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郑 洲 赵雅洁

(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自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经济学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如美国经济学家德内拉·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保罗·艾里奇的《人口爆炸》、朱利安·L·西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等都对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如果仅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的角度(即总量或增量的视角)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即结构的视角)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样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新颖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等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研究都只关心人口总量规模或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的变量”;[1]国内学者蔡昉等也同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故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引人注目的人口红利理论,在应用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奇迹所表现出非凡的理论与经验说服力,突破了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主要关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统,转而把关注点放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3]于是,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却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2000-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个百分点和2.72个百分点。[4]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深化,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与“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忧。事实上,人口生育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下降是转型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如果要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把提升全社会创新型人力资本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逐步提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素质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释放“新人口红利”,形成质量型“人口红利”(亦称“人力资本红利”),以缓解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助力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其经济发展一直受制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如何在转型期为其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一直备受瞩目。虽然西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但由于西藏人口总量相对较少,2020年西藏全区常住人口仅为364.8万人;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落后的交通条件以及国家对其“重要的生态文明屏障”的战略定位等因素影响,自然资源开发受到一定限制,自然资源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较小。虽然西藏全区教育经费投入从2001年的10.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316.5亿元,投入力度与增长速度均较为显著,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藏教育事业发展仍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规模较小,尤其是农牧区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人力资源开发相对滞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2020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谋划西藏未来经济发展,理应对未来西藏人口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科学研判,以期为新时代深度挖掘西藏人力资本红利、持续推进西藏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指导及政策建议。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回顾

一是关于“人口红利”及“人力资本红利”内涵研究。“人口红利”一词出现之前,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谈论更多的是人口转变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98年,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转变引起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使得某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且比重较大、少儿人口数量较少且比重较小,由此产生了支撑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使经济增长在更高的速度上、在较长时间里得以持续,成为赶超成功的关键因素,时称“人口大礼”;[5]2003年,David E.Bloom等明确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即“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较快并且占比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由此形成独特的增长源泉。”[1]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研究中仅仅关注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红利更加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红利的定义已清楚地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作用不仅已被考虑进来,而且被认为是计算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

“人口红利”虽由国外学者提出,但国内学者对此研究方兴未艾。王德文、蔡昉等首次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6]蔡昉认为,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较快,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充足带来的高生产率、高储蓄率导致的高资本积累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这种情形被称作为“人口红利”;[7]一旦能够将人口红利优势转化为就业和投资,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8]此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俨然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伴随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人口红利表现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人口红利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人力资本红利。胡鞍钢认为,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远大于劳动者数量,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再创人力资本红利,为“经济起飞”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撑;[9]人力资本红利会以教育红利外溢、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劳动力转移至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10]涂舒等提出了“新人口红利”概念;[11]李钢等认为,由劳动力素质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质量型人口红利”,其作用机制通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2]张同斌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发生变化,人力资本红利将逐渐取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13]原新等认为“人口红利”有数量型和质量型之分,前者以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后者以人力资本为基础,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潜力更大且更具可持续性。[14]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优势尚存,但主导作用将逐渐让步于人口质量优势,并在相关数理模型中得到验证。[15]

二是关于“人口红利”及“人力资本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总量的增长或者人口增速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David E.Bloom等通过对东亚经济奇迹研究计算得出,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33%。[5]国内学者基于不同时期的GDP数据,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丰等计算得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15%;[16]王金营等计算得出1978-2007年人口抚养比降低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7.23%;[17]车士义等计算得出1978-2008年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7%;[18]薛斯等计算得出1978-2009年数量型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度约为15%;[19]杨成钢等计算得出1989-2014年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20]实证研究结果虽无统一的精确值,但可得出基本判断,人口数量红利对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GDP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在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消减的同时,人口质量红利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穆光宗认为,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决定了我们所能收获的人口红利大小;[21]李德煌等认为,人力资本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2]钟水映等基于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当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03年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将可以完全抵消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23]李钢等研究发现,自2016年起随着劳动力素质逐步改善,大约每年能提高2%的经济增长率;[12]薛斯等计算得出1978-2009年质量型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度为6.1%,质量型人口红利将成为“新人口红利”的主要形式;[19]杨成钢计算得出1989-2014年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从2010年起人口质量红利已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20]

三是关于人口红利的区域化研究及人口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人口红利研究大多是基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但各区域之间异质性较强。钟水映等基于1990-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对东、中、西部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不显著;[24]王婷等通过测度2006-2010年我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发现东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5]赵春燕基于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26]虽然全国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人力资本红利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但区域差异仍值得关注;而且,分区域进行专题研究能够深入反映人力资本形成机制,方便我们比较人力资本红利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虽然西藏人口结构转变总体上符合我国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但对于特定区域民族人口分布特点、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其人口结构转变还表现出一些个别特征。如何从西藏人口现象的实际特征出发,分析西藏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研判西藏是否也会步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其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将于何时开启?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以及如何把握人口红利机遇以促进西藏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何景熙等认为,2010-2030年西藏将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27]郭志仪等对西藏2006-2050年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西藏“人口红利”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28]廖桂蓉等指出,我们在看到西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这一“人口红利”的同时,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抚养负担重等地域性的年龄结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29]杨帆等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10%以上,但未来人口老龄化难以避免,西藏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30]杨成洲等以“七普”数据为基础,得出“当前西藏仍处在人口红利期”的结论。[3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多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为着眼点,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而且,现有研究一般分别探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人口质量红利(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尚未有学者对西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际上,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所反映的都是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人口质量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的横向延伸,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故本文将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中,从人口红利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二、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西藏人口红利特征分析

从经济增长理论诞生之日起,经济学家们就把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且能投入到实际劳动生产的人口。劳动力一直是生产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在资源充分、要素具有正的替代弹性的条件下,劳动投入越多,则总产出越大。

(一)西藏人口转变进程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性

从1982年西藏自治区首次在全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算起,西藏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特别是自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援藏省市的无私援助下,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进步,西藏人口已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2001-2020年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17‰,高于同期全国整体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使西藏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西藏自治区常住人口数量从2001年的263.5万增加至2020年的364.8万,增长率达38.44%,年均增长率为1.73%。2020年,在西藏自治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24.53%、15-64岁人口占比为69.8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5.67%。西藏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占比大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意味着全社会的生产性增强,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即潜在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与此同时,2001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仅为131.8亿元;2020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已达1830.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4.85%。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经济连续二十多年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西藏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由此可以看出,西藏人口转变进程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性。

(二)西藏总人口抚养比较低与人口红利窗口期形成

2001-2020年,西藏总人口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在2008-2010年期间有所下降后,2010年后又略有回升,但上升幅度不大。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总人口抚养比的高低走势是判断数量型人口红利收获时机的主要风向标,其中,较低的老年抚养比,使得家庭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储蓄率相对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则能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进而有助于加速经济增长。同时,较低的少儿抚养比,使得家庭会更加重视在教育及健康方面的投资,进而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的标准,2020年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5.67%,由此看来,西藏劳动年龄人口处于较为充足的状态,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也处于较低水平,使得总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本文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西藏仍将处于对经济增长有利的人口红利窗口期。

(三)西藏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与劳动力配置效率不断提升

2001-2020年,西藏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一三二”到“三一二”再到“三二一”的三次重大变化。2020年,西藏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50.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98.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5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1%。随着西藏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西藏农牧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2020年,西藏全区流动人口数到达89.22万,人口流动率增长至24.46%,已接近同期全国人口流动率(26.62%),其中,区内流动人口从不足10万增长到48.51万,跨省流入人口从16.54万增长到40.71万。区内流动人口增速明显快于跨省流入人口,区内人口的流动性也更加频繁。[31]人口流动所引致的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这对推动西藏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对于西藏这种欠发达地区而言,通常其收获人口红利的过程也伴随着其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西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农牧业部门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人口与人口自然增长共同贡献于西藏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这既是西藏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体现,也是西藏人口红利效应的具体表现。

综上看来,在西藏人口转变过程中,随着西藏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上西藏形成了相对较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总人口抚养又比较低,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经济增长的人口数量红利。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是劳动力数量,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基于此,西藏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机遇还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人力资本红利,进而为实现西藏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能。

三、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测算

(一)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测算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及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32]8-13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对人力资本展开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人力资本测算的计量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等。其中,“成本法”主要是从教育、卫生保健投入等角度进行测算,并参照物质资本的理论方法测度人力资本,但这种计算方法可能会过高估计人力资本存量;“收入法”主要是从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收益角度进行测算,但这种方法需要在人口、劳动力及薪酬方面较为完备的统计资料,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统计资料还不够完备,故使用起来有一定难度。故国内较多采用“教育指标法”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如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各学历层次劳动力比重等指标代表人力资本,如果仅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则会忽视人力资本的其他影响因素。综合学术界现有人力资本综合存量测量方法,本文借鉴和参考李德煌等建立的人力资本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健康和劳动力流动四个维度构建西藏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22]

(二)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评价指标体系

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大小,受全区人口的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及合理流动等因素影响。为了更好地测度西藏人力资本受这些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本文根据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从以下四个维度设置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评价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西藏人力资本存量评价指标体系

(1)在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本文选取了5个指标。①平均受教育年限X1(年),该指标反映西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②年度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X2(人),该指标反映西藏全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基本不识字的人口数;③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X3(%),该指标反映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的学生比重;④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X4(人),该指标反映西藏全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数量;⑤全区教育经费X5(万元),该指标反映西藏自治区每年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费用。

(2)在西藏劳动力再培训方面,本文选取了2个指标。①R&D经费X6(万元),该指标反映西藏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在新领域、新技能方面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②本年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数X7(个),该指标反映西藏劳动力通过完成统一认证考试、参加实践考察、提交证明材料后获得的职业技能证书数量。

(3)在西藏人口健康促进方面,本文选取了4个二级指标。①婴儿成活率X8(%),该指标反映西藏基层医疗卫生条件,由于婴儿时健康状况会影响其一生的成长,故该指标还能较好地预示未来西藏人力资本状况;②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X9(张),该指标反映西藏每千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③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X10(人),该指标反映西藏每千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数;④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X11(人),该指标反映西藏城镇非从业居民和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数。

(4)在西藏劳动力流动方面,本文选取了4个二级指标。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12(%),该指标反映西藏全区15-64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部分人口是参与劳动生产并为整个社会提供赖以生存的劳动成果的主要群体,该部分人口数量的多少会对西藏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数量型人口红利),故本文用该指标衡量西藏人力资本配置质量,即衡量西藏人力资本中迁移与流动资本;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3(元),该指标反映西藏人力资本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③全区客运总量X14(万人),该指标反映一定时期内西藏全区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的旅客数量;④城镇人口所占比重X15(%),该指标通过西藏城镇人口比例的变化反映劳动力对地区选择的偏好,城镇作为西藏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中心,它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效能的全面发挥。

(三)样本数据与测算结果

本文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2001-2020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由于部分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对数据进行填充;然后,利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把多个指标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有变量大部分信息的综合指标,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2所示,H1表示影响西藏人力资本的人口质量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人)、全区教育经费(万元)、R&D经费(万元)、本年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数(人)、婴儿成活率(%)、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全区客运总量(万人)、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等14个因素;H2表示影响西藏人力资本的人口数量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年度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人),它们各自载荷见表2。

表2 旋转成分矩阵

根据表2显示的两个主因子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两个主因子的值,其中:

H1=0.814X1-0.533X2+0.662X3+0.590X4+0.972X5+0.932X6+0.744X7+0.865X8+0.899X9+0.977X10+0.899X11-0.003X12+0.957X13+0.398X14+0.963X15

H2=0.388X1-0.703X2-0.656X3+0.733X4+0.200X5+0.288X6+0.204X7+0.422X8+0.221X9+0.026X10+0.062X11+0.887X12+0.268X13+0.700X14+0.244X15

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变化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2001-2020年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如在2006年、2016年短暂下降后又继续保持持续上升态势,表明西藏人力资本积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总体上呈持续上升态势,具体见图1。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比较符合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西藏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

图1 2001-2020年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变化趋势

四、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一)扩展Solow模型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只考虑了物质资本K与劳动投入L两个生产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创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增长,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水平。[33]115-118索洛从生产函数入手,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之和,较为简练地反映出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并认为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技术外生的前提下,经济产出Y与物质资本K、劳动投入L有关。本文基于扩展Solow模型,将人力资本H作为与物质资本K、劳动投入L同等性质的要素投入看待,将技术进步率看成外生的变量,用公式表示为:

(1)

其中,Yt代表产出(即西藏地区生产总值),Kt代表资本(即西藏地区物质资本形成总额),Lt代表劳动投入(即西藏地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Ht代表人力资本(即西藏地区人力资本综合存量)。A为技术进步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γ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本文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则α+β+γ=1。μt为模型随机干扰项,由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等未观测变量所决定。为了进行比较,(1)式经对数变换后,得到(2)式:

(2)

如(2)式所示,在技术进步外生条件下,西藏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技术进步产出弹性乘积、资本增长率与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劳动增长率与劳动产出弹性乘积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率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四个部分构成。

(二)样本数据与计算结果

模型的样本数据是综合采用2001-2020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西藏地区生产总值Y(GDP)、物质资本K(资本存量)、劳动投入L(从业人员数)及人力资本存量H,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及人力资本存量等指标都经过了技术处理,各个指标的数据值详见表4。

表4 各指标数据值

本文应用Eviews11.0对表4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要素产出弹性系数

根据表5可以看出,Ln(K/L)、Ln(H/L)的t值分别为8.24、15.56,均大于2;同时,Sig.值均为0,均小于0.05,表明这两个变量在5%水平上对因变量Ln( Y/L) 解释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R2达到0.997,说明模型对数据拟合的程度较高。这进一步表明西藏地区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从业人员数及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符合扩展Solow模型。本文把求得的标准化系数带入(1)式,即可得出扩展的西藏经济增长模型:

(3)

从(3)式扩展的西藏经济增长模型可知,在西藏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α为0.293)略高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γ为0.268),表明西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实现的;同时,劳动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产出影响依然较大(β为0.439),表明西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效应依然较为明显;但劳动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贡献率均比较低,后面还将提及,故此处不再赘述。近年来,西藏通过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稳步提高进而释放发展新动能,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接近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尽管目前西藏经济增长仍然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支持,而且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还不够显著,但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呈逐年加大的趋势。本文认为,随着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显著。根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人力资本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未来,随着西藏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将不断提高西藏地区其他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以此全面提升西藏经济发展质量。

(三)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本文上面计算得出的扩展的西藏经济增长模型,可求得西藏经济增长方程;再利用西藏经济增长方程,即可以求出2001-2020年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可求得西藏经济增长方程:

(4)

再由(4)式求得各要素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5)

现将2001-2020年西藏地区各年度的Y、K、L、H值及相应指标计算值分别代入(4)式和(5)式,即可得到2001-2020年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见表6:

表6 2001-2020年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表6可以看出,2001-2020年西藏地区经济增长率(即Y增长率)为14.9%,这跟本文前面计算得到的“西藏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4.85%”的结果高度一致。本文实证分析发现,2001-2020年各要素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作用如下:(1)人力资本投入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最高,为36.21%;同时人力资本增长率(即H增长率)也是最高,为20.13%。表明随着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已占据主导地位,西藏质量型人口红利效应已初步显现。(2)物质资本投入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次之,为31.81%;同时物质资本增长率(即K增长率)也位居第二,为16.2%。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在西藏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跟西藏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在跨越式发展阶段需要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是高度吻合的。(3)劳动投入在西藏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最低,仅为6.73%;同时劳动增长率(即L增长率)也是最低,仅为1.6%,表明西藏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缓以及劳动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减弱,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退。综合看来,西藏与全国一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单纯依赖大量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未来都有必要通过不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人口红利驱动向人力资本红利驱动转变,实现西藏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和推进创新型驱动增长。[34]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人口红利分析视角,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首先对西藏人口红利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然后,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健康及劳动力流动四个维度建立西藏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西藏人力资本综合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存量并构建扩展的西藏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引入2001-202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物质资本、三次从业人员数及人力资本存量等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西藏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较为明显,但人口数量红利优势逐步减退。在西藏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占比高等特点,形成了相对较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加上总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均比较低,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近年来随着西藏劳动年龄人口增速逐步减缓以及劳动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逐步减弱,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逐步减退。

第二,就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来看,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0.439)>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α为0.293)>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γ为0.268)。这表明西藏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劳动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这跟西藏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在跨越式发展阶段需要依赖大量劳动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是高度吻合的。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西藏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生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藏在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单纯地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

第三,就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人力资本贡献率(36.21%)>物质资本贡献率(31.81%)>劳动投入贡献率(6.73%)。这表明随着西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不断提升,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提升了西藏劳动生产率与整体经济效率,西藏质量型人口红利效应(即人力资本红利)已初步显现,人力资本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已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西藏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特殊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本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合理配置;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如2002-2019年江苏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8%),[35]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显不足;而且,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亟待提升。

第四,就各要素增长率与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者关系来看,大致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各要素增长率越高,那么它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越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增长率(H增长率)最高,为20.13%,人力资本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最高,为36.21%;其次,物质资本增长率(即K增长率)位居第二,为16.2%,物质资本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次之,为31.81%;最后,劳动投入增长率(即L增长率)最低,仅为1.6%,劳动投入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最低,仅为6.73%。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近年来西藏人口生育水平已明显下降,人口增速减缓是西藏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牢牢把握当前西藏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机遇,健全完善西藏经济、社会等政策措施,使其与“人口红利”窗口期相匹配,切实推动西藏“人口红利”向“经济红利”转变。第二,立足西藏现有“人口数量红利”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并将其发展成果投资于西藏人口教育、健康、劳动力培训等领域,不断提升西藏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水平,切实推动西藏“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以人口质量提升西藏经济增长效率。第三,高度重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努力提升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为推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新西藏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通过系统推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构建创新型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与激励机制,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第四,不断优化西藏人力资源配置及行业分布,鼓励高素质人才进入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培育新业态,拓展新市场,逐步改变“人才相对集中于西藏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而企业单位人才相对奇缺”的现象,努力提升西藏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力推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