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日本”掉队

怜青

在日本，传真机的使用率依然很高

今年10月，日本邮政集团启动了“未来邮局”计划，将利用数字技术，消除顾客对邮局服务不便的印象。

在这一名为“未来”的计划中，顾客可以通过“窗口大厅使用的平板电脑”，自助查询邮政编码、费用、送达天数，阅览本国邮政条款、邮包条款等。此外，日本郵政后续还将推进邮局窗口的告示电子化，实现无纸化布局。

消息一出，中国网友不禁感慨，上述措施在中国早已实施多年，为何日本却当成是“未来”呢？

或许很难想象，曾以索尼、夏普、东芝等流行电子产品闻名全球的日本，信息化率竟然低得惊人，一如其人口老龄化比率，尽显老态老钟。

时至今日，日本主流厂商依然每年都会推出新的翻盖手机。日剧中，办公室里出现最多的电子产品，除了手机、电脑，就是传真机和固话。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尝试推进电子化办公，却又以失败告终，这其中既有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因素，也有产业方面的影响。

难以信息化的日本，恰是该国电子产业近年来一路溃败的侧影。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昔日称雄全球电子市场的日本，终因未能搭上互联网行业的车，逐渐被后来者超越。

正如日本学者西村吉雄在《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中所说，日本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沉溺于过去的成功之中，企业最终也没能当成苹果，也没能成为鸿海。

客观来说，日本数字化的“差”并非有多不堪，而是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衬。《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日本的EGDI（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世界第14位，与两年前相比下降了4名；同年9月，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2020年国家网络能力指数》，日本勉强跻身世界前10。

日本的数字化道路，可谓是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世纪之交，面对汹涌的互联网大潮，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成立了“IT战略本部”，发布了《IT基本法》，提出“IT立国”和“E-Janpan”战略，将发展电子商务、推动信息化建设作为目标，并立下了5年内将日本打造成世界最先进IT国家的誓言。

然而，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森喜朗对电子化的认知相当有限。自嘲是“电脑盲”的他，曾在公开场合将“IT革命”错说成了“它（英文it）革命”，森喜朗的施政目标也随着他在一年内草草下台而付诸东流。

此后十余年里，日本政府在推动电子化和数字化上，始终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他在任的8年，也是世界互联网实现飞跃式发展的8年，但日本却明显掉队。

日本的数字化道路，可谓是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动画作品里频繁出现翻盖手机

在“安倍经济学”中，数字化起初并未占重要地位。日本内阁发布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中，在2016年至2018年间，关于“数字化”的表述都不超过10次；直到2019年和2020年，“数字化”一词的提及次数才有了显著上升。

2020年，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内阁中设立了“数字担当大臣”一职，还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数字厅，指望其成为“日本政府电子行政的司令塔”。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有78%的受访者支持建立数字厅。但从近两年的结果来看，除了推动政府在行政手续中不再只认印章外，数字厅在帮助日本实现数字化转型上，并没有更多的建树。

在疫情冲击下，较低的电子化程度也为日本民众带了诸多困扰。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普及了收发一体的传真机。即便疫情来袭，东京依然在用古老的传真方式确认新冠确诊人数，平添了不少工作量，降低了抗疫效率。

对“工匠精神”有着严重路径依赖的日本企业，对分工抱有抗拒心理。

据NHK报道，2020年11月起的约两个月，东京都内18个保健所因“传真机出现障碍未发送成功”“工作人员忘记确认”等原因，共计漏报了838例确诊病例。

为了刺激日本经济，日本政府计划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00元）的补助金。日本民众虽可以通过网络申请领取，但申请完成后，仍需打印纸质版后手写提交，因此各地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众扎堆前往政府部门办理的场景。

据统计，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中央行政部门约5.5万项行政手续中，仅有7.5%可以在线完成；疫情后，这一数字有所上涨，但比例也不过12%而已。

2021年4月，有感于政府工作人员在居家办公时难以收发传真的现象，时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提出，日本所有中央政府部门应尽快废止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真机办公，改用电子邮件传递文件。

这一主张旋即遭到了各部门反对，400条反对意见中，既有出于防泄密的考虑，也有直接表示不会使用电子邮件。这般蜂拥而至的反对声，让这一轮改革最终不了了之。

今年8月31日，已转任数字担当大臣的河野太郎，在推特上宣布“向软盘宣战”。河野太郎表示，如今日本有约1900项行政程序，要求申请者使用软盘或者CD等完全过时的信息存储介质，提交申请表格。为此，日本将尽快更改规定，搭建线上平台，让民众可以在线提交。

对于如今容量动辄以TB计算的U盘而言，仅有1.44M容量的软盘已经难以跟上时代需求，连索尼都在2011年就停止生产软盘了。尽管如此，有工作人员表示反对更改规定，认为比起如今各种存储介质，软盘要更加可靠，而且不少用户也不愿意更换常年使用的软盘。

除了政府部门外，日本商界也没少在推动数字化上伤脑筋。2021年开始，日本瑞穗銀行、三井住友银行、三菱银行等，相继对新开通账户办理纸质存折收取550—1100日元不等的手续费，希望以此推动电子存折业务。

日本盖章文化

日本推进电子化阻力重重的背后，最直接原因莫过于老龄化。2020年国势调查（即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8.6%，老龄人口数创下新高。

老龄化下的日本，不仅一般老人不理解电子化，甚至连负责该项事务的官僚，也对电子化近乎一无所知。

2018年，时年68岁的奥运大臣樱田义孝，在面对议员提问时表示，一般他都让秘书或者手下来操作电脑，“我并没有使用过电脑”。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因为樱田的另一身份是网络安全立法的负责人。

2020年10月19日，东京当地一座寺庙为企业不再使用的印章举行“追悼会”

除了老龄化外，电子产业的没落也让日本远离了社会数字化道路。1991年，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时期，NHK当时播出了一部名为《电子立国—日本自传》的纪录片，骄傲地宣布电子产品是继汽车之后，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得力大将。

但这一产业盛景在接连的金融危机冲击下辉煌不再。2013年，随着被誉为日本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最后希望的尔必达破产，瑞萨电子亦陷入困境，曾经以10万亿日元贸易顺差为外汇储备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电子产业，曾经因产品过于畅销而在全球引起贸易摩擦的日本电子产业，已经彻底转变为了贸易赤字，丝毫找不到半分往日的荣光。

西村吉雄认为，日本电子产业曾经以“质优价廉”的产品风靡全球，之后产业整体没有从这一成功中走出来。“或许可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吧。”这就像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依靠蒸汽动力成为科技霸主，却因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时代失去先机。

崇尚“工匠精神”的日本，将单品质量做到了极致，经久耐用一度是日本电子产品的重要标签。新千年以来，设计与制造分工成了电子行业的必然趋势，但对“工匠精神”有着严重路径依赖的日本企业，对分工抱有抗拒心理，固执地坚持纵向联合和独立经营。在西村吉雄看来，这也是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一个原因。

失去了电子产业荣光的日本，在数字化道路上举步维艰。即便日本决心推动数字化，该国还缺乏廉价、可依靠的本国硬件作为支撑。

正如西村吉雄所说，只有当企业经营者、技术人员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成功，或是寄希望于没有经历过这些成功的年轻人，才有再现昨日辉煌的可能。按照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对于日本的数字化而言，或许只有当越来越多享受过数字化红利的年轻人加入官僚系统，“数字日本”才不再遥不可及。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