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视角下社区集体行动的合作机制与实现路径
——基于S市X社区加装电梯的案例分析

赵云亭，唐有财

(1.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2.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由增量建设阶段转为存量提升阶段，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化解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目标。老旧小区更新和改造成为当前提升社区居住品质、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与传统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的物质帮扶型社区治理和服务内容不同，新发展阶段的社区更新和改造是对社区利益进行重新调整、分配和提升的过程，是一种涉及全居民、全要素、全周期的社区集体行动，以全体居民的合作化行动为前提和内核。在此背景下，社区集体行动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城市存量提升的根本路径。

学界围绕集体行动共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分别为对外的利益抗争型集体行动和向内的利益增进型集体行动[1]。本文所研究的社区集体行动主要涉及第二种研究路径，具体是指在社区集体性物品生产中或公共资源治理中以个体决策为基础的居民合作行动，即面对社区集体利益，居民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靠拢，分散的居民个体走向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帕累托累进。然而，传统“囚徒困境”“公地悲剧”[2]“集体行动逻辑”[3]等经典理论表明，个体理性会产生集体非理性，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在社区更新过程中，受居民对更新行动缺乏信任、对更新制度认知错位、成本与收益不平衡、缺乏行动创新以及集体物品供给的相连性和非排他性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内部同样存在搭便车、不理解、不参与甚至抵制等社区集体行动困境。围绕集体行动困境，学界沿着结构主义、功利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解释维度[4]，从不同角度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生成逻辑与破解机制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是，已有研究更偏向从宏观的、静态的层面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对集体行动中个体间的异质性及其互动策略和作用发挥关注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已有成果多沿着西方的理论框架展开，对中国的本土情景缺乏关照。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当前社区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作为满足居民需求、提升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积极响应。加装电梯是一个以楼组为单元，需要全体楼组居民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且涉及楼层利益再调整的动态行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面广、环节众多，居民利益难协调，加梯共识难以达成。S市人口老龄化严重，是较早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地区之一，经历了从单个加梯到规模化加梯、从加装一部电梯耗时长达一年到一个月完成签约付款的转变，目前该市的加装电梯工作已经进入“能加、愿加则尽加、快加”阶段。通过对S市X社区加装电梯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老旧小区场域中，居民个体间的异质性及其策略性互动在加梯前、加梯中、加梯后等整个加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是电梯加装成功的关键。通过异质性视角对楼组加梯行动进行解剖和分析，能够在中国本土的社区情景中认识社区集体行动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微观合作机制，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因此，本文将基于对X社区加装电梯案例的调研，探讨社区居民的异质性是如何促进加装电梯这一社区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其中的合作机制是什么。我们希望以此为接下来的社区更新和改造以及社区治理的深化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异质性：核心内涵与表现维度

异质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的意义在于不同个体间的异质性[5]。它为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创造基础，为社会创新和发展提供动力。

异质性的英文单词为heterogeneity，意指不均匀性、不均一性和多相性。最初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异质性主要是指质或种的多样性。后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已成为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专业领域、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学界对异质性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6]。但总体来看，异质性是指存在于个体、群体、企业、组织等不同主体内部或彼此之间的差异属性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主要表现为主体间政治属性的差异、禀赋属性的差异、经济属性的差异、社会属性的差异、权利属性的差异、文化属性的差异、职业属性的差异、个体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差异以及群体或组织之间的规模差异、组织方式差异等[7]。也有学者从动态过程视角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异质性，分别为输入异质性、过程异质性和输出异质性[8]。异质性已经发展成为兼具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单一与多元的重要概念工具。

(二)异质性与集体行动

成员异质性为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创新和发展的要素基础和核心动力。奥尔森认为当集体成员拥有不同特征和对集体物品表现出不同兴趣时，他们最有可能结成集体行动[3](p.28)。围绕异质性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力，学界主要从企业经营绩效、组织绩效、公共治理绩效、共享资源自发治理、集体行动达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观点。

第一，异质性与行动信任机制。领导力和信任是集体行动发起的两个重要因素[9]。不同成员在教育、收入、职业、威望、政治身份等方面的社会属性差异会影响其对集体行动的认知和价值判断。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有过政治职务经历、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往往会对集体行动形成积极的认知和理解[10]，在集体行动发起、思想动员、行为示范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和领导力[11]，率先成为集体行动的响应者、支持者和领导者，并逐渐在行动过程中树立权威[12]。更重要的是，这些骨干成员身上所具有的符号价值能够使其成为集体行动中成员间的信任载体和联结枢纽。

第二，异质性与成本分担机制。集体行动的形成必然以成本的付出为基础，包括经济成本、情感成本、时间成本、交往成本等。正如奥尔森所言，寻求集体物品的集团行动都面对着不同的成本函数，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集体行动都存在初始成本和固定成本。研究表明，在异质性集体中，对集体行动有积极认知、特殊兴趣和利益期待的成员愿意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和代价，领导、组织和实现集体行动。

第三，异质性与合作创新机制。如何链接资源、提高行动效率、科学决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等是高效推进集体行动的关键。集体异质性涉及潜力、契合以及多样性。集团成员之间的异质性越高，越能增加信息、技术、知识、能力和资源的多样性，从而为集体内部形成合作行动提供多种要素组合方式。在有效集体规则下，成员之间的异质性能够强化集团内部的互动与合作，促成不同经验、技能、资源和竞争能力的优势互补与嵌合，创新集体行动实现方式，助力更优决策，提升集体组织绩效[13]。

第四，异质性与“选择性激励”机制。“选择性激励”是一种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动力机制，包括集体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奖励与惩罚两个维度，经济激励、权力激励、情感激励、社会激励四个方面[14]。选择性激励的前提是集体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集体要抓住成员对集体行动的期待和诉求，从而对其对进行有效激励和惩罚。奥尔森认为只有选择性地对个体进行激励，才能让消极参与和积极参与的人有所区别，进而调动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3](p.71)。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小集团中，成员对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的重视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利益诉求，成为促成集体行动的重要激励因素。

学界围绕异质性及其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积累了诸多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关于异质性与集体行动的研究较为分散，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提出了许多零星的观点，但却没有形成统一分析框架。另外，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企业管理绩效的提升等方面，对以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为内容的社区集体行动与治理绩效关注不足。

(三)分析框架

社区集体行动是集体行动在社区中的延伸和拓展。如前所述，当前以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治理为内容的社区集体行动是一种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居民自治为基础的，涉及社区全居民、全要素、全周期的动态形成过程。居民的个体决策和相互间的合作创新是推进社区集体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异质性理论主要聚焦组织内部主体间的决策选择、资源整合与行动提升，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和社区集体行动的特点建立社区集体行动的异质性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参见图1)。

图1 异质性与社区集体行动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

城市更新背景下社区集体行动多以老旧小区为行动场域，以楼组为行动单元，这一行动场域具有规模小和半熟人化或熟人化特点。这两大特点有助于该行动场域充分凝聚社区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声望等方面的异质性力量并激发正向效应，进而实现不同属性的整合，形成示范引领、成本分担、合作创新和行动激励等合作机制，并作用于社区集体行动的不同阶段，化解阶段性难题和挑战，提升集体行动的组织和治理绩效。

三、案例分析——居民异质性与加梯行动的合作机制

(一)楼组：加梯行动单元及其异质性

集体行动单元的选择对集体行动的生成至关重要，其规模大小与内部成员结构都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形成。在同等条件下，集体行动单元规模越大，理性个体走向合作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当集体规模过大时会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规模过大会增加居民之间的协商成本，使其难以形成统一意见[15]，导致个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不参与集体行动；另一方面，规模过大会扩大集体行动成果的分享范围，加剧理性个体的“搭便车”心理。对于小规模集体来说，成员间往往彼此熟悉且具有一定情感联系，这使其内部具备天然的监督和促成机制，有利于促成自发、自利行为。

X社区在加梯探索中将行动单元规模从小区缩小至楼组，采取以楼组为单元的加梯策略。楼组是由生活在同一楼栋里的家庭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基层组织和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近年社区治理中开展的楼组自治建设已在不同楼层居民间构建起了有效交流平台，增加了楼组居民间的情感联系和黏合度，为电梯加装过程中异质性的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老旧小区楼组中，楼组成员之间的差异属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年龄结构方面，老年、中年与青年互补的样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队伍架构；职业结构方面，楼组成员从事的职业涉及不同领域，并因此具备化解诸多难题的不同技能；政治身份方面，楼组成员往往有党员、社区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等，他们在政治觉悟和行动响应上存在差异；经济资本方面，不同楼组成员所拥有的经济收入能力不同，所具备的经济实力也不同；社会资本方面，楼组成员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不同；声望层面，不同楼组成员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声望高低不同，具备的权威和拥有的身份符号也存在较大差异。

小规模、熟悉化的楼组行动单元以及楼组成员间的差异属性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异质性的正向效应，为加装电梯这一复杂集体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良好条件和优质基础。

(二)居民异质性与加梯行动的合作机制

1.威望骨干与行动信任：楼组加梯行动的示范、引领与聚合

消除居民的加梯疑虑从而建立居民对加梯行动的信任是顺利推进加梯行动的前提，威望骨干在建立行动信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多为20世纪80、90年代建造的单位房，虽然住户已发生流动，但关系基础尚在，加上社区治理的开展使邻里关系得以重塑，熟人社区逐渐回归，一批有威望、能带头的自治骨干得以形成[16]，并且他们生活在各个楼组中。威望骨干往往具备以下特征：社区认同度高，社区归属感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身份特殊，有诸多名誉加持，在楼组中的威望高，群众基础好；熟悉社区事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在加梯过程中，他们加梯意愿强烈、工作动力充足，并且分属不同利益楼层，能够在加梯过程中保持中立性和包容性。奥尔森指出：“一个集体必须建立一个组织形式，才能获得集体物品。”[3](p.19)威望骨干作为“头雁”具有带头、引领作用，因此，加梯工作特别注重挖掘每个楼组的加梯能人，并以他们为基础组织起3～5人的工作小组，以组织化的方式赋权增能。

加梯工作小组成员通过他们的威望、身份和实践建立起居民对加梯行动的信任。

首先，骨干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在老旧小区中，具有威望的社区骨干不仅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居民社区生活中的“代言人”和信赖者。居民对加梯小组成员的信任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加梯行动的信任，弱化居民对加梯行动的疑虑。一位楼组居民讲到：“我们楼组的DJL都认为加梯是方便人们生活的好事情，不会有啥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的。他是我们楼组的主心骨，我们听他的。”

其次，工作小组能促进居民对加梯政策的理解和认可。居民对加梯政策的理解与认可是保证加梯行动顺利推进的首要因素。在加梯的整个过程中，工作小组成员能够以居民的视角对加梯政策、相关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进行解答、宣传和回应，将复杂的事情生活化，帮助居民明白加梯行动的过程细节和主要用意。居民区ZHY书记谈到：“每个门栋的加梯三人小组中，大多都有一名或两名‘很给力’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三甲医院医生、外企白领、保险公司业务员等，不少人还是80后、90后，80后白领YXJ和自媒体的副总XP主动加入了三人小组，与楼组长挨家挨户拜访邻居，宣传政策、征求意见、答疑解惑。”此外，面对居民的抵触和不理解，加梯小组成员能够以邻里身份，通过持续的同理心方法对居民的加梯疑惑进行解答，能够在征得居民同意的基础上赢得居民的认可和支持。“整个加梯前阶段工作中，听取居民意见、解释相关政策、拟订初步方案等均是由‘加梯小组’在数百数千次的上门沟通中完成的。加梯过程中总有部分居民会表现出不理解甚至于抵触的态度，‘加梯小组’通过同是业主、同是邻里的身份将心比心地做工作、磨嘴皮，最终征得了大多数居民的同意与认可。”

最后，加梯小组成员对加梯行动的积极响应对楼组成员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促使其他楼组成员选择跟随并参与到加梯行动中。在加梯过程中，一楼住户的加梯态度直接影响加梯的征询结果及后续加梯行动的推进。X社区注重吸纳一楼住户加入加梯工作小组，发挥其带头引领作用。社区负责加梯的社工谈到：“18号、28号、33号楼的楼组长都是住在一楼的住户，积极主动作为，一家一家上门做工作，带头示范引领，感染了那些有顾虑的居民，对加梯行动的顺利推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楼组中的威望骨干以身作则，对加梯行动率先响应，积极引领，并利用自身群众基础和社区威望，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对加梯行动的政策意义、加梯流程和事项、出资比例以及参与加梯的利弊等进行讲解和宣传，增进居民对加梯行动的理解和认知，建立起居民对加梯行动的信任。那些反对加梯和摇摆不定的住户，也开始从思想上接纳加梯工程，并逐渐参与到加梯行动中。

2.诉求差异与行动投入：楼组加梯行动的成本分担

集体物品供给行动的实现必然以相应的成本投入为基础[3]。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涉及面广、环节众多、过程复杂，更需要以大量不同类型的成本投入为前提，其中包括经济成本、情感成本、时间成本、劳动成本、协调管理成本等。成本如何分配、由谁承担，将直接影响楼组成员参与加梯行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X社区电梯加装过程中，不同楼层楼组成员对加装电梯具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生活便利诉求、经济利益诉求、价值实现诉求、关系网络诉求等。楼组成员间的差异化诉求构成了解决行动成本问题的核心机制。

首先，利益诉求。加装电梯为高层住户带来的收益最为显著，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装电梯能够彻底解决高楼层出行困难问题；二是加装电梯能为其带来较大经济收益，即加装电梯后高楼层住户房价涨幅最大，高楼层从电梯加装前的劣势楼层变为优势楼层。研究表明，在小集体中，某些个体能够从集体物品中获得远高于实际成本的收益，而他们将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主要贡献者。在以楼组为单元的加梯行动中，高层住户因加梯获得的收益高于付出的成本。因此，高层住户对加装电梯的诉求最为强烈，也成为加梯行动的积极响应者和行动成本的重要承担者。在经济成本方面，高层住户承担最大比例的加梯费用。据《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楼层业主出资指导区间》显示，在平层入户的情况下，底层住户无须出资，七楼住户出资指导区间为28%～30%，错层入户情况下，七楼住户出资指导区间达到30%～32%(参见表1)。

表1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楼层业主出资指导区间

即便如此，高层住户的加梯积极性依旧是最高的，并且他们会想办法帮助楼组困难群体解决加梯费用问题，分担额外的加梯费用。38号楼凌师傅住在6层，家有92岁的老人，加梯意愿特别强，主动帮助四楼困难群体垫付加梯费用。另外，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情感和体力劳动从事加梯宣传、意见征询、召集组织、政策解释、沟通协调等工作。家住六楼的郑教授对加装电梯盼望已久，自愿充当94号楼组加装电梯的召集人和组织者，为居民进行政策解释，带领居民外出考察，联系沟通生活在海外的住户,等等。

其次，自我价值实现诉求。居民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会促使其主动分担加梯工作。调研发现，加梯过程中涌现的加梯达人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情感驱动。他们乐于奉献，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样会为加梯行动投入时间、情感、体力甚至会承担不被邻居理解的人情成本。8号楼三人自管小组的张老师是一名党员，在意见征询阶段，他亲自上门联系每一位业主，一户业主已搬至青浦居住，房屋长期出租，对加梯工作不理解，张老师自己开车往返3小时前往其家中为其说明政策，深深地感动了业主，并得到了业主的大力支持。因此8号楼组是开展居民意见征询最完备最规范的楼组，就像他说的那样：“既然做了就要做到位，结果要放得上台面，禁得起居民检视和问询，是居民真实想法的汇总。”

3.优势嵌合与合作创新：楼组加梯行动的效能提升

受社区客观条件与居民主观意识的制约，加装电梯行动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挑战，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合作方式予以破解。楼组成员在年龄结构、从事职业、关系网络、技能掌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意味着每一位成员都有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楼组加梯工作小组的带领下，楼组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能够得到充分整合，形成组织创新力，即通过创新行动方式，以更科学有效的方法化解行动难题。

年龄异质性促进了科学高效的加梯组织的形成。楼组居民主要由老年、中年、青年、少年组成，不同年龄主体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掌握不同的技术。老年人更善于社会交际、做群众思想工作；中年人思维缜密、考虑事情周全；青年人思维活跃，善于使用新技术，且具有旺盛的精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加梯工作小组更具活力和创新力，能够科学高效地推进加梯行动。“我们楼组成立老中青加梯工作三人小组，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WJ作为老年代表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而且在楼栋里生活的时间最久，大家都认识他。CJH是我们的中年群体代表，是大学老师，心比较细，考虑事情比较周全，我们的实施方案都是他带头做的。WK是青年代表，学设计的，微信用的特别好，宣传海报做得也特别漂亮。”

职业差异为加梯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在加梯过程中，楼组住户的职业差异和技能差异能够促进加梯方案的创新和完善。22号楼加装电梯的牵头人就是曾经从事建筑领域相关工作的WJP。他主动加入加装电梯工作小组，与电梯公司协调沟通，亲自测量，最终得出了22号楼加梯的最佳方案。同时，他还为加梯工作组提供加梯政策解读、技术支持和组织沟通等方面的协助，优化工作方式，推动加梯政策深入人心。40号门栋冯老师既不是楼组长也不是党员，是一个国企中层退休干部，与建筑和电梯行业有不少交集和经验，平时很少与居委会有联系。他对当前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就主动与加梯组交换看法，凭借其丰富的社会交往经验和技术理论，40号门栋竟然全部被做通工作而且凑资比例很快超过三分之二。同时他也给予加梯组许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协助。

社会关系网络异质性为加梯工程推进提供便利支撑。楼组成员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为加梯施工过程创造便利条件。TP街道KP小区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格局，促进多方参与形成合力。针对施工过程中小区出入口小、大型施工车辆进不来等问题，楼组成员联系与小区相邻的国际网球中心，协调他们半夜打开后门，让施工车辆进出、临时堆放材料等，给小区加装电梯提供便利。

由拥有不同禀赋的楼组成员构成的加梯组织体系，架构合理，积极活跃，创新力强，能够在发挥各自禀赋优势的同时，促进集体内部不同加梯要素的嵌合，创新加梯行动实现方式，提升加梯行动绩效。

4.区别对待与资源叠加：加装电梯中的“选择性”激励

虽然加装电梯能够在普遍意义上提升整个楼组的经济价值，但也会导致楼组内不同楼层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而利益受损者对加装电梯的参与和支持是加装电梯顺利推进的关键。围绕不同楼层居民间的异质性，通过资源叠加的方式给予相应的行动激励是化解行动困境的主要策略。

加装电梯对中间楼层和低层的利益影响较大。中间楼层由“黄金楼层”变为“普通楼层”，房屋的相对经济价值受损且其在市场上的热度也受到影响。对于低层住户而言，加装电梯不仅不会带来生活便利而且会影响通风、采光等生活环境。更为严重的是，在加装电梯前，因为老龄化严重，低层是老年人的“友好”楼层，在市场上非常抢手，加梯后，该楼层在房屋市场上的热度大大降低。成功的加梯案例大多围绕加装电梯对不同楼层利益的差异化影响，通过资源的倾斜和叠加弥补受损楼层利益，达到一种“选择性”激励的效果。

首先，在加装电梯出资比例上有所倾向。X社区针对不同楼层住户的受益状况设置了不同的出资比例，出资比例随着楼层增加不断提高(参见表1)。其中，一楼住户不出资，二楼住户出资比例一般为6%～8%，通过减少出资比例调动一楼二楼居民加梯的积极性。

其次，通过资源叠加的方式进一步激励低层住户的加梯积极性。一是配套实施“美丽楼道”，重点对一层、二层楼道进行设施设备更新，改善这两个楼层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尽量消解低层住户的抵触情绪，在解决“悬空老人”问题的同时，也注重增加低层居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二是叠加“美丽家园”各个项目，把加梯工作和老旧小区综合修缮、非机动车棚及充电设施建设、架空线入地、污水管线移位、五乱治理等项目统筹推进，以实事项目赢取民心，促成居民满意最大公约数。

5.民主协商与规则治理：加装电梯的长效运行

由于公共物品使用具有长期性和公共性，所以公共物品供给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的结束。对公共物品的运维管理也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加装电梯而言，其运维管理主要是指电梯后期的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其中，使用管理主要包括日常安全管理、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电梯运行费用管理、电梯日常保洁、确定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并配合维护保养单位开展工作等内容；维护保养主要包括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检验检测、日常小修、故障处置、应急救援等内容。电梯运维管理事项复杂、涉及主体多，其中楼组居民是电梯日常使用的主体，最大程度上发挥他们在电梯运维中的作用是电梯长期良性运行的关键。

首先，我们先来看楼组成员民主协商与公共意识的形成。楼组成员异质性有助于激发居民的公共意识，为电梯后期的运维行动奠定了意识基础。在加装电梯过程中，楼组成员积极开展民主协商，尊重和接纳彼此间的异质性，形成共同判断和行动。在此基础上，所有楼组成员全程参与到加梯行动中，主体性和公共意识不断被激发。随着居民互动的不断深化，楼组居民从利益共同体走向情感共同体，楼组成员间以及楼组成员与电梯间的情感联系得以建立，上述情感联系能够促进楼组居民自发参与到后期的电梯运维管理中。X社区通过居民自治成功加梯，不仅让楼内居民每天都能享受“上上下下”的幸福，更让楼里的左邻右舍变得熟络、关系融洽。94号楼借着加装电梯，更是成立了“谦和楼组”，串起了久违的“邻里情”。

其次，我们再看居民异质性与规则公约的制定。围绕电梯后期的运维事项，楼组成员充分发挥异质效应，制定电梯日常规则公约，并积极开展楼组建设。针对电费缴纳、维保费用分摊比例、日常管理机制等内容，楼组居民通过自商自定的方式制定规则和公约，具体包括电梯维保规则、常态议事规则、电梯使用公约、楼组自治公约等。在电梯投入使用之后，X社区通过居民自商自定，制定了楼道内的电梯使用公约，包括电梯钥匙使用管理细则、文明乘梯要求、宠物和未成年人入梯要求、下雨天乘梯要求等，这种自商自定的公约制定方式将居民细致多样的要求考虑进去，提升了居民主人翁意识，而且将规则制定在前，有利于减少后续矛盾的产生，保障电梯的长效运行。要想优化加梯集体行动，还要在促进楼组公约形成的同时，加强楼组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楼组的异质效应，形成社区集体行动的有利场域。加梯后期的楼组建设就是基于加梯中的自治协商制度，让每户居民发挥各自优势，强化自治环境，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楼组集体。XJH街道LSLQ村探索楼道治理新范式，以自治项目为纽带，开展“楼道乐当家”项目和“我为小区做一件好事”项目，扩大居民支持度、深化群众配合度，最终达成社区“净化”“美化”“人文化”的转变。

在加装电梯过程中，楼组成员间的异质性促成了行动信任、成本分担、合作创新、规则生产的动态合作机制，它们贯穿于加装电梯的整个行动过程中，化解了加梯过程中的参与、合作与行动难题，促进了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升华。

四、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实现路径

(一)理念重塑：价值接纳与组织化赋权

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实现，首先需要行动理念的调整和重塑。以往关于社区集体行动的研究和实践更加强调社区集体行动的同质效应，即通过强化居民的同质性达成社区集体行动，将居民异质性视为集体行动和社区治理的阻碍因素。这与社区居民异质性的现实状况以及新发展阶段下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区集体行动要求相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接纳和尊重居民的差异属性，认识到异质性的价值，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应构建居民参与平台，畅通居民参与渠道，为居民异质性力量的发挥创造空间和机会。同时，应围绕居民异质性，进行自治的组织化建设，形成组织规则和运行规范，并对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形成利益增进性的社区集体行动，以更有效地推进社区发展。

(二)主体建构：能力提升与自主性激发

居民是社区集体行动的实践者和推进者，居民的思想意识、协商能力和自主性参与是实现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基本条件。首先，要统一居民思想意识。统一居民思想意识的关键在于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与示范作用，使其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价值上引领和凝聚群众。其次，要提升居民行动能力。与传统的帮扶型社区服务内容不同，以社区更新和社区治理为内容的社区集体行动涉及面更广、更加复杂，对专业能力要求也更高。因此，我们应对居民进行赋能，针对行动场景开展能力建设，提升居民协商、组织、动员、创新等能力。最后，激发居民行动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一方面，通过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培育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围绕居民生理、心理、发展等需求层次，创新和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外在力量激发居民参与社区集体行动的意愿。

(三)制度保障：资源支撑与系统化供给

虽然实现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核心主体是居民，但其最终推动却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社区集体行动主要以社区更新再造为内容，工程量大，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党政力量应该在顶层设计上高度重视社区更新工程，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制度考核，以提升基层政府重视程度。另一方面，社区更新需要资金、技术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政府要为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实现提供多方资源保障，包括资金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等，以实现行动资源的系统化供给。

(四)科技赋能：力量整合与合作化创新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能够为社区集体行动异质效应的形成和效能提升提供新的手段和空间。传统社区模式下，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时获取信息难、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联动效应，行动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行动效率低。科技赋能可以丰富异质性在社区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快速收集居民诉求和意愿、整合居民力量；对居民掌握的技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进行快速有效分类和整合；提升社区集体行动的氛围营造、政策宣传和动员效果；促进异质性社区集体行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科技力量作为一种重要行动手段，在丰富异质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能够为居民的合作化创新提供保障和动力。

五、结论与讨论

居民异质性是社区集体行动的核心特征，也成为破解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力量，为社区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要素基础与合作机制。居民异质性贯穿整个社区集体行动过程，通过建立行动信任、促进成本分担、强化合作创新、推动规则生产等作用机制促进理性个体走向集体行动，促成了社区集体行动的动态生成框架。社区集体行动形成的异质性逻辑从微观与动态层面推进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并实现了异质性理论在城市社区更新中的拓展和应用。已有研究表明，异质性可能会给集体行动带来正向与反向两种作用。因此，也应该看到，居民异质性对社区集体行动的积极效应离不开城市老旧小区熟人化的行动场域。小规模、熟人化的社区场域能够将异质性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动力，最大程度上弱化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负向效应，强化正向效应。如果脱离熟人化的社区环境，居民基于异质性的合作机制是否依旧有效，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