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一时的民国海上书局

陈伟国

笔者在近20年老股票收藏生涯中，怀着对中国文化人的崇敬之情，花费了不少精力和财力，收集到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民智书局、佛学书局、现代书局等弥足珍贵的实物股票，梁启超、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沈骏声、张静庐等一批出版“巨擘”，都在这些老股票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可以从中触摸到他们深厚的人文精神。

有关资料统计显示，自1843年墨海书馆落户在上海以后，包括外地、外国书局在上海所设分店在内，晚清上海书局名录多达400家之多。其中，外商以英商的墨海书馆与法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最为著名；至19世纪末，国人早期创办的有同文书局、地图公会、译书公会等。这些书局的招股广告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

1901年底，康有为、梁启超以“保皇会”名义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发售股票，首期募集股资10万银元后，以香港冯镜如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广智书局有限公司（取“广开民智”之意）。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干股”占有三分之一股份，冯镜如为总发行人，何澄一任总编，梁荫南在沪主持经营，黄慧之在日本横滨总管财务，而实际上书局业务由梁启超在横滨遥控指挥。

作为一家文化出版机构，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新学术、新思想的著作，其还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出版社。1903年由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中的部分内容。

广智书局初创时期经营尚可，仅1902年至1903年，梁启超就从中分得红利上万银元。在后来的数年中，因诸多原因，梁启超主持下的广智书局经营不佳出现亏损，维持到1915年歇业，约10年之后转让给了广益、世界两书局。

图2 1948年商务印书馆伍万股股票

广智书局股票（图1）的设计没有采用清朝股票传统的大龙或碑式图案，而是采用中西合璧、中英文对照的西洋式风格。它为见证和研究百年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出版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它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正式创立，发起人为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只有4000元资本，馆址设在江西路德昌里，印刷厂在宝山路499弄584号，发行所在河南中路211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圖3 1938年中华书局壹股股票

1903年，在夏瑞芳的积极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吸收日本商人原亮三郎的10万元日资。1913年，夏瑞芳赎回了全部日方股份，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华资的印刷出版公司。遗憾的是，无论是官方相关档案还是民间收藏市场均未发现清代商务印书馆股票实物，目前所见多为民国后期发行。图2这张“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于1948年5月，董事长张元济，董事朱经农（教育家、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董事李宣龚（商务印书馆经理兼发行所所长、近代诗人）。公司经7次增资扩股，总股本已达100亿元，共计10亿股。这张股票有少见的水印防伪暗记，在书局类股票中独此一例，值得珍视。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诞生了。其创立时由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知方组成5人合资公司，资本25000元，由陆费逵任局长、沈知方任副局长、汪梅秋任编辑长、陈寅任事务长，1913年6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6年，公司资产增至160万元，为期不到5年，资产已翻了6倍多。

中华书局是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拥有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制设备，除印刷本局出版物外，还承接各界印刷业务，包括证券、商标、大宗印件等，其彩印技术为当时中国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创立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6000余种，其中教科书500余种，还创刊了《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等刊物，并编纂、印行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著名辞书和古籍。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机构，业务遍及海内外。

图4 1935年大东书局壹股股票

图3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于1938年7月，面值壹股；票面显示公司董事会由陆费逵、舒新城、高时显（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近代画家、鉴赏家、篆刻家）、吴有伦（即吴镜渊，大成纺织染公司首任董事长）、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常务董事）组成。

中华书局股票为当时少见的凹凸版印刷，十分精美漂亮。票面中央是中华书局的出版标记：两枝对称而有动感的稻穗如飘带一般，包围着中心一本封面印有篆体“中华”两字的厚重图书组成。这两个“中华”篆体字，据说是人称“武进唐才子”的唐驼手迹。这一出版标记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成了中华书局历史悠久的象征和巨大的“无形资产”。

该股票上面两边分别有一幢气势宏伟的厂房图片，这就是1916年中华书局在今南京西路192号建成的印刷总厂。该股票贴有两枚印花税票，并附14枚付息票。目前存世的中华书局股票仅发现数张，经过80多年的时间流淌，能流传下来实属万幸。

图5 1929年民智书局伍股股票

上海大东书局1916年9月创办于上海，早期由吕子泉、王幼堂、殷子白、沈骏声、王均卿等人集资合办，资本3万元。192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股本增至20万元，1930年股本增至40万元；1932年增募家庭教育股10万元，股本增至50万元。

除印刷书刊外，大东书局还对外承印邮票、印花税票、有价证券、各类纸币等业务。该局技术能做到铅印、胶印、照相制版凹版印刷、彩色印刷、石印、珂罗版等，短短几年从一个小书局一跃成为继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后的第四大民营出版机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东书局辗转迁往重庆，经理沈骏声竭力维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入股大东书局，由大东书局原董事杜月笙任董事长，曾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出任总经理，并且成立大东印钞厂，该厂印制的钞票和票证所获得的高额利润，支撑着战后几年大东书局的正常运转。图4为1935年大东书局壹股股票，由大东书局印刷所凹版印刷。图上印有大东书局出版标记，贴有2枚宝塔图案印花税票，整版票面布满了防伪标记。

上海民智书局是民国时期沪上非常有影响的一家官办出版社，由孙中山于1918年发起倡议，1921年初由林焕廷（林业明）着手创立，1925年成立编辑部，由刘庐隐、杨幼炯主持编务，初期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所出第一本书为共产党人蔡和森的《社会进步史》。该书局最大的特色是一家主要出版、发行革命党人书刊的书局，特别是孙中山的一些最重要著作，如《建国方略》《民权主义》《三民主义》等，都由民智书局率先出版。1936年下半年，上海民智书局歇业。

上海佛学书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家专门编辑、刻印、发行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被誉为近代中国佛学出版业的“无冕之王”，在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上海佛学书局创立于1929年9月（一说1930年1月），发起人有王一亭、范古农、李经纬等，向社会各界发行股票，实收股本两三万元，主要发行对象为佛教徒，由于入股者为佛教徒，他们在取得每年6厘的股息后，就以这笔钱回购佛学书局出版的书籍送人，这也可称作“实物股息”。

图6 1934年佛学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图6为“佛学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于1934年7月1日，资本总额50000银元，股本额5000股，董事会主席王一亭、常务董事李经纬、董事朱石僧、总经理沈彬翰。整个票面设计以佛教的黄色为主色调，中间是佛学书局的出版标记，四角分别有“福、慈、雙、修”四字。票面贴有两枚印花税票，上盖佛学书局印花章。

现代书局作为上世纪30年代众多小书局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出版风格，创造了一种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新文学，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书局创办于1927年，创办人为张静庐和他的同乡洪雪帆。1931年，现代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5000元，洪雪帆出资1000元，张静庐和沈松泉出资800元，其余都向朋友们半募半捐式筹集。洪雪帆的股份要比张静庐多，因此洪雪帆是总经理、张静庐任经理。

图7 1933年现代书局20股股票

刚刚创业的现代书局确实是一个小书局，资金并不雄厚，仅仅在福州路光华书局对面租了一个单开间店面，批售各地新文学出版物，以后才陆续出版各种书刊。1932年5月，洪雪帆、张静庐聘请施蛰存创办了文学刊物《现代》。《现代》是我国上世纪30年代初影响巨大的大型文学刊物，1932年5月1日创刊，1935年5月停刊，它的发行量一度创下当时期刊发行的奇迹——15000份左右。后来洪雪帆与张静庐产生分歧，导致张静庐退出；再加上内部出现经济纠纷，致使现代书局不得不于1936年关门歇业。

图7为现代书局20股股票，发行于1933年8月1日，面值贰拾股，计2000元；股本总额10万元，分为1000股，每股100元。这张股票的股东是张澹如，他是著名实业家、银行家，我国围棋馆创始人之一；董事为蒋国恩、吴经熊、徐朗西、李孤帆、洪雪帆。票面上各位董事的签名都是本人的手迹，风格迥异，令人赏心悦目。由于1933年底，张静庐已经离开了现代书局，所以在这张股票上已经没有张静庐的名字了。

股票上顯示的现代书局的出版标记别出心裁，其构图是一个竖的长方形，以黑色为主，白文图案，构图用了6本书，像叠罗汉似的，以3、2、1的次序向上叠加，最下层是美术体“现代”两字。读者一眼望去，似书，也似一幢高楼，那是用书叠起来的高楼，寓意非常明确，内涵也很丰富。更为奇妙的是，在最上层书的两旁有两个小白点，似人的双眼，颇具脸谱意趣。四周用白线勾框，构图极为完整，设计者的匠心与巧思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