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释迦牟尼》对传统佛陀传记的创造性改编

王家平 于 洋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于汪曾祺创作中唯一一部佛教题材专著——《释迦牟尼》。通过对《释迦牟尼》和汪曾祺在创作时参考的经典佛陀传记进行对照研究，发现汪曾祺在著传时选取了个性化、非信徒的言说立场，并以文学性、科普性为目的对所参考的佛学经典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补充和创造性改编，使《释迦牟尼》呈现出轻神性、重人性，轻信仰性、重学理性，轻宗教性、重文学性的特征。同时汪曾祺也将自己的文学观、美学观寄予其中。

佛学是汪曾祺人生哲学与艺术创造的重要精神资源。他的如《受戒》《复仇》等不少作品都涉及佛家旨趣，也作有许多佛教题材书画。但其中一部特殊而重要的作品却值得我们关注，那便是1991年应约为江苏教育出版社《世界历史名人画传》丛书所作的《释迦牟尼》传记。这是汪曾祺创作中唯一一部纪传作品，也是一部独特的佛教题材著作。然而，这部作品在学界却并未得到多少关注，一些讨论汪曾祺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仅将此著作为汪曾祺的一部佛教题材作品进行简单介绍，甚至更多的是完全忽略了这部作品。其原因大概在于，汪曾祺本身并不是一位专业的佛学者，此前也未系统学习过佛教历史与佛学理念，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应制之作”。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甚至否定这部佛陀传记在汪曾祺总体创作与思想上的价值。在汪曾祺过往的文学创作中，佛学思想只作为他精神资源中的一脉，以世俗而灵活的方式存在着。但为释迦牟尼作传，汪曾祺势必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佛陀传奇的一生与佛学广博深厚的思想。在积累素材时，汪曾祺首次系统正规地阅读了相关的佛教典籍，由此对佛教教义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正是在这次学习中明确了《复仇》中带有的“怨亲平等”思想。汪曾祺曾在1991年1月28日致黄裳的信中提到他为编写这部传记阅读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12 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通过文本比照也可发现，汪曾祺的《释迦牟尼》是以《释迦谱》的记叙线索为蓝本，杂以援引《佛本行经》中的偈语和几则释迦牟尼民间故事著成的。

《释迦谱》和《佛本行经》都是我国佛教史上重要的释迦牟尼传记。《释迦谱》是一部带有抄集性质的佛传，最初的编纂者是梁代建初寺沙门僧祐，主要通过抄录和编排佛典中的相关记叙，以系统介绍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初为五卷本，唐初僧人又增补了大量经文，将其扩充为十卷2陈士强：《释迦谱》和《释迦氏谱》合论，法音1988年第2期。。《佛本行经》为偈颂体，共三十一品，全经以诗歌的形式叙述佛陀一生的行迹并宣说佛教义理，堪称佛教史上的不朽诗篇。现通行两种译本，一是北朝北凉昙无谶所译五卷本《佛所行赞》，二是南朝宋代释宝云所译七卷本《佛本行经》，学术界普遍认为两经为同本译异。根据引文对照，汪曾祺参考的版本应为十卷本《释迦谱》和释宝云所译《佛本行经》3宝云译：《佛本行经》，《大正藏》第4册，大藏经刊行会。。

不同于宗教信徒为教主立传，汪曾祺作为一名非信徒的作家，他作传的根本立场是文学性、科普性的。所以汪曾祺在编撰这本传记时，对他所参考的佛学经典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补充和创造性改编，使《释迦牟尼》呈现出轻神性、重人性，轻信仰性、重学理性，轻宗教性、重文学性的特征。除此之外，汪曾祺还将自己的文学观、美学观寄予其中。

一 轻神性、重人性

在汉传佛教常见的世界观中，有四圣、六道共十类存在。四圣为声闻、缘觉、菩萨、佛，是脱离烦恼、超脱生死的得道者。六道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是未脱轮回的凡常众生。《释迦谱》的世界观遍及四圣六道，对十类名皆有展现。其核心内容——对释迦牟尼生平的记叙，主要是从两重系统展开的：一层是圣界、天道的佛神视角，一层是人道的人间视角。在这两层叙事系统中，“释迦牟尼是经历了出生到涅槃的神性人，又是从过去穿越到现在的人性神”1党措：《〈释迦谱〉中的释迦牟尼形象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8卷第1期。。在《释迦谱》中，释迦牟尼一生的重大事件皆有佛神的参与，如释迦牟尼的降生就是原住在兜率天的菩萨与诸神商议的结果；释迦牟尼四门出游所见的老人、病人、死人、僧人是天神净居天人所化；释迦牟尼决意涅槃时，十方佛神会聚放大光明普照三千世界。总之，《释迦谱》的叙述沿袭了大乘佛教神化释迦牟尼的传统，编纂者不惜笔墨地描绘了佛神界的种种神迹，浓墨重彩的渲染出释迦牟尼的妙法神异。

汪曾祺的佛传则有意舍去了圣界天道的佛神视角，只选取人间视角，并且着意削减释迦牟尼的超人能力和生命过程中的神奇异象，尽量将释迦牟尼人化、平凡化，将他视为一位普通的修行者，着力凸显其精神力量（而非神异力量）在修行之路的作用。

为了表现释迦牟尼年幼时精于武艺，《释迦谱》记有时为太子的释迦牟尼射鼓比赛一事。在《释迦谱》的记述中，太子曾两次射鼓：第一次为初学射时，无师自通，以七弓射一箭过七铁鼓；第二次是国王为太子及其弟提婆达多、难陀举办射鼓比赛，设金鼓、银鼓、石鼓、铜铁鼓各七支，提婆达多、难陀皆射金鼓三支，而太子以库藏强弓射穿诸鼓，进而穿入地层、迸发泉水，直至射入大山。这里为了展现释迦牟尼的天资过人，极尽夸张之能势。而汪曾祺在记叙这个故事时则收敛笔墨，糅合了两次比试的重点部分，仅写了一次比试，两弟射穿三铁鼓，太子以库藏良弓一箭射穿七鼓，在凸显太子才能过人的同时，使整个故事更为合理化。

除了删减掉《释迦谱》中的神异夸张成分，使释迦牟尼更合人性，汪曾祺还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将释迦牟尼，尤其是出家前做太子的释迦牟尼视为常人，对其心理和行为作最合人性的考量。对于太子生子一事，佛教一直众说纷纭。为了表现释迦牟尼的不染凡俗，很多佛典传说都有“太子以左手指耶输陀罗之腹即受胎”的说法，《释迦谱》选取的《普曜经》也做如是说。但汪曾祺并未采用这一传说，而是选择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的说法：

尔时菩萨在于宫中嬉戏之处，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万婇女，若不与其为俗乐者，恐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当与耶输陀罗共为娱乐。其耶输陀罗因即有娠。1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315页。

汪曾祺说他综合比对各部佛典，认为“诸说相较，以此较为合理”2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315页。。在这个故事里，释迦牟尼因畏惧外界流言与耶输陀罗作俗乐而受孕，这一心理和行为皆不符合释迦牟尼五蕴皆空的脱俗境界，但汪曾祺认为这是“合理的”。其实，这一选择也是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的，此时，太子还未出家，也并未开始修行，他会有人性根源的爱欲和人皆有之的虚荣羞耻之心，这是天然的、合人性的。汪曾祺在此并未将释迦牟尼视作不染人世风尘的神佛，而是以普通人的心理对其作最合人性的推断，这一视角是平等而非瞻仰、更非神话的，以此视角审视佛陀一生的行为与选择，会使佛陀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也使读者更易与之亲近。

汪曾祺之所以在释迦牟尼传记中作以上的取舍和改编，一方面是出于他的非信徒立场，汪曾祺以作家身份为释迦牟尼作传，他是将释迦牟尼作为一名历史人物，而非信仰之神对待的，所以汪曾祺的记述更注重释迦牟尼作为佛教教主的人生经历和传教过程，而无意于对释迦牟尼的法力和神通作过分夸张的渲染。另一方面，汪曾祺曾多次表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比于佛典中圣洁超凡的天神，汪曾祺笔下的释迦牟尼更像是有人情、人性的一个人。汪曾祺是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3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来塑造释迦牟尼的形象的。佛陀在成佛之前也会怀有人的情绪心理、人的本能欲望，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佛陀反而更真实可亲。

二 轻信仰性、重学理性

《世界历史名人画传》在前言就标明了这套丛书的编纂目的：“要认识世界，学习历史，就必须了解世界历史名人”1汪曾祺撰文、李少文绘画：《释迦牟尼》，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扉页、序。，释迦牟尼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者，与耶稣和穆罕默德一起被选入该丛书的人物列表。作为丛书中的一部，《释迦牟尼》显然不是典型的佛教传记，而更应该被定义为一部历史文化科普书。所以，不同于正宗的佛典，《释迦牟尼》的写作宗旨并不在树立教主神威、宣扬宗教教义，而在于介绍历史常识、宣传文化知识。这种轻信仰性、重学理性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汪曾祺记述释迦牟尼生平时，还时常附有对当时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的介绍。

书中在记述释迦牟尼七岁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时，汪曾祺还介绍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最高学业：五明和四吠陀；在《出家》一节的开始，汪曾祺便解释了印度家长制度下的“四住期”和佛经中的“仙人”概念，使读者对释迦牟尼青年出家的超常之处有了更直接的理解；在太子“四门出游”前，汪曾祺首先论述了当时印度社会的四个阶级，即四种姓，这是重要的社会背景问题，释迦牟尼在后期传教时打破了四种姓的社会阶级壁垒，是极具突破性的创举；在《目犍连故事》之前，汪曾祺首先介绍了十大比丘弟子，在介绍目犍连故事之余，还鼓励读者对其他比丘故事作更多的了解。

这些释迦牟尼故事外延的历史社会介绍，增强了文本的通俗性和学理性，有利于读者更便捷清晰地掌握释迦牟尼的生平，也更贴合丛书“了解历史上的名人，有助弄清世界文明发展的脉络，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关节和梗概”2汪曾祺撰文、李少文绘画：《释迦牟尼》，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扉页、序。的成书宗旨。另外，汪曾祺还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释迦牟尼的一些具体情况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汪曾祺曾在叙述过程中做过两次论断，一是释迦牟尼的人种问题：汪曾祺根据佛经“或云‘金色相，其色微妙胜阎净檀金’，或云‘身作紫金色’”的描绘，断定“释迦牟尼不属于白色的雅利安人种”。3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第314、316页。二是释伽牟尼的思想问题：在介绍了印度的“四种姓”背景后，汪曾祺还表达了他对于释迦牟尼思想的推测：“悉达多虽属于刹帝利王族，但对阶级之间的差异如此悬殊，深为不满。其后佛陀倡言‘四姓平等’，此种思想盖于年轻时已经形成。”4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第314、316页。

释迦牟尼的人种和思想进程，在佛教界也一直是被研讨的热点，各教派、僧团、学者都对此莫衷一是。1平川彰在《印度佛教史》对此问题的看法是：“释尊是释迦族（Śākya ，Sakiya）刹帝利出身，但释迦族内部似乎没有四姓的区别。虽然不能确证他们是雅利安系的种族，但也无法断定他们是属于亚细亚系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汪曾祺的推断或许缺乏考证的严谨度和学术的专业性，但可以理解的是，汪曾祺也实非专业的佛教研究者，这是他在仔细阅读并对比相关佛典后，根据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这种解读极具个人性，但仅出于文化科普的目的，如何更好地使读者了解佛陀生平、理解佛教教义才是汪曾祺着力之所在。

《成佛》是全书最集中阐释佛教教义的部分。“佛陀成道时所悟为何”是佛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释迦谱》主要援引了《因果经》的说法，佛陀成道后“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2僧祐：《释迦谱》，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2009年印，第111页。，视察六道，堪破“十二因缘”，明晓“八正道”。汪曾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选取了“十二因缘”作为释迦牟尼成道后所悟佛法。这一选择合情合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十二因缘”环环相扣，逻辑紧密，其理论生成在日常生活中也切实可感，可使读者通俗而直接地领会到佛教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核。在佛教哲学里，“十二因缘”是佛教对人生实相的根本认识、对人类生命现象的总结，揭示了生命痛苦的根源，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十分看重“十二因缘说”。在佛学系统上，“十二因缘”是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佛教业报轮回理论的逻辑基础，所以在此处介绍“十二因缘”是符合佛教的教理逻辑的。

除此之外，汪曾祺对其他佛教教义，如：四圣谛、八正道、三宝、无常无我等分别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汪曾祺站在非信徒的立场，对佛教教义的阐释通俗易懂，除去了玄之又玄的论道，取之以白话晓畅的讲解。使此著不仅成为一部详细的佛陀生平传记，又是一部通俗的佛学思想简论。

三 轻宗教性、重文学性

作家编写佛传与宗教信徒奉行的准则不同，比之宗教性的说法，汪曾祺更注重文学性的表达。《释迦牟尼》整体的表达方式为长行散体的记叙，但汪曾祺为了使文体更为灵动，在记叙之中又添加了多段偈颂。其中三段取自《佛本行经》，分别为：太子四门出游时僧人的自述、太子进入王舍城时路人观望的盛况、太子对频婆娑罗王的劝导；四段取自《释迦谱》，分别为：佛陀对耶舍的点拨、佛陀降龙后对迦叶师徒所发咒愿、迦叶对皈依佛陀的自白、佛陀讲授布施之道。偈颂的插入打破了原文体的平铺直叙，使佛传整体呈现出偈散结合、整饬灵活的表达效果。偈颂言辞简略而内涵深妙，既使读者读来不觉枯燥，又能深入阐释佛学义理，这一表达方式大大加强了佛传的文学性。

《佛本行经》是印度文学史和佛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文字遒丽，气势恢宏。它继承了印度梵语古典诗歌中的“大诗”形式，叙事宏大、想象奇崛，注重场面的描摹铺陈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善用纷繁夸张的渲染烘托，造成强烈的表达效果。汪曾祺引用的“太子入王舍城”一段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人民皆愕然，扰动怀欢喜。

熟观菩萨形，眼睛如系著。

聚观是菩萨，其心无厌极。

宿世功德备，众相悉俱足。

犹如妙芙蓉，杂色千种藕。

众人往自观，如蜂集莲华，

……

诸贵姓女人，各驰出其舍。

犹如盛云中，晃晃出电光。

……

抱上婴孩儿，口皆放母乳。

熟视观菩萨，忘不还求乳。1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第322页。

此段表现释迦牟尼的形象，却未从太子正面着笔，而是以侧面烘托的方式，从围观者的形神动态写起，通过王舍城人民对太子的惊叹和敬仰来塑造主人公光辉朗照形象。场面宏大，由面及点，妙用比喻夸张，笔触生动，繁复动人。

除了援引偈颂，在《释迦牟尼》中还有一段特殊的摘录。在《祇树给孤独园》一节，汪曾祺整段摘取了《贤愚经》《释迦祇洹精舍缘记》中“须达多为儿娶妇”的故事，并附注说：“此记较他书曲折，因径录原文，未加改动，亦欲使读者窥见齐梁间译经风格之一斑耳。”1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第338页。《释迦牟尼》虽整体脱胎于《释迦谱》，但汪曾祺在叙述过程中也多有筛选改编与艺术加工，唯独选择对这段故事进行原文搬录，是因为这段曲折生动的描写与汪曾祺的文学观是一致的。

《贤愚经》2慧觉等译：《贤愚经》，《大正藏》第4册，大藏经刊行会。是汉译佛经中别具一格的奇书，又称《贤愚因缘经》，分六十九品，共十三卷。此经本是八名中国僧人在西域参加讲法大会时所作的笔记，后经整理和汉译编纂成经。《贤愚经》的主要内容是各类佛经故事，虽分为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譬喻故事，但在具体的记述中各主题也常相互混杂交错，使全经的叙述手法呈现出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特点。因是口头说经的记录，所以该经的典型风格为“例引故事以阐经义”，陈寅恪称之为“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3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于佛教诸经，《贤愚经》更能贴近中国的风土人情，因为译写者“他们译述这些印度故事，就已把自己所熟悉的中国风土人情融化于字里行间，有了一定程度的‘蜕化’”4刘守华：《〈贤愚经〉与中国民间故事》，《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汪曾祺正是被《愚贤经》这段故事中曲折的情节和鲜活的民间风土所吸引。原文讲述了舍卫国巨富须达多，因疼爱自己的小儿子，一心寻求可与其子相配的妙龄女子，他向四处行乞的婆罗门问询，婆罗门为他推荐了王舍城护弥长者的女儿，须达多甚感欣喜，大载珍宝至王舍城为子求妻。这才有了后文须达多在护弥长者处听闻佛陀停留于此处、后与佛陀相见的情节。“须达多为子求妻”这一故事仅是连缀文章的一个线索，既非重要事迹，更不含佛法教义，但相比于其他情节，这个故事是最具民间性和生活化的。四处行乞的婆罗门、为儿载宝求妻的父亲、善良美丽的青春女子……这些活泼灵动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古印度的婚配风俗，生动还原了当时真实的社会图景。汪曾祺视民间文学为艺术的宝库，对世俗化、民间性的追求深深地熔铸在他的创作和审美中。他曾在《两栖杂述》直白地表达：“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1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199页。所以，《贤愚经》民间故事般的译述风格才特别吸引了汪曾祺的关注。

出于对民间故事的看重，汪曾祺在撰写《释迦牟尼》时专门开辟了一节记述释迦牟尼的传教故事，其中包括：《笨人一偈》《担粪尼提》《闻二百亿修行》《调马师》《鬼子母》《目犍连故事》，这几则传说故事散见于各部佛典和佛传，汪曾祺将其收集起来合为《因人施教》一节。在传统的佛陀传记中，释迦牟尼悟道正佛后便游行于各国为人说法，其叙述主体仍在佛陀本身，重点在表现佛陀形象的光辉伟岸和所传佛法的博大精深。而汪曾祺则注目于那些被点悟的信徒们，他以细腻的笔法书写他们觉醒皈依的过程，展示他们各色鲜活的灵魂。这些修道者们并非至慧至善，各有缺陷和弱点，但反而更为真实生动。如《担粪尼提》中担粪尼提与佛陀相见时的情景就刻画得十分传神：

……尼提远远望见佛陀，非常恐慌。他崇拜佛陀，但不敢见佛。他觉佛陀乃人天师范，清净崇高，己所执役，至为秽贱，岂可与佛相近？佛陀知尼提心，即令阿难先行，自己绕道，来逢尼提。

尼提见佛，即想避开，然佛陀径直走来，尼提恐缩，东闪西躲，反将粪桶弄翻，污秽满途。尼提不知如何是好，即跪于道旁，合掌称罪：“佛陀佛陀，真对不起！”……2汪曾祺：《释迦牟尼》，《汪曾祺全集11 诗歌、专著卷》，第347页。

从遥望佛陀时的惶窘卑怯到面见佛陀时的慌乱羞愧直至佛陀欲收其出家时的惊喜诧异，汪曾祺通过对尼提心理、语言和动态细节的精细刻画，生动地塑造出一名尊崇佛法却自卑于低微身份的求法者形象。汪曾祺在编写佛教故事时仍遵守着他“要贴到人物来写”3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199页。的写作原则。汪曾祺在塑造人物时，始终以自己的感情贴近人物，与人物共甘苦、同哀乐，细致揣摩人物在当时环境中的本能反应与自然的情感流露，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极为真实动人。在佛教故事里，表现求法者的虔诚与修行也要比一味塑造尽善尽美的佛陀形象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这也是这部佛传的成功之处。

结 语

无法否认，作为一部佛陀传记，汪曾祺的《释迦牟尼》还存在着些许不足。首先，汪曾祺对佛陀生平的某些关键性事件采取了模糊态度，如佛陀的生灭年代及出生形式等问题，在佛教内部存在着多种说法，一般的佛传会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与界定再展开记述，但汪曾祺只选择了一个常见的说法便不求甚解，对于佛传而言，此举确实有失严谨；其次，汪曾祺在这部佛传中删减了很多重要情节，如释迦牟尼在成道数年后便返回了故乡与父母妻子再会，并在迦毗罗卫国度了许多释迦族青年出家，其中就包括他的儿子罗睺罗、兄弟提婆达多和难陀等，删减这一情节对释迦牟尼形象的丰满性来说是有所缺失的。另外，还有上文讨论的两则个人猜测性的论断，在佛传中是应该予以规避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实在不必过分苛责，读者还是应该以欣赏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本佛传。作家写佛传，对于佛学界而言，本身便是一个另类的视角、一次新鲜的尝试，这种书写除去了信仰的目光与佛性的思维，反而可以观照出佛陀在世俗中的普遍印象。而对于汪曾祺而言，这次“赶鸭子上架”的佛传撰写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写作类型，更是对他的前作与佛学因缘的一次充分的回顾与反思。汪曾祺就在这次撰写佛传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自己思想中潜在的佛学质素。在汪曾祺发表了《复仇》后，台湾佛光出版社将其选入了《佛教小说选》中，汪曾祺起初还很纳闷，直到这次为撰写佛传认真阅读了一些佛经，汪曾祺才恍然大悟“发现我写这篇小说是不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1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10 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通过对佛经的阅读学习，实现了作者对作品主题的二次发现与对自我思想精神的深度开掘，这对汪曾祺而言也不失为一番意外的收获。汪曾祺通过这次佛传写作加深了对佛学精神的理解，这种精神的安慰与鼓励也将伴随于他往后的生命与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