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型糖尿病患者HGI与DKD的相关性分析

嵇龙飞 蔡云祥 强鑫华

糖化血红蛋白（HbA1c）被认为是评价2 型糖尿病血糖控制的金标准［1］。然而，研究表明只有60%～80%HbA1c 水平的变异可以用平均血糖水平来解释，而其余的则归因于相关的种族和生物因素［2］。为了量化这种差异，Hempe 等［3］引入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数（HGI）。有研究表明，HGI 升高与T2DM 并发视网膜病变［4］的风险增加有关。本研究旨在分析HGI 与T2DM 并发糖尿病肾病（DKD）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21 年1～6 月至本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 331 例作为观察对象，其中男215 例，女116 例。排除标准：（1）血液病患者；（2）合并糖尿病急性并发症；（3）严重肝功能不全及感染患者；（4）甲状腺功能亢进者；（5）恶性肿瘤患者。DKD 的诊断依据《糖尿病肾病诊治专家共识》［5］，将患者分为DKD组115 例和非DKD 组216 例。本研究经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方法（1）一般情况：收集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2）生化指标：所有受检者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检测HbA1c、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标。留取晨尿测定尿微量白蛋白/肌酐。（3）HGI 计算方法和分组：根据HbA1c、空腹血糖（FPG）做线性回归分析，建立预测HbA1c 的回归方程；本研究将331 例入组数据中的HbA1c、FPG 纳入，得到预测HbA1c 的回归方程为预测 HbA1c=7.20+0.14×FPG（P＜0.05）；HGI=实际HbA1c-预测HbA1c［6］，同时定义HGI ≥0 为高HGI 水平组，HGI＜0 为低 HGI 水平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两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n或%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生DKD 的影响因素，结果以OR（95%Cl）表示。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非DKD 组和DKD 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指标的比较 见表1。

表1 非DKD组和DKD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指标的比较

2.2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T2DM 患者并发 DKD 的影响因素 以DKD 作为因变量，以病程、高血压史、收缩压、Cr、HCY、UACR、NLR、LMR、高HGI 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HGI 为DKD 的危险因素（OR=2.594，95%CI：1.451～4.640，P=0.001）。

3 讨论

DKD 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我国大约20%～40%的糖尿病患者合并DKD［7］。在临床工作中提高DKD 的早期诊断，对于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及预后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资料显示，T2DM 患者DKD 患病率是34.74%，与非DKD 组相比，DKD 组有更长的糖尿病病程，有高血压病史、高HGI 的比例更高，收缩压、Cr、HCY、UACR、NLR 水平较高，LMR 水平较低。这可能与DKD的发病机制有关。目前认为多种炎性因子参与引起的肾脏慢性损伤、内皮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DKD 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8］。DKD 患者多伴随蛋白尿、肾功能损害、高血压等临床表现。

HbA1c 水平易受到年龄、红细胞年龄、肝肾疾病等影响而不能反映真实的血糖水平［2］。所以引入HGI 作为解释血糖变化的替代方法［3］。本研究显示与非DKD组相比，DKD 组拥有高HGI 的比例更高，较高的HGI水平被认为是一种葡萄糖代谢的表型，其特征是对蛋白质糖基化和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组织积聚的易感性增加［10］。细胞内蛋白非酶糖基化程度较高和AGEs水平较高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的致病因素［11］。据报道，HGI 与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4］。本研究也显示高HGI 为T2DM 并发DKD 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HGI 可能使T2DM 患者DKD 风险评估更加个体化，但是由于用于计算预测HbA1c 的人群线性回归方程在不同研究的人群之间有所不同，需要在FPG 和HbA1c 之间建立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HGI 的临床应用。因此将HGI 纳入T2DM 管理工具可能更容易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