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提升路径
——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刘文才 ， 吴进明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带动了农村地区的新型电商经济发展，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新农人”，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稳定发展的主体。但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来看，仍然严重缺乏农村本土化电子商务人才，不利于今后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事业的健康发展[1]。因此，为农村培养更多新型电商职业农民，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2]。

1 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及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1.1 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现状

文山州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中指出累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 082个，其中烟农培育占主导地位，2019年6月至7月，文山州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新型职业烟农培育，切实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以烟为主、精于种烟的职业化烟农队伍。

2019年共培育新型职业烟农960户，占总烟农户数68%，2020年文山州计划培育职业烟农（新型职业农民）450户（其中砚山200户，丘北100户，文山、马关、麻栗坡各50户）。（数据来自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1.2 文山州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文山州至今为止完成行政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681个，覆盖率达71.6%，实现了农村电商全覆盖，2020年文山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00.36亿元，同比增长24.67%。文山州各县之间产业联系不紧密，农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红河州、曲靖市等地区相比还远远落后，其中虽然农村电商服务站达到全覆盖，但人才体系建设、物流体系建设、基础设施等不够完善。农村电商队伍中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知识青年、农业经营主体占比相对较小，人才培育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2 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存在的问题

2.1 新型经营主体获取电商技能渠道单一

在电商技能培育方式上，文山州各县大部分仍然采取课堂、实地、教材等传统的面对面培育方式。在这种培育方式下极易造成培育形式化，即培育人员只负责授课，课程结束之后就返回，造成农民在接受培育前后并无明显变化。农民获取电商知识的渠道仅限于培训授课，在电商操作、农产品上架、包装、支付等环节出现问题时得不到及时指导，获取外界市场信息不及时、电商经营模式模糊、订单处理混乱等问题得不到解决。

2.2 农村电商技能人才极度缺乏

目前，文山州农村电商群体中能同时拥有电商专业技术和电商经营能力的人才极度缺乏，一些前期经过简单培训的电商农户只掌握了简单的基本技能，还不能独自进行生产经营。除了文山州文山市之外，其余的7个县地区农产品电商起步较晚，农村地区电商人才基础相较于文山市还非常薄弱，其中新型职业农民电商带头人是最缺乏的人才之一，电商人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农产品新型电商经营主体发展的首要难题。

虽然文山州8个县（市）全部列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但是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中仍然停留在最简单的流程和平台操作，没有深入到产品、物流、广告、品牌、销售等经营技能。在农村新型职业农民中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知识群体占比较少，农村还面临着产业报酬低、基础设施保障不健全、农民对培育的预期收益不确定等因素影响，很难招到和留住懂农业、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2.3 电商技能培育内容与农户需求脱节

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还需要与新型职业农民所包含的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等理念深度结合。其中善经营、懂技术与掌握电商技能是分不开的，从农产品播种到市场销售的全过程都要求有较高、全面的经营能力和技术能力。在文山州各县以往进行的电商技能培育中培训模式单一、教材统一、知识零散等，培育的内容不够细致、不够全面。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内少数民族分布较广，且民族特色也种类繁多，但在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中，针对文山州内各民族区域特色品牌培育涉及较少，所培育的知识与少数民族的需求脱离严重，许多民族特色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利用，成了闲置资源。

文山州各县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内容与各县内的农业产业需求相脱离，电商技能培育内容没有做到切合“实际性、实用性、实效性”原则，没有做到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从而制定出不同的培育方案，对不同特色产业、合作社、民族传统的需求，开展“因族施策、因产施教”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所学的电子商务知识零散化，技术类、营销类培育课程稀缺，特别是缺少满足少数民族农村电商教学需要的教材、案例和实践技能指导。在现有的电商技能培育中，只是为农民普及了基本的互联网应用、电商知识及淘宝开店的基本流程，对于美工、营销、推广、特色包装等方面的教学缺失，农民很难独立开设和经营网店，技能培育的效果不明显，与农民需求相脱离[3]。

2.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及体系问题

2.4.1 培育对象学历偏低，农村老龄化加重

基于农业农产品的经济投入大于产出的性质，与农民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相比远远高于农业经营。近年来，文山州各县、乡镇的农村青壮年跨省务工人数逐年增高，特别是初高中、大专毕业的年轻人占很大比例，农村青壮年知识人才向二、三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导致大部分农村呈现出“空心村”现象。留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数都是70后、80后，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且文化水平大多在初中及以下。由此可知，文山州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偏低[4]，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给新型职业农民电商人才培育造成较大难度。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没有坚强的人才储备，农村老龄化日益加剧现象更是衍生出诸多问题，比如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积极性不高、认知水平有限、年迈等身体因素。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政府制定专门的解决措施及扶持方案，大力鼓励知识青年返乡创业、留住农民工、招商引资，充分保障满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才需求。

2.4.2 培育体系不健全

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起步较晚，且培育主体大部分集中在“烟农”，三七、辣椒、中药材等产业涉及较少。1）培育内容上，培育类型单一，专门针对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课程门类较少，如技术类、经营类、管理类、文化理论等课程，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背离。2）培育方式上，培育课时、制度、考核不健全。一般采取大班集中制进行，没有统一的严格管理机制，造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不良风气，培育效果大打折扣，培育出来的新型职业农民有名无实。3）缺乏信息化手段，许多农村活动室多媒体设施不完备，甚至缺乏设备，授课方式停留在传统课堂模式。4）培育效果，往往只注重当下的培育要求，没有针对培育效果采取后续的跟进工作。

3 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提升路径

3.1 打造“互联网平台”第二课堂

随着互联网覆盖面越来越广，农村家庭光纤入户以及农村智能手机的普及，远程教育培育平台逐步发展。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建设的集各类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于一身的“云农12316”云南益农信息社综合服务平台，专设了“培育教育”模块，同时还应增设“电商”模块，加入“本土化”和“农村化”的元素，用他们熟知的农产品，在他们熟悉的劳作场所，用浅显易懂的案例、简单明了的操作使农民掌握知识和技能[5]。这一平台在开展电商技能培育中也作为一项培育内容推送给培育农民，有助于农民群众学习电商技能，是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教育的一个新渠道。不仅拓宽了农民的学习渠道，而且能较好地提高和巩固电商技能培育效果。

随着时代变化，各种网络基础条件的改善，农民群众信息获取意识不断增强，电商技能培育工作在培育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让互联网成为电商技能培育的第二课堂，让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群体能按需选择，丰富培育渠道，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让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工作得到可持续发展。

3.2 设立新型职业农民电商培育专项资金

电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中占据重要位置，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常常是制约培育进程的首要因素。设立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专项资金作为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举措，这也是农村电商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命脉性问题。通过专项资金支持，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电商人才，保障其能够学习到更系统、专业、实用的电商技能及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一系列目标的重要抓手[6]。

3.3 电商技能培育形式多元化、更具针对性

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工作类型涉及面广，在开展培育中，一方面，结合农业产业类型发展需要开展培育，如三七种植户电商技能培育；另一方面，结合农业生产管理开展培育，如丘北辣椒等经济作物从田间到市场的操作流程培育，更注重实际需要，达到针对性与多元化的统一。从发展县域经济和农业产业的层面，培育就要考虑全县或更大范围内的实用性；从发展村级经济和促进一村一品的层面，在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环节，培育群体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主体开展，如返乡创业大学生、家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村个人独资企业，真正做到符合“针对性、实用性、实效性”原则。

培育还可以采取“课堂+田间地头”“课堂+养殖企业”“课堂+扶贫”的方式进行，丰富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培育模式，多元化齐头并进。1）广泛调查宣传，精心筛选学员。围绕文山州粮食、烟草、三七、辣椒、果蔬、中药材种植、淡水渔业、特色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电商人才需求，文山州各级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帮扶、互联网平台授课、电商技能人才下乡等，加大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2）注重师资建设，建立田间学校。州、县电商部门共同建设一支电商专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电商专兼职教师队伍，培育电商专业人才。

3.4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文山州各县城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实践”环节的缺失。这就导致职业教育机构的培育内容、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与现实脱节，无法满足现代农业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育内容的实效性、理论性、专业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要求，导致农民无法从职业培育中获得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和管理机制，培育机构与企业未能实现有效衔接，导致社会资源分散，政府财政压力过大[7-10]。

1）“双管制”模式。要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职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课本理论优势，推动农业企业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理论与实践有效衔接。

2）国家法律和政策保障。规定相关企业与登记入册的农民有全程按课时、高质量参与培育的义务，制定惠民利民政策，大力引进农业企业加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3）建立新型农业行业协会。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偏远地区农业行业协会整体成空壳状态，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功能不齐全。在此背景下，需要建立新型农业行会，切实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咨询、协助构建企业监督体系、监督并实施职业教育资格认定、保存并登记《职业教育合同》，并履行职业教育考试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