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A 省D 县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

魏子涵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乡村发展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乎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 世纪30 年代，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主持了乡村建设运动，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乡村建设的思想。尽管曾遭到多次批判，但乡村建设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乡村建设仍是宝贵的财富。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乡村生活方式、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这与梁漱溟的主张是一脉相传的。在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思想对包括A 省D 县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建设仍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数字乡村战略生成的理论渊源

2018 年，国家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这是国家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数字乡村”概念[1]；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主张要进一步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2020 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制定数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争取到2021 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3]。数字乡村战略是顺应中国国情和时代浪潮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丰富的理论来源。20 世纪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内容涵盖了乡村建设的多个方面，为当前提高乡村建设的数字化程度、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渊源。

（一）理论起点：重视农村农民，启发民智民力

在梁漱溟所处的时代，我国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灾祸，旱涝频发、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整个国家面临着“文化严重失调、政治上的社会构造崩溃”的问题。在凋敝的社会背景之下，梁漱溟注意到乡村建设对国家复兴的重要性，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4]。只有把农村救济和改造好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奔赴远大理想。除了农村的基础地位，作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也是梁漱溟所极为看重的。外部力量由于并未长期参与乡村建设，缺少对乡村实际情况和根本诉求的了解，若强行参与乡村建设可能会引起发展错位。梁漱溟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要提高“农民自觉”的做法，即“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4]。然而，梁漱溟虽然坚决站在“以农立国”的立场上，但却并未忽视工业化对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作用，“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例如，他主张在乡镇开办小铁工厂，又或是让教员将简单的机械知识授予农民[5]。梁漱溟所倡导的工业化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路径，而是从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子，其本质仍在于发展农业以刺激工业需求的增长。

（二）理论中枢：成立新型组织，合力改造农村

梁漱溟发现，要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务之急是对乡村地区“团体力之培养”，即要在保持中国原有理性的基础上借鉴西洋团体组织的优势，重建乡村组织结构。新的乡村组织要对过去中国的“乡约”进行补充改造。古人的乡约，只是一种精神，是空虚的，故必以事实来充实他[5]。这里所说的“事实”，在梁漱溟看来指代的便是成立乡学、村学、乡农学校以及经济合作社等各类新型乡村组织。乡学、村学是农民开展自治的公共权威机构，其成立的目的是培养当地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和积极性，在不断的教化中实现“政教合一”。乡农学校是负责开展教育工作的组织，由校董会、校长、教员、学众四个部分组成：校董会一般由当地村长、族长等数位德高望重的能人领袖组成，对下级起行政管理和决策作用；校长由校董会公开聘请，承担一定的监督责任；教员可以由当地有文化者担任，也可以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主要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学众就是本村需要接受教育的普通村民。经济合作社顾名思义，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生产和分配，为道德教育贡献辅助力量。从实质上看，乡学、村学、乡农学校和经济合作社都是合作组织，四者共同启发了民众自觉，构成了乡村组织结构的新形式，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强调文化教育和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发挥作用。

（三）理论主线：开展全民教育，重塑精神面貌

教育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它是改造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构造的根本路径，教育必站在社会的第一位[4]。全民教育之“全”，其意即指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之“全”。梁漱溟指出，教育不应只局限于学龄段儿童，其对象应外扩至有包含妇女、老人在内的所有成人。教育内容也要兼顾社会/职业教育、文明礼俗和传统文化的改良。学校内设立了儿童部、妇女部、成人部和老年部，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儿童主要学习普通文理知识，妇女部、成人部和老年部则在空闲时间学习认字、算数、农业生产技术等。除了科学知识和农业技能培训，校内还开设了“精神陶炼课”，即通过精神学习、朝会、音乐鉴赏、陋习批判等内容，宣扬亲爱和睦、礼贤恤贫、协作互助、勤劳朴素的“人生向上”精神，启发农民理性和主体责任感。梁漱溟关于教育和文明开化的具体设想和措施，改变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实现了移风易俗，重塑了整个乡村的精神面貌。

（四）根本动力：知识分子与当地农民结合

尽管上文提到，广大农民是转型时期社会改造的主力军，但知识分子在建设过程中“增耳目、鼓喉舌、填头脑”的独特作用也不容忽视[6]，这与他主张发展新式教育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成立乡学、村学等各新型乡村组织的要义之一即是“让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交通”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把内地乡村社会的情形——如缺乏什么，需要什么，可能做到什么等等情形，送达于外面世界去；而把外面世界的科学上的新知识方法，送达于内地乡村来；这样的交通，才是我们所说的交通[4]。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且只能由知识分子群体来充当联通内外部的中枢角色。外来知识分子怀抱科学和理性，向内部传递着先进的思想和知识技术，向外部宣传着农村的基本情况和问题。诚然，知识分子的头脑再发达，若是单纯依靠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作用的发挥势必要有所依附，而农民则是土生土长、真正了解乡村需求的独立阶层，是外来力量可以依附的。乡村内部问题由外部问题所引发，知识分子的献计献策与当地农民的主体自觉二者兼顾，是顺应这一前提条件的必要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围绕“文化复兴”和“道德教化”主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国情，但其所主张的“用道德礼俗来取代法律”“政教合一”等设想，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也是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外，“兴农业促工业”的主张在工业时代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这都是当前我们在效仿借鉴时必然要舍弃的观点。

二、多领域并驾齐驱：A 省D 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A 省D 县是我国的水果生产十强县之一，也是吉尼斯纪录认定的世界最大连片果园产业区。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落实与推进，D 县在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等基础上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阶段性成效。

（一）以电商经济为切入点开启乡村数字化转型

D 县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也是其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的过程——从传统的水果销售模式转型升级为以互联网为销售主阵地的商业模式。2015 年，D 县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开启了数字农业和电商发展的新纪元。发展初期，囿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的不完善，且大型电商平台门槛过高，D 县选择以微商为线上销售的主要切入点。2016 年底D 县开始转向大平台销售，2018 年全面与大电商和平台开展合作，农民通过各平台网店将自家收获的农产品销售出去；2020 年国家七部门联合引发《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D 县被列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地区之一。同年，“社区电商”初具雏形，以Y 集团、L 集团为首的企业开始探索实践这样一种基于O2O 模式的全新电商销售形式，即以社区为基本单位销售快消品，将消费距离缩短为“一公里”、服务响应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如今，D 县上至大型企业下至普通农民，都参与到电商经营中，一个村子可能涵盖了从农产品种植、冷库储存、产品包装制造最终到快递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了“全民电商”的局面。D 县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式开启了D 县数字化转型的历程。

（二）农业生产、政务、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共同开发

D 县数字乡村建设以发展电商经济为主要抓手，同时附带以农业生产、政务、教育、医疗等多领域的智慧化、数字化开发。在农业生产上，D 县已完成包含传感器感知、果园环境参数采集和农产品追溯在内的“数字果园”工程的建设，基本实现“信息入村入户、农产品出村进城”的试点目标；在政务建设上，D 县由数据资源管理局牵头，建设汇集农业资源和涉农信息大数据的数字乡村中心数据平台，并在县—乡—村三级建设村务治理平台和每周7 天每天24 小时不打烊的政务服务点，全面提升政府线上政务服务能力、农民数字化参与村庄治理能力，实现老百姓“少跑腿”办理事项、工作人员“不见面”审批事项；在教育建设上，D 县按照上级通知的要求，建设农村教学点智慧课堂建设，全面提升县域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构建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优质数字资源体系；在医疗建设上，智医助理系统、远程影像云系统、移动终端宅健康系统和卫健系统均已投入使用，县级大数据医疗的水平提高。

D 县从发展大平台电商产业到多领域共同开发的跨越，由点及面地提升了县域数字化程度，离不开几种基础和优势。

1.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

D 县有吉尼斯纪录认定的“世界最大的连片果园产区”，酥梨、黄桃等水果产量大、品质好。D 县商务局局长表示“我们D 县农民家里的果园都是代代传承的，果园种植、管理的技术和经验也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产业基础的很稳定、很难改变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稳定的产业基础。

2.明显的区位优势

D 县位于A 省北部，地处四省、七市的交界处，地理区位优越，能够以广阔的销售市场支撑大规模种植和加工。

3.浓厚的人情基础

微商等早期的网络销售模式主要建立在朋友圈数量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D 县人民乡土情结深厚，彼此熟悉且亲密，在数字化转型初期为D 县微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客户资源。

4.政府前瞻性的宏观布局

D 县政府发觉了建设数字乡村的巨大潜力，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并相继出台《D 县创新型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建设规划》《D县智慧学校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2 年）》等政策文件，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优良的原料、市场、人员和政策要素共同带动了D 县数字乡村的建设历程。

三、主体关系异化：A 省D 县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由上述可知，A 省D 县的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在多领域获得了成效。然而，抛开成就来看，D 县在公共安全体系、文旅综合平台等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应用还有所欠缺，数字化试点目标也仍未完成。且在建设的实际推进中，由于目标取向、责权分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政府、企业、农民三个主体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这也是当前D 县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商关系异化

政商关系的协调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只着重解决与国有企业间的关系错位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非公有制民营企业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主流的关注热点。和谐的政商关系是营造良性营商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要构建以“亲”“清”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是亲近，“清”是清白，政商关系应该是利益相关而又权责明确的。在便捷高效的网络信息技术加持下，政商间的距离被不断拉近，多主体统筹参与市场建设、构建良好政商关系的道路理应是更加通畅的。但在权力与资本的实际运作中，D 县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异化。

1.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压缩企业市场空间

D 县某电商企业负责人曾表示：“政府毕竟不是搞商业的，怎么能左右的了经济呢？······要想让企业真正做大做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政府不要管那么紧，手松一松，让我们放手去做，只要我们不违规、不懒惰，肯定能把地方建设好。”当前，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行为仍然存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使政府认为自身和企业仍分属于职业等级的最上层和最底层，企业要实现最大化利益目标就势必要对其紧密依附，进而理所应当地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二是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产生了偏差，既要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又要市场经济的效率，故在政令下达、基础设施投入、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采取手段，强制干预企业行为；三是出于对政府绩效的考虑。社会行动理论认为，对回报和报酬的期望刺激了主体的行动产生。在绩效考评机制下，政府不但要实现经济生产、财政税收等经济利益目标，也要满足社会治理、提供公共物品、提升地区能力等非经济利益诉求[7]。因此，政府企图通过干预的方式扩大企业在税收缴纳、就业岗位创造、外资吸引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更快发展资本市场、实现经济利益目标、创造行政绩效。

2.惠商政策落实不到位，政企说法不一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主流方向，国家对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相继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文件。县级政府和电商企业作为D 县数字乡村的两大建设主体，二者的重要性在政策文件的下达中逐渐凸显：前者是基层具体行政事务开展和兜底保障的主体，后者则是改善当地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政府，需要不断应付上级的属地责任督查和绩效考评，工作负担日益加重。为了实现自保，只能形式化应对企业的扶持任务，出台各类惠商政策，但却未真正将政策落实。此外，随着乡村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电子化政务、信息化管理、网上办理、台账管理等智能化的运作形式[8]，为政府的不作为、滥作为提供了条件，最终造成D 县惠商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力的问题，引发县政府与本地企业间的冲突。

（二）政民关系异化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旨归，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延续和发展[9]。数字乡村建设为谁建？当然是为农民而建。本应作为建设主动力的农民，其重要性却在政府的具体规划设计中被或多或少地忽略，政民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的亲密关系逐渐松散。

1.政民之间信息不对等，主体存在认知差异

乡村内生动力欠缺的弊端，使得乡村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换言之，即建设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的是由外而内、由上至下的行政力量介入。但外来强制力量的介入容易引发两种矛盾：一是建设者与建设对象之间的矛盾，二是上层理性规划和下层感性实践之间的矛盾[10]。在D 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两种矛盾则集中表现为政府与农民间的信息获取不对等，进而对数字乡村产生认知差异。具体来说，政府在乡村事务管理中扮演着主导型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在政策设计、秩序维护、环境营造和兜底保障等重要的制度安排方面[11]。与基层民众相比，政府承担向下传播政策政务的职能，因此在信息接受和获取上更占优势。当国家数字乡村战略规划出台后，D 县政府迅速掌握其核心要义，并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及时开展工作。而基层农民的参与，则依赖于政府后期对政策流程的条分缕析和动员激励，处于消极被动地位。信息的不对等导致下层农民与上层政府间的认知产生了偏差，政府在多领域内的数字化建设工作正火速开展，而农民并不清楚“数字乡村”何为如此、为何如此，只被动按照上级的要求得过且过。梁漱溟曾发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惑[5]，政民间的不对等地位对构建多主体的数字乡村建设体系造成了阻碍，这也是“梁漱溟之惑”在当代的重要表现。

2.农民对“数字乡村”概念存在理解误区，数字素养的培育欠缺

对D 县的多数农民而言，他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解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数字乡村建设=网上直播卖货”“只要自家农业生产中使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机械和技术，党和政府再带着我们把收获的农副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出去，这就说明我们数字乡村建设得非常好”“国家搞数字乡村建设，大家在政策扶持下都开始在网上卖东西，我看别人赚了不少钱，所以我也跟着卖了”，D 县大多数农民对于数字乡村都抱着类似的理解。D 县农业农村局领导工作人员也表示，“现在数字化乡村建设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机器械、监控使用和产品销售方面”，即尽管在智慧医疗、智慧校园和智慧政务方面实现了部分试点目标，但建设主要还是集中于农业领域。然而实质上，数字化乡村的建设需要嵌入到农民生产、消费、政务、文化、教育、旅游、医疗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单一理解和模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建设目标不明晰所导致的。D 县政府未深入剖析国家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基本内涵，但却有亟待完成的政绩目标，所以只能将建设重心向电商产业发展方面倾斜。同时，又忽视了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最终导致农民数字知识、数字能力和数字行动的欠缺和滞缓。

四、三大路径：乡村建设思想对当代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价值

当前我国数字化乡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包括D 县在内的我国广大乡村地区而言，政商和政民关系的异化只是建设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乡村数字化建设突然仍存在许多潜在问题。面对乡村建设新形势下的短板和不足，亟需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以此总结和探索破解建设瓶颈的新路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尽管失败了，但从中提炼的乡村建设思想却对现如今的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借鉴意义。2019 年国家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农村改革，充分发挥网络、数据、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的作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不断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主体、要素和市场的激活是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三大行动路径，也是乡村建设思想所给予我们的现实价值。

（一）激活主体：更新数字素养和观念

实现主体在思维认知和具体行动上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关键。数字乡村的建设主体既包括普通的农民群众，也包括乡村能人和数字化智囊团。对于多元化的建设主体，需要有差异地、多管齐下地采取不同策略，更新主体数字素养与数字观念，发挥主体参与数字化生产与建设的能动性。

1.以教育手段培育农民数字素养和思维

在梁漱溟的思想主张中，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开展农民教育是解决乡村建设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农民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但却只将其作为日常休闲的工具，对高端化、智能化的功能存在“本领恐慌”[12]。数字素养水平与信息技术不匹配，这是阻碍农民建设能动性发挥的重要原因。因此，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扎实推进，离不开以教育手段培育农民数字素养、以教育手段破除数字贫困和数字鸿沟。具体来说，教育手段既包括开设有关电子商务、数字技能培训的科普讲座和培训班，也包括借助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分享相关政策知识，还包括发挥当地数字型能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有利于农民培训数字技能、丰富数字知识、提升数字能力、促进数字行动，激活数字乡村的最大主体。

2.打造数字型、合作化的乡村建设队伍

不论是知识分子与当地农民的结合，还是村学、乡学等新型社会组织的成立，“合作”都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所倡导的一大要义。打造村干部、电商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协同合作的数字乡村建设队伍，关键在于培育他们的新型互联网思维，确保他们真心实意地、有内心动力地投入到数字乡村建设中。首先，村干部要在充分理解“数字化”的基础上，加速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向数字化转变，并结合区域特色产业，构建“产业发展带动人才流入”的专业性人才引入机制；其次，电商龙头企业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维持与政府间经济联盟的稳定性[13]。而且，还要加大与农户的对接和帮扶力度，改变农产品销售的方式、搭建农户金融融资的渠道、完善农户数字化服务的体系；同时，社会组织重心下移到农村，严格履行其在数字技术支持、数字技能培训和志愿服务等领域的责任。可以说，具备数字化思维的人才队伍，才是乡村生产力提升和数字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二）激活要素：提升关键要素的数字化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涵盖面广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发挥“人财物”等多种要素的协同作用。不管是数字农业生产的工程迟滞化、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化，还是数字服务应用的阶层区隔化、数字文化消费的代际落差化[14]，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乡村数字化建设中基础要素冻结的结果。提升数字乡村基础要素的活跃性，实现要素赋能，是解决数字化建设实践症候、提高数字化水平的应有之义。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要素激活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网络、数据、信息、技术等新要素的运用；二是利用数字技术把原有要素资源纳入数字化过程。对于前者而言，需要配套以相应的资金、技术设备及其操作人员。因此，提升人员学习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能力，则是运用、激活和转化新要素的必要所在，也是以优秀乡村文化塑造和引导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后者则包括除新要素以外的各类要素，如能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新文化、数字化新基建、制度、组织等。其中，新的乡村文化发挥着连接和整合其他要素的作用，其数字化程度事关数字乡村整体战略布局的成功与否。当前，宽带、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已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方式，但农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并未完全实现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更新和跃进，乡村文化面临着同质化、零散化、断裂化的问题。为此，要针对乡村文化的区域差别发掘特色资源，正确引导乡村文化建设，将乡村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数字文化的共建共享。

由此可知，无论是新要素的运用，还是原有要素的重新纳入，都离不开提升“文化”这一关键要素的数字化水平。乡村文化的数字化改造既是激活其他要素的促生力量，也是梁漱溟要“创造新文化”观点的时代印证。

（三）激活市场：发挥乡村数字经济效益

数字化市场的激活是主体和要素激活的逻辑结果，涉及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层面，即要通过各种举措提升乡村数字经济效益，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市场环境。乡村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城市，其主要依托于由本地资源生产和加工的农副产品。因而，培育新型的数字化市场意识、推进传统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升级、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是激活乡村市场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新市场意识不仅有别于小农市场意识，也有别于传统市场经济意识。新意识强调市场的数字化、网络化，看重乡村发展数字经济对摆脱城市中心型市场经济束缚、分享市场收益的拉动作用。近年来，农产品线上销售、县领导直播带货、社区线上团购等新消费模式的不断出现，都是主体数字化市场意识生成的体现。

另一方面，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嵌入到农业全产业链中：前端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环境气象信息技术、智能灌溉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数字农业技术，动态监测农作物长势和农田基本信息；中端借助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搭建，破除时空界限，为农产品上行销售和工业品下行进村开拓新的渠道，立体监测产品交易价格等市场信息；末端引入物流跟踪系统和防伪溯源系统，对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进行追踪，实时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此外，在总结相关经验和教训后，各乡村可结合当地空间位置、地理环境和地方特色资源，探索规模性的特色农产品，并根据消费者喜好和市场需求量，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15]，继续扩大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份额。

乡村数字经济市场的激活之所以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数字经济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而乡村市场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物流和冷链体系的完善为农产品上行提供了技术条件[16]。意识培育、技术升级和品牌打造三方面举措共同助力乡村市场的激活，探索出一条乡村市场化运营的数字化之路。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和论述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要点，结合A 省D 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将部分思想融入今后的建设中，化解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发挥乡村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为我国更好地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经验表明，以主体、要素、市场三者的激活为出发点，既是乡村建设思想顺应当下社会经济现实的表现，也是确保国家数字乡村建设战略顺利推进的必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