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青铜罍研究

孙 贤 井中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东周青铜罍并非直接继承自西周青铜罍。青铜罍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走向消亡，西周晚期周王室式微，商式酒器重新开始流行，青铜罍也在东周时期复兴于海岱地区。青铜罍在春秋时期比较繁盛，战国时期青铜罍的使用趋于衰落，这主要是受到青铜壶兴起的影响。

青铜罍兴起于商代，是商式酒器的典型器形之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酒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显著下降，青铜罍自然也在其列。到了东周时期，青铜罍又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形制发生了变化，并且逐渐流行于许多地区。因此，可以将青铜罍在殷商到西周中后期的产生与消亡视为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东周时期的复兴与衰落视为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以往金石学家对青铜罍多有著录，容庚始将其单独列为一类［1］。马承源认为青铜罍始见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中期，可分为圆体和方体两类［2］。朱凤瀚认为青铜的存续年代介于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战国早期之间，亦分为圆体和方体两类［3］。王宏将青铜与青铜罍视为同类器物，认为青铜在西周晚期出现后便替代了青铜罍，青铜罍的流行年代为殷墟二期到西周中期，青铜的流行年代为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4］。路国权根据肩、腹部形态将东周青铜罍分为四型，其中一型为西周遗留或东周仿制［5］。

学界目前普遍将青铜罍视为酒器，并且认为前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以往的认识过于笼统，没有很好地揭示出东周青铜罍复兴的缘由和过程以及衰落原因。

一、类型学分析

根据肩部形态，东周青铜罍可分为两类，另一些仿古青铜罍可单独划归一类。

甲类，圆肩，腹斜收。根据口、颈部形态可分为两型。

甲A 型，平沿直颈。根据器身形态可细分两亚型。

甲Aa 型，器身较宽扁，根据口沿和底部差异可分三式。

Ⅰ式，口沿较宽，微侈口或直口，平底。如山东安丘东古庙出土铜罍（图一︰1）［6］，发掘简报认为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路国权判定为春秋早期［7］。

Ⅱ式，底部出现明显圈足。河南洛阳西工区C1M3498︰5（图一︰2）［8］，年代为春秋晚期。

Ⅲ式，口沿较窄或消失，微侈口，底部圈足增高。如湖北襄阳陈坡M10E︰62（图一︰3）［9］，年代为战国中期。

变化趋势：口沿从较宽变为较窄或消失，并由平底变为带圈足，且圈足逐渐加高。

甲Ab 型，器身较高挺，根据口沿和底部差异可分三式。

Ⅰ式，口沿较宽，直口，平底。如河南洛阳西工区M8833︰3（图一︰4）［10］，年代为春秋中期。

Ⅱ式，底部出现较矮假圈足。如山西长治分水岭M270︰13（图一︰5）［11］，发掘报告认为其年代为春秋中期，朱凤瀚判定为春秋晚期［12］。

Ⅲ式，口沿较窄，底部圈足较高。如山东临淄相家庄LXM6X︰18（图一︰6）［13］，年代为战国早期。

变化趋势：口沿从较宽变为较窄，并由平底变为带较矮假圈足，并且圈足逐渐加高。

甲B 型，侈口，束颈。根据器身形态可细分两亚型。

甲Ba 型，器身较高挺，根据口部、底部差异可分为两式。

Ⅰ式，侈口，平底。如湖北吴店郭家庙出土铜罍（图一︰7）［14］，年代为春秋早期。

Ⅱ式，小侈口，底部有圈足。如山西潞城潞河M7︰73（图一︰8）［15］，年代为战国早期。

变化趋势：侈口由大变小，并由平底变为带圈足。

甲Bb 型，器身较宽扁，根据口部、底部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侈口，平底。如河南洛阳西工区M8832︰7（图一︰9）［16］，年代为春秋中期。

Ⅱ式，底部出现圈足。如河南洛阳西工区C1M7226︰1（图一︰10）［17］，年代为春秋晚期。

Ⅲ式，小侈口，底足增高。如河南淮阳平粮台M17︰58（图一︰11）［18］，年代为战国晚期。

变化趋势：侈口由大变小，并由平底变为带圈足，且圈足逐渐加高。

乙类，折肩，下腹斜收，平底。根据耳部形态可分为两型。

乙A 型，无耳或双耳位于折肩处，侈口折沿，根据肩部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肩部比较平直。如河南桐柏月河左庄M4︰1（图一︰12）［19］，年代为春秋早期。

Ⅱ式，肩部比较圆鼓。如河南光山宝相寺G2︰A10（图一︰13）［20］，黄君孟夫妇合葬墓的年代，发掘简报认为是春秋早期，朱凤瀚判定为春秋中期偏早［21］。

乙B 型，双耳位于折肩处上部，侈口，卷沿。如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出土铜罍（图一︰14）［22］，湖北随州1970 熊家老湾青铜器组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朱凤瀚判定为春秋早期［23］。

丙类，仿古罍。根据器耳大小可分为两型。

丙A 型，器耳较小。根据仿造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丙Aa 型，仿晚商至西周初期式，侈口，束颈，圆肩，肩部饰一对兽首衔环耳，下腹斜收，近底部有一鋬耳，无明显形制变化。如山东枣庄东江M2︰17（图一︰15）［24］，年代为春秋早期。

丙Ab 型，仿西周中期式，侈口，束颈，折肩，肩部饰一对环耳，下腹斜收，底部有矮圈足，无明显形制变化。如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出土铜罍（图一︰16）［25］，发掘简报认为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朱凤瀚进一步指出应为战国早期［26］。

图一//东周青铜罍分期示意图

丙B 型，器耳较大，仿晚商至西周初期式，侈口，束颈，鼓肩，下腹斜收，喇叭形高圈足，肩部饰有大兽首状耳，无明显形制变化。如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小黑石沟M8501︰4（图一︰17）［27］，年代为春秋早期。

二、起源与发展

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探讨各类青铜罍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从现有材料看，春秋早期出土青铜罍的地点有：山东安丘东古庙、日照五莲于里镇［28］、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29］、滕州安上村［30］、临沂沙旦子村［31］，河南郏县太仆乡［32］、郾城塚周村［33］、桐柏月河左庄，湖北吴店郭家庙、随州熊家老湾，安徽桐城［34］，广西荔浦［35］、陆川［36］、宾阳［37］，湖南湘阴［38］，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四川成都南一环路［39］。从分布来看，海岱地区出土青铜罍的数量最多，出土类型也最为齐全。

（一）甲类青铜罍

目前发现的春秋早期甲类青铜罍主要见于海岱地区，海岱地区可能为此类器物的起源所在地。山东沂源县出土过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罍（图二︰2）［40］，装饰的夔龙纹和波带纹等纹饰都符合西周晚期的特点，将其与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中期铜罍（图二︰1）［41］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件青铜罍基本上继承了西周中期青铜罍的形制，比较大的变化是其器身变得比较宽扁，所以这件器物应该是在继承中原地区青铜罍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本地特色的产物。

图二//甲类青铜罍

再将这件西周晚期的青铜罍与安丘东古庙出土的春秋早期的甲Aa 型青铜罍（图二︰5）相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形制上非常相近，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带有明显的圈足，而后者为平底。已有研究表明，山东地区在两周之际出现了较多平底青铜器［42］，青铜罍的平底化进程与这一时间范围基本吻合，所以，西周晚期海岱地区的青铜罍在经历了平底化过程后就演变成为甲Aa 型青铜罍，并且颈部变直，带有明显的平折沿，侈口变小。

春秋早期的甲Ba 型青铜罍（图二︰4），在形制上可以追溯到邹县七家峪墓葬出土的青铜罍（图二︰3）［43］，年代为西周晚期［44］。海岱地区这件西周晚期青铜罍比较接近西周中期较高挺的青铜罍样式，可以认为是海岱地区在继承西周中期同类器形制的基础上再将其进行平底化的产物。此外，西周中期青铜罍肩上多见一周明显的凸棱，海岱地区这件西周晚期青铜罍器身上这一周凸棱已经变得比较平滑，并且向肩下移动，这种形制变化也延续至东周时期。

甲类青铜罍在春秋早期主要有甲Aa 型、甲Ba 型两种型式，在春秋中期又出现了甲Ab 型（图一︰4）、甲Bb 型（图一︰9）两种新的型式。在形制特点上，甲Ab 型青铜罍综合了甲Ba 型青铜罍的高挺器身和甲Aa 型青铜罍的平沿直颈这两种形制特征，甲Bb 型青铜罍则综合了甲Aa 型青铜罍的宽扁器身和甲Ba 型青铜罍的侈口束颈这两种形制特征。所以，甲Ab 型、甲Bb 型青铜罍应该是甲Aa 型、甲Ba 型青铜罍互相影响所产生的。从现有材料看，甲Ab 型青铜罍最早出现在洛阳地区，而甲Bb 型青铜罍在海岱地区和洛阳地区都有比较早的分布，很可能是在海岱地区产生。

东周甲类青铜罍在春秋早期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在曾国和洛邑周边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春秋中期，主要分布在海岱和洛阳地区，后者数量甚至一度跃居首位。春秋晚期，甲类青铜罍仍较多发现于洛阳地区，在晋文化区内也有发现。战国时期主要分布在齐、楚文化区内，洛阳和山西地区仍有少量发现。此外，甲类青铜罍也影响到了陕西、北方地区以及广西、广东等周边地区。

（二）乙类青铜罍

乙类青铜罍在汉淮地区有自名为“ ”的情况，但这可能是汉淮地区的方言传统，从形制上看这类器物应该归入青铜罍属。春秋早期的乙A型青铜罍共发现2 件，均出于桐柏月河左庄，这里应该属于羕国墓地［45］，所以这两件铜罍应该是属于羕国的器物。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出有一件羕伯罍（图三︰1）［46］，李学勤认为其年代可能为西周晚期［47］。将羕伯罍与乙A 型青铜罍（图三︰2）对比可以发现，乙A 型青铜罍底部形态发生了改变，经历了与海岱地区青铜罍同样的平底化进程，这种形制变化可能是受海岱地区影响。

图三//乙类青铜罍

春秋早期的乙B 型青铜罍目前共出土2 件，曾国出土1 件，海岱地区出土1 件。沂源姑子坪西周晚期墓葬出有一件青铜罍（图三︰3）［48］，在形制上非常符合乙B 型青铜罍的特点，并且已经出现了平底特征。曾国所出乙B 型青铜罍的年代要晚于沂源姑子坪出土的青铜罍，应该是受到了海岱地区的影响。而且，两件铜罍所在墓葬的器物组合情况也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随州熊家老湾这座墓葬已经被盗，出有簋4、方彝1、罍1［49］，而这些器物在沂源姑子坪墓葬里都有出土，并且两座墓葬出土的各类器物的形制都非常相似。报告里推测随州熊家老湾原来的随葬组合可能为5 鼎4簋，而沂源姑子坪墓葬随葬有5 鼎2 簋2 簠，两地在随葬铜器组合以及器物形制上的相似性可能代表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东周乙类青铜罍出土数量相对较少，流行时间也较短，集中于春秋早中期，乙A型青铜罍主要流行于汉淮地区，乙B 型铜罍则较多发现于汉淮地区和海岱地区。而且，汉淮地区青铜罍的发展应该受到过海岱地区的影响。

（三）丙类青铜罍

丙Aa 型青铜罍（图四︰1）仿造商末周初同类青铜罍（图四︰4）［50］，在形制上基本没有变化。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丙Aa型青铜罍出土于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此类器物可能是产生于海岱地区。丙Ab 型青铜罍（图四︰2），仿造西周中期青铜罍（图四︰5）的形制，且未发生明显的形制变化。这类器物目前主要发现于四川地区，不过出现的年代较晚，在战国早期才开始流行，应该是产生于四川地区。

图四//丙类青铜罍

丙B 型青铜罍（图四︰3）也仿造商末周初同类青铜罍（图四︰6）［51］，且在形制上没有太大变化。丙B 型青铜罍的分布范围比较广，在山东、安徽、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区都有发现，和西周初期此类青铜罍的流行区域也有部分重叠，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早期，战国时期在四川地区也有少量发现。陈小三认为，丙B 型罍中形制特征比较原始的为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被盗的一件铜罍，其年代为春秋早期，这些铜罍虽然出土范围较广，但形制和纹饰非常相近，可能拥有共同的产地，大致范围应该是山东南部到安徽的长江沿线地区［52］。

东周丙类青铜罍中，丙Aa 型青铜罍主要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的海岱地区，广西地区也有散见；丙Ab 型青铜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四川地区；丙B 型青铜罍主要在春秋早期流行于海岱地区、安徽、湖南以及内蒙古、广西、四川等周边地区，战国时期在四川地区仍有少量分布。

综上，目前发现有不同形制的东周时期青铜罍，而这些器物总体上都与海岱地区有着比较深的渊源，出土材料也说明海岱地区在西周晚期仍保留有使用青铜罍的传统，并在形制上进行了创新，西周中期形制的青铜罍在海岱地区经过平底化等形制上的改造之后，又逐渐影响了其他地区。此外，海岱地区出土的青铜罍比较集中在东夷族群的墓葬中，再加上海岱地区两周之际许多青铜器平底化的形制改变也可能与东夷文化相关［53］，所以东周时期青铜罍可能是复兴于海岱地区的东夷族群。

三、发展背景与兴衰原因

（一）发展背景

青铜罍经历了西周中后期的没落之后，东周时期又在海岱地区的东夷族群内获得了重生，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背景信息应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青铜罍复兴的原因。

张亮和滕铭予曾经对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的仿古器物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了春秋早期的仿古铜酒器现象［54］。刘娟将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使用仿古酒器的现象称为“酒器回潮”［55］。综合两者的研究来看，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三晋两周地区的国君或高级贵族墓随葬有大量商式酒器，如爵、尊、觯、觚、卣、方彝等，这些器物绝大部分为明器，仿制质量比较粗糙，多成组出现，主要是以爵、觯为核心，多配以尊、方彝。

与此同时，作为商式酒器之一的青铜罍也在海岱地区得到重新发展，海岱地区还创造了青铜［56］。商式酒器在西周中期以后就逐步走向了消亡，但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时间范围内又在中原及海岱地区重新流行起来。因此，商式酒器的重新使用并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同地区的使用习俗不同，青铜罍的重新使用自然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二）复兴原因

笔者认为，在探讨青铜罍重新流行的原因时，不能只着眼于此类器物，还需要探讨其背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就是商式酒器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回归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周王室势力衰微。在势力强盛时期，周人的礼制促使青铜器组合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明显开始摆脱商式酒器的传统，形成了周人自己的器用制度。但在西周晚期，周王室实力衰落，这样的局面也使得以周王室为象征的周人礼乐制度跌落神坛，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之前被逐渐抛弃的商式酒器也开始重新出现。

第二，海岱地区青铜文化的对外传播。海岱地区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时期表现得十分强势，青铜在其他地区的大量使用便足见其影响力。借助于海岱青铜文化的对外传播，兴起于东夷族群的青铜罍也借势向其他地区扩散。从目前的出土材料看，海岱地区的青铜罍在春秋早期首先传播到了汉淮等地区，中原地区主要从春秋中期开始受到影响。

（三）衰落原因

青铜罍在春秋时期的发展比较兴盛，在步入战国时期之后，青铜罍便由盛转衰，数量明显减少。青铜罍在战国时期走向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许多东夷国家的消亡，比如莒国等。东周青铜罍复兴于东夷族群，他们在青铜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国家的灭亡自然也使得青铜罍的传播和使用失去了动力支撑，导致其后续发展不足。

第二，青铜壶对青铜罍的使用情况造成了重大影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随葬组合上看，青铜罍的地位逐渐被青铜壶所代替。洛阳地区春秋中晚期的铜器墓葬中，随葬三鼎及以上的墓葬很多都随葬有青铜罍，随葬一鼎或两鼎的墓葬里也有不少随葬青铜罍的情况，青铜壶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青铜罍。不过在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铜罍与铜壶往往同时出现，常见两罍搭配两壶的情况。而到了战国时期，洛阳地区的铜器墓葬中，随葬的酒器主要为青铜壶，青铜罍基本消失不见，贵族墓中随葬的酒器基本上只有青铜壶，甚至有五鼎搭配七壶或五鼎搭配四壶这样的情况。因此，在战国时期，青铜罍已经被青铜壶大量取代。

2、从形制上看，青铜罍逐渐趋近于青铜壶。战国时期青铜罍与春秋时期青铜罍相比，发生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首先，由春秋时期的普遍无盖转变为有盖，并且盖沿下有子口来与器口相套合。其次，春秋时期主要流行的兽首衔环耳基本消失不见，战国时期的许多青铜罍开始使用铺首衔环耳或简单的小环耳套上圆环。而这两种形制特征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壶上就已出现［57］，战国时期青铜罍可能是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青铜罍在战国时期有向青铜壶转变的趋势，这种形制上的趋近便使得作为趋近一方的青铜罍逐步被放弃使用。

其实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过青铜壶替代青铜罍等酒器的现象，随着大量商式酒器在西周中后期被慢慢抛弃，酒器组合便主要转为相对单一的青铜壶。此时许多地区可能是因为周王室礼制改革而被迫接受这种较为单一的酒器组合，所以在周王室式微之后，周人礼制的束缚也逐渐降低，之前被压制的商式酒器习俗也重新在一些地区兴起。但新兴酒器的风潮在春秋之后便逐渐消亡，新兴的青铜罍也大量被青铜壶所代替，这次转变应该是这些地区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不管是西周时期周人的礼制改革，还是东周时期许多地区的主动选择，青铜酒器组合在本质上都经历了一个简化的过程，而最后得以延续的主要就是青铜壶。

四、结语

本文将东周时期青铜罍分为圆肩、折肩、仿古三大类，并追溯了三类青铜罍的起源。总体来看，东周时期青铜罍应该是复兴于海岱地区，并且可能与东夷族群有关。此外，还分析了东周青铜罍的发展背景与兴衰原因，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由于周王室式微，商式酒器在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重新兴起，海岱地区主要以青铜罍为代表。东周青铜罍主要兴盛于春秋时期，步入战国时期之后，青铜罍的数量明显减少，这主要是因为青铜罍的使用开始被青铜壶所替代，并在形制上也开始向青铜壶趋近，所以青铜罍最终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