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的文化价值

李庆明

体育意义上的身体生命从根本上讲是生物性的。正如贝塔朗菲所言，人的生命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所以，理解体育，也应当高度重视和全面揭示它的文化意蕴。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生命文化和体育文化的生物学基础，但是，如果认为生命的文化基因、体育的文化价值是伴随体育活动自发地得到实现的，那就错了。人的生物机体中蕴藏的文化元素只是一种遗传基因，而一种潜在的、沉睡着的力量，需要我们通过全面持久的教育实践加以挖掘、激活和唤醒，否则它永远只是生命机体的一种可能性，隐而不显，甚至会因此而泯灭。那样的体育就沦为无意义、无价值的纯知识与技巧，甚至是与“驯兽”无异的粗暴训练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的生命哲学倒是可以为我们倡导的新体育提供某种借鉴。例如，狄尔泰就认为生命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永恒活力、创造冲动或客观精神。柏格森认为生命是川流不息的“绵延”或“意识流”，它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觉加以把握。所谓“非理性”，作为理性（科学、技术）的对应物，无非就是与情感、道德、艺术、信仰等相关的东西。体育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非理性的精神补充、支持甚至引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也认为：身体作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它的可交流性和开放性是人与人共存的基础，并且是人类走向和平的希望。奥林匹克精神宣扬的不正是这种身体生命的哲学吗？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身心一元论的生命哲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身体与情感、欲念、性灵、意志之间的内在关联。古人所谓“反身而诚”“止至善者，安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所有这些，虽然并非完全在谈论体育，但对于我们思考体育的文化价值，通过体育培养健全的文化人格，无疑可以提供深刻的启迪。

体育的文化价值表现在许多方面，撮其要者，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体育文化的民族品格

文化最初的酝酿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孕育的文化无疑存在很大的差异，体育文化也不例外。以体育运动为例，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世界体育运动的源头，与它很早就兴起的海上文明尤其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地中海出现的迈锡尼文明有关。它是希腊文明的早期形态，这时就已经出现斗牛、海上搏击、賽跑、拳击等体育项目萌芽。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的迈锡尼文明衰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多利亚人的文明，他们就是后来斯巴达城邦居民的祖先，骁勇善战，威武不屈，构成希腊文明中军事与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健壮而又野蛮的希腊人用复仇式的讨伐彻底征服了克里特人，充分显示了他们身体的雄伟力量。后来的英雄崇拜、力量崇拜和体育竞技都是为了纪念战争的伟大胜利，希腊体育从此发端。由此可见，希腊体育之所以发达，与海上民族、游牧民族的天性有一定关系。但这还不能解释它的全部。希腊多山、临海的地理环境驱使居民发展航海业，与东方的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地区之间开展频繁的商贸活动。人口的流动瓦解了人与人之间凝固的血缘纽带关系，摧毁了内陆民族容易滋长的等级制度，孵化出与商贸相伴相生的平等、公平、民主观念与制度。正是这一制度环境，催生了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并孕育了它公平竞争的文化内涵。

我国古代与迈锡尼文明相对应的文明是商代文明，商代文明的崛起也与游牧民族有关。它的早期是典型的游牧社会，畜牧业发达，商业繁荣，武力强盛，丝毫不逊希腊，按理说也能为希腊式的竞技体育创造条件。当古希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时候（公元前776年），我国差不多进入“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尚武任侠之风空前高涨，军事体育如“射”“御”等在“六艺”课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它们却无法发展成为公平竞争的希腊式竞技体育。原因就在于，从商朝开始的血缘纽带关系从来就没有被解构过。它是数千年来中国宗法等级制社会与文化的根基。当一个游牧社会走向日渐成熟的农耕社会，由沿海一带走向内陆平原，血缘纽带关系更加牢不可破，等级制度愈加森严，影响至深至远，这样就很难发展起奥林匹克式的体育运动了！

当然，这不是说，我国古代就没有体育运动。农耕社会也会造就其独特的体育运动文化。虽然在日渐文弱的儒家和本来就崇尚“守柔”的道家思想长久影响下，我们的传统体育总体崇尚和气、贵于颐养、钟情修身，甚至还存在“蔑视体格上的勇猛，蔑视体育运动”的严重缺陷，但毕竟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气功（如吐纳功、静功、动功、导引功、站桩功等）、太极（如杨式太极、吴式太极、武式太极、和式太极、孙式太极等）、武术（包括刀剑、摔跤、弓弩、石锁、马术等）等传统体育运动，以及琳琅满目的民间体育游戏如斗百草、放风筝、骑竹马、荡秋千、捉迷藏、斗蟋蟀，还有跳房、跳百索、拔河、赛龙舟、摔跤、下土棋等等，它们是我们不能忽略和抛弃的体育文化宝藏。

再说，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来就具有开放、包容的一面，古代胡汉之间、中西之间曾发生过包括体育在内的广泛的文化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内涵与形态，民族性的边界也逐渐模糊。例如，在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上，就留下包括弓箭、马术、蹴鞠、博弈、武术、导引、角抵、百戏甚至与现代竞走、滑雪体育运动有直接联系的大量体育文化交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在丝绸之路的石窟、塑像、简牍中发现了大量有关医疗保健的资料，包括佛教心理疗法、瑜伽修持、辟谷、导引、吐纳、优生、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等。进入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更是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越来越多地走进世界体育的大家庭。例如，日本的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泰国的泰拳，就引入了现代标准机制，现代化较为成功。2020年1月8日，武术被列入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随着它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其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即使体育的现代化、国际化程度再高，也不会、不应、不可能消弭体育文化异彩纷呈的民族品格，哪怕是一个蕞尔小国历史悠久却不入流的体育项目！

二、体育文化的人文之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与自然（“天文”）相对，突出的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教化。肇始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强调的也是人性教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尽管内涵各异，但体育一开始就高度注重它全面化育人性的人文价值。尤其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开启了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更建立并完善了一整套广泛涉及体育智慧、体育伦理、体育审美、体育政治、体育经济、体育社会化、体育现代化的人文文化。在我看来，它涵盖了卫生、强身、性爱、死亡等所有身体生命的领域。如何在这些领域实施人文教化，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谋划的。这里重点强调一下奥林匹克的人文精神追求。

提及奥林匹克精神，人们说得比较多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这一口号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在展现人的身体生命能量方面的诉求，它表现了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对于体格力量与健康的崇尚。但是，它并非奥林匹克精神人文内涵的完整表达。既然是竞技运动，理所当然地要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它体现着古希腊人竞争与奋进意识，也许还是希腊人将城邦之间经常兵戎相见的血腥战争转化为形式化、游戏化、艺术化的“体育战争”的一种境界升华。但战事还在继续，体育又令人神往，怎么办呢？于是，公元前776年召开第一届奥运会前，古希腊三个文明的城邦国家达成协议，举办奥运会期间，停止一切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正是“神圣休战”赋予了奥林匹克运动远远超越身体竞技的希腊精神内涵：捍卫生命、捍卫自由、捍卫独立、捍卫团结、捍卫公平。它使奥运会成为和平与友谊的盛会，并对现代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即奥林匹克精神的倡导者，他年轻时代就关注研究希腊奥林匹克运动，揣摩它的内在精神。在《体育颂》和《奥林匹克精神》中，顾拜旦把体育看成是美丽、艺术、正义、勇敢、荣誉、乐趣、活力、进步与和平的化身，并表达了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改革教育进而促进青少年全面均衡协调发展的初衷。他认为奥林匹克的本质就是为了教育人：“古希腊人组织竞赛活动，不仅为了锻炼体格和显示一种廉价的壮观场面，更是为了教育人。”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是由顾拜旦亲自拟定的，它在1894年巴黎举行的国际体育代表大会获得批准；同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应运而生。《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精神做出这样的表述：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百余年来，《奥林匹克宪章》虽经多次修改和补充，但顾拜旦所提出的奥林匹克精神始终未变。2021年7月2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投票表决，同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议的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使之合成奥林匹克的新格言：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旨在表明，基于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全人类应对共同危机，我们更加需要团结精神，团结是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前提，也是它们的归宿。这一新格言可以视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它已经成为跨越地域、国家、文化、等级的大众狂欢，但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极端政治化、職业化腐败、兴奋剂丑闻、滥用纳税人金钱谋求奖牌与利益等问题严重侵蚀奥林匹克精神，全球化的诸多重大危机也在影响奥林匹克精神的延续。也许，我们还需要一场复兴奥林匹克的革命，恢复并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使奥林匹克运动不仅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而且也追求更团结、更真诚、更公正，这样才更加贴近奥林匹克精神，使之真正担当起促进人性健全和人类和睦共处的神圣使命！

三、体育文化的游戏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语为Olympic Games，Games不仅是运动，也是游戏。正是这个Olympic Games，一语道明体育运动和游戏之间的内在联系。

尽管游戏的表现形态不一，但无论是人类、民族还是个体，它们转变成文明的游戏，都经历了循环往复的艰难过程。这里仍以竞技体育为例。

竞技运动脱胎于古老的战争，起初都非常残暴。古希腊神话中的与希腊体育运动有关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也许就隐含了竞技运动最初的暴力基因。赫拉克勒斯天生力大无穷，在摇篮里就曾杀死过两条巨蛇，他一生都在用暴力和伤害满足自己的欲望，曾完成过12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后升入奥林匹斯山，被宙斯封为大力神，参与了奥林匹斯诸神与癸干忒斯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纪念荷马时代希腊人赢得特洛伊战争，不过，从此开启的自由民主的希腊文明时代并没有让野蛮的战争在奥运会上演，而是将实体战争转化为一种充满公平竞争的“形式战争”，也即自由游戏。但到了古罗马时代，好战而嗜血的古罗马人恢复了残酷的暴力竞技。角斗士游戏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据说，角斗起源于古希腊祭奠英勇战士的丧葬人祭习俗，到了古罗马时代成为达官贵人隆重葬礼游戏（这属于死亡游戏）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为死者开路。因为角斗，死者的灵魂将在人血中净化，与此同时，角斗还可以展示为罗马带来光荣的元素——力量、勇气和决心。“彰显战争中的这些美德，有助于激励年轻人追随先辈，博取人生荣誉。”角斗表演由死者家属的私人赞助变为官方支持举办，受到热烈追捧，风靡古罗马。凡是看过电影《斯巴达克斯》《角斗士》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角斗士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为了取悦各个阶层的观众，在圆形剧场进行搏杀，直到一方当场毙命，或双方同归于尽，观众击掌相庆。不过这种惨烈表演一开始也受到批评与谴责。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和塞涅卡就加入其中，尽管他们的批评是温和的，甚至还承认角斗表演的教育价值，但不少有影响的希腊作家认为角斗表演违背了古希腊体育的高贵精神。随着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根除角斗表演的一纸敕令颁布，这一血腥的表演开始走下坡路，角斗表演更多由斗兽表演代替。公元393年，角斗表演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至此，凶狠的角斗表演终于寿终正寝。

但是，人们对于暴力表演的迷恋却没有到此结束，而是改换门庭，变着花样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还会出现血淋淋的实体表演。例如流行于欧洲中世纪的生死决斗，早期欧洲的重犯公判仪式，17世纪在荷兰依然广受欢迎的斗兽（斗熊、斗牛、斗狗）表演……尽管后来对竞技制订了越来越严格的游戏规则乃至出台禁令，但人类还是无法彻底分割体育暴力行凶与体育暴力美学之间的界限。这些在摔跤、拳击、足球、橄榄球、斗牛等竞赛中出现的众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中都能找到证明。法国学者乔治·维加雷洛在他的《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一书中提到过“两种体育暴力”，一种是顾拜旦体育理想中受到规则限制带来美感快乐的现代体育“暴力”，它“既抑制了暴力又给人以使用暴力的幻觉，它几乎始终对危险动作实施着控制，成为一种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运动”；但是，与现代体育相伴随的另一种暴力如比赛暴力、对抗暴力、动作暴力、流氓球迷滋事、球场踩踏事件等层出不穷，远比过去强烈和粗暴。为此，维加雷洛不无沮丧地提到这种“继血腥社会之后的自由社会所导致的”体育暴力怪圈：“体育表现出了两面性：它既是一块规则明确的领域，暴力带有表演的性质并受到控制，又是一块极易引起隐蔽的愤怒的领域。”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育暴力如今越来越不可分离。菲克·梅杰也告诉我们，虽然现代大众对过度张扬暴力普遍心存反感，也赞成对暴力表演实施严格的限制，但对暴力的审美迷恋却丝毫不减。他把这归结为挥之不去的古罗马情结的延续。在西方社会，我们仍然能看到种种残酷行为跟古罗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形式载体置换，但难以言喻的残酷仍然形影不离。血腥战争、黑帮争斗、街头暴力、谋杀抢劫、施虐受虐——这就是我们的影视题材。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究竟拍摄了多少暴力电影？每时每刻，总有电视频道在播放以暴力杀人为主题的电视剧。文学艺术以及虚拟化的电子游戏对于暴力的追捧不论出于娱乐还是教育的动机，都在不断打破想象与现实的藩篱，诱发越来越多的现实暴力事件。这是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面临的既渴望游戏又容易被游戏异化的二律背反。对此，我在《“风乎舞雩，咏而归”——游戏哲学畅想》中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并用格斯·范·桑特执导的获第5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大象》中关于暴力游戏与校园喋血惨案之间联系的隐喻，表达了我的担忧。这也许是我们最为迫切需要面对又最为棘手的教育问题。

再说说中国体育的游戏精神。在长达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武风昌盛，虽然兴起了“击技”“竞技”“比武”“赛会”等竞技性的运动，却没有发展为大体同时期的古希腊Olympic Games（游戏）。李力研曾借助李泽厚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属性给出了解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过于‘实用的理性精神。这种过于强大的理性精神，极大地抑制了中国人的‘游戏意识的表现。”的确，那时的武艺竞技赛会由于受当时危机四伏、战事频仍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讲究的是实用的理性权衡，而非浪漫的游戏情调，崇尚真刀真枪、你死我活，很像罗马时期的角斗，显得异常残酷，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游戏。这种实用理性文化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不绝，自然很难成就希腊式的体育游戏精神了！这也是当今中国体育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当然，如前所说，受儒道两家守柔思想影响的另一类民间体育游戏却发展繁荣起来，其中有不少好玩的体育游戏可以在今天发扬光大。

关于游戏的哲学本质，我曾在《“风乎舞雩，咏而归”——游戏哲学畅想》一文中指出，游戏不仅是儿童的天性，而且如胡伊青加所说，也是人的本性——人即游戏者。游戏不仅是人的本性的表现，而且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也是人的全面完整本性的表现：“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游戏的本质是自由的、审美的，“游戏與自由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表演关系，就是说，游戏是人的自由的表演，而且是自由的喜剧性表演”。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进入游戏状态，就能全面自由而超然物外（也即审美）地把握一切，包括体育。一旦人的充满人性快乐的自由“活动”，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沦为不自由的异化“劳动”，自由的游戏与快乐就荡然无存，人只会“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怅然若失”。体育也是如此，一旦丢失了游戏精神，我们就没有了希腊奥林匹克运动那样的自由、超然和浪漫，很容易陷入实用主义，将体育与现实生活联系得过于紧密。我曾以米卢接手中国足球的大起大落为例，批评了体育游戏精神的失落。足球本是身体游戏，我们却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功能。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为体育注入游戏精神，又要避免陷入西方体育游戏的二律背反，任务自然就更加艰巨了！

四、体育文化的终极追求

体育文化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人的自然化。”

好友李力研生前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体育与人的自然化的关系。他认为，体育说到底是一种防止由于伴随文明的快速演进而带来的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是人类感性如何从自身理性的重压下获得解放的努力实践。“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只有‘人的自然化才能阻止人类的物种退化。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化。”这一主张实际上来自李泽厚先生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独特发掘。我非常认同李泽厚和李力研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然化思想的基本理解，但也觉得有必要从我倡导的田园教育哲学的角度再做一点补充。

我越来越确信，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形态的自然主义。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表述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是田园教育的哲学根基。它可以理解为一种解决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以及其他严重对立的新“天人合一”主张，内涵非常丰富。在这个总体主张的语境里，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命题。在他看来，“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是历史而辩证地统一的。

“自然的人化”是“人的自然化”的绝对前提。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在的自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所说的“人自身的自然”，也即我们一直强调的人的身体的生物生命。“自然的人化”意味着全部自然界与世界历史“对人说来的生成”，也意味着让人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里显然是汲取了康德关于“自然向人生成”“人是自然的最后的目的”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的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造外在自然，打下人的生命力量的印记，实现“外在自然的人化”，使之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进而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是改造人自身的自然，激活和唤醒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力量”，不断丰富和壮大自身的生命力量，并超越生物族类的限制，彰显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进而实现“人自身自然的人化”。毫无疑问，人类的教育尤其是体育，不管是卫生、强身、军体、性爱还是死亡的教育，在促进人自身的自然的改良与变革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体育的一个崇高使命，就是促进“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

但是，单纯促进“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是不够的。体育的终极目标或最高境界，是在“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再一次超越自身，实现“人的自然化”。

这意味着，体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相伴随，促使业已高度优化的人的生命机体重返自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返外在自然，将体育与人的生命机体视为值得永远依靠的“无机的身体”和“精神的食粮”，二者不再是敌对的、掠夺性的、相互報复的“扩张主义”关系，而是“人同自然的和解”的“田园主义”关系；二是重返更高层次的人自身的自然，人自身的小宇宙与身外的大宇宙冥合如一，进而完成马克思所说的自身的“人的自然主义”，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界复活”。这时，人就成为栖居于自然化世界的人，也即我所谓“田园世界”中的“自然化的人”。从体育的角度而言，“自然化的人”彰显出来的应该是“力”与“美”、“武”与“文”、“刚”与“柔”、“勇”与“智”的交融统一。培育这种“自然化的人”必将成为未来教育尤其是未来体育的最高使命。

最后，还想特别提一提马克思当年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人类的“异化劳动”一旦得到历史性的扬弃，重新回归合乎人类本性的状态，成为“自由劳动”或“自由活动”，就具有了体育锻炼的性质。“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像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这个说法常被视为一种过于浪漫的观念。我倒不这样看，反而觉得它隐含了马克思对于未来人类活动回到“身体”本体又抵达更高境界的洞见。如果一切活动都升华为自由的“身体锻炼”，那么是否意味着一切教育也都从根本上归于一种意义特殊的体育呢？

我自小爱艺术，尤其爱跳舞，每当踏歌起舞，四肢翩翩，就觉得生命在凌空飞扬。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阅读蔼理斯研究艺术的著作《生命之舞》时，就觉得书名特别贴切。不过，我现在不完全这样看了，我认为用“生命之舞”来揭示体育的本性才是最贴切的。因为身体是生命的载体，也是生命运动的舞台，体育的世界上演的就是宣泄活力、激扬意气、绽放灵性的“生命之舞”。

新的生命之舞——新体育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吸引人们，并全面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因为导演这场生命之舞的，是一种全新的机体生命观——生物学世界观。有人曾声称，贝塔朗菲提出的这一观念是“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如果这是确切的话，那么，我们倡导的新体育很乐意为这场“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