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首都国企科技创新策源地对策研究

黄谦

首都国企地处北京、背靠中央，区位优势强、资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理应承担起成为首都科技创新发展策源地的责任。如何在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其在党建引领、市场导向、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更好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首都国企必须答好的一道新时代命题。

一、首都国企的特点

一是政治立场坚定。“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首都国企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国庆70周年、建党100周年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中承担服务保障重任，在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打赢蓝天保卫战等政治任务中争当排头兵，为首都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资源要素丰富。北京拥有90多所高校、1000多家科研院所、1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8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全国47%的两院院士；有全国第三所证券交易所；有117家中华老字号，占比超全国10%。密集的科技研发、金融政策和高端人才等要素支撑，再加上开放的全球市场、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服务配套，让其他区域难以望其项背，也让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更有底气。

三是转型需求强烈。为治理“大城市病”，北京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实现减量发展，目前已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3000余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1000余户，大量低端产业用地和占用建筑得以清空拆除，闲置的“工业大院”、非经营性资产和地下空间全面整顿。被腾退土地、厂房为首都国企“腾笼换鸟”构建高精尖产业蕴藏了巨大想象空间。上述特点决定了首都国企有需求、有条件、有能力在打造国际科创中心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使命。

二、首都国企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首都国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在定规划、建制度、调机构、强攻关、抓落地等基础工程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和阶段性成果。主要包括：创新驱动成为共识，企业创新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各类创新平台、海外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孵化载体、高精尖产业储备项目数量成倍增长；企业负责人对创新发展理解进一步加深，40余家首都国企成功实施员工持股和股权、分红激励改革；科技人员“主人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加快供给，出台国有企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若干措施，提出国有创投企业市场化运作、建立研发投入准备金制度等15条措施，国企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超10%；完善工资总额管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等制度，强化考核激励和预算资金引领作用。创新生態圈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700余个，累计投入经费超300亿元；与央企合作建设的5G示范园、轨道交通、氢燃料汽车等50余项重大项目在京落地发展；与中关村企业开展百余项创新合作，在自动驾驶、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技术创新成果。科技赋能成效初显。首都国企专利申请量、专利授予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以首钢“神舟”系列飞船特种材料、京东方柔性液晶屏为代表的科技成果持续涌现，一大批新技术在工厂车间、施工现场、商业社区等熟知的传统作业场所找到新应用场景。

但随着国企科技创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那些显而易见、轻而易举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再加上首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众多现实制约，首都国企科技创新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期内难以平衡和消化的结构性、体制性、长期性问题亟待破解。

（一）创新意识受到稳定属性的约束

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和超大型城市，是各种思潮的交汇地、各类利益和矛盾的聚集地，各项工作都处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维护安全稳定是最大的市情，也是首都国企的首要政治责任。但创新本质上是为打破稳定秩序，隐含着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承担，尤其是在各种思想交锋、权力掣肘和条件制约下，首都国企改革魄力不足、改革动作保守，难有因地制宜的先行先试，部分改革“形似而神不似”。比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在国企工资总额受限的前提下，“偏重劳动报酬，降低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分配比例”的初次分配结构有利于维持大多数职工稳定，但无法对关键人员形成有效激励；在考核评价方面，对科技研发的评价多与产品市场表现或劳动生产率等短期效益挂钩，有利于任期内企业稳定经营，但不利于长远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在容错机制方面，首都国企对于风险隐患的防范高度敏感，但缺乏系统科学且符合市场规律的免责情形，企业科技创新畏首畏尾；在创新合作方面，央企国企、民营龙头企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间存在体制隐性壁垒，开放协同、融合联动效应有待深化。

（二）创新驱动力与资源优势未形成有效支撑

丰富的资源如不加以合理利用不仅无法激发出改革活力，反而会阻碍创新改革走向成功。以北京为例，一方面，首都国企依托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时代红利，坐拥稳固的“护城河”和稳定的收益来源，形成了对土地房产等资源垄断、资金规模和人力成本等传统资源要素的依赖惯性，对创新驱动改革的迫切性不足；尤其是当技术突破带来产业颠覆性变革，那些老国企被倒逼要求破除“躺赢”思维定式、拆除既得利益藩篱时，改革的推行更是步履维艰。另一方面，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现象仍较为突出。数据显示，近几年北京科研投入占GDP比重约为6%，高于深圳、上海等超一线城市，但全社会研发投入近一半来自科研机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不足20%，这说明首都科技创新成果的本土企业转化率较低，企业对首都众多优质创新资源的利用不足。目前首都国企科技创新多是对现有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偏低，全市占比不足2%，人工智能、5G等起步较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专精特新”“瞪羚”企业的培育也还有较大差距。

（三）创新配套在疏解转型过程中有所削弱

在“疏整促”执行过程中，由于标准过严或“一刀切”等粗犷式管理，部分优质制造业企业被一并疏解，而高精尖产业建设速度未及时跟上，导致2021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跌至14.1%，比疏解前的2014年降低3.4个百分点，产业空心化风险有所加大，这给首都科技创新带来了新问题：一是研发与市场易脱节。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和企业研究机构在京内，而工厂车间等生产实体在京外的现实情况，大幅提高了沟通成本，形成了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间的“信息鸿沟”；二是区域产业配套能力较为薄弱。受津冀区域产业承接能力有限影响，环京地区制造业体系的品种门类有缺项、产业链条有堵点、集群衔接有断层，尚未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体系。有研究表明，北京市企业重要产品关键零部件在京津冀地区“零配套”比例高达28%，超过50%的科技成果需到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实现产业化，科创资源跨区配置趋势不容忽视；三是人员流失严重。许多迁出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薪资待遇又需要对标当地较低水平，不仅领军型、战略型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引不来、留不住，原有的成熟产业工人也逐渐流失。

三、打造首都国企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党对科技创新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加强党建引领，是首都国企科技创新工作形成攻坚克难必胜信念和强大合力的力量源泉，更是拿出刀刃向内魄力和自我革命勇气的坚强政治保证。一是企业负责人应坚持“四个亲自”，科技创新是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工作，必须列为“一把手”工程，通过“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项目亲自过问、重要节点亲自推动、重大问题亲自协调”抓好落实。二是强化思想引领作用，通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等形式主动“走出去”“引进来”，带领各级干部职工提格局、拓视野，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只有勇于创新才能真正达到以“进”促“稳”的效果。三是充分发挥监督利剑作用，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考核，并纳入各级巡视巡察清单，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构发挥监督职责，通过“前抓后督”抓实抓牢科技创新。

（二）推进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

创新资源的粗放利用和流通不畅，表面是利益分配不合理，根子在体制机制不完善。因此，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积极盘活“技术、资金、人才”科技创新“三要素”，是改革的重要发力点。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探索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科研人员激励约束机制，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全面激发创造内生动力；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艺和技术开发相配套的研发体系，形成高效运行的梯次研发结构；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新机制，促进“政产学研用金服”生态圈资源寻优配强，充分调动外部创新资源。二是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定位于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首都科技創新发展的差异化竞争力，首都国企应加强产融结合对接，有效发挥资本“放大器”功能，在降低融资成本、规范公司治理和扩大市场影响的基础上，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企业快速成长—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辐射效应。三是强化人才强企战略。完善开放灵活的科技人才引进机制，优化领军型、战略型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发现机制，加快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氛围，善于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把各类人才、技术整合起来，为首都所用，规模化提升人才竞争力。

（三）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战

科技创新不能面面俱到，更不能患得患失，应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锚定发展目标、集中优势力量，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实现高度契合首都核心功能的科技创新发展。一是聚焦“卡脖子”技术突破。在有基础、有空间的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新材料、关键仪器设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布局新兴产业，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龙头企业应充分发挥带动作用，增强产业配套能力和发展韧性。二是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对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低碳燃料及原料替代、高效节能降耗及超洁净排放、超低能耗及零碳建筑体系等先进绿色适用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以技术变革促进北京区域率先完成“碳中和”目标。三是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制造业企业工业数据采集的精准度和高效性，打造工艺流程的“数字孪生”，加快推动智能生产设备向“互联网+制造”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一批灯塔工厂、数字车间、智慧园区、智能楼宇以及工业互联网，加快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

（四）加强创新链和供应链产业链融合配套

企业科技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提高竞争壁垒、增强市场控制力、提升经营效益，反过来更高的利润也能“反哺”科研再投入，从而形成正向的良性创新循环体系，因此科技创新必须从研发走向应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是强化科技成果源头供给和需求对接。加大首都各创新主体间的内部资源整合和产业链协同力度，围绕产业链构建要素共生互生的产业生态系统，发挥“链长制”作用，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推进跨企业、跨产业、跨领域的协同增效。二是加大技术经理、产品经理培养力度。着力培养一批熟悉科技创新规律、市场需求和企业管理的专业化队伍，把科技成果精准有效“嫁接”到首都现代化经济产业布局中。三是坚持创新产业“脱虚向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是制造业，首都国企应坚持推动低端制造业“应疏尽疏”、一般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高端制造业加速回流同向发力，确保首都制造业始终保持“标准化制造体系、高效率生产能力和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等完善的配套条件。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将愈加明显。在此大背景下，首都国企应坚持首善标准，聚焦首都核心功能定位，强化资源禀赋优势，加快转思想、改体制、扩资金、引人才、强配套，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首都国企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