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三重视域及其发展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心

饶旭鹏，党小曼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最本质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关乎国家道路和政治安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著作，并且也是唯一“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1]55。但学界对于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众说纷纭，就目前来看，学界能达成的共识为：“虚假意识”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内涵或者内涵之一。从批判性视域、阶级视域和唯物史观视域整体出发，才能准确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以往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性。

一、批判性视域：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哲学批判是毋庸置疑的。其写作的目的就是毫不避讳地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宗教异化，并且从认识论角度揭示意识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的本质[2]125。《形态》一开始就将矛头直指所要批判的对象：“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6-7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错误在于：“使一切本末倒置”[3]81，他们把“‘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学家……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4]182。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这些看似激进实则相当保守的观点，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大多数学者正是从批判性视角出发，把“意识形态”解读成“否定性、虚假的意识”或“幻象”。他们普遍认为《形态》第一句话：“迄今为止……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3]3联系上下文这里的“虚假”指的是意识产生的根源，也就是意识与存在“颠倒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借此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不在现实而在头脑里的革命活动即从“天国到人间”。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阶级利益与普遍利益不一致时才会产生意识形态“幻象”。因而批判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这才是马克思在批判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缘由。

法兰克福学派生活年代的工业水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远不能及的，而且人们在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甚至文艺审美等方面，都具备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所处时代不同，纵然继承了“意识形态批判传统”，但他们批判的是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在阿多诺，意识形态批判是贯穿整个社会批判的主线，“判断主客体的份额和动力学”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任务。他还深入研究与批判以技术崇拜为代表的工业意识形态，在他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霍克海默提倡科学就是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则提出技术理性本身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在二者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国策，传统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出现了危机，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代替了以公平交换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而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快速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与科学技术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和压抑整个社会生活。但他这一论断扭曲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它与意识形态相互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对科技异化的批判掩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逻辑体系的批判，这本身就是在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遵循，否认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价值性。

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本质论述为：“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17物质生产实践是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由于物质实践自身的矛盾或局限性造成了意识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虚假的意识”或“幻象”在某种程度恰恰是对“一个人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真实叙述。”[5]64在此其实已经暗含了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这个内涵被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和弗洛姆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无意识性。阿尔都塞运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创造性地建立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旨在用精神批判实现“意识形态革命”，他还明确断定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用精神批判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来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批判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中。

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继承了马克思“幻象”思想，从而促进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他提出“意识形态幻象”概念，是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否定。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就盛行于西方社会，这种思潮由阿隆、希尔斯、贝尔和李斯特等人所创立，经由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展。该流派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受挫，资产阶级国家赢得新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他们和庸俗经济学家一样，旨在为资产阶级合理统治进行辩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某个唯一的目标和终点”[6]41。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结”其实是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相等同。然而以福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所谓的“终结”，只不过是统一到他们所贯彻的价值体系里，是陶醉于自由民主制度这种意识形态的胜利幻想。他们一方面断言意识形态终结，一方面又公开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只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美无缺，会终结以往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人们的观念里只会剩下纯粹的理论诸如哲学、文化、艺术等“价值观”，只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才是意识形态。殊不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拥有意识形态自我滋生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新闻媒体行业都被资本家所垄断，为资本家牟利，所直接反映的就是资本家意识形态。反观齐泽克，他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人们借以逃避社会现实的面具，而是存在本身。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意识到意识形态这一存在特性，只有认识到意识形态由何而来，才能引导它自行消解，并且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幻象这一神秘面纱，使得现实能够自我复制。“意识形态幻象”不同于幻想，它扎根于现实社会，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编码器。齐泽克为理论批判开辟了新的视角，但他将意识形态看作社会存在就足以表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性与创伤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单单只是在此视域下批判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还从社会现实角度分析了导致这种颠倒性认识产生的根源，也就是从阶级性视域和唯物史观领域展开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不同程度增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度，但是他们忽略了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不自觉地掩盖着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披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果不承认意识形态“否定性、虚假的意识”或“幻象”，会导致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与深刻性。如果不承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会导致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性与先进性。但是无论经过多少流变和发展，“意识形态”自始至终都在社会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暴露无遗，意识形态领域也日趋复杂。

二、阶级斗争视域：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转变

在这一视域下，阶级属性决定意识形态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批判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把观念的产生扩散同阶级间的关系联系起来”[7]41。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44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继续统治而建构的一个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为了维护并且巩固这一体系，统治阶级利用自己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往的阶级也是如此“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46。尤其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更是统治阶级编织的幻想。因为当意识形态适应社会发展、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时候，代表的就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但是当它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就只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无产阶级的诞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维护私利的产物，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正是为了推翻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而要说明在德国占据殿堂般高度思想的缘由，就必须从它的思想根源追溯，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家的幻象出发。这说明在此视域下，意识形态不仅是带有鲜明阶级属性而且还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主导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即无产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并且需要克服以往历史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8]542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裹挟下，要实现自己的统治必须要建立能够团结民众的意识形态，为赢得政权奠定思想和舆论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4]9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此基础上不断解放生产力，调整社会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夺取政权取得物质前提；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就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能站在制高点上打破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藩篱。并且当人类普遍利益得到实现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会不攻自破。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为解放全人类创立的学说，其阶级性与科学性也并非对立，意识形态在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可能是科学性的。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如此。列宁因此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称为“共产主义科学”[9]284。具体原因如下：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而以往的哲学要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要么就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学说，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过去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剥削阶级作辩护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既体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又体现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10]39。列宁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但由于缺乏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导致本被掩盖着的科学的意识形态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二者间的对立被无限放大甚至扭曲。

在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葛兰西，主要从传统的阶级视域出发即主张暴力革命的阶级意识形态，后期则转向以精神批判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文化意识形态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被法兰克福学派所延续和发展。卢卡奇在《阶级与革命》一书中表明的思想是：“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1]156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物化的社会，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在物化基础上得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人们是物役下的奴隶。人们丧失了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和对自己权力争取的意识，而要克服这种物化，只能通过激发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实现自我觉醒。但是如何从自发层面上升到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并没有回答清楚这个问题。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要义是“霸权”，他认为“社会集团能够甚至应该成为领导者，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12]317，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和文化霸权是作为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的体现。“葛兰西‘霸权’意识形态理论,使得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发生关键性转变”[13]187。这是伊格尔顿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所指出的，也就是说葛兰西使得意识形态体系从“思想的体系”到“战斗的武器”的转变。但是葛兰西提出的“市民社会”的“宣传教化”功能，却使得一部分无产阶级陷入到“物化意识”的泥潭，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者与拥护者。

被誉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的卡尔·曼海姆，曾经一度是马克思学说的跟随者。曾继承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研究意识形态，后来试图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弱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批判力度，试图向“观念科学”复归。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概念应该是总体性和特殊性这两种概念，即与价值无涉的总体性意识形态概念、与阶级利益相关的特定意识形态概念[14]57。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他还对这两种意识形态概念进行区分，认为：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一社会情境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的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彻底信奉某种世界观或生活方式。他进一步分析了总体性意识形态的两种发展样态：特殊形式和一般形式。当总体性意识形态还只是致力于遮蔽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利益时，它就只是总体性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只有“当分析者不仅敢于对其他对手的观点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且敢于对包括本人的观点在内的各种观点进行意识形式分析”[15]87的时候，特殊形式会升华为一般形式，意识形态就会发展为知识社会学。然而这一宗旨使得“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16]79。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刀锋，不仅否定意识形态的价值性，还否定了阶级性，这是我们所应该高度警惕的方面。

拉克劳和墨菲更为全面地开启了颠覆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的局面。早期思想主张把意识形态从阶级性、从经济关系中完全剥离开来，提出了非阶级性意识形态的思想。拉克劳认为，阶级还原论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后污点，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能够消除这一污点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在他们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任务就是打破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烙印。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他和墨菲的后期思想，即“建构”意图和理论倾向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建构一种多元民主“接合”的社会主义方案，这种方案以“话语”为凭借,借助霸权策略来实现。虽然他们这一观点不被大多数左派人士所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拯救”了马克思主义还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接合”的意识形态理论使传统意识形态失去了原有的解释力，打破了阶级属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科学性转变。

阶级斗争视域下，列宁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而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引发了意识形态理论转向文化社会学，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意识形态成为理论武器。但是曼海姆、拉克劳和墨菲悖离了意识形态立场是由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这一立场，并且还试图脱离经济基础空谈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从来都伴随着阶级利益，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概念，并且只要阶级对立还存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不会停歇。列宁在《怎么办？》中曾言没有第三种意识形态，所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增强”[17]326-327。不同的国家制度意味着政权组织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势必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西方资本主义蓄意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就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我们应该透过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看清其本质目的，如若盲目依从西方国家输出的价值观与制度形态，就是在无意识地淡化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是对自身文化与政权无意识的抛弃。保持自身独立性，就不能仰人鼻息，要时刻不忘近代悲壮的历史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要认清楚弱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弱化意识形态批判力度的本质，就是在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是相当危险的。殊不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是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是凝聚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精气神的需要，是巩固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革命者坚守初心的需要。

三、唯物史观视域：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域的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止步于批判唯心论世界观的“颠倒性”，而是将意识形态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揭露了意识形态如何发生的问题，即如何从“人间到天国”。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还强调了观念性上层建筑的合法性地位。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象‘塞进自己头脑’的[18]261？首先，“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生产力和社会交往使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出现以后，意识摆脱了现实的束缚，生产出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家。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交往关系更为普遍化，在经济生活这种普遍化表现为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在政治生活领域，则表现为虚幻和虚假的共同体[19]24-25。马克思恩格斯从交往的普遍化由现实到抽象到具体考察了阶级、国家等共同体。国家是阶级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将特殊利益抽象为普遍利益的实现形式。一般意识形态家认为的观念支配人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交往关系支配着人的现实反映。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幻象一方面受限于德国自身的特点，即思想的超前和现实的落后，思想上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现实又受限于交往的状态；另一方面与一般意识形态家一样，因而他们也停留在观念领域，从未想过理论与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领域，使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得到了清晰的阐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17。“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77市民社会专指“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3]77，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初级形式。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是多种多样意识形态概念的总称，即把意识形态概念概括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层次，这个概念适用于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所使用的是社会本体论意义的意识形态。

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限定了问题讨论的领域，使意识形态讨论域要么是社会存在，要么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说被传统马克思主义遮蔽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地带，正是葛兰西尤其是阿尔都塞所呈现出来的。葛兰西认为构成上层建筑的应该是这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社会”，由监狱、军队等暴力机构组成；另一个是“市民社会”，由文化团体、学术组织、学校等民间组织构成。第一个层面统治阶级需要靠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控制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而意识形态的传播又需要借助民间组织学校、政党等物质载体。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观念存在物，还应该具有物质载体。阿尔都塞则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实存性转变。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20]229，而这种结构“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各种实践中”，因而“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20]184。他基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特点：第一，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环节；第二，意识形态还作为国家机器的运行与实践而存在；第三，意识形态具有“质询”功能，统治阶级通过“质询”维护自身的统治，而个体通过接受“质询”维持自身生存[21]107。虽然不认可把意识形态直接看成物质存在，但意识形态概念的实存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确实有开创作用。

列宁基于意识形态唯物史观视域，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和意识形态“灌输”论，实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跨越[22]29。在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在我国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逐步形成并完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地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人民共同的选择，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国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用来指导我国政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形成之初，就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从思想上肃清了资本主义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姓资姓社”问题、南方谈话等都在思想领域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攀升，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愈演愈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朝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保持文化多样性，实现文化繁荣发展[23]33。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极大提升。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域实现了突破，不少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始终囿于意识哲学的范畴，葛兰西尤其是阿尔都塞打破这一樊篱，使得意识形态由上层建筑领域转向了社会和实践结构的物质性领域。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源于物质实践性的社会关系，经过现代大工业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社会关系由现实的普遍性转化为抽象的普遍性，是社会存在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质变点。社会存在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中，思想世界也要下降到现实世界。但意识形态并不能直接看作于社会存在。阿尔都塞这一观点，将意识形态绝对化为社会存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识形态纠缠的怪圈。列宁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升到实践层面，我国领导人则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那些意图颠覆意识形态阶级性、价值性、政治性的思想是我们始终要高度警惕的。

四、结 语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三重视域揭示了他们对意识形态认识的逐步深入，意义绝不限于批判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借以创立一门意识形态学说，而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阐明了这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三重视域这一动态过程，直接着眼于批判性视域，批判唯心主义的虚假意识，阐述意识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的本质；在阶级斗争视域表明唯心主义的虚假性来源于阶级性，揭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唯物史观视域则指明阶级性根植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揭露德意志虚假意识如何发生。基于这三重视域，作为未竟之作的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无论基于这三重视域的哪个流派，他们也如同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一样，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的一个视角进行解读，他们的理论都有自己的独创性，但都没有从整体上解读，所以又都是片面的且都有自身的局限性。

针对福山所宣称的、法兰克福学派被蒙蔽了的资本主义无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迷雾，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应做好以下两点：一方面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放松，借助代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媒体，用严密的逻辑、科学的政治的话语积极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意识形态主流领域积极向上，提升国内国际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以隐性的方式借助其他各级各类媒体运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话语进行创新性宣传，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扩大国际影响力，共同打造互融互通、科学化与生活化相结合的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意识形态建构基础是得到公民的认同，而公民的认同又离不开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已将共同富裕提上日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效益与公平兼顾的收入分配体系、需要企业家“办好自己的事情”，更需要中华儿女戮力同心、艰苦奋斗，使中产阶级发展壮大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新兴力量。针对迷魂式的意识形态：根据弗洛伊德心理结构中的追求快乐原则的本我，资本主义商业发展了促使工人阶级沉溺于业余生活娱乐化的商业模式。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警钟，要注意无价值、低俗的娱乐方式，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影视作品、大众娱乐媒体的用意和目的，避免包含错误的价值导向、庸俗、低俗的故事情节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创作出更多的诸如《觉醒年代》《长津湖》等人民喜闻乐见又富有高度感染力、凝聚力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