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智”在川西高原地区精准扶贫中的地位及后脱贫时代的出路探究*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张仲驰，徐长春，蒲颖

一、精准扶贫与“扶智”的意义

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就加大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又全面阐述“精准扶贫”概念，提出“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因不同贫困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各贫困户有不同的致贫原因，在贫困户识别、帮扶、过程管理方面要运用科学有效程序，都要做到“精准”。

“扶智”就是通过扶贫教育工程，从根本上使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扶智”的内容包括了要加强基础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不了解和不重视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缺乏致富技术和手段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

二、“扶智”提出前川西高原地区教育的困境

从教育政策和措施的角度看：一是学校数量和规模指数整体偏少。我国川西高原地区面积虽大，但单位面积人口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再加上学校数量少，给适龄儿童入学带来了客观上的阻碍。二是在校生人数偏少，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以2017年的数据，甘孜州人口约为130万，但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仅有不到16万人。同时，城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存在严重的差异，城镇适龄儿童入学率可达到90%，但偏远地区的入学率还不到40%。三是专任教师指数配备不足，人才流失严重。同样是2017年度甘孜州，存在因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生活条件有限，以及待遇低、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素，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流失严重，甚至有些偏远的学校没有老师。[1]

从地区特点看：一是生活贫困造成入学率下降。整个川西高原地区中大多数地方贫困面都很大，贫困程度也很深，适龄儿童入学困难的问题也相对更突出，入学后辍学的比例也很高。二是川西高原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习俗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川西高原地区实行了畜牧业生产资料包产到户，因草场分布原因，虽然大多数牧民逐渐定居，但也因生产需要经常转场，再加之牧区百姓居住分散，影响了学生入学，也加大了政府劝学的难度。三是教学点不足和布局不合理。不少学生的上学路漫长影响了入学率。四是习俗影响。川西高原地区习俗至今仍然对该地区现代学校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文盲率高，川西高原地区年轻人就业率不高。根据2016年数据，农牧民的养殖业和种植业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工资和转移性收入以及私营性收入对农牧民收入的贡献度较小，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农牧民收入的12.05%和8.83%。[3]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转移性收入逐年增加，而工资性收入变化不大，在草蓄平衡的要求下，养殖业收入进入瓶颈。农牧民们要想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还得依靠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而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的前提则是有一定的受教育程度。根据精准扶贫的工作经验，贫苦户家中有从中专及更高学历毕业的学生，全家的人均年收入至少能翻番，一跃超过贫困线，家中的生活也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如此，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对家庭的贡献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思想改变和行为习惯改变，从物质和精神上都提高了生活质量。

三、“扶智”在川西高原地区精准扶贫中的成果

综上所述，川西高原地区精准扶贫中的教育扶贫工作，面临着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阻碍，导致教育工作开展滞后且成效不显著。针对以上问题，地方政府、教育工作者及广大扶贫干部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扶智”的工作方式，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1）建设一所村小覆盖一个或周边若干个自然村，缩短了学生上学的距离。同时尽力补强教师队伍，加大对小学的投入，通过帮扶一方面组织教师参加各种业务技能培训，增强本领；另一方面投入资金帮助学校建设校舍，购买教具、文具等。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扶智”工作经验。例如四川省水利厅东风渠管理处构建“天珠之窗”项目，以远程教育为主题，通过设施援建、物资支持、陪伴成长等机制，把志愿者、优秀教师、大学生与川西高原地区孩子们联系起来，构建360°精准教育帮扶模式，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让思想走出大山。

（2）利用好农民夜校。狭义地讲，农民夜校是指在农闲时将农牧民组织起来集中学习的一种继续教育手段。但川西高原地区普遍存在游牧的情况，且很多地方的农牧民居住分散，无特定的农闲。因此，农民夜校的形式就需要变的更加多样。首先是通过农民夜校集中让农牧民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有汉语、时事政策、技术技能等。授课的老师既有村干部，也有扶贫干部，还有各行业的专家。另外，川西高原地区农民夜校也有送教上门的形式。针对贫困户的特点，适时入户进行宣讲和培训，内容既有政策宣讲，也有实用技能。这种方法更有针对性，得到的反响也比较好。农民夜校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农牧民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意识，更能获得技术技能，尤其是一些种养殖技术、裁缝、木工等实用技术，短时间内就能让老百姓得到稳定的经济收益，助力脱贫。

（3）深入落实了控辍保学工作。2017年9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针对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问题“最后一公里”在全国范围开展工作。对于川西高原地区而言，其工作特点和工作难度都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上带来的入学难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习俗的原因导致入学率不够的问题，但当地政府仍然克服了以上问题，得到了良好的效果。2018年11月，甘孜州16118名应入学适龄儿童全部安置完成。[4]再例如西藏自治区，截至2020年一月，全区劝返率达99.58%。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儿童上学不仅免费，还可得到政府发放的助学金，提高了入学积极性。最后，对于残障儿童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到校上课的，有的地方还量体裁衣，开展了送教上门工作，充分保障了适龄儿童的学习权益。

（4）脱贫攻坚工作推动了“扶智”工作的开展，“扶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反哺脱贫攻坚的成效。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教育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除了民族地区高考加分以外，四川省还推出了“藏区1+2”、“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以及配套的就业政策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川西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教育帮扶政策的落地，解决了入学难的客观问题，提高了家长将孩子送入学校的积极性，再加上地方对人才需求迫切，学生毕业就业后，家庭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轻松脱贫。不仅如此，通过学历提升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稳定性远高于生产经营性收入，脱贫效果更佳稳固。与此同时，学历提升后得到了稳定的工资，让一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其表现是外显的，同地区的其他农牧民也会效仿。因此，教育扶贫成果还具有示范带头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四、结论

川西高原地区脱贫攻坚不同于其他地区，不仅成效显著，还攻克了很多独有的障碍。一系列“扶智”工作的开展，为解决当地千百年来贫穷落后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切入口，让川西高原地区未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笔者认为，“扶智”工作在川西高原地区及附近区域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具有先进性、基础性、必然性、决定性和贯穿性。

（一）先进性

在教育水平发展方面，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经验和发言权。早在2007年7月31日至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教育部合作举办的亚太地区扫盲会议在京举行。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会议上表示，中国扫盲的持续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为世界扫盲做出了贡献[5]。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数据，全球有超过6281万适龄儿童失学。而世界其他与川西高原地区有类似习俗的国家，例如印度，有超过181万适龄儿童不能入学。更为严峻的是，根据新的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金融观察组织的数据，自Covid-19大流行爆发以来，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已经削减了公共教育预算。相比之下，三分之一的中高收入国家削减了预算，而中国《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尽管有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5.69%。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对比世界银行2020年统计显示的全球8.759%失学率，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100%。川西高原地区各级政府及相关单位在“扶智”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从一而终、卓有成效的手段，使得义务教育工作得到巩固，啃下了硬骨头，做出了卓越贡献[6]，造就了川西高原地区“扶智”的先进性。

（二）基础性

“扶智”是高原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和未来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三保障中有一条就是义务教育有保障。将保障义务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指标和根本任务来抓，才能根本保障脱贫成果坚实可靠。“扶智”工作为川西高原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一路高歌猛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保障义务教育既是对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和落实，也体现了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和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决心。另一方面“扶智”是为了让所有的适龄儿童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维护地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扶智”是“扶志”的基础，可激发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提高认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必然性

在川西高原及附近贫困区域要想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要在“扶智”上下足功夫。不论是国家层面要求“两不愁、三保障”，还是四川贫困户脱贫标准“一超六有”，还是拉萨市各县区精准扶贫政策包括六大帮扶工程，都对教育保障有明确要求，这也说明了扶智的必然性。川西高原地区积贫积弱的原因，首先是社会公共事业的长期滞后发展造成了地区人口素质低下，制约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另外恶劣的自然条件在短时期内不可能通过人为努力加以改善；最后就是生活习俗也贫困人口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不利于贫困人群在人口素质方面的改善，[7]。因此，川西高原地区必须落实“扶智”开展教育扶贫，才能逐步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四）决定性

“扶智”决定脱贫攻坚的成效决定当地未来能否持续向好发展。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入、转移性支付等方式快速解决指标问题，但要想让这些问题永远消失，让百姓要过上小康生活，光靠简单盲目地投入资金是不可能的，而且只靠物质支持的扶贫方式不能激发农牧民内生动力，还会固化惰性思维，甚至会出现贫困户“主动”返贫的危险情况。不解决农牧民知识薄弱、认识不足的问题，就突破不了“等、靠、要”的壁垒。只有将“扶智”的观念融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开展教育帮扶，推动义务教育，推行职业教育政策，提高知识水平，获得实用技能，增加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获得感，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从根本上解决川西高原地区积贫积弱的问题。

（五）贯穿性

“扶智”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贯穿川西高原地区精准扶贫工作乃至乡村振兴全过程。“扶智”具有周期性和长期性特点。教育精准扶贫一般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几个扶贫学段,每一个学段的周期性都很明显,这就导致教育精准扶贫周期长、见效慢[8]。对于川西高原地区“扶智”工程，要分阶段逐步落实教育扶贫措施。不管是各级政府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要认识到从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到高等教育不断普及的长期性，需要有深耕细作的耐性和行稳致远的定力才能让 “扶智”工作发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颠覆性作用。

五、进一步在川西高原地区开展“扶智”工作的思路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圆满胜利，中国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已脱贫摘帽，奋力迈向乡村振兴和小康生活。然而在“扶智”领域，只能称得上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川西高原地区“扶智”工作的进程中仍然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控辍保学成果需要进一步巩固、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水平低且发展不均衡。新的难题摆在面前，指明了川西高原地区下一步开展“扶智”工作的方向。

（1）继续树立榜样。对于学校教育阶段，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着重宣扬“一人就业，全家稳定奔康”的“读书有大用”观念，不断鼓励农牧民送孩上学，引导形成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除此之外，还要挖掘乡村技术技能人才，如木工、画家、雕刻师等，支持成立工作室，想方设法帮助其获取业务，或者参加业务竞争，鼓励他们收徒弟，将实用技术技能传授下去，将川西高原地区特有的文化传承下去。

（2）提倡终身学习。“扶智”不仅是要让适龄儿童有学可上，也要让已经错过义务教育或因其他各种原因造成受教育程度低的川西高原地区百姓有学习的机会，形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和社会风尚。依靠农民夜校的持续有效开展，在村级活动平台建立文化阵地，要将文化室、阅览室利用起来，鼓励老百姓借阅图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3）教师队伍建设。据统计[9]，除了青海省和甘肃省高原地区，其他高原民族地区的小学专任教师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学历，专科学历的占比高于本科学历，说明教师的总体学历水平较低。川西高原地区初中专任教师学历情况较差，本科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比只有60%，而专科教师的占比接近40%，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较多。统计说明了川西高原地区教师队伍配置不平衡，学历层次较低，是制约川西高原地区教育水平发展提高的重大障碍。另外，川西高原地区中小学还存在有所学非所教的情况，非师范生执教的情况也比较多。川西高原地区须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下狠功夫。一是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内培外引和加强教师队伍交流的方式，解决教师学历层次问题。二是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三是要切实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和待遇，根据国务院相关要求，要从完善教师参与治校治学机制、强化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健全教师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教师表彰奖励制度、保障民办学校教师权益五个角度出发，保障教师权益，提升教师获得感。四是要借助教育帮扶措施，做好教师队伍建设过渡。充分发挥对口帮扶和定点帮扶以及其他途径的支教作用，通过支教来刺激本地教职工专业水平，在教职工队伍建设的过渡期将支教的作用发挥好，最终能切实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