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何以“点头”
——重读丘迟《与陈伯之书》

卜兴蕾

与南朝文坛上的璀璨群星相比，丘迟或许不过是小文人。南齐时，丘迟曾为徐州刺史属官，预宴乐游苑，应诏赋诗，云“小臣信多幸，投生岂酬义”(《文选》卷二十《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小臣”即其自指。至萧衍平建康，丘迟得以入幕，“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其人虽“甚被礼遇”(《梁书·文学传》)，彼时所撰劝进诸文却早已散佚不存，而为萧衍执笔“禅让文诰”的任昉(《梁书·任昉传》)之类才是当时的大文人。

然而，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却称得上是大手笔。史载陈伯之接到丘书之后，便“于寿阳拥众八千归”(《梁书·陈伯之传》)，言下之意此书有劝降陈伯之的功劳。在后世，《与陈伯之书》更成为文章典范。非唯《文选》收入丘作，后来的总集、选本亦多留意此文。明清时期，专门的骈文选本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均载录丘书，此外，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亦收录是篇。《与陈伯之书》传诵千古，其经典性与影响力不言而喻。

丘迟这篇书信的首要读者，自然是陈伯之。然则，据《梁书》陈伯之本传记载，此人“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梁书·陈伯之传》)，如此粗鄙无文的武将是否能够读解丘迟来书，以致深受感召而归降梁朝？伴随丘文的流传，这一疑问也令后世读者困惑不已。

清人张云璈即怀疑此事真伪，认为“得书即降之说，亦史家粉饰耳”(《选学胶言》卷十七)。钱锺书也曾质疑丘书效用：“迟文藻徒佳，虽宝非用，不啻明珠投暗，明眸卖瞽，伯之初不能解。”正因陈伯之“不识书”，钱氏进一步设想：“使者致书将命，另传口语，方得诱动伯之，拥众归梁。”(《管锥编》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这似乎是说，“诱动”陈伯之归降的乃是所谓使者“另传”的“口语”而非丘迟来书。

不过，纵使陈伯之本人“不能解”，其幕中当有识书之士为之读解。王志坚推想：“当是幕中有人，然如此《书》，正可使顽石点头。”(《四六法海》卷七)高步瀛也表示：“伯之虽不识字，岂无左右与之详为解释者？”(《南北朝文举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顾农《丘迟和他的〈与陈伯之书〉》亦持此论，《名作欣赏[鉴赏版]》2005年第10期)实则幕中文士不仅可为陈伯之读解来书，甚至可能为之代拟覆函。三国时，同样寡文的武将曹洪曾致书曹丕，其文实乃陈琳手笔(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收入《文选》卷四一)，纵使能文如曹操者，身边也不乏阮瑀之类“捉刀”文士(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收入《文选》卷四二)。幕中文人为主解读书函乃至代作答辞，自东汉以来便是极平常之事，可觇陈伯之本人是否识书以及会否作书，殆无关紧要。

令后世读者疑惑的，与其说是陈伯之解书与否，倒不如说丘迟来书在陈伯之归梁事件中的效用究竟如何。是以钱锺书有“专恃迟《书》，必难奏效”(《管锥编》第4册)之论，要在消减丘迟一书的感召力。

读《梁书·陈伯之传》，易知陈伯之不但粗陋少文，行事更是反覆无常。正因陈伯之行事反覆、意志不坚，游说其人往往能够动摇其志：彼时陈伯之转投萧衍，便是萧衍利用苏隆之、郑伯伦反复“说”之使然；至于弃梁奔魏，则又受褚緭等人煽动所致。有此“前史”，丘迟“以书喻之”，使之归降，想来绝非难以奏效。就文学而论，寡文的陈伯之固然可视为“顽石”一块，但就性格来说，他并非坚如“顽石”，实乃颇易回转。纵然丘迟来书须经文士解说方能使陈伯之领会，但所传达的意旨也不应游离原文之外。如此看来，此事的关键在于：丘迟这封书信如何能使陈伯之“点头”？质言之，丘书到底击中了陈伯之何处要害？

陈伯之反覆无常，丘迟并非不知：

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以丘迟代表的萧梁立场来看，陈伯之于齐、梁易代之时投靠萧衍并助其成事，随后却弃梁奔魏，这两段往事正浓缩于“壮”“劣”二字，形成强烈反差。话已至此，通常会就“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继续声讨下去。不过丘迟随即从萧梁立场换到陈伯之的角度，仅谓：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

虽言“内”“外”二因，但之所以“不能内审诸己”，归根到底是“外受流言”所致。留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丘迟落笔的高明之处。

既然有意招降陈伯之，势不能不表明萧梁的态度。丘迟于是直言“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并用汉主纳朱鲔、魏君收张绣二事，强调萧梁“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的决心。此处虽类比昔日朱、张之事，却有意将陈伯之与“昔人”拉开距离，即所谓“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是说“昔人”尚且能够“弃瑕录用”，何况罪小而功大的陈伯之。如若伯之“迷途知返”“不远而复”，萧梁方面开出的条件是：

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

《资治通鉴》节录丘迟此书，这一段落即在其中，且胡三省对这四条逐字解说(《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遥想当时陈伯之接到丘书，身边文人对条款的说解，与注家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丘迟笔下，萧梁朝堂“功臣名将，雁行有序”，而北魏政局则混乱不堪。谓之“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复谓“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又谓“系颈蛮邸，县首藁街”，极言恶劣。如此来看，“借命”异邦的陈伯之，确乎如同“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

行文至此，丘迟分别从归梁与在魏两方，剖析陈伯之的现实处境，说理不可谓不精湛。然而，倘若细究起来，也不无破绽。不论北魏政局如何，陈伯之投魏后，魏“以伯之为持节、都督江、郢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公”(《魏书·田益宗传》附记陈伯之事迹；《梁书·陈伯之传》亦记)，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足见北魏待陈伯之不薄。况且陈伯之素乏远见，“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之忧，或许暂时还无从谈起。

按履历看，陈伯之在北魏期间，以魏将身份对战梁军，均获胜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梁武帝天监三年，504)，陈伯之“破萧衍将赵祖悦于东关”；魏正始三年(梁天监五年，506)，伯之又击破萧衍将昌义之于梁城(《魏书·世宗纪》《岛夷萧衍传》；《资治通鉴·梁纪一·天监三年》《梁纪二·天监五年》)。梁军屡不敌陈伯之，或因此，就在昌义之战败后一月，萧宏北伐，再遇陈伯之“与魏军来距”，时为萧宏记室的丘迟于是“以书喻之”(《梁书·文学传》《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可见，正是因为武力不敌，才换以文攻。

丘迟书中一再表示“主上屈法申恩”“当今皇帝盛明”，适与“恶积祸盈”的北魏君主形成鲜明对比。实则陈伯之归梁之后，虽复以为西豫州刺史，却“未之任”(《梁书·陈伯之传》)，盖“恐其复叛也”(《资治通鉴·梁纪二·天监五年》胡三省注)。此自是后话，但陈伯之受书之时，未必不会对在手的权势与凭空的许诺轻重权衡。纯就理性层面考虑，丘迟所示恩惠或不足以劝诱陈伯之改图。

除去申明在魏与归梁的利害，丘迟来书尚有一个看似无关宏旨、却极负盛名的段落：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经由描绘南方风物，援引廉颇、吴起故事，试图唤起陈伯之的思归之情。“将军”大可不信梁帝，也可不顾在魏的处境，然而，面对人皆有之的情感，陈伯之根本无从反驳。无怪乎《艺文类聚》编选说辞时节录丘迟此书，悉数刊落开示利害的说理笔墨，独留这段“情文”(欧阳询《艺文类聚·人部·说》)，隐然标榜此节在“说”上最得“神理之数”(《文心雕龙·情采》)。与之相较，《资治通鉴》但取“寻君去就之际”“主上屈法申恩”“将军鱼游于鼎沸之中”等说理文辞，盖为史家眼光，未得文心三昧。

有感于陈伯之归降一事，晚唐诗人钱珝写下了《春恨》(其一)：

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韦縠《才调集》卷一)

沈祖棻先生评价此诗：“完全抛开了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而只就私人生活，而且是私人生活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发挥。”(《唐人七绝诗浅释》，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这首诗与其说是写陈伯之，不如说是写丘迟笔下的陈伯之，诗中“秦淮芳草”“高台爱妾”云云，显然直接取自丘书。其实丘迟书中并非没有“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高台爱妾”之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但唯有“秦淮芳草”，像是放入文章中的一粒盐，如若没有这一粒盐，理性的劝服便少了文学的滋味，而恰恰是这一粒盐，令陈伯之这块“顽石”最终“点头”，也令后人在追忆这一政治事件时念念不忘“暮春三月”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