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视域转变研究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

范 晨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马克思以斯密分工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成为一条与哲学逻辑并驾齐驱的研究逻辑，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越来越重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蒲鲁东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观点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视域转变的巨大推动力，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使用李嘉图的经济学视域对蒲鲁东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一、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

斯密和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在马克思前期著作中一般作为被批判对象出现。随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入，古典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不断被他发现，其经济学水平也因经济学视域的转换而逐渐提高。

斯密的《国富论》界划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时代。在这一文本中，斯密摒弃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关于创造财富的具体规定，直接抽象出劳动的一般性。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看到了重农主义的局限性，即：社会不存在劳动分工，人们想要获得一样东西必须自己生产，因此也不存在商品交换。而斯密对英国社会研究发现，人们自身的劳动产品无法满足自身需要，“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赖他人劳动的产物来供给”。[1]因此，分工和交换的产生是必然的，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形态》中被马克思接受并使用。在斯密看来，人都是利己的，正是因为这种利己的本性，才会使用手中匮乏的资源进行劳动来满足自身需要。斯密主张放任人的物欲，支持人不断追求自身利益，因为其最终结果必然对社会有好处，这便是斯密两个倾向中的利益倾向。人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物品，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有着利己的物欲，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但人能通过自身劳动创造出的产品是有限的，而分工和交换正好弥补这些产品的空缺，于是产生了交易倾向，分工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使社会上的物质条件得到丰富，进而产生交换，最终导致货币和市场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通过自身的调节，即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这显然是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现状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经验性结论。斯密从人的本性出发论证了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通过分工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上升为集体所有物，然后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资料。斯密也注意到分工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人不断重复流水线式的劳动会变得愚钝，逐渐成为机器。当然，斯密的分工理论并不完善，他没有发现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区别，即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和产品之间的交换的区别，同时还把分工仅仅局限于工业和手工业。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是马克思在写作《形态》时重要的经济学基础，也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起点。马克思这时还是通过斯密的经济学视域来规定自己的哲学视界的。[2]

如果说斯密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的创始者，那么李嘉图则代表了大工业时期古典经济学的巅峰。张一兵先生认为，由李嘉图在经济学中达及的社会历史观的逻辑层面，才是马克思后来1845—1858年科学思想革命的真实起点。[2]与其他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不同，李嘉图撇开了形形色色的财富形式，将形式背后的内在统一性抽象出来，从而获得其内在联系，把现象还原为最后的那个“一”。在李嘉图所处的大工业时代，这个最重要的“一”就是被客观化、事物化了的生产关系，李嘉图通过这种生产关系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入观察，自然要比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与斯密眼中物资丰富的世界相比，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李嘉图眼中是物资极其匮乏的，这便导致了李嘉图将“生产”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如后来的马克思所言，李嘉图是将“人”看作了“帽子”。在他看来，工人并不是人，而是一种劳动量，就像帽子的存在是为了遮阳或者装饰，工人的存在是为了生产商品。李嘉图通过其大生产视域，将一切劳动抽象成为一种尺度，即必要劳动时间。相比于斯密注重人的需要，李嘉图将目光更多地放在资产阶级社会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上，对于他来说，工人是附属于机器的一样商品，人丧失了其主体性，生产力进步的代价不管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失还是工人的毁灭都可以被接受。李嘉图着眼于当时资本积累的社会大环境，从商品的内在价值方面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界定，环境的影响让李嘉图不去关注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他的重点在于资本积累和社会进步方面，其关注点在商品价值的决定层面。马克思在后面说道：“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3]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将财富和价值做了正确的区分，将社会关系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被事物化的一种客观关系，即“生产价值的资本的关系”。[2]

纵然斯密和李嘉图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有着不少缺陷，如：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是一种永恒关系的思维。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分工”“价值”等理论对马克思深化经济学研究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斯密经济学视域的代入

以斯密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的现实逻辑是马克思在《形态》中的一条重要理论思路。不同于以哲学话语所表述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在这条理论思路中，马克思所使用的更多是基于其现阶段的经济学批判话语。正如姚顺良先生所言，在这个阶段的马克思“哲学批判和科学批判还或多或少地处于相互分离”的情况。[4]马克思从分工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分工”这个概念并不是哲学词汇，而属于经济学范畴，这个新研究角度使其将目光从哲学分析转向经济学。而要对分工进行研究，斯密的分工理论必然进入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视域。

在斯密眼中，分工和交换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在分工和交换中不断发展，虽然他也看到了分工带来的一部分消极影响，但是由于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政治立场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足以使其直接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而马克思在从人本主义逻辑走向现实逻辑之后，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有别于斯密等人，他所想要的哲学是能够改造世界的哲学，因此他的理论带有批判性。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想要发展，工人必然会遭受掠夺，但从社会本身来说，让工人不能享受温饱并不是其根本目的，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方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矛盾。马克思基于其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提出，分工是造成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这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社会现实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起点。这一结论在现在看来显然不够准确。

马克思在《形态》中认为，分工的产生首先在性行为方面，然后在各种环境、偶然等因素的影响下变为自发的分工，而分工的真正出现是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发生了分离，这时的分工已经从自然的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与斯密相似的观点，“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5]由此马克思做出了一个判断，分工是使社会生产力、意识和社会状况彼此矛盾的罪魁祸首，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必须要消灭分工。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并不能正确区分不同的分工，他提出要消灭的只是“劳动者分工”，因为劳动分工作为生产力的一种运作方式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在此时的马克思眼中，分工与三个“坏东西”联系着。第一个“坏东西”是私有制，从家庭分工开始便出现了家庭中的奴役关系，即丈夫对其家庭成员劳动力支配。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将分工和私有制等同了起来，“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二个“坏东西”是共同利益，这里的共同利益是一种“普遍的东西”、一种客观存在，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共同利益常常被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东西往往与个人利益相异，这必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相应的矛盾。第三个“坏东西”是由分工所造成的现实生活中的物役性，当分工出现后，人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个被强制规定的活动范围，这时人要获取生活资料，就不能离开这个范围。这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本身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事物性力量”。[6]这种力量压抑人的个性，制约人的行为，物役性的形式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然成为一种最普遍、同时也是最尖锐的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之前所提出的“异化”概念。因此，同斯密等人对分工的肯定态度不同，此时的马克思对分工的指认常常是否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眼里，分工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源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哲学话语来对“异化”进行分析不同，马克思已经在尝试用经济学的现实逻辑取代哲学规定，“异化”是哲学概念，但“分工”是现实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结构。随着对经济学理解的不断加深，马克思在《形态》中将分工视为判断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一个民族的内部分工会变得越来越细致，这里的“分工”概念显然已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之前的“异化”，更多地代表了生产力水平，马克思由此提出“分工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6]根据这个论断，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三种：与自然分工相适应的“部落所有制”、私有制出现萌芽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由“狭隘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同时，他根据这三种所有制的演变与资产阶级私有制结合，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产生可以追溯到城市和农村对立的开始，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鲜明反应。”[6]由于分工不同，城市人群和乡村人群从事的工作不同，这是最早的城乡差异。同时，城乡分离意味着资本将不再依赖地产的存在而发展，这其中便蕴含了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因素。城市分工的产生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的前提，从行会开始，城市分工不断扩大，而分工扩大化让社会出现一个能够专门管理“交往”这一行为的阶层，商人阶层由此形成。商业的发展对生产和分工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劳动不再被行会所限制，行会中所存在的“宗法关系”被“金钱关系”所代替。商人资本不断壮大，以操持“交换”为本职商人阶层所代表的资本自然应该是“活动”的，不同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怀疑态度，此时站在经济学角度看待问题的马克思对这一点是肯定的，此时他深受斯密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第二时期产生的重要标志是资本自然属性的大部分丧失，之所以只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是因为当时因殖民主义扩张形成的“世界市场”仍然由于各国贸易壁垒的存在或者货币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相比于后来大工业时期的资本家们，这一阶段的所谓“资本家”就其体量来说，依然是“小市民”。第三时期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大工业”时期。工业资本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第二时期存在的各国贸易壁垒被打破，货币制度得到极大优化，不同国家人们的各种需要将由整个世界市场供应，“世界历史”产生了。这是马克思站在经济学研究视角对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合理性和历史性做出的阐释。基于对分工发展的分析，马克思试图从这种经济运动过程中找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现实条件。大工业高速发展所创造出的生产力过多导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6]创造出与资产阶级产生尖锐矛盾的无产阶级，“世界市场”的形成让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消失，劳动成为工人的巨大负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不是通过设立各种“概念”而进行的哲学分析所得出的，而是马克思通过他当时的经济学视域真实发现的社会发展过程，即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役性，必须消灭分工。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需要走一条现实的道路，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则会成为开辟这条道路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在《形态》中以分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参照物”，这种经济学视域显然属于斯密。古典经济学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社会经验的归纳总结之上，甚至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已经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始终是非历史的，他们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永恒的。此时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经济学视域，但由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能够发现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即使这种历史性相对来说还不够深刻。

三、批判中的视域转变

1846年，马克思尚未对经济学进行深入、透彻研究时，蒲鲁东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用黑格尔哲学构架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2]所承载这个体系的文本是其同年发表的《贫困的哲学》。蒲鲁东在书中写道：“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7]他直接将经济学指认为一种新的哲学，同时对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表示明确的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对待资产阶级社会时走向了两个极端，即完全否定和永恒肯定，但他所奉行的是一种“协调原则”，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需要把这两者进行“折中”，并从中找出合理的“秩序”。蒲鲁东这本书的重点在价值理论上，而价值理论恰恰也是李嘉图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便为马克思在对蒲鲁东进行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将自己的经济学视域转向李嘉图提供了一个催化剂。蒲鲁东提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7]在这里，蒲鲁东发现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这基本是正确的，但蒲鲁东紧接着便推销起他的“协调原则”，他用需求和供给“调和”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价值”——构成价值。蒲鲁东以这种人为创造出的所谓“价值”来对两者进行调和，显然是对经济规律的否定。这种无视经济学现实，凭空捏造概念的行为必然要被马克思所批判。

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书信一开始就指出了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建立在一种可笑的哲学之上的经济学，因为蒲鲁东并没有从历史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了解社会，这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唯物史观完全背道而驰，蒲鲁东把经济范畴当作一种永恒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他将社会中存在的例如分工、所有制等都看作是一种抽象的经济范畴，他“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所以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经济范畴当中的现实前提和历史性。可以看出，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重点并不是经济学，而是用经济学来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哲学批判进行支撑，但在随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进行了着重的批判。由于马克思此时自身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入足够深的层次，所以要实现对蒲鲁东的彻底清算，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完成这一目的时，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代表古典经济学巅峰的李嘉图的经济学视域。蒲鲁东的经济范畴带有很明显的“神学式的假黑格尔哲学”，他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经济学，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哲学远远没有达到黑格尔的层次，因此无法发现他所说的那些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根源，这些东西在他的著作中就像是凭空掉下来的一样。马克思深刻指出了蒲鲁东书中的非历史性错误，例如，交换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当中是不同的，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对于蒲鲁东创造“构成价值”的行为，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5]蒲鲁东将使用价值与供给划等号，交换价值与需求划等号，从而得出两者直接的矛盾，虽然结论是正确的，但其推导过程是极其随意而可笑的，所谓对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进行“调和”的行为其实只是“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歪曲说明”。[2]蒲鲁东所理解的经济范畴的矛盾只是由“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所构成的，他“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分出好、坏两面而已”。[5]而他试图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是“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5]通过前期一系列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开始大量运用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甚至将李嘉图肯定为“当代的历史学家”，这代表马克思通过古典经济学对斯密和李嘉图做出了正确的区分，马克思自此“在理论运作的深层意识到机器大生产之上的技术协作创造的生产力”，[2]成功“透视交换关系成为普遍的统治形式的事物化社会结构的哲学意义”，[2]其经济学视域正式转向李嘉图。通过这个视域，马克思将蒲鲁东和李嘉图进行了直接对比，他指出，李嘉图站在现实社会中对价值是如何在社会中形成的做出解释，但蒲鲁东却将现实抛之脑后，在没有找到现实根据的情况下通过头脑中所谓的“哲学思维”凭空构造概念和公式，可笑的是，蒲鲁东绞尽脑汁构建的新公式只不过是从理论层面对李嘉图提出的思想的说明，李嘉图从“是”出发来说明社会的构成，他所说的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归纳之后的一种抽象，而蒲鲁东则在脑中构造一种“应该”，在没有事实佐证的情况下希望这种“应该”能够构成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李嘉图提出的价值是科学的，而蒲鲁东所创造的“构成价值”却是荒谬的。虽然李嘉图将人当成帽子的做法看上去是“非人”的，但这并不是李嘉图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这样，李嘉图只是将这种现象书写到了纸面上。马克思此时已经承认劳动价值论，在他眼中，商品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用劳动价值来决定，这与客观现实是不符的。在劳动本身是一种商品的情况下，工人劳动的价格是为了维持个人或家庭生计所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所以“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5]至于市场中为什么会出现高于这个最低额的工资，这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经济学研究深度的限制，此时他没有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其很大一部分经济学观点是以李嘉图为基础，因此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些李嘉图的错误观点，“劳动自然价格”便是一个错误名词。同时，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对李嘉图理论的“平均主义”运用，即“劳动货币”理论，事实上早就被英国经济学家霍吉斯金、勃雷等人论述过，蒲鲁东认为，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代表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的“劳动货币”就可以消除价格和价值直接的差额，工人可以因此不再“挨饿”。马克思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对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工人所创造出的价值与资本家因其劳动所给予的价值之间是有一个差额的，正是因为这个差额的存在，资本家才能够积累财富。因此“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这个思路显然已经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指明了道路。

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加快了其经济学视域的转变，从《形态》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将经济学视域从斯密转向李嘉图，完全转变了原来对古典经济学所持有的否定态度。诚然，纵使是代表了古典经济学最高点的李嘉图，依然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其理论存在许多错误，马克思不可避免地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一些吸收，但是他有着不同于任何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的指导，即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出其视野并不完全局限于斯密、李嘉图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证明了价值的历史性，揭示了价值是如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实现的。在这些问题方面的超越蕴含了马克思创立属于自己的经济学视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