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中介效应
——基于沪深A股主板涉农上市公司

杨旭 成武县审计局 崔红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引言

随着我国产业数字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业上市公司发现数字化转型是提升财务绩效的重要途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传统投入的先天不足提升财务绩效受到更多因素制约，例如硬件设备成本、人员技术能力等。因此，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问题。邱浩然[1]发现农业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较差，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原有生产环境中时往往面临一系列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而花费更多的成本。李民和戴永务[2]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涉农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但是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这些研究为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但是很少有从内部控制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所带来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内部控制在过去不是发展主要矛盾导致。然而，内部控制是企业保障信息传递效率、人员适配程度的重要手段，在现代企业发展和建设中至关重要。在全社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大背景下，分析内部控制在农业企业中起到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参照了罗艳梅等人[3]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的研究，以沪深A 股主板涉农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在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作用。

一、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倪克金等人[4]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扩大资产规模和降低营业成本，因此对于涉农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也应该加强其对供应链、生产环节的管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最终提升财务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涉农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自身财务绩效。

（二）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

内部控制是企业设计并执行的一套规章制度，旨在保证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管理高效以及财务报告可靠。目前，有关内部控制和财务绩效方面的研究已经成熟，一般来说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也越好，基于这个共识提出假设。

H2：涉农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

马贵兰[5]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经营和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累积的业务数据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将引发企业的内部控制危机。而张钦成等人[6]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升。因此，如果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导致财务绩效的提升，可能不单单是由于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还可能是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内部控制水平，从而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最终提高了经营效率及财务绩效。基于以上逻辑提出假设。

H3：涉农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会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提高财务绩效。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2021 版），选取2011—2020 年A 股主板涉农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剔除ST 和期间退市样本，减少极端值影响；其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增强数据连续性；同时为减少异常值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前后0.5%的winsor 缩尾处理。总共搜集70 家上市公司，共计545 个观测值。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财务绩效。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有多种方法，如托宾Q 值、每股收益率（EPS），净资产收益率（ROE）等，本文考虑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经济发展的特点，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盈利能力，并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替代变量来检验其稳健性。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T）。为客观反映企业数字技术程度，本文使用国泰安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来表示。

3.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IC）。参照前人做法，选择使用迪博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内控质量指数的作为代理变量，以内控指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了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董事会人数（BOARD）、是否为国有企业（SOE）、存货占总资产比例（INV）、管理费用率（MFEE）。

（三）研究模型设计

本文先通过模型1 对涉农企业的数字化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从而验证假设1。再通过模型2、3 对内部控制质量对涉农企业数字化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从而验证假设2、3。

模型1：ROE=β0+β1DTi，t+∑ βnControli，t+ε

模型2：IC=γ0+γ1DTi，t+∑γnControli，t+ε

模型3：ROE=δ0+δ1DTi，t+δ2ICi，t+∑δnControli，t+ε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共线性检验

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对各变量分析，其中样本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0.279、最小值为-0.307，这说明我国涉农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情况差异较大。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中位数为27.117、标准差为5.354，说明涉农公司在数字化水平之间也有较大差异。此外为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方差膨胀模型因子检验，发现各变量之间的容差均大于0.1，VIF 值均小于2，说明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利用SPSSAU 统计平台对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中介效应模型及稳健性检验

从原始模型（1）的模型1、模型2 的回归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净资产收益率、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越好，假设1、假设2 可证。而通过模型3 的回归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程度、内部控制质量都与净资产收益率是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传导，由此假设3 可证。此外计算得到内部控制质量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6.923%，即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有26.923%通过内部控制质量来实现。

同时为了提升研究的严谨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选取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财务绩效的替代变量；二是扩展研究期间，将研究期间扩展一年，即从2011 到2020 年延展为2012 至2021 年。结果如（2）、（3）所示，可以看到中介效应依然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1—2020 年中国A 股主板涉农相关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水平、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涉农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提升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涉农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6.923%。

（二）研究建议

第一，要同步推进内部控制及管理体制改革。数字化转型归根到底是进行一项战略变革，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技术和工具上，必须上升到文化和制度层面，要结合内部控制和运营管理体制做深层次变革，不然，相对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就会制约数字技术在日常经营中产生的效益，甚至产生副作用。对于农业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背景下新的管理模式和控制方法，探索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经营效益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生产循环思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借助金融工具、争取政府支持，分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要不断加强全体员工数字化素养。企业数字化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管理层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个部门的责任，需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所以涉农企业需要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潜力，一是在人员队伍建设上加强数字技术的培训，二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向数字人才倾斜，三是在人才选拔任用上向数字领导者关注。通过一系列举措增强企业数字技术驾驭能力，从上到下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意识和能力。

第三，要持续改进数字技术的应用模型。企业不能有一劳永逸的想法和心态，数字技术固然降低了人力成本，但也带来了更多的管理复杂度，出现漏洞、风险的可能性也明显上升。对此，要不断迭代已有的模型，一是要不断向行业领先技术靠拢，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追赶先进企业。二是要积极吸取意见、建议，要虚心接受基层反馈，从生产实践中不断优化现有技术。三是加大研发投入，数字化转型不能依赖外部产品，要避免过度依赖导致的卡脖子和价格收割问题，通过不断的研发形成自己的数字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