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金银器中的图腾文化

刘胜忠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一、鲜卑族与图腾文化

鲜卑族原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腹地，后南迁到西拉沐沦河流域，并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继续南迁。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人“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1］，取代了匈奴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反映其文化特征的金银器，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金银器的代表。

原始社会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一般选择与他们物质生产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2］。鲜卑族也曾经历过原始部落阶段，因此动物的造型或许并不仅仅是器物的装饰，同时也具有图腾文化这一深层的含义。例如在东汉时期鲜卑族的金银器造型艺术中，常见的造型大多是草原地区生存的动物，这些动物与鲜卑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得鲜卑人对这些动物有天然的亲切感，从而在狩猎、放牧等生活过程之中产生了对这些动物的崇拜，即鲜卑族的图腾文化。

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远古社会，先民尚处于一种无知朦胧的意识状态下，同时对于大自然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生活和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对于一些不在自己的认识范畴且无法解释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生活、生产所造成的影响，很容易产生恐惧、敬畏等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尝试着与自然沟通，神化一些物质力量和现象，希望从中获得更加有利的生存条件，从而产生了原始信仰，其中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功利性”，但毋庸置疑，作为其承载物的金银器所容纳的信息显然大于本身应有的含义。

图腾作为一种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充当与自然、神灵以及某种特殊力量沟通的媒介，一直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努力生存的先民，为了寻求某种庇护或心理慰藉，试图将自然灾祸降到最低，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于是将那些能力远大于自身的猛兽当作神灵来崇拜，甚至创造出大量想象中的动物。此外，“图腾”作为同一部落的共同信仰，还具有某种特殊的凝聚力，维系着血缘、亲族等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意识开化过程中各种艺术形式的产生，某些人对于动物的原始崇拜逐渐与艺术品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图形图案文化，其所承载的图腾崇拜内涵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另外，在尚未掌握农耕技术的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先民的生存资料大多来源于采集与狩猎，原始部落因生活需要几乎每天都在与动物接触，这些动物虽然对人造成生命威胁，但也能成为人类的帮手和食物来源。因此除了对猛兽的崇拜，这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也会成为图腾崇拜，从而进入各个时代艺术家的视野。作为游猎民族的鲜卑族，如拓跋鲜卑部，即使在南迁过程中，社会组织经历了由原始部落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的转变，其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3］，但从出土的金银器中不难发现动物的形象几乎遍布鲜卑族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作为某种特殊的“图腾崇拜”形式，其所体现出的草原风格艺术特征，具有浓厚的图腾文化内涵与寓意。

综上所述，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南迁之际和南迁过程中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或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始宗教崇拜，鲜卑人把与其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作为图腾进行崇拜。例如东汉时期，鲜卑族的金银器动物造型，一般多为草原上常见的马、羊、牛、鹿等动物， 这些动物造型与鲜卑族狩猎、放牧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使鲜卑人很自然地将这些动物作为“图腾”加以崇拜，并在金银器上予以表现，作为饰品佩戴、使用。由此可见，鲜卑族金银器上的各种动物形象，除了本身所具有的装饰图形图案属性以外，应当具有特殊的艺术符号意义。任何图形图案都不是孤立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其所承载的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长期的历史沉淀，如同原始宗教崇拜中的“图腾”所营造出的神秘空间，通过这些动物图案，可以从另一方向窥见那些被历史尘埃所包裹的真相。

二、图腾崇拜中的文化内涵

鲜卑各部在东汉晚期建立了强大的军事联盟，联盟瓦解之后，魏晋时期分为拓跋、慕容、段部、宇文、乞伏、秃发等部，其中以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为主［4］。

慕容鲜卑先居辽东，后入辽西，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 其文化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形制风格上亦有体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文化鲜卑风格金银器。

拓跋鲜卑则从大兴安岭北端南迁，到达今天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至内蒙古河套东部地区，先后建立了代国和北魏政权，进而入主中原地区， 迁都洛阳。在整个南迁过程中沿途所经过的路线基本上是草原地区，因此草原上常见的动物成为该时期金银器造型的主流，其造型艺术与欧亚草原“野兽纹”风格基本一致。受这个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从出土的金银器可以看出其融合了汉族文化及西方文化元素，而在装饰风格和制作工艺方面，则是继承了匈奴金银器的特征。

（一）马与鲜卑族的图腾文化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兽导行的神话。《魏书·序纪》云：“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5］拓跋鲜卑人推崇的神兽形状似马，而在金器中的牌饰图像亦多见单马和双马形象。由此可见，拓跋鲜卑遗存的金银器上的马、牛等纹样，或与拓跋鲜卑族源于祖源神话有着某种关联，代表着某种图腾文化。

马是这一时期金银器造型的典型代表，以马为装饰的牌饰，属于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常见器物。但不同的是拓跋鲜卑的马实际上并非是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如198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墓葬［6］出土的东汉初期两件双马纹金饰牌及一件单马纹金饰牌。 单马纹金饰牌呈直立状，整个牌饰为马的外轮廓造型，器物外表没有过多的装饰，仅有头部饰以马鬃。而双马纹金饰牌主体呈现跪卧状，马亦呈轮廓状，屈腿跪卧的大马背上站立一匹小马， 组成一个双马的整体造型，各部位展示清晰但亦无细部展现。两件双马纹金饰牌都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马的造型，整体风格显得稚拙、朴实。这种特点突出的马形牌饰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并不多见，与北方和西北地区表现马的造型手法有着明显区别，联系拓跋鲜卑人的神话传说，这或许并非偶然，其或显示了在鲜卑族的图腾文化中“马”这一动物对于鲜卑人的特殊性，是拓跋鲜卑人所推崇的神兽形象的外化代表，也是其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与信仰。

另外，鲜卑金银器中的动物造型的“图腾文化”还受到其经济生活的影响。《魏书·序纪》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 ，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7］拓跋鲜卑在南迁过程中，畜牧业不断繁盛，特别是在占据了匈奴故地之后，更是给畜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拓跋什翼犍曾说他的部民“捕六畜，善骑射，逐水草”。［8］拓跋珪为了回避后燕的进攻，“乃尽徙部落和牲畜西渡黄河千余里”。［9］由此可见，鲜卑族与动物相伴的游牧游猎经济，使得鲜卑人每天都在与各种家畜与野生动物为伴，即使在建立了政权、学习了汉族农耕文化之后，鲜卑人也没有放弃狩猎业，而是以此作为经济补充。因此，除了牛、羊等家畜以及鹿、野猪等鲜卑金银器中常见的动物造型，“马”作为游牧民族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和战争储备，必然是鲜卑族图腾文化的首要表现对象，体现了“马”在鲜卑人心里的重要地位，与前文提到的鲜卑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其天然的亲切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经济因素的影响，促进了“图腾崇拜”的产生，进而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升华、表现。

（二）鹿与鲜卑族的图腾文化

鲜卑金银器中的动物造型除了“马”以外，“鹿”纹金牌饰出土的数量也相对较多，鹿的样式多变，有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纹样，多采用透雕镂空的制法［10］。如198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墓葬出土了东汉初期一件三鹿纹金牌饰、一件双鹿纹金牌饰及两件单鹿纹金牌饰。三鹿纹金牌饰所表现的鹿呈首尾相衔伫立状，鹿首反颈，角、腿镂空，具有较强的图案化艺术风格；双鹿纹金牌饰所表现的鹿呈相对伫立状，身体及头部近似于浅浮雕略微凸起，角、腿镂空，图案限于边框内，写实风格加上适当的图案化处理使画画生动和谐；而单鹿纹金饰牌所表现的鹿则呈跪卧状，鹿头、鹿角、鹿尾与四足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外轮廓，内部做镂空处理，表现出躯干部分，未做过多的细节处理，整体风格介于写实与图案化之间。这种金银器的表现方法与同一墓葬出土的马纹金牌饰近似，仅在铸造工艺上有所差别，因此其所蕴含的“图腾文化”意义或有着共通之处。

而融合了鹿这一形象的金银器中极富特色的是“动物咬斗”这类构图，作为此形制的金银器装饰艺术中最引人入胜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激烈的搏斗场面，情节内容丰富，画面栩栩如生。如1956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滩窖藏出土的虎咬鹿形金挂饰。虎昂首衔鹿， 鹿做挣扎状，在虎身上装饰有狼首、菱纹，并用透雕工艺表现鹿、虎背、虎尾， 具有写实和抽象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其不仅反映了草原上动物间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同时也具有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间征战的图腾文化内涵和寓意。

鲜卑族“动物咬斗”这类构图样式在风格上继承了匈奴的特征，并且受汉族文化影响，在布局上亦有创新。与匈奴此类“动物咬斗”构图的金银器相比，匈奴的表现手法更加写实，动物的体毛甚至会使用凸条式的装饰纹样来表现，而反观鲜卑的表现手法，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更加图案化，但其所表现出的“图腾文化”内容更加丰富、直观。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人崇尚的力量、勇气，以及对于猛兽的图腾崇拜，在扑咬的老虎、虎身上的狼首中都有所体现。而鹿作为鲜卑人的狩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与鲜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联系前文所述关于“图腾崇拜”文化的产生原因，出现此类构图的艺术品也不足为奇。这些动物不仅是装饰纹样，究其根本，也是鲜卑人文化形态和经济生活的缩影，是其“图腾文化”的体现。

三、结语

纵观东汉至北朝时期鲜卑的金银器， 在鲜卑活动于草原地区时， 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征非常浓厚。鲜卑最初虽然为游猎民族， 但在其南迁阴山以南敕勒川（今内蒙古土默川平原）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着草原地区进行的，因而演变为游牧民族，金银器也显示出草原文化的特色。动物作为鲜卑族造型艺术中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其不仅是装饰纹样，还体现了鲜卑族的“图腾崇拜”文化。作为游猎游牧民族的鲜卑族，长期与动物接触，这使鲜卑人对这些动物天生具有某种亲和力，无论是对于力量远超于自身的猛兽的崇拜，还是对游猎、放牧生活中与之相伴的其他动物的崇拜，所衍生出的艺术品，承载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长期的历史沉淀，其体现出的草原风格艺术，也是鲜卑图腾文化的缩影，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及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