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笔谈经：袁枚《麒麟喊冤》“排郑”本末

王 楚

袁枚一生著作颇丰，涉猎甚广，蒋士铨特以“古来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题随园集》)赞其博通多能。袁枚的思想亦较驳杂，其诗“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其二二》)，既不喜尊奉郑玄、孔颖达注疏的汉学，又排斥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术立场复杂而独立。在《续子不语》中，有一篇三千余字的小说《麒麟喊冤》，即是袁枚凭借戏谑笔法讽刺汉、宋之学的奇文。尤其针对乾隆年间盛行的汉学，袁枚不惜以大量篇幅，百般挖苦汉儒的代表人物郑玄；并借小说之笔作考辨文章，庄谐并举，亦真亦幻，令人想见其手持数笔、意气纵横的神采。

《麒麟喊冤》的主要情节很简单：“奉汉排宋”的邱生于山中迷路，误入天帝藏书的文明殿，由殿前古衣冠者为其讲述郑玄之学在天庭的兴废，最后邱生有所感悟，尽弃所学。小说开端交代背景，称：

有邱生者，吴人也。幼习时文，屡试不售，怒曰：“宋儒误我！”乃尽烧其讲章语录，而从事于考据之学，奉郑康成、孔颖达为圣人，而渺视程、朱。

邱生专事考据，奉为经书作注、疏的郑、孔为圣，即谓改辙汉学。嗣后，邱生“坐古松之下，温习《仪礼注疏》”。忽而“白额虎衔之而去，行数里，乃掷于深谷中”，从而引领邱生来到文明殿前。被白额虎叼走的《仪礼注疏》一书，颇能体现清初、乾嘉时期学风，而《仪礼》文辞枯燥，韩愈已苦难读，其文风正站在袁枚“性灵派”主张的对立面，很适合邱生潜心攻读。

邱生在文明殿翻遍天帝藏书，发现竟无《六经》及其注疏。古衣冠者告诉他，这缘于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致动上帝之怒”。邱生探问个中详曲，乃答曰：

汝可知万国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盘古开辟以来，三皇五帝，莫不钦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数千年矣。忽然东汉末年，有五妖神头戴冕旒，身穿龙衮，闯入天宫，各称名号。其自称“赤熛怒”者，红面猬髯，状尤狞恶。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号“灵威仰”，衣黄者号“含枢纽”，衣白者号“白招拒”，衣黑者号“汴光纪”。竖眉昂首，哓哓嚷嚷，竟欲篡夺上帝之位，分据为五国。……适苍圣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谶纬妖言，汉人郑玄师弟所传，但召郑玄来，则不斗而自伏矣。”……见其(玄)举止老成，饮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动。

这篇小说有一个基本逻辑：学者们对经典的各种解释，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实际影响。此段讲到赤熛怒等五帝篡夺上帝(“天”)之位，根由便在经师诠释“天”的具体内涵时出现了新说。早先，神格化的最高主宰称“天”“昊天”或“帝”，西汉方士缪忌、东汉经师马融认为“太一”为天神中最贵者。时至汉末，郑玄将原本唯一的“天”拆分为六，包括“皇天北辰耀魄宝”与“上帝太微五帝”，前者为原来的“昊天上帝”，后称“上帝”者乃赤熛怒等五帝，如此便有了六个“天”。此说在郑玄自己的诠释体系中或能自洽，但因涉及祭天大礼，提出后不久即遭到王肃猛烈抨击，后世学者也多持非议。袁枚将五帝出现的时间定在“东汉末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流行于两汉之际的纬书《春秋·文耀勾》中已有五帝名号。刻意突出这一时间，无疑意在归咎郑玄。郑玄注经常引纬书，屡为后世学者诟病。

袁枚曾撰写一篇学术札记，专论郑玄经注不妥之处，题为《经注迂谬》(以下省作《迂谬》)，收在《随园随笔》之中，其中不少观点与《麒麟喊冤》相表里，文句也有部分重合，可视为《麒麟喊冤》的“学术底本”。关于“五帝”，《迂谬》就提道：“(郑玄)注‘胡然而帝也’云：‘帝，五帝也。’孔(颖达)疏便引灵威仰、赤熛怒以实之。”(同见《随园诗话》卷一)言孔氏疏不破注，直接引《文耀钩》原文襄赞康成，不免讹误益甚。在小说中，果然解铃还须系铃人，五帝顿时服帖，郑玄因此受到天帝信任，“凡郑所奏，帝亦颁行世间”。天帝不曾料到，在此之后将面临更多麻烦。

倘若学者的每一条解释、每一个观点都会“言出必行”，乃至化作千年铁则，不免令人忧惧。古衣冠者就说，郑玄之教行世既久，自有不少“必不能行”者，引得人间、天界不堪其苦。在此略举数条：

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头几乎压死。

此条本自《周礼·夏官·弁师》：“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郑注：“衮衣之冕十二斿，则用玉二百八十八。”贾疏：“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后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郑玄以为冕的前后皆有旒，所以得出二百八十八之数，其实冕只有前部有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重量理应减半。复有：

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几乎暍死。

“暍”即中暑。大裘是“王祀天之服”(《周礼·天官·司裘》)，郑玄引郑众注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贾疏云：“案《孝经·钩命诀》云：‘祭地之礼与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据衣服，则知昆仑神州亦用大裘可知。”若依此说，则无论冬祭、夏祭，天子都必须穿着黑羔裘。陆佃曾驳郑、贾之说(《元祐大裘议》)，不表。复有：

只许每日一食，须劝再食，天子之腹几乎饿死。

事见《礼记·礼器》：“天子一食。”郑注：“谓告饱也。”孔颖达疏：“‘一食’者，食犹飧也。尊者常以德为饱，不在食味，故一飧辄告饱，而待劝之乃更飧，故云一食也。”“德”是不能饱腹的，若无人劝食，“尊者”就只好饿着。《迂谬》讥曰：“何其作伪至此！”

除了在礼仪上造成诸多不便，郑玄的经说亦引出不少无辜受害者，其中便包括前来“喊冤”的麒麟。文曰：

一日，天帝坐紫薇宫，见云中飞下一兽来，龙鳞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虫，不践恶草，人人称为仁兽。必待圣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妄人郑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说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杀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议论，只好吓骗黄巾贼，见老郑便一齐下拜；使麒麟见之，必唾其面。”

“麟鼓郊天”一事，牵涉小说主旨与《随园随笔》的成书，且待后文详叙。由于郑玄曾论妇人之礼，仙妇们也大受干扰，纷纷告罪于天帝。麒麟控诉未毕，只见云中有众仙妇姗姗而来，其中一位跪奏曰：

妾姜氏，周王妃也。当时周王劝农，妾并不随行。今有妄人郑某，说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妾想妇人幽闺弱质，行不逾阈，岂有披霜冒雪出来劝农之理？北魏王肃曾言其非，唐人孔颖达将王大加呵斥，党同诬妄，一至于此！

“天子劝农，必与王后同行”的说法，出自郑玄笺《诗经·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之语：“曾孙，谓成王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对此，王肃曾以“妇人无阃外之事”予以驳斥，孔颖达则力辩郑玄不误，但较牵强。不过小说错将王肃身处的曹氏之“魏”写成了“北魏”，盖因二魏皆有王肃而误。想象周成王的王后、世子“披霜冒雪出来劝农”的场景，确实有些不妥。实则“曾孙”不必特指成王，朱熹就认为是“主祭者之称”，在典籍中也常代指诸侯，兹不细论。

又有“南国诸侯大夫之妻”上告郑玄另外两条罪状。二者皆是缘于郑玄的训解，使她们蒙受污名。分别是：

夫君外出，妾等心忧。“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言既见而心安，此人情也。郑训“觏”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

又训“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云妇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

前者本自《诗经·召南·草虫》。因为是《召南》中的官司，所以特言仙妇为“南国诸侯大夫之妻”。《草虫》中有一句：“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郑玄援引《易·系辞下》“男女觏精，万物化生”作解，并云：“觏，合也。男女以阴阳合其精气。”(孔疏引《周易》郑注)后一条的意旨更加显豁。所谓“五日为朝，六日不詹”，出自《诗经·小雅·采绿》。毛传说：“妇人五日一御。”郑玄解释为：“妇人过于时乃怨旷。”如此说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仙妇们会怒不可遏，声称：“妾等皆公侯淑女，不应贪淫至此！”

此时，麒麟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大概袁枚想到，若要尽情嘲弄郑玄，光是告倒他一人还不够，康成既然注《礼记》，殊不知编订《(小戴)礼记》的戴圣也值得好好批判一番，因而假麒麟之口笑道：

诸夫人但知责郑玄，不知责戴圣。圣造《礼经》，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灵囿中，与振振公子同游，见文王宫女，原无定数，多不过二三十人，并无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名号，亦从不见有“金环进之、银环退之”之条例。文王日昃不暇，乐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余妇哉？

“九嫔”之说出自《礼记·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金环银环”云云，出自《诗经·邶风·静女》的毛传。麒麟进而揭露戴圣“本系赃吏”，私德本就有亏，难怪会“造作宫闱经典，以媚昏主”。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时，确实“行治多不法”，事见《汉书·何武传》。学者私德本与学术是非无关，但用在攻讦文字中，威力倒也不容小觑。

听罢麒麟与仙妇的控告，天帝不免“大悔”，于是召来苍颉商量对策。苍颉审时度势，上奏天帝：“惟有召西方明心见性之人、学佛未成者来。”详询之下，范围得以缩小：“惟有少时借佛书参究一番，中年遁归周、孔者，墨行儒名，人才肯服。宋朝某某最佳。”毫无疑问，这里指的就是朱熹。尽管麒麟在旁争辩，说朱熹解经也难免对天地运行造成不便，但经过反复权衡，天帝还是接受了苍颉的举荐。相较针对汉儒的无情嘲弄，小说评论朱熹及其他宋儒的内容并不甚多，但众人的形象实在可笑。请看原文：

有褒衣博冠，手执太极圈者；有闭目指心，自称“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号“活泼泼”者。最后，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后，无人能扛此桶。唐人韩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与大颠和尚书札，搜出真赃，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况郑、孔，敢与我四人为难乎！”言未毕，果见赤熛怒、白招拒五妖神爬墙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权摄文明殿功曹。此汉学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无注疏也。

不难发现，宋儒的滑稽形象皆根基于各人的学术主张：“手执太极圈者”是周敦颐，他曾作《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自称‘常惺惺’”的应是谢良佐，“常惺惺”本为释家语，上蔡以“常惺惺法”论“敬”；“自号‘活泼泼’者”乃程颢，他曾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公孙丑上》)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河南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剩下只闻其声、未表其形的便是朱熹，他同三位先生一起扛起了“稻桶”(道统)。朱熹以韩愈《与大颠和尚书》“掀翻所抗之桶”一事，李贽早已讥之，称其以“亹亹千余言，必使之(韩愈)不为全人而后已”(《焚书·文公著书》)。此中牵涉一段学术公案，而本文只拟讨论袁枚《麒麟喊冤》与郑玄、汉学的关系，所以就此打住。

随着宋儒的到来，“五妖神”狼狈逃窜，注疏也遭斥退，天界终于恢复了暂时的太平。为何称“暂时”？因为古衣冠者透露了后续剧情：“宋儒此座，亦恐终不能久。现在陆(九渊)、王(阳明)二姓，本朝颜习斋(元)、李刚主(塨)、毛西河(奇龄)等，都与为难。”若要说起，便是另一段学术史了。

“麟鼓郊天”作为袁枚用以挖苦的郑玄重要情节，在一噱之余，尚有文外细情需要说明。“郊天必驳麒麟之皮蒙鼓”的说法并非出自郑玄的笺、注，而是一封题名孔融的书信，内容是：

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与诸卿书》)

袁枚抓住这个话头，在《随园随笔·迂谬》中大肆非议郑注，还搬出多位前代大儒，用以支撑己说：

孔融执子孙之礼以事郑玄，犹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说，以为康成名重，故“多臆说”，“若郊鼓必用麟皮，是写《孝经》必用曾子家竹简也”。虞翻亦极言其纰缪，故驳正康成一百八十事，后魏王肃尤多驳正，而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则附和穿凿，一字不敢置议矣。……同官博士马嘉运亦时时驳之，具载本传。

东吴虞翻曾“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数条，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三国志·虞翻传》注引《翻别传》)所驳数目与袁氏所言小差，但这百六十七事早已失载，不知是否言及麟鼓。王肃极力排郑，但目力所及，未见关于此事的驳语(此处时代误作“后魏”，前文已识)。马嘉运之事，见《旧唐书·孔颖达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马嘉运曾驳孔颖达不假，但若是郑玄的注中没有的内容，孔颖达不会凭空作疏，马嘉运自然也无可驳正。由此可见，“麟鼓郊天”的文献源头十分可疑，袁枚意图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恐怕不那么容易。

清代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孔融《与诸卿书》可能存在的问题。王鸣盛就对此书真伪深表怀疑，说：“孔融尊崇康成特至，何得有如许妄谭？”(《蛾术编·郑氏品藻》)钱大昕直接判定此乃托名伪作，论证也有理有据。其文曰：

予谓此必非孔文举之言，殆魏晋以后习王肃学者伪托而作。晋荀勖《中经簿》始有四部之分，文举汉人，安得称“四部书”？且郑君注三《礼》，初无麒麟皮冒鼓之说也。范蔚宗书及章怀注皆无此语，不可执无稽之谈以诬盛德。(《十驾斋养新录·御览载孔融语》)

此案遂成定谳。晚出的孙诒让观点比较平和，他怀疑汉季可能有“麟鼓郊天”之说，或者孔融之说只是一时嘲戏，但“要郑诸经注，实无是义，不可诬也”(《周礼正义·地官·鼓人》)。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欲为《与诸卿书》正名(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但要推翻钱说，似不甚有力。论述到此，郑玄迫害麒麟的罪名已经洗脱。

千余年后，袁枚在对孔融书中的“麟鼓郊天”搔首发问时，文献旧说给出的帮助相当有限，询诸友人，也未能收获满意的答复。根据《随园随笔》的记载可以推测，袁枚直到离世，对此问题的本末经纬仍旧不甚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自恃文胆，将诸多对郑玄与乾隆年间学风的不满敷演成一篇《麒麟喊冤》，在嬉笑怒骂间逞一时之快。

袁枚去世两年后，其子袁通、袁迟携《随笔》书稿拜谒孙星衍，孙星衍打开书稿首卷，便见《注经迂谬》中“麟鼓郊天”一事。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因此事受袁枚咨询，于是怀揣复杂的心情，在《随园随笔序》中如此答覆：

先生尝举“麟皮鼓郊天”及“凿尸颊饭唅”以问，时未及答。及检《汉书·王莽传》“冠麟韦之弁”，李奇注谓：“鹿皮冠。”《说文》谓麟为“大牝鹿”，与麒麟字异，知是鹿皮鼓耳。……惜不及告先生，聊书此慰挂剑之恨。(《平津馆文稿》卷下)

麟本是鹿，麟皮就是鹿皮，如果真有“麟鼓郊天”，所用不过是鹿皮鼓而已。孙星衍解释终于为这段漫长的考据画上句号，遗憾的是“不及告先生”。此番“挂剑”，犹如重新搬演萧梁时刘孝标与亡友论学的情景(《重答刘秣陵沼书》)，格外令人动容。

这段争论背后，是袁枚扬性灵、抑考据的主张。《麒麟喊冤》竭力“排郑”，便是排斥考据学风。袁枚不仅自己不主张考据，对身边涉足考据的友朋、后学也多有劝诫。孙星衍早年以诗才获得高名，但其志向却系于考据。袁枚对此极为不满，特意向孙星衍言明：

日前劝足下弃考据者，总为从前奉赠“奇才”二字，横据于胸中。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小仓山房尺牍·答孙渊如观察》)

以至相与约定：“如再有一字争考据者，请罚清酒三升，飞递于三千里之外。”多年以后，孙星衍翻阅这部犹如“罪证”的考据笔记，不禁反诘：“先生弃官山居五十年，实未尝一日废书，手评各史籍字迹历历犹在，则亦未尝不时时考据。”(《随园随笔序》)袁枚所不知的是，自己用以批判考据的考据成果，复被更为严谨的考据纠正。这样的结局，应是“麟鼓郊天”这类问题的最好收场。

袁枚好学博览，又喜议论，致使他在读书、治学之时，也难免用到考据手段，不免令其内心矛盾。就好似袁枚面对《随园随笔》的态度：他似有懊恼地对孙星衍说，此书只是“因五十年来看书甚多，苦不省记，择其新奇可喜者，随时摘录”，却不意“终有类于考据”。当江苏巡抚奇丰额意欲刊刻此书时，袁枚“苦辞”不与，并“请将此刻费选刻近人散骈文两体、古文之未开雕者”，以为如此乃是“发潜德之幽光，最为功德”(《答孙渊如观察》)。这样的说辞绝非虚矫。在《麒麟喊冤》的结尾，邱生问：“上帝何好？”古衣冠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好诗文。”此种诗文，自然是袁枚标举的“天然性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