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策文学在海外的蔓延和变异
——以沦陷期日文杂志《上海文学》为中心

吕慧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上海 200083)

一、 前 言

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前后，日本的朝野逐渐滋生出“国策”一词。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为止的这一时期日本的所谓“国策”，就是要在东亚乃至世界寻求日本的霸权，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部分区域建立起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在内外政策上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家政策或方针已经走向了歧路，以武力为背景推进对外的全面扩张，成了日本国家的主旋律。由此衍生出了诸如国策会社(企业)、国策映画(电影)、国策放送(广播)之类的形态和词语，国策文学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本文主要研究战争时期在上海创刊的日文文学杂志《上海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其发表的作品以及相关的活动，应该属于国策文学的范畴。这里先简单论述一下所谓的国策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在海外的蔓延。

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以及以此为契机而展开的日本对华全面侵略战争，是国策文学兴起的主要时代动因。早年曾积极参与左翼文学运动、入狱后转向、立场迅速与当局靠拢的林房雄，在1938年6月号《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国策与文学》，鼓动文学家响应和配合国策，为当局的对外侵略政策摇旗呐喊。当年8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日文简称“中支军”)组织了强大的兵力向广州和武汉进攻，并在8月下旬先后攻陷了这两座中枢城市。在陆军省新闻班松村秀逸中佐和“中支军”报道部马渊逸雄中佐等的策划下，组织了由菊池宽、林芙美子等众多作家参加的“笔部队”，前往武汉等地劳军，同时撰写大量现场的文学报道。其目的，对外是使中国军民丧失抗日意志，促使汉口政权崩溃；对内是迅速且详细报道皇军的英勇奋战状况和官兵在战场上的劳苦，以鼓舞日本民众的士气，激起他们对前线士兵的体恤(1)五味渕典嗣：《文学·メディア·思想戦：〈従軍ペン部隊〉の歴史的意義》，《大妻国文》2014年第45期。。几乎与此同时，当局动员因《粪尿谭》而获得芥川奖的火野苇平参军入伍，派他前往中国战场，结果火野苇平写出了《麦子与士兵》(1938年)、《土地与士兵》(1938年)、《花与士兵》(1938～1939年)三部曲，发行了120多万册，在美化和粉饰战争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称之为国策文学的代表作。

在当局的鼓动和诱惑下，一些作家也积极向当局靠拢，1938年开始，相继成立了“农民文学恳话会”“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经国文艺会”“文艺兴亚会”等团体，不同程度为当局的对外战争和海外扩张、移民等营造文艺氛围。后来，又在近卫文磨内阁炮制的“大政翼赞会”的鼓动下，在内阁情报局的策划和组织下，将日本所有的文艺团体均整合至当局的麾下，于1941年底召开了“文学者爱国大会”，1942年5月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同时取消了所有其他的民间文艺组织。6月举行的“发会式”上，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和内阁情报局长的谷正之也来捧场。由此可知，自1938年以来，日本的各类文艺家，或是主动，或是迫于当局的淫威，都纷纷收敛起了自己的个性和主张，应和“国策”的主旋律，至1942年文学报国会成立时，国策文学几乎达到了一个顶峰。除了永井荷风、金子光晴等个别之外，几乎所有的日本文人都匍匐在了当局的号令之下。

国策文学的推行，不仅只是在日本本土，并蔓延到了日本在海外的势力范围。除了已被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的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之外，日本势力最早在中国大陆的扩张地是伪满洲国，以及沦陷后的上海，在当时被称作日本的“外地”(日本本土则称作“内地”)。从1932年开始，大规模推进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移民(所谓 “满蒙开拓团”)，并组织经济界、文化界的人士去那里考察、定居。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不包含军人、军属和家属等)为166万2234人(2)満蒙同胞援護会编：《満蒙終戰史》，东京：河出書房新社，1962年，第441页。。伪满洲国建立以后，各类杂志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在那里创刊的《作文》《满洲浪漫》《艺文》等文学杂志和举行的文学活动，从脉络理路上来说，基本上也是日本国策文学的一部分。开设文艺栏的报纸杂志就更多了，并成立了“满洲文艺家协会”，虽然也有很多中国人参加，但主导者是日本人(3)刘春英：《中国東北部における日拠時期の日本語雑誌の言説空間——文学創作を中心として》，《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創刊号特集：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語雑誌の流通と植民地文学》，东京：笠間書院，2014年。。这些文艺杂志以及所发表的作品，虽然色彩斑驳，但基调是与所谓国策文学的主旋律相合拍的。

就上海而言，日本人在19世纪下半叶陆续移民上海，至1925年10月，日本侨民数为6399人，早已跃居上海外国人的首位(4)马场锹太郎：《上海の人口》，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支那研究》1928年第18号，第145页。。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侨民数大抵维持在3～6万之间。日方于1890年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周刊型日文报纸《上海新报》，1904年创办《上海日报》，之后又有《上海日日新闻》、《上海经济日报》(后改为《上海每日新闻》)等问世，相当一个时期，三份报纸在上海日本侨民的世界里三足鼎立，虽然不是文艺报刊，但也有关于来访上海的日本文学家的详细报道。

上海正式有日文的文学杂志，应该推1943年创刊的《上海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日本国内国策文学在海外的延伸，但因其创办于上海，作者大多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文人，且它的文脉也比较复杂，因而其作品的色调驳杂多彩。对《上海文学》的研究，大抵有如下的三层意义：第一,它是我们解读20世纪40年代前期日本占领下上海乃至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通过文学文本的研读，可以窥察居住于当地的日本文人眼中的上海和中国，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第二,它是研究近代日本海外文学的重要文本。《上海文学》主要是供日本作家发表日文作品的园地，它自然是日本战时文学或者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但它却诞生于日本本土之外，严格而言，是属于日本的海外文学。虽然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畸形样态，却仍然不失为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日本的近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上海文学》具有其特殊的价值；第三，它也是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文献。杂志上发表的不少作品，直接描绘了当时日本在中国展开的战争，从当时日本文人对战争及战场之外的描述，可挖掘当时一般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以及这场战争在当时日本人心灵中烙下的精神印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时期结束，上海全境被日军占领，彻底沦陷。直到战败的三年多时间里，日本一直借助文化的手段，在汪伪政府的统治区域内，依据日本所谓的国策，渲染和营造所谓的“日中亲善”的气氛，而上海处于这一区域的核心位置。对于这一时期在上海以日文创作的文学，由于资料的匮乏及其他原因，我国学者迄今为止对其的关注度非常有限。上海沦陷期的日本文学，作为日本文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中国文学的镜像，其在特定时代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相对于作家出版的单行本而言，以期刊为切入点的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关系研究，通过围绕文学期刊和文学团体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学图景。

二、 《上海文学》创刊前后

为了对《上海文学》的基调和异色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必须对其诞生的内在脉络进行清晰的梳理。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策源地之一，日本近代文学在上海的传播，最初不是来自日本官方力量的植入，而主要是通过民间的渠道。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就成了中日文学家交流的汇聚场，近代日本文学的作品，一半以上是以上海为媒介点传向全中国的。论及《上海文学》的诞生，一定要回溯近代上海日本人的文艺团体。

首先是以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为中心创立的文艺漫谈会。从1922年开始，中国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和日本方面的石井政吉、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中日文化人和文艺爱好者都集结于此，鲁迅于1927年10月来沪后也加入其中。内山书店作为中日文人可以自由聚会谈话的“文化沙龙”，大力促进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人的交流，为后人一再提及。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9年11月11日，文艺漫谈会改名为(上海)艺文会(5)《文化人の親睦を促進 漫談会を芸文会と改名》，《大陸新報》1939年11月12日,第7版。，这同样是一个中日上海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团体。此会的发起人已不再是内山完造，而是上海的金风社社长岛津四十起，内山完造则负责组织运营工作，处理各项事务(6)《老上海が語る文化運動今昔譚》，《大陸往来》1941年，第2卷第5期。。地点设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四达新村，目的是“以文艺为主体的日中文化交流”，积极招募会员，在日本俱乐部定期开展座谈会、恳谈会、月例会等活动(7)《上海文化団体一覧》，《大陸往来》1941年，第2卷第6期。。可见，艺文会从以内山为主导的较自由、无约束的漫谈会，变成了一个染上了一定政治色彩的有组织的文艺团体。从《大陆新报》(8)《大陆新报》是1939年1月1日，以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以及兴亚院为背景，在朝日新闻社的支持下，在上海收购前述《上海日报》创刊的日文“国策”报纸，代表日本官方言论。的多篇报道可以确认，艺文会在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召开了多次例会和座谈会，其最后一次活动报道停留在1942年6月(9)《芸文会座談会》，《大陸新報》1942年6月30日(晚报)，第2版。。从整体而言，艺文会力图保持文艺漫谈会时期的初心，试图与日本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延承了“老上海”内山、岛津等人的初衷，目的在民间层面营造中日文化交流的氛围。

艺文会成立以后不久，另一个团体长江文学会于1940年9月成立，以日本来的小泉让等新进作家为中心，推进新体制言论运动。9月14日开始，《大陆新报》专门辟出《周六文艺》一栏供其发表文章，得到不错的反响。翌年初，会长野上五郎发表《再出发的感想》，指明了拥有30名会员的文学爱好者团体，今后将会以“创造富有当地色彩的健全文学，通过这样的文学向当地文学的兴盛献力”为目标和方向(10)野上五郎：《再出発の感想》，《大陸新報》1941年1月11日,第8版。。长江文学会于当年6月创刊《长江文学》，还组织讲习会、座谈会等活动。

艺文会和长江文学会是当时上海的两大文学团体，岛津曾提议将两大团体合并成为上海唯一的大型“文学同好会”，但遭到了长江文学会会员吉村秀声的反对，认为不应该将两个各自发展的团体“强行机械性地合并”。其实，对于两个成立理念在本质上就背道而驰的团体，不想合并是理所当然的。双方都征求内山完造的意见，内山则乐观地认为两者均可，并积极展望将来，希望文化界以中日两国文学家的“合体”为目标而努力，尽管还需要漫长的时间(11)《老上海が語る文化運動今昔譚》，《大陸往来》1941年，第2卷第5期。。然而，1942年5月，长江文学会在发行《长江文学》第五辑之后，即因某些原因解散(12)木田隆文调查指出，长江文学会同人猛田章认为其解散是由同人中有与“佐尔格”事件相关的人员导致。木田隆文：《日本統治下上海の文学的グレーゾーン》，池内輝雄等：《〈外地〉日本語文学への射程》，双文社出版，2014年。。长江文学会的解散，标志着日本政府依靠在沪作家实现文化同化的目的受挫。日本于1942年5月27日在当局和军部的主导下成立文学报国会，是一个企图用文学的方式来向世界展示天皇制国家的传统、理想与文化，为消杀一切对日本对外战争不利的言论而成立的组织。此时，日方亟需通过上海有影响力的媒体大陆新报社，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顺应日本国内的文化统制政策、协助战争宣抚工作的日语文学期刊。

在如此机缘下，作为艺文会的延长线，上海文学研究会于1942年10月31日下午7点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的上海青年馆举行成立大会，“作为上海唯一的文学家团体，其活动受到了各方的期待”(13)《上海文学研究会、三十一日に発令式》，《大陸新報》1942年10月30日，第4版。，岛津当时的希望也在一年后成为了现实。内山完造被推举为会长，同人期刊《上海文学》创刊号《春季作品》的经销点也在内山书店。发行地点在宝乐安路88号，发行人兼编辑为武田芳一，即同人的猛田章。

《上海文学》以内山完造为中心，保留了一部分“艺文会”成员，吸收了长江文学会的同人小泉让、黑木清次、猛田章、梓云平、兼松信夫、野中爱三，还有池田克己、武田泰淳、中里廉等，当时沪上主要的日本作家都榜上有名。《上海文学》还以投稿作家的形式拉拢处于所谓“和平”阵营的陶晶孙、予且、陶亢德、柳雨生、路易士、荻崖、刘守华、查士元，试图以此达到日本国内与在中国的日本作家的融合乃至所谓中日两国作家的集结，体现了构筑“大东亚文学”的构想。上海文学研究会成为上海当时力量最为雄厚的日本作家文艺团体。

时过境迁，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文的《上海文学》几乎一直为人们所忘却，甚至难以找寻到它的原本，被人们称为“虚幻的杂志”。直到前几年，它的面纱才被日本的研究者揭开(14)先行研究可列举出趙夢雲：《〈上海文学〉とその同人たち―戦時上海邦人文学活動研究へのアプローチ》，《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27期；呂慧君：《占領期上海における〈上海文学〉と〈雑誌〉》，《アジア遊学167·戦間期東アジアの日本語文学》，东京：勉誠出版，2013年。。笔者在日本攻读博士期间已掌握《上海文学》四册资料(15)《春季作品》、《秋冬作品》所藏日本近代文学馆，《冬春作品》和《春作品·小说特辑》所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近日《夏秋作品》号由日本奈良大学木田隆文教授发现并藏于奈良大学图书馆，笔者有幸阅读部分内容。《上海文学》期刊持续期间为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大约每半年发一期。目前发现的五册分别是：《春季作品》(1943年4月)、《夏秋作品》(1943年10月)、《冬春作品》(1944年4月)、《秋冬作品》(1944年12月)、《春作品·小说特辑》(1945年5月)。除此之外，上海文学研究会还出版(参与制作)了文艺作品集《决战历(诗·短篇集)》(1943年12月、ますらを会)，内容未详，但其目录可从《冬春作品》卷末的《上海文学既刊主要作品目录》中确认。本文即以此为基本文本，对日本国策文学在海外延伸物的《上海文学》展开研究。

三、 作为国策文学一环的《上海文学》

《上海文学》创刊号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为了投身实践文学报国，我们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学研究会”。可见会员在成立当初，已经对“文化战争”怀有觉悟和使命感。(16)《出版に際して》,《上海文学》1943年,《春季作品》第173页。上海文学研究会同人已经认识到文学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工具性意义，试图创作出配合这一时代、或者说是日本当局战争政策的文学作品。半年后，即从《夏秋作品》开始，《上海文学》的发行从“上海文学研究会”移至“大陆新报社”，接下来的《冬春作品》中，发行人由武田芳一变为大陆新报社编辑局的清水投鬼，之后由编辑局长日高清磨瑳担任。印刷厂除了《秋冬作品》为卢泽骏之助的“卢泽印刷所”之外，都是大陆新报旗下企业“大陆印刷所”。这说明上海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文学》杂志都具有明显的军部背景，杂志对此亦不讳言：“这足以体现大陆新报社对我们极大的关爱，我们面对如此的关爱，发誓更加努力钻研为报。”(17)《編集記》,《上海文学》1944年,《冬春作品》第112页。可以推断，代表日本政府和军方立场的大陆新报社，在上海文学研究会成立一年之后，加大了对其的资助，甚至直接经营，期望同人创作出更多鼓吹“大东亚战争”、迎合当局政治需求的作品。该杂志在总体上是日本国内的“文学报国会”活动在海外的延伸，基本上是日本所谓的国策文学的一部分。

《上海文学》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大陆新报》及同时代日本评论家的关注。《大陆新报》在《上海文学》创刊号发行当月即开始刊登对其的一系列评论。中村利男分四次对创刊号上的诗歌、小说以及随笔进行了评价。作者看到了诗歌作品中池田克己等诸位作家对情感的抑制，今后希望他们赋予诗歌更多感动，引领出更多富有“健康的大陆浪漫精神的作品”。中村对《桑园地带》和《原木之灵》大力赞誉，但提出《桑园地带》的弱点是对主人公的描写不够聚焦，对周边人物的刻画却很精彩。最后期待《上海文学》同人能够创作出与“文学技术”无关，更能体现未知性的“闪光作品”。(18)中村利男：《上海文学春季作品批评》，《大陸新報》1943年4月24/26/27/28日,第4版。《上海文学》的问世，不仅在上海的影响有目共睹，日本的文学界也表示极大关注。1904年创刊的日本老牌文学期刊《新潮》在出版后的两个月即刊登了高见顺、冈田三郎和伊藤整三人对《上海文学》创刊号的评论文章，其篇幅长达3页。(19)《編集後記》,《上海文学》1943年,《夏秋作品》第112页。

《上海文学》这片土壤，在大陆新报社的资金、人力等肥料供给之下，种植了大量用来“撑门面”的国策文学作品。上文所述《桑园地带》为芥川奖提名作品，顺应时局，支撑起《上海文学》在中日两国日本文学界的地位，并且续写了长江文学会同人中断的文学篇章，使战时上海的日本文学创作得以延续。而《上海文学》其创办的真正初衷，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更多地发挥上海当地作家的能动性，反映当地的现实，体现上海当地的日本文学的多样性。《大陆新报》对《上海文学》的评价是，“每期均有引人注目的作品，体现了对现地文学的专门研究”，(20)《新刊紹介》，《大陸新報》1945年1月14日,第4版。可见其对上海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努力也是肯定的。

本文将充分注意到这一特殊的背景，通过对原本文献的研读，揭示《上海文学》作品的内在脉络，同时也会充分注意到投稿作家在这一特殊年代中的复杂心境和思想纠葛，并不忽视在国策文学的所谓主旋律中夹杂着的不同的音调，探讨该刊物与日本国策的复杂关系。从对如下个案的具体分析，可看出每位作家对于日本国策的复杂对应，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顺应或抵抗日本的国策这样的二元论来论断作家的言论思想，应充分注意到作品内部丰富的内涵。

《上海文学》的作品以日本同人作家的作品为主，在创刊号、《夏秋作品》和《秋冬作品》中出现了中国文人的随笔，但发表的语言都是日文。文体多样，主要可分为诗歌、小说、随笔(评论)三类，此外还有同人杂记、上海文化消息、同人消息、编辑后记、广告等栏目。

诗歌中，战争与思乡是两大主题，从创刊号开篇黑木清次的诗作即可窥见。《青叶部队》，描写了作者在陆军医院的所见所感，为失去大腿主动脉的勇士说不出安慰之言感到“深深的焦躁”。《望乡》中描绘，中国的天空是蓝色的，但江河是浑浊的，沟里淌着浓血，连海水都是泥土色；与此相对，作者怀念故乡日向像这里的天一样美丽的蓝色的海。《致学生们》，借少年兵，抒发了作者希望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朝岛雨之助在《璀璨烂漫》(载《秋冬作品》)里赞颂日本的风土，同时致敬日本近代诗人三好达治的《雪》一诗中太郎、次郎的情景，最后还不忘喊出“太君万岁”的口号。同刊《鄱阳湖的鹰》这首长诗里，他想念友人，思念家乡，多次提到“亚细亚”的字眼。兼松信夫在创刊号的《风》中，即显露出要为亚细亚献身的精神，之后在《决战》(载《冬春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战争胜利“必胜”的信心。更有甚者，中里廉在《云之章》(载《冬春作品》)，赤裸裸地表现了消灭“顽敌”的战争态度。梓云平在创刊号的《在川雾中》，期待历史改写，对开创新时代充满希望，之后在《风餐之歌》(载《冬春作品》)中描写了为国誓死的战士对母亲的怀念与悲伤，同样表达了改写历史的愿望。

该杂志所发表的小说，同样顺应时局的国策文学作品居多。小泉让的《桑园地带》获得日本第十七届芥川奖(1943年上半年)提名，黑木清次的《棉花记》，上篇(刊载于《夏秋作品》)已获第十八届芥川奖(1943年下半年)“最有希望当选提名”。因作品未完结，下篇(刊载于《冬春作品》)在第十九届芥川奖(1944年上半年)也得到预选提名(21)《芥川賞きまる、有力候補「棉花記」激賞さる》，《大陸新報》1944年3月25日,第4版。。由此可见《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作品，已被认为达到了日本国内文坛的所谓优秀水准，备受当时日本主流文学界重视，对日本文坛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桑园地带》于1943年1月创作完成，发表在《上海文学》创刊号《春季作品》上，是《长江文学》第五期(1942年5月，第二卷第二号)刊载之《收获以前》的续篇。这篇中篇小说描写了日方在上海附近镇江郊外的四摆渡开设桑园进行大陆开拓的故事，是典型的国策文学，顺应了时局的需要，代表了当时的潮流。纵观当时芥川奖的入选作品，都和大陆文学保持统一步调。上述芥川奖的提名，也使得这位常驻上海的作家小泉让在日本声名大噪。战后，他继续从事创作，1949年《死的盛妆》和1960年《小说天皇裕仁》均获直木奖的提名。

下面对《桑园地带》这一中篇小说稍作分析，以此一窥该杂志作品的基本色调。主人公长泽有两位部下，一位叫三田村，另一位叫小柴。三田村班呈现出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而小柴班却充满了和谐欢乐的气氛。与三田村的军国主义做派相比，小柴是自由主义、温情派的代表。优柔寡断的长泽作为管理者也为此伤透了脑筋，不知如何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然而，在一次土匪袭击中，小柴丢失了性命，为此长泽变得萎靡不振。长泽在工作中接触到中国人的时候也如同小柴一样对待他们，这或许来源于他的性格，或许是因为他本就对战争有少许抵抗情绪。但是当他看到从日本新派遣来的训练有素的新人，一直以来“犹豫不决”的内心得以“清算”，他重拾了信念和希望，心中又燃起了为国家献身的热情。这个结局，意味着作品依然归结到了军国主义的主题，作者试图在国策文学的框架内努力表现自己思想的些许亮光。

另一篇芥川奖提名作品黑木清次的《棉花记》，描写了日本在推进所谓大陆经营的进程中，中国本土“大陆棉”和日本引进“亚洲棉”分别代表的自然与科学、农民传统经验与日本新兴技术的对立。作者在描绘中国农民在炎热天气遭遇天旱的艰苦劳动环境之下任劳任怨的品质的同时，也通过观察描写了所谓中国人劣根性的一面。

早年曾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被捕后转向、在战后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评论家青野季吉在《大陆新报》上对《棉花记》给予了如下好评：无论是棉花还是大米，日本的外来品种在中国土地上种植三年，即可获得与在日本同样的产量。证明中国的土地可以“消化”任何外来物种的植入，拥有不可思议的“魅力”，显露出其“坚韧不拔”的属性。青野认为这里的“消化”即可延伸至文化的“同化”，土地的属性暗指中国人民的性格。另外，他强调作品的亮点在于，日本技师并没有畏缩，相信通过自己“献身的努力”和“纯粹的科学信念”可以接近“最后的胜利”。如果把“纯粹的科学信念”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可以相互理解民族的差异所在(22)青野季吉：《中国を識る》(上)、(中)、(下)，《大陸新報》1944年2月12～14日，第4版。。

因上述作品被芥川奖提名，日本的评审委员对黑木清次推崇有加。在文坛上已卓有成就的川端康成从作品中感到了“文学的青春”，期待这样的新兴文学能拓展到南洋地区。早期也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片岡铁兵认为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的联系写得如此深入的作品实属罕见。此外横光利一、岸田国士都对此极力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新日本文学志向的实践”作品(23)《芥川賞きまる、有力候補「棉花記」激賞さる》，《大陸新報》1944年3月25日,第4版。。

以上两篇都属于所谓开拓文学、生产文学，与日本国内的国策文学倾向一致，与时局步调一致，是当时“流行”的文学。小泉让在《冬春作品》上的另一篇《把太阳旗放到你的胸前》表现得更为露骨。主人公山田富夫，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到高中为止接受的都是“横写文字”的西式教育。久保作为日语教师，希望富夫不仅学会日语，内心也要和日本人在一起。他从教授语言发展到教授日本人的道德、忠义等“尊皇的精神”，让富夫为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感到自豪，能感受到太阳旗的美丽。富夫不负期望，随着战局的扩大，他打算参军，并且勤读《步兵操典》《天皇敕谕》《军歌集》等，最后通过了征兵选拔。从一个几乎不会日语的“混血儿”，通过努力变成了“好样的日本人”，久保终被成就感和自豪感所陶醉。这无疑是一篇“大东亚战争”的吹鼓作品，目的在于增强日本民众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英日混血的“混血儿”的设定，显现出日本文化妄图同化欧美文化、日本企图统领世界的野心。

从以上的简略评析来看，基于《上海文学》成立的背景及其组织体系，可清晰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主体倾向和基本色调，在总体上它是日本官方意识形态在海外日语文学上的体现。

四、 作为“外地”文学的《上海文学》的异色与异域性

但事实上，参与《上海文学》作品创作的日本作家，其各自的人生背景和阅历、思想也是比较复杂的，在《上海文学》上所体现的，除了迎合官方主旋律的色彩之外，事实上还呈现出了斑驳陆离的异色，一些作家也试图在上海这一日本海外的地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人生理念、创作欲望和诉求，且为数并非寥寥。这也是激起笔者对《上海文学》展开研究的动因之一。

首先是在创刊号发表评论的朝岛雨之助。与他诗歌作品的风格不同，这篇名为《误解的核心》的评论，以冷静的态度对当时日本人普遍将七七事变发生的原因美化为两国人民的“误解”这一错误观念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两国人民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反省”，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暧昧”，要“勇敢地把握真实的”自己。当然，作为日本人，又处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对战争发动的原因做到了反思，但他的认识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其次是早年与竹内好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武田泰淳，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并且加入日本的左翼组织，曾因参加左翼活动而遭到逮捕，加之后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被迫解散，导致他与当局之间一直保持了乖离的姿态，对当局抱有一定的抵抗心理。武田在1937年10月被应召入伍，派遣到中国，翌年9月回到日本，1944年6月为了摆脱日本国内压抑沉闷的空气，设法再赴上海，这次作为“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成员，在协会下属的东方文化编译馆任翻译室主任。《秋冬作品》的“同人消息”一栏，表明“中国文学研究家”武田来沪之后正式加入上海文学研究会，他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唯一一篇作品《中秋时节(上)》，其意义不可忽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战后派作家的武田泰淳，他在战时已经从事文学创作。并且，这篇小说与武田战后在《人间美学》(1948年12月)发表的小说《月光都市》的前半部分内容，除去表示回想的开头之外基本一致，说明《中秋时节(上)》已经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并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月光都市》这一战后作品产生的脉络。战时的作品相对于战后回忆性质的作品，更直观地表达出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感受。(24)木田隆文：《武田泰淳「中秋節の頃(上)」の周辺》，《日本近代文学》2011年第85期。

作品的主人公杉是日本在沪文化机构的职员，这无疑是以武田自身的经历为蓝本写就的小说。杉虽身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这样的国策文化机关，却发表了对日本的文化工作持有怀疑态度的文章，表现了武田对文化政策的挣脱欲望和独特的创作欲求。

还有一点，在沪日本人作家因多居住在虹口地区，因此作品的舞台大多集中在日侨集中的虹口，或者是中国人居住的南市、常去的豫园等地方。而武田住在法租界一带，因此这篇小说中法租界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作为外国人墓地的静安寺公墓，位于原租界西端的静安寺地区，行人稀少，古刹深深，是西洋风景中的僻静一带。小说对徐光启墓冷清风景的叹息以及将上海分会做杂务的阎姑娘设定为基督教徒，都表现了上海这一东西文化混杂的独特地域情景。

最后是在《上海文学》与其他同人表现出相异特质的池田克己。创刊号《上海杂草原》一诗中，诗人三次咏叹“我的心情必须保持平静”，呈现的是将个人感情排除在外的风景。作为曾经的建筑工程师，池田在诗中描绘，被弹丸破坏的商务印书馆的遗址上，要建成“新的墙壁，成直角将天空划开的上海国民学校”，此处与“我们今日文化的美，在于人类建设的‘新风景的提出’”之观点如出一辙。池田认为，比起自然的风景，人为带来的变化，可以产生新的感动(25)池田克己：《新しきコスモス(下)風景交替のために》，《大陸新報》1941年8月18日,第6版。。

创刊号刊登的另一篇野战建筑队记《原木之灵》，作者自述1939年8月，作为建筑工程师，受到第一次国民征用令被征用到“中支那派遣部队”，在前线时从事野战建筑工作，在后方从事驻屯工事。这篇战中手记，即是池田1941年夏，从军前往浙江各地的记录。结尾写到自己在征用期满时的不舍与孤独感，在那之后他“卸了军装，作为大陆新报、新申报的记者而活跃于上海的文化界”(26)路易士：《诗评三种：“上海杂草原”》，《诗领土》1944年第5期。。作品中虽然出现了“不洁”“良民证”“偷盗”等一些当时日本作家描写中国人时常用的带有偏见色彩的词汇，然而，他却有着对中国人近距离的观察。比如，有次附近的农民主动送汤给他们，池田发现原来他们是想得到一些建筑工程中剩下的木材，他总结这是明显的“中国式处世”方式；再比如，他从中国人“悠然自得”的神情中看到他们“超然的人生观下顽强的生命力”，池田捕捉到了中国人性格的一面。并且，此作品的亮点在于，池田用亲身经历来讲述自己对雇佣的中国劳工的友善，以及中国人对日本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展现了他内心柔软的一面。例如池田多次看到一位努力学习汉语、“正直且热情”的军官给中国工人小心翼翼地抹药膏的场景，并且比起日方人员，他们优先保证中国工人的开饭时间。池田在两年派遣期满时，还牵挂着被自己带到建筑前线的中国工人们，感到一种“良心上的寂寞”。与他的诗集《上海杂草原》中描绘的杂草丛生、荒芜的原野、无树的山丘相反，这篇作品描写的是浙江溪口青山碧流、鱼鲜肥美的美丽风景，广阔无垠，“像日本的温泉乡景”。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怀乡的心境，另一方面显示出作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性一面。虽然作品以从军经历为背景，但从池田的描绘中，却可以感受到没有硝烟、日常生活中荡漾着的温情场景。

22岁就出版诗集的池田，前期作品虽然没有脱离战时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却注重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并且在中国，他被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性情所感染。然而遗憾的是，到了后期，池田并未延续自己的创作理念，他基于自己在《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做记者的经历创作了诗歌《和平新闻新沪报》(载《秋冬作品》)和小说《和平报》(日语原文只有假名，笔者根据《和平新闻新沪报》按中文读音推断此文的题目为和平报、载《春作品·小说特辑》)。在《和平报》中，池田借汉奸郑外石的口，颠倒卢沟桥事变等史实，把报社作为“日中合作”的舞台，向中国人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观念，这恰恰体现了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日本文人内心游移不定、复杂多变的精神困境，《上海文学》见证了这些文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历程。

《上海文学》同人基本都是居住在上海的“现地作家”，因此作品的舞台都发生在中国，作品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主要描述对象，这是与日本同时期作家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1944年4月，在内山完造的提倡下，“上海文学研究会”设立“上海文学奖”，奖金由内山完造提供。获奖范围只限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作品。选拔方针为“注重作者的努力钻研、作品行动的积极性、文学的进步性等，为其颁发努力奖、激励奖”(27)《上海文学賞設定について》,《上海文学》1944年，《冬春作品》第49页。。月山雅的《长在支那街》(《春季作品》)获得1943年度第一届上海文学奖，猛田章的《东洋人》(《夏秋作品》)获得第二届上海文学奖，并且斯时预计今后每年都为两篇作品颁奖。

其中，月山雅的《长在支那街》，以一位日本人父亲的口吻，讲述自己的女儿孝子与邻居女孩锦英的故事。这家人住在几乎没有日本人居住的街区，对面是市政府局长家。比起两国长时间的“误解”造成的大人之间的隔阂，天真无邪的孩子之间的友谊 “令人欣慰”(文中多次出现此词)，然而孝子夹杂在日语中的上海话“坏来西”“明朝会”等，在日本父母的耳中却是那么的粗鲁和刺耳。当时日侨对中国话的偏见可见一斑，我们更能体会到日本人从心底害怕，在与中国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被中国文化同化的恐惧心理。但该小说中的情节和心理描写都非常真实，只有在沪日侨家庭才能拥有这样的经历。《上海文学》中以中国民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均来源于上海居住者的真实体验，而非旅行者一时的走马观花，这正是“上海文学奖”的颁奖意图所在。

五、 结 语

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诞生的《上海文学》杂志，作为沦陷期上海唯一的日本文学同人杂志，是上海日本文学“现地文坛”集大成之代表。《上海文学》的日文作品，有的来源于各大中日报刊，有的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又被翻译成中文，登载在中文期刊上。更有些作家的原创作品，至今未收录到全集或单行本中，这为我们了解沦陷期中日两国文人的思想认知，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文献资料。杂志登载的作品填补了沦陷期上海日本文坛的空白，发挥了日本在上海的“现地作家”特有的文学创作功能。

上海文学研究会成员在以内山完造为中心的老上海文化人的代表之上，吸收了池田克己、小泉让、黑木清次等新上海文化人，以及多田裕计这样活跃在日本的文人。其中，集结三位芥川奖获奖、提名作家，对日本国内文坛的影响甚大，与此同时和在日本“内地”的作家互相交流联动。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日本国策文学的产物，是战时日本所谓对海外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日本占领当局主要想以此来营造出一些缓解战争剑拔弩张气氛的文化暖色，在战时的上海及中国渲染出一些文学的温情，同时也试图借助文学的途径来宣扬官方的意识形态。鉴于它的语言是日文，因而它的读者群与其说是当地的中国人，毋宁说是在上海的日本人，这是我们在考察上海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文学》时不可忽视的一点。

与此同时，通过对在《上海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的粗浅分析，也可看出，出于不同的背景(比如武田泰淳早年就具有左翼背景)和思想认识，在上海的日本文人也试图借助《上海文学》这一园地，在对国策文学作出响应的同时，也力图在国策的枷锁下表现出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对人性的解读，因而在灰暗的国策基调中，也不时跃现出星星点点的异色和光亮。更具有价值的是，上海文学研究会同人立足中国的土地，接触真实的中国人，他们的作品就是对当时中国人和日本人生活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映射，体现了比较浓郁的时代和地域色彩。作家们脱离了日本本土压抑的政治环境，具有相对的自由，即使带着镣铐也可尽力展现自己的舞姿。即使主体在国策文学的范畴内，但它的活动区域是在海外，写作者及其体验也在海外，因而体现出了不同于本土的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另一个面貌，这正是《上海文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