻手作了一番对比。他评价唐朝的书手、刻手“各据所长，规矩不移，变化百出”[3]85，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极尽赞美之词。而他对宋朝《淳化阁帖》的书手、刻手，则似乎一言不足以言其短：“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钩摹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力，既不能人人揣称，而为此务多矜媚之事者，其人之性情骨力，已可想见。腕下笔下刀下，又止此一律，况其人本无书名。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3]85《淳化阁帖》以刻工之“一律”刊刻历来善书者之“百律”，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失真”。前文提到《淳化阁帖》的弊端之一是“沿模失真”，何氏在此更进一步，认为《淳化阁帖》这个祖本的刊刻，本身就只是一次对法帖的粗略继承。这在此段题跋中的其他部分也可以看出：“《戏鸿》《停云》，疵议百出，弊正坐此，而《淳化》则罕有雌黄，特因其所以出者，世不睹其初本，不能上下其议论耳。以余臆见揣之，共炉而冶，五金莫别。”[3]85在何氏的观念之中，《淳化阁帖》已与《戏鸿》《停云》具有等同的本质，不因为其是祖本而对其另眼相看。对于《淳化阁帖》刊刻的主持者王著，何氏也不遮遮掩掩，直接表明自己对其人的态度：“余实不解，阁帖出后，今千数百年，人人俎豆之，渐以两京六朝为古器，唐人碑为法物，不容易亲近摹习，而甘心低首于王著，所摹澄心纸，廷珪墨，半部零册，辄拱璧视之也。”[3]86并于《宋刻十七帖》的题跋中揭示出王著的过失：“阁帖简札，多流利便易，由检择不尽精，真赝相半耳。”[3]49

刻帖盛行于两宋，而两宋的书法并不仅以刻帖这一点耀眼于书史，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类宋朝书家眼界很开，并没有拘泥于取法刻帖。何氏在《跋道因碑拓本》中亦说：“汴杭书律，不复有唐贤规矩。东坡、山谷亦自用其才，不尊轨辙。”[3]64此处“轨辙”当指固守取法刻帖的学书理路。在“不尊轨辙”的这一类书家中，何氏推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于四人当中则首推苏轼：“东坡、山谷、君谟、襄阳，不受束缚，努力自豪；然摆脱拘束，率尔会真者，惟坡公一人。”[3]86其中原因可见于《跋玉版洛神赋十三行拓本》：“尝怪坡公书，体格不到唐人，而气韵却到晋人，不解其故。既而思之，由天分超逸，不就绳巨；而于《黄庭》《禊序》，所见皆至精本，会心所遇，适与腕迎；子敬《洛神》，则所心摹手追得其体势者；来往焦山，于贞白《瘗鹤》必曾坐卧其下；遂成一刚健婀娜百世无二之书势，为唐后第一手。”[3]44由跋文可知，何绍基认为苏轼书法气韵溯晋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苏轼的天资很高，而又不循规蹈矩，故而能够做到气局超迈、胸襟脱俗；其二在于苏轼有机会看到许多善本；其三在于苏轼用心师古。在此跋中，何绍基还对苏轼的书法作出具体的描述，即“斜正信绌，不使一直笔”[3]44，并认为明代诸贤人之所以达不到苏轼书法的境界，是“为松雪所缚也”[3]44。苏轼之外，何氏亦颇推重陆游，认为其书“雄伟厚重似蔡君谟，而非君谟所能及”[3]83。

对于刻帖容易摹拓失真的问题，何绍基认为可以从与法帖同时期的碑版书迹中寻找有用的笔法信息加以弥补乃至解决。在旧拓肥本《黄庭经》的题跋中，何绍基表露出对此旧拓肥本的喜爱，认为“此帖横直撇捺，皆首尾直下，此古屋漏痕法也”[3]41。而其对另一版本的《黄庭经》，则加以贬斥：“今世《黄庭》，皆从吴通微写本出，又复沿模失真，字势皆曲左伸右，为斜迆之态，古法遂失。元明书家皆中其弊，苦不自悟者，由不肯看东京、六朝各分、楷碑版，致右军面目，亦被掩失久矣。”[3]41通过刻帖版本的对比，何绍基向我们揭示出刻帖的弊病，同时亦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即“看东京、六朝各分、楷碑版”[3]41。东汉时期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时期，六朝时期隶、楷分流，同时也是尺牍争胜、帖学源流产生的阶段。这两个时期的碑版文字所携带的笔法信息纯正而浩瀚，而元明时期的书家们却忽略了它们，只是一味取法因沿模而逐渐失真的刻帖，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何绍基身处碑学大发展的时代，故能从碑学的角度思考取法的问题，但其思路却是从碑版之中挖掘具有帖学意味的“右军面目”，可见何氏“以碑佐帖”的取法新思路。

何绍基 驾言游好五言联106cm×28.5cm×2湖南省博物馆藏

对于帖学，何绍基观点鲜明，即看中性情的发挥、格调的高远，而贬斥一味取法刻帖。何氏对以《淳化阁帖》为主的刻帖的批判，高屋建瓴，直中要害，面面俱到，可用何氏自己的跋文作一总结：“宋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类书盛于唐，而经旨歧；类帖起于五代，宋而书律堕，门户师承，扫地尽矣，古法既湮，新态自作，八法之衰，有由然也。”[3]85刻帖的出现，使古法变的难以寻觅，此又是刻帖一大天然的缺憾，迫使书家们作书自出新意。这在去晋唐不远的宋朝尚能做到，宋以后的各个朝代，就很难做到了，循规蹈矩、固守刻帖竟成为他们的上策，何氏对此看得很明白。

二、推重北碑、意兼南北的碑学观

何绍基碑学观念是在当时的学术大环境下形成的，所推崇的是阮元的南北书派的观念。何绍基认为：“书家有南北派，如说经有西东经，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3]56在实践层面，何氏尤重北碑，而于北碑则首推《张黑女墓志》。其《题张黑女墓志拓本》云：“余既性嗜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3]51

取法、购藏北碑之外，何氏还会以北碑为准绳评定考量书家，服膺邓石如而对包世臣不以为然。对于邓石如，何氏认为：“北碑方整厚实，惟先生之用笔，斗起直落，舍易趋难，使尽气力，不离故处者，能得其神髓，篆意草法，时到两京境地矣。”[3]31对于包世臣，何氏则多直接加以批判：“以横平竖直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3]51

南北两派，分途发展，不可“强合”，如若处理得当，还是可以做到和合共生。何氏在雅赏碑帖的过程中，仅提及王羲之、欧阳询和陶弘景三位书家可以做到将南北两派书法二元融合。于欧阳询，何氏认为：“欧阳信本从分书入手，以北派兼南派，乃一代之右军也。”[3]57对于王羲之，何氏断定：“山阴实兼南北派书法之全。”[3]49只是在评价王羲之的另一处跋语中，何氏指出：“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巨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3]56-57王羲之以南派兼北派，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不可作“碑版巨迹”。对于陶弘景，何氏主要推崇的是《瘗鹤铭》，认为：“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此书者。”[3]54

三、以“篆隶意蕴”为矢的碑帖融合观

据徐利明先生的考证，历代论书者对“篆隶意蕴”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的黄庭坚，对“篆隶意蕴”有过大段论述的，始于黄伯思[4]。自宋以来，历代不乏论书者对“篆隶意蕴”作出自己的解释。何绍基亦作出自己的论述，其论述观点鲜明，别具一格，值得推敲。

唐以后历代论书者对唐代书法是否具有“篆隶意蕴”，众说纷纭。有持否定态度者，如黄伯思、杨慎等；持肯定态度者，如米芾、黄庭坚、郝经、王铎等。何绍基对唐人书是否具备“篆隶意蕴”总体持肯定的观点，他在《跋僧六舟藏米书老人星赋墨迹》中云：“楷则至唐贤而极，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两京远甚，然略能上手……”[3]91直言唐人的楷书、八分是具备“篆隶意蕴”的。对于宋人之书，何绍基认为：“宋人不讲楷法，至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唐人三昧远矣！况山阴棐几乎？”[3]92已是全然不提“篆隶意蕴”了。

自何绍基父亲何凌汉始，何氏家族即以“横平竖直”四字作为评判书作是否具有“篆隶意蕴”的一大准则。据《题智师千文》跋文，何父凌汉“藏（《智永千字文》）宋拓本，临仿有年，每以横平竖直四字训儿等”[3]96。此后，何绍基“肆书泛滥六朝，仰承庭诰，惟以此四字为律令”[3]96。何绍基吸收父亲的书学思想，并通过取法六朝书法加以佐证，证明“横平竖直”确是“篆隶意蕴”的一大特征。在此标准之下，王羲之、陶弘景、智永、欧阳询、李邕、颜真卿、邓石如等书家成为何绍基推崇、学习的对象。

除此以外，何绍基的学书理路，亦是以推崇“篆隶意蕴”为原点，通过鉴赏金石碑帖建构外围，最终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书学场域。何绍基如此推重北朝碑刻，原因就在于北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3]51。他在《跋道因碑拓本》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学书理想：“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3]65可见何氏取法北碑，是“意在笔先”，而“溯源篆分”则是最终目的。何绍基书学实践，取法李邕与颜真卿较多，亦是因为“两公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3]71。

结语

何绍基身处碑学兴盛的时代，是当时碑学乃至金石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何氏一生交游甚广，其金石碑帖鉴藏的活动范围大致可分为京师、山东、江浙以及湘黔等地域，所过眼碑帖数量庞大，并且多留下了蕴含自己书学思想的跋语，可见其书学思想并不是理论先行的产物，而是带有实证的意味。本文通过梳理何氏题跋内容，得出他在推崇碑学价值的同时，亦思索着传统帖学的弊病与可取之处，从而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碑帖融合书论观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