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一路向北

北京电影学院 徐柠

一

每座城市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像是被高架桥横穿的十字路口，步行街上挂着的发黄的广告牌，清晨拥挤的公交车站……当黑夜降临时，相似的霓虹灯，相似的男男女女，相似的碎玻璃声和乱飞的纸屑，总能不自觉地让人忘记自己身处何地。被称作“异乡者”的他们，不停歇地徘徊在昏昏欲睡的人流中。

十八岁刚到北京的时候是一个雨天，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在北京站下车。北京站很旧，冬季凌晨四点的天空还没亮，人们挤在屋檐下和旁边的炸鸡店里，暗中竞争一个可以趴着睡觉的地方。我的行李箱也装了不少东西，拖拽起来很是费力，索性挪到一个角落里，靠着墙睡了一会儿。人群在微弱的光里变成一朵朵移动的乌云，人们很有默契地穿着暗色的羽绒服，偶尔有几个小孩子跳出来才会眼前一亮。

雨停的时候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到了学校。司机很热情，这是我第一次与北方人说话，显得极其拘谨，司机总在叹着气让我说话声音大一些，我抱歉地笑了笑，假装要回消息的样子不停翻看微信——实际上并没有人给我发消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雨突然开始变大，路被栏杆封住，司机说只能送到这儿了。

时间还早，我不确定能否找到问路的人，淋雨沿着路边兜了几圈，也没能找到进去的路。我感觉刘海已经一缕缕贴在额头上，水滴顺着下巴落在了衣服上。远远地看到有个人围着红围巾在前方，还没等我过去询问，她已经走过来了。

“还是学生啊？”能听出来她不是本地人，甚至口音还有些熟悉。我点点头，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她试图把行李从我手上抢走，我说不用不用，因为她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了，让长辈帮忙拿东西总归是不太好意思的。她咂了下嘴，一副不容反驳的样子提起箱子，领着我进了学校。

“箱子放那儿。你是到得最早的，淋雨了吧？小姑娘，你一个人来的啊？”我应了下来，她忙着给我倒开水。大厅里灯光明亮，我才看清她的模样，脸上细碎的皱纹随着说话的幅度拧在一起，手腕上有常见的金手镯，红色的丝巾围住脖子，在黑色的衣服上显得很突出。她坐在我边上，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了自我介绍。

“哎呀，我也不是本地人……我是这边的阿姨，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的，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安徽的。

“哦！那我们离得很近，我是江苏的。我儿子在……他在那个，江南大学读书，唉，我平时就在北京这边给他挣钱。”

听闻我的家乡和她的家乡很近，她一下子开心了起来，自顾自讲述起她的故事。作为年长的“北漂”，她在北京打工已久，平时在学校里干干保洁。大城市工资高，自己拮据些，儿子的生活便宽裕些，只是在当“阿姨”这一行的“北漂”中，也分个三六九等。聊到一半，人渐渐多了起来。一位看起来比她年轻些的阿姨在我们身后出现了，敲着她的桌子，大声责问着：“都几点了啊，还在这儿聊天？”我被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忙回头看。年轻些的阿姨应该是主管一类的角色，气质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没说话，等这位主管走了之后，我们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

“别理她。”阿姨还想继续之前的聊天，我却怕她再受指责，况且老师应该也来了，我也得去办理自己的手续了。

“好吧，小姑娘，以后再跟你聊天，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帮忙，千万别不好意思讲。”走之前她朝我笑着挤挤眼睛，仿佛我们已经是认识很久的“姐妹”了，我也点着头说好啊好啊。

二

北方的冬天是凛冽的，南方人一时难以适应裹挟着尘土盖在脸上的狂风，室内干燥的空气似乎要把水分抽干，鼻腔在呼吸之间袭来阵阵灼热感。带着对这座城市的一丝埋怨，我反抗似的想要在有限的条件里营造出南方冬天的氛围，冒着水汽的浴室、垫在被子下的热水袋，时刻播放着的电影……直到我发现学生宿舍里热水的存活时间是五分钟，暖气管苟延残喘地微微发热，无线网也只是徒有其表，网络根本连接不上。与学校沟通了一个月也没有效果，在我的强烈不满下只得答应帮我换一间房间。

搬宿舍那天早早就被敲门声吵醒了，我揉着眼睛开了门，来者解释自己是来帮忙的，顺便清理一下房间。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套了件外套，洗把脸开始收拾东西。来者总想帮我挑拣一些物品，我摆摆手说您坐着就行，我自己来。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这屋子已经保持了很久的安静，转头发现来者坐在我对面无人的床铺上，一言不发。

“你不记得我了？”穿着黑色西装外套，盘起头发的女人说。我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尴尬地笑了笑。

“啊呀，是你呀！”我夸张地说出这句话来掩饰慌张。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想起来她是谁。

“我之前和你聊天的嘛，唉，不记得没事，你最近怎么样了？”她没有正对我的注视，只在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才抬起头来看我。

我为自己没能认出她而感到一丝愧疚，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隔了一个多月了，不论这期间有多少琐事影响我对她的记忆，都解释不了我的遗忘。其中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或许是故意想要将她忘记的。在我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城市的设想中，我会将注意力放在西装革履的白领、穿着花哨的少女、漂亮的混血女孩上，唯独面对一个与我的家乡有所关联，与我的来历相像的普通妇女才会选择遗忘。

她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我说，除了有些不适应天气，其他都挺好的。她小声叹了口气，看起来是要开始埋怨自己了。

“这个物业效率太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打断了她，连声说没事，这算什么嘛，换个房间就好了。

搬好房间后，她简单打扫了一下，临走前，她拍拍我肩膀，说：“你晓得的，我们那块来北京的小孩少，难得碰见你一个，我也是把你当我小孩看……有什么事，一定跟我讲啊。”

三

学期也到了结束的时候，结课后回宿舍才发现自己将手机充电器忘在教室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又折回去。晚上风变大了，街道涌动着乱窜的摩托车，在路灯的照射下拉扯着自己的影子。老师一看我就是来找东西的，说教室早就被清空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我还是点开了微信通讯录里从没联系过的她，想问问她知不知道充电器的下落。没想到她回复很快，让我放心，她对充电器有印象，应该能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学校，她领着我去一间办公室，却在路上又碰见了那个“主管”。

“这一大早的，又往哪儿跑啊？”她狐疑地盯着我俩，审问着。

“我……我东西忘教室了。”我心虚地回答。

“丢了就是丢了，让你们走之前收拾好，现在拿不到了。”她一声令下。与我同行的阿姨突然瞪了回去，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继续向前走，办公室里，我的充电器在杂物堆里好端端地躺着。

临走之前，她又来了我的房间，见我已经将行李打包好，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起来。

“走了？”她问。

我嗯了一声，反问她：“你过年回家吗？总不能一直一个人在北京待着，这……”剩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连我也不知道问这些的目的。

她倒是很坦然地笑了笑，“有好几年没回去了，今年想回去又碰上疫情，以后嘛，看情况，反正这边待遇也还不错……再过几年，我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好啦。不对，毕业了他还要考研，考完研结婚还要给他买房子……”说到这，她停顿了一会儿。

“哎呀，反正能坚持几年是几年。”最后，她这么说了一句作为结尾。我听着，没再多说什么。

“你以后肯定有出息啊，还要在北京待着的吧。”她自言自语般又念叨了一句。我苦笑着摇摇头，拖着行李向她道别。

“阿姨，我走了啊。”我们向对方挥挥手，转身离开。

到了火车上，我翻看着微信里面她的那一页，准备给她加个备注，才想起自己甚至没有问过她的姓氏，她也没告诉过我。姓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标签，我总是直接称呼她为阿姨，像呼喊其他阿姨一样，刻意地想要抹平她在我心中特殊的存在。

从干冷的北京回到湿冷的南方，熟悉的潮湿感瞬间打通了鼻腔和肺，我扑向一切能让我感受到幸福的事物，揉揉家里的猫，扫清在阴霾里堆积的灰尘，身边又环绕着我熟悉的方言，没有刺骨的寒风，没有飞扬的沙尘。我总能听见“走出去，走出去”，但缠绵于故土熟悉的气息里又是多少人的幻想，他们在梦境里与亲人拥抱，与爱人相聚，在清醒的白天里认清现实，依偎着自己的影子，寻找生活的下一个盼头。

与阿姨分别时的场景不断在脑海中闪现，十八岁的我一头扎进了浴室的热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