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河侧畔话包公

钱声广

包公塑像与包公祠（在肇庆市端州区）

在我故乡省会（合肥）旧城的东南面，有一条东西长约5公里的河，河面宽绰，亭台水榭，曲桥径渡。它就是包河。漫步在它浓荫如带的岸边，望着香花墩上那白墙青瓦的包公祠，不由得会对那位近千年前在民间被亲切称呼为“包青天”的包拯生出崇敬之情。

那一湾清流的包河，相传是当年宋仁宗赐予包家的，以示嘉奖包拯的丰功伟绩。起初宋仁宗是想将半个庐州城赏赐给包拯的，没想到包拯坚辞不受。他对仁宗皇帝说：“臣做官是为国家和黎民百姓，不是为了请赏，所以我不能要。”宋仁宗听了暗暗称赞，但又觉得一点都不赏赐，心里也过意不去，于是便将包家门前的那段人工河赏赐给包拯。包拯心想河不比田地，不好分，不好卖，富不了，也穷不尽，便谢恩接受了。从此包拯的后代依此河而居，靠养鱼植藕为生，因而包河之名就这样叫开了。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少年时的包拯性直敦厚，以孝闻名。天圣五年（1027年），他登进士第，因父母年事已高，便辞官照顾，直到双亲辞世后，36岁才重新踏入仕途。在他入仕为官的20多年里，曾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最高官职做到枢密副使。

关于包拯，史书记载不多（《宋史·包拯列传》记有1600余字），不像欧阳修、苏东坡他们那样有着大量的诗文传世；不过包公事迹却另以传说、神话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宋史·包拯列传》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是的，古往今来，世人凭吊包拯无不赞颂他为官清正廉洁，公正刚毅，不阿权势，铁面无私。诸如陈州放粮、包公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民间传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因而他给人们的印象大多是黑黑的脸膛，故称其为“黑脸包公”；更因其执法严峻，而把他与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后世民间信仰将他奉为神明，其在海内外华人地区极受崇拜。前些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长达200多集，尽管很多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政治清明的期待。

其实，包拯的“包青天”之名始于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任上。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从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市）令转任端州知军州事，这是包拯仕途中第一次担任州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那时的端州是一个“土旷民惰，不力于耕，夷僚杂居”的蛮荒之地，且又远离中原，经济落后，语言不通。很多官员把到端州做官看作畏途，避恐不及，想法设法走门子，找关系，另谋升迁之道。然而，包拯接到任命后，却没有任何犹豫，义无反顾地赶赴端州履职。他说，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就必须要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

我在读到包拯的这段故事时，深深地被他那种奉献担当精神和爱国爱民情怀所感动。事实也验证了他不是那种说大话、放空炮的人，而是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干家。他在主政端州期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为民务实之事，努力践行他“清廉正直、忠心报国、为民造福、无愧于后人”的为官初心和理念。

据《肇庆府志》记载，包拯之时，宋代端州经常出现“春瘴”疫情，整个端州变成了一个疫区。包拯到任后，不顾自身安危，爬山涉水，进村入户，走访排查，寻找“春瘴”源头，终于发现疫情原是老百姓饮用不干净的河水所致。症结找到后，他仿照老家的做法，带领端州百姓开始挖井，利用井水代替河水，纠正不良的卫生习惯，从而使疫情得到彻底根除。百姓感激涕零，称这些井为“包公井”。至今肇庆城内还保留有3口“包公井”。

作为一方官员，包拯在端州期间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当时西江水患频发。包拯身体力行，带领军民进行大规模地筑堤排沥，在城郊开渠凿池，变水患为水利，大力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修建粮仓储备粮食，使端州百姓的生活逐日见好。生活条件好转之后，他又着手抓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没钱建学堂，他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创办了一所带有官学性质的星岩书院，让学子们能够受到教育，为岭南培育人才。

开封博物馆《开封府题名记》碑『包拯』名字处的凹坑

应该说包拯在端州期间，对砚赋的治理是最为棘手的。端州当地盛产一种极为珍贵的端砚，名列四大名砚之首，被列为朝廷贡品。一些地方官员便把端砚作为巴结朝中显贵的敲门砖，在进贡的数量上层层加码，以贡数的数十倍征收，砚工苦不堪言。包拯履任后，了解到积习已久的砚赋之弊，遂力排众议，冲破阻力，下令端砚只征贡数，余者由百姓自由买卖，对多征者严惩不贷，一下子就理顺了端砚市场。砚工深为感激。

经过三年（《宋史》本传谓一年）的艰难治理，端州的贫穷落后面貌开始改变，社会治安和民风也日趋见好，连在水上生活的疍民与在深山里生活的瑶民也纷纷归化。包拯于端州的主政，端州百姓称之为“神明之政”，齐赞包拯为“包青天”。

在民间，老百姓对官员的判断，没有太多太大的道理，有时就两个字——“好官”“坏官”，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对于一方官员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心里自有一面镜子，知道你是清还是浊，是好还是坏。包拯去世后第二年，端州百姓就修祠纪念他。开封、合肥也都建有包公祠，足见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了。

开封博物馆有通《开封府题名记》石碑。该碑内容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145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名录，共183人次，独独“包拯”的名字被磨掉了，只留下指肚大小的凹坑。搜索“包拯”名字为何被磨掉，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包拯在为官期间备受百姓敬仰，人们瞻仰题名记碑时，见到包拯的名字，即以手触之，表示敬重；另一说是，民间流传“如果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题名记碑上包拯的名字，手指不会发黑，反之手指就会发黑”。据史籍记载，到了南宋时，碑上“包拯”的名字就已被摩挲得“指痕甚深”了；再历经元明清民国，包拯的名字便从石碑上消失了。

有道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论哪朝哪代，那些勤政爱民的清官会永远被人民崇敬和牢记。包拯如是，时下的人民公仆也应如是。诚可谓，心碑不灭，包公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