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风闻言事”的限制及其影响

【摘要】 宋代完善的台谏制度对宋代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甚有“宋成也台谏，败也台谏”的说法。而“风闻言事”，作为北宋台谏的一项重要特权，在北宋的政治格局变化中，又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北宋“风闻”环境宽松的情况下，言官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进言，统治者对其做出了一些限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特点，“风闻言事”所发挥的作用虽不如预期，但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宋代；风闻言事；监察；士大夫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3-006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3.019

“风闻”，原意指传闻。“风闻言事”指监察人员可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形之下，仅依据传闻便可立案纠劾，且该过程中不记揭发人姓名，不必探究传闻之出处，言官对言事后果不负责任。“风闻言事”作为古代监察官僚、下情上传的重要方式之一。学界目前对这一制度的研究认为，其在两晋之前已有“风闻”的端倪，但未成制度，及至两晋之时，才作为制度被确立下来。其后在隋唐逐渐发展，而宋、明、清走向兴盛。而宋，则普遍被认为是监察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宋时台谏合一的趋势，监察范围进一步扩大，学界一般认为将“风闻言事”作为特权给予台谏官是以天禧元年（1017年）所颁布的天禧诏书为标志。“风闻言事”作为一种监察制度的补充，其在监察内容和主体上的拓展，使得台谏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统治者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广开言路，太宗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贤者择之，亦古典也。”真宗亦曾说：“开广言路，理国所先。”在历经几代统治者的改革后，台谏官员依靠着“风闻言事”这一特权，在宋代呈现出秩卑权重的局面来。

一、“风闻言事”的特点

“中外事皆得风闻，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此乃北宋设“风闻言事”的目的。而为了使其能够正常运行，使得这一项赋予台谏的特权能够真正为皇权的“鹰犬”，北宋亦形成了这一制度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不同特点。即，不追究“风闻”的出处，不责罚言之不实的言官。

（一）不问出处

宋人洪迈有言：“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可见“风闻”在诞生之初，就有着不问出处的特点，而到了宋代，这一制度成为定制。虽是制度规定，但统治者有时为了判断上奏来的“风闻”是否属实，难免会问言事者的信息由何而来。

神宗时，御史翟思以“风闻言事”上疏弹劾他人，神宗却“有旨诘所自来”。皇帝的诘问却遭到了御史中丞黄履、杨察等的反对。反对者认为统治者对谏官的诘问，会打击谏官的积极性，“恐失开言路之意”。而言事者自己也以风闻不应追究由来而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御史翟思就认为，“风闻言事”倘若追究其源来，“则自今人人相戒，无敢复言”，这样一来就会失去广开言路的初衷，“臣恐言路壅塞，无以称耳目之任”。另一个事例，御史彭汝砺弹劾官员俞充谄媚宦官，不应得到升迁，神宗“所言充事得于何人”，彭汝砺答道：“臣宁自劾，不敢奉明诏。”最后虽无法查明消息來源，但神宗依然照此弹劾，罢去了俞充的官职。英宗时殿中侍御史彭思永也认为，倘若追究风闻之由来，“则后不得闻矣。宁从重谪，不忍塞天子之言路”。

谏官们极力保证“风闻”不被追究来源，从而使得“风闻言事”得以正常运行。统治者面对这样的情况，亦只能故作大方地略过对来源的追究。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为宋代言官敢于言事提供了保证，更好地促成了宋代下情上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类似无记名举报的形式，在政治斗争之中，成为党同伐异的一种武器，虽在最初确实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没有真正达到广开言路的作用，且使得“御史府为朝廷纲纪之职，故大臣由公相以下皆屏气切息”，影响了朝廷其他事务的运转，造成大臣皆畏手畏脚。

（二）不罪言官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自宋立国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风闻”中的事，必有虚实之分，在无法追究传闻来源的情况下，政府必然要对上奏的事情进行调查，查验真伪，再行处置。宋政府极力鼓励大臣进言，仁宗时期甚至“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对于应当言弹而未言弹者和尽责言弹却有失者采取不同的处置态度。对前者严惩，对后者往往却能以“不责言之必实”的理由而免去责罚。神宗时，李常知谏院，曾上疏皇帝修建宫室“费百余万”，宴游玩乐“费十余万”，他的疏奏虽言不符实，但宋神宗却并未追究，而是一笑了之：“近闻人谤如此，乃是常疏中之语。”仁宗时期，盐铁副使郭申锡与御史张伯玉共参河北都转运使李参与宰相文彦博结党营私，事关宰执，仁宗命人推劾，发现这件事并不属实，张伯玉身为御史，“伯玉以风闻免劾”，免去了责罚。而郭申锡被贬谪，知滁州。

二、统治者对“风闻言事”的限制

宋代的台谏在当时拥有着超然的地位，甚而有“御史府尊则天子尊”的说法。拥有众多特殊权力的宋代谏官，风闻更加大胆、自由，但他们并非毫无限制。

（一）“风闻”的内容

北宋统治者虽允许台谏“风闻言事”以通言路，但并不是言事者可以无所不言，其言事范围很多时候受到一定限制。

仁宗一朝，台谏风闻的疏奏章满公车，“风闻”的泛滥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仁宗宠信陈执中，因此有御史以“风闻”奏事，说陈与家中婢女私通，私德有损，仁宗与范镇论及此事，说：“台谏官不识体，好言人家私事。”范镇亦不认同御史的这一弹劾。因此事，御史又将矛头指向范镇“风闻同知谏院范镇妄行陈奏，营救执中”。庆历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王拱辰弹劾滕宗谅挪用公款，此次弹劾同样是以“风闻言事”的方式上奏，滕宗谅随后被贬。事后，范仲淹谈及此事说道：“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御史刘挚也认为当时的台谏“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可见当时的风闻，眼见得已成为朝臣们党同伐异的工具。为遏制这样的风气，缓和矛盾，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诏曰：“自今台谏官，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更不许风闻弹奏，违者坐之。”仁宗嘉祐年间，再次下诏，希望言官们能将所言之事规范在国家大事之中，而不是以细碎私事伤和气。

（二）“风闻”的主体

宋初，虽设谏官，但由于官职与差遣分离，导致了谏官沦为虚官。真宗天禧元年，颁“天禧诏书”始，设专职谏官。到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始设谏院，谏官开始从百官之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机构。台谏合流的趋势也在这之中显现出来。而“风闻言事”的特权也归于台谏官，其余官员倘若借此言事，则属越职言事，或被处以重罚。

仁宗时，欧阳修将要去地方赴任之际，仁宗面谕道：“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欧阳修却回答道：“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景祐三年（1034年），范仲淹出任开封的州府官，已罢言事，仍频繁进言，又上《百官图》及《帝王好尚论》等，暗指吕夷简卖官鬻爵，擅用职权。两人在几度争锋后，吕将范冠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范仲淹贬知饶州。次日，御史韩渎向仁宗建议，将范仲淹朋党张榜公示，颁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此后又有“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的说法。吕诲任官时，发现当时“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群臣之间争相上书揭人过失，吕诲认为这本应该是台谏官的职责，言官之外的人“苟非职分，是为侵官”。

三、“风闻言事”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

台谏在北宋之前，二者各司其职。台指御史台，其职责在监察百官，谏，最初于秦汉时期，设谏议大夫，此后这一职位虽名字更改，但职责大致相同，都是为了谏督皇帝。而北宋台谏合流之后，台谏就成为皇帝监察百官的御用工具，而皇权则少了一份制约。看起来地位卓然的台谏官，其“风闻言事”的特权究竟能否在一次次大胆的风闻中保全自己，也取决于统治者。

风闻失实的言官，在皇权独裁之下，并不是完全能够免于责罚。须知，在人治社会中，臣子的奖与罚更多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见。君王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统治者，其所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决定对于言官的罚与免。当言官的“风闻”直接伤害到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时，这项原则也就荡然无存。例如，哲宗时，监察御史张舜民与宰相文彦博在对西夏问题上政见不一，随即上疏言文彦博遣刘奉世出使西夏，是有私心。事后经查，派刘出使并未文彦博提议。由于当时的统治者亦主张弃地求和，张因而被罢职。这引起朝中台谏官的极大不满，梁焘质问给事中：“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御史中丞傅尧俞更是前后多次上疏，认为宋初为了不使“下情壅塞”，“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并就此事认为“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这次事件历经两月，以朝廷内部大规模的人事调动结束。从这之间可见，台谏、宰执、皇权，三者虽然看似互有牵制，但究竟是否对“言之不实”的言官进行惩罚，还是由最高统治者所决定的。

仁宗时期，盛宠张贵妃，而元祐年间，御史唐介弹文彦博“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因之登用”，认为文彦博勾结宦官，贿赂张贵妃而擢升。文彦博确赠蜀锦予张贵妃，但是否擢升文彦博为相的决定，自也是要皇帝钦定的。这样的论奏自然使得圣心不悦，于是这次上疏的结果便是“介既贬，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次年，文复为宰相。仁宗欲召回唐介，而询问文的意思，文答曰：“介顷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在这次的事件中，对两方大臣的贬降与叙复，完全是皇帝为平衡朝内势力而做出的决定。针对这件事，沈松勤在《北宋的台谏制度与党争》一文中提到这是“仁宗以台谏监察近臣、扼制相权，正遵循了‘异论相搅的家法。”“异论相搅”意即“让政见相左、各不相能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纠讦牵制，以达到控制大臣的目的。”

神宗朝时，王安石本人虽然对“风闻言事”大力支持，也强调不应对风闻失实的言官进行处罚，在其变法期间，却有不少言官，因在“风闻”之中反对新法而遭到贬黜。吕诲、刘琦、张戬、张商英等人都因之被贬。林旦、张琥则因为弹劾王安石荐举的拥护新法的官员李定而被贬黜。而元丰三年，李定由于言开封府界养马事失实而罢知河阳，其被贬的原因，除言失实外，更多是由于对新法的维护不够忠诚。

（二）台谏势力的膨胀

統治者为了使自己的“耳目”能够畅所欲言，又赋予了台谏特殊的权力，就如“风闻言事”。“风闻言事”扩大了台谏进言的范围，使得这时期的台谏官拥有了特殊的地位。皇帝授意之下发展起来的台谏势力，成为皇帝在政治斗争之中周旋各方的一种政治力量。而这种超然的进言权力，使得台谏和其他官员之间形成了地位与权力并不对等的状况。而被置于台谏监控之下的宰相，在此时与台谏之间渐成水火之势。

王世农据史料统计，北宋自仁宗以后，绝大多数宰执大臣的罢免原因都来自台谏的弹劾，其中仁宗朝57% ，哲宗朝80%。鉴于此，对于台谏“风闻言事”的评价则贬大于褒。王世农就在文中指出“北宋台谏势力膨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很大 ”“清谈误国，北宋就是这样，在喋喋不休的议论中走向了灭亡。”沈松勤也认为：“其负面效应远远超过了正面作用”，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消耗了赵宋元气，也损害了文学和学术等文化发展。

（三）失控的台谏

台谏在向皇帝进言一事上所拥有的超然权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环境。大臣在这样动不动即遭遇弹劾的情况下，自保都难，更难有为国为民的大抱负，以至于后期攻讦之风盛行，北宋统治者最初广开言路的初衷也难以达成。北宋后期，台谏因其性质的特殊，这一把利刃也会被权臣所利用。如神宗时期，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御史台制度因之被破坏，为了清除新政的阻力，着力打击言官，其当政时期，言官的在位时间都不长。其本人甚至拥有擢升言官的权力，他对傅尧俞说：“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但傅本人并不支持新政，随后又被王安石外调。即便如此，后世依然有“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的评价，甚至认为“台谏之衰，起于熙宁”。

总的来说权臣对谏官的掌控，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控制台谏官的选拔，在用人上，选择自己的亲信、心腹或易于掌控的见风使舵之人；其二对不肯依附强权的谏官，施行打压政策，将其贬谪。这种情形自北宋蔡京始，到南宋愈演愈烈。

（四）言路畅通，敢于进言

诚然，过当的“风闻言事”确实有诸多弊端，但其在施行过程中，依然为北宋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

由于北宋台谏官风闻言事原则的保护，其公然倡导“风闻言事”，在社会上营造了言者无罪的宽松舆论氛围，形成了以言事为荣的大好局面，涌现了一批敢言、善言的优秀谏官。且不论是朝中做官的抑或是普通知识分子，都敢于议论政治，谈论政治，对古今故事针砭时褒，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章。

统治者施行“风闻言事”的目的主要在于广开言路，澄清吏治，提高统治效率。对谏官在进言权力上的保护，使得监察体系内的官员，享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敢于进言。以此对其他的官员形成威慑，使得其余官吏在行使权力有所顾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力的滥用。因而“风闻”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所谓“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言，虽有夸大，但亦可见台谏之重要性。从文官集团之中独立出来的台谏系统，贯穿于北宋党争过程的始终。从最初的广开言路，到后来以道德为名党同伐异，这之中，台谏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否，与北宋政治的清明密切相关。当台谏正常运作，发挥其最初开言路的作用时，就能有效地维持政治的平衡与稳定，当台谏膨胀，打破这番平衡时，北宋政治的混乱也相继而来。台谏被赋予的特权“风闻言事”，其利弊都很明显，利是能通过提升谏官的积极性以达到警戒百官，肃清吏治的作用；弊在政治斗争中容易成为不同政见的官员之间诛除异己的工具。问题在于统治者如何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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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菾菾，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