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记者”与“富记者”
——访《浙江日报》原钱塘周末部主任杨新元

2023-08-07 06:11蒋卫阳,马庆隆,陈骞
传媒评论 2023年7期
关键词:浙江日报宗庆后娃哈哈

人物名片:杨新元,1950 年12 月生,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进入《浙江日报》学习、工作,曾任《浙江日报》杭州记者站站长,《经济生活报》副总编辑,《浙江日报》要闻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钱塘周末部主任等职。现已出版文学专著7部,含长篇报告文学《国药传人》、散文集《多彩人生》《媒眼看世界》《走读人间》等。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内获奖。

采访组成员:

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钱江晚报马庆隆

浙江法制报陈骞 俞晟

有志者事竟成

采访组:您1977 年正式进入报社工作,当年只有27岁。那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很不平凡,“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作为一名“老三届”下乡知青,您当年是返乡多久后入职《浙江日报》的?是怎样的机缘?

杨新元:我到《浙江日报》工作完全是出于偶然。1975年10月,我“下放”农村7年后,被调到湖州永昌丝织厂工作。干了一年不到,有一天,厂里的党委书记老马领了一个人到我上班的织造车间来,这个人是我们吴兴县委报道组的组长施振华,我认识。他说,有一个《浙江日报》的同志在厂部办公室等我,要见见我。我当时心想:《浙江日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他们的人要和我见面呢?报社的同志姓朱,见面后和我随便聊了聊,问我是不是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我当时确实喜欢写点东西,县广播站、《浙北报》经常会有我的作品。我如实回答,不过,那次谈过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大概半个月,马书记又来找我,他要我到杭州去参加一个浙江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我答应了。等到培训班的通知下来了,我却打了退堂鼓。因为我当时从农村刚刚上来,在工厂学技术,干得也蛮好的,就不想去了。又过了两天,马书记来问我怎么还不去,我说不想去了,书记说不行,你要去《浙江日报》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刚巧当天下午马书记到省里开会,我跟着他的车到了杭州。

到《浙江日报》总编办报到后,报社给我发了一个采访证,让我到工交组报到。第二天,组里领导就给我分配了任务——到萧山电化厂采访。当时,我连杭州的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所以到处问人家萧山电化厂怎么走。我边听边记,按照他们告诉我的乘车路线,兜兜转转到了电化厂。采访结束,回来写了稿子,结果编辑说:“你这个稿子太‘松’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松”,什么是“紧”,只能按她的要求,又去补充采访了一次,回来写了第二稿,结果又说我背景写得不清楚。后来又去了萧山电化厂三四次,搞得晕头转向,最后这篇稿子有没有见报,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忙乱的氛围中到了《浙江日报》。

采访组:初入报社,哪些人、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杨新元:我记得那时候号召“工业学大庆”,报社要我去采访一个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标兵,名叫瞿履冰,这个人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位同志完全是一个技术型的干部,平时性格很内向,采访时像挤牙膏,总是你问一句,他讲一句,你不问他就不讲了。但是,一讲起与技术相关的事情,他又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他与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电子靶向炉,这在当时是全国领先的技术创新,所以他获得了学大庆先进标兵称号。部门里的老同志告诉我,想让采访对象向你敞开心扉,就一定要跟他交朋友,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帮他拖地板、打水,慢慢相处熟了,获得了很多写作素材。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时我没什么经验,不清楚什么材料应该深挖,什么材料一笔带过就好,所以那篇稿子始终没有达到编辑的预期。我改了一稿又一稿,到最后,甚至晚上做梦都在改稿。

于是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搞新闻工作的料,还是回去当工人算了。我写了个条子给工交组负责人后,自己就回了湖州。结果,报社人事处处长老朱专门赶到湖州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回去。厂里马书记也对我说,你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去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他们的劝说下,我重新回到了报社。经过反复修改,那篇稿子终于成型了,大概4000 多字,在二版发了将近一个整版,标题叫《有志者事竟成》。

我认为自己初进报社的经历,和那位标兵有些相似。虽然他研发的是电子靶向炉,我钻研的是写稿子,但是我们有共同之处,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摸索,一步步前进。

1985年,那个时候提倡知识化、年轻化,我这个初中毕业的“老三届”就想着,还是要去读点书,所以就参加了自学考试。文科我是没问题的,主要难在高等数学,因为根本就没学过,所以只能自学,后来,在很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成功考入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脱产学习。那两年的大学时光虽然短暂,但是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进大学的门了。毕业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原本想回到之前所在的《浙江日报》工交组,但由于那里人员已经满员,我就到了杭州记者站。在杭州记者站这几年,对我的帮助确实非常大。到了记者站之后,跑的条线不像之前分得那么细,在记者站,各条线,你都可以去采访报道,这对我业务上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采访组:您刚入职报社是27岁,我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当时的您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象或打算?

杨新元:我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能在新闻业务上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也就是说,很想得心应手地完成工作任务,希望自己写稿不要一遍一遍地去补充采访。

当时,浙江兰溪有个著名的凤凰化工厂,它的股票曾在1990 年挂牌上交所,是上海的“老八股”之一。1978 年,我和县报道组同志一起采访过这个厂。原本准备写一篇消息,采访回来之后,却被告知“不够,还要发一个通讯”,可是时间非常紧张,领导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再去。当时,我回想了现场观察到的细节,又整理了大量材料,所以信心满满地说:可以写!几天后,我在一版发了一个消息的同时,又在二版发了半个版的通讯,标题是《“凤凰”吃粗粮照样飞得高》,到现在印象还很深。这种临时换角度、扩体量进行写作的情况,后来发生了很多次。

当时我们围绕“穷记者”与“富记者”展开过讨论。什么是“穷记者”?就是你专门盯着一个角度去采访,稿子写好了,要求换一个角度,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是“富记者”?就是到达采访现场,你会了解得很全面、很细致,很多材料可能是写稿中用不到的,但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从其他角度或侧面切入,照样可以写出稿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写一些新闻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我常在《钱江晚报》或浙报集团的其他报纸发表散文。新闻确实有记录历史的价值,但今天的新闻,人家看过之后就变成旧闻了。散文或文学作品就不一样,可能今天你看了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变化,明天看又有新的体会。比如《红楼梦》,我初中看到的、大学看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采访组:1991 年,应该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年——那一年,是您的调查和提议,推动了当时轰动杭州的一次标志性的市场化改革事件——娃哈哈公司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都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难”,当时您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和胆略,去向杭州市长提出您的建议?

杨新元:1991 年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国内经过了3 年多的治理整顿,很多企业面临转型或倒闭的选择。这一年又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可以说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确实是当年让我印象颇深的事件。那一年,我们4个人到娃哈哈进行调查,并没有想到兼并的事,只是想了解一下企业在治理整顿之后面临的最新情况。当时的“娃哈哈”规模很小,是一个校办工厂,但它生产的营养口服液销量很好,进厂拉货的车甚至要排队。

“娃哈哈”总经理宗庆后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按理说,产品销路好了应该高兴,但他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向上打报告,想要扩大厂房,已经半年多了,还没批下来。产品虽然供不应求,但如果再不扩大生产,别人的仿冒品马上就要出来挤占市场了,到时候我们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杨记者,你帮我们去跟规划局的杨局长说说,叫他帮我们早点批下来好不好?批了之后还要征地、造厂房,没一年多时间都拿不下来,事不宜迟。”

我答应了他,但回去的路上我意识到,就算批文下来,估计也迟了。我们就想,能不能从什么地方腾出一些现成的厂房给他们,设备慢慢转移进去就行。当时杭州罐头厂已经资不抵债,企业职工倒有千余名,这个厂很大,但随着出口订单缩减,加之当时的国营大厂有不少条条框框,所以厂长在经营上没什么主动权,经营情况不如人意。能不能把杭州罐头厂的厂房给“娃哈哈”呢?

后来我把这一设想告诉了时任杭州市市长卢文舸。他一听就很激动,“啪”地站起来,说,这个想法好!然后我又去找了时任市委书记吴仁源。吴书记为人忠厚、谨慎,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娃哈哈”了解情况,下午就召开市委常委会。当时,列席常委会的媒体工作者里就有我,所以我在会上又补充了一些想法,毕竟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它是一次跨行业、跨体制的兼并,并且是一个校办工厂去兼并一个上千人的国有大企业,没有一点魄力是不敢做的。杭州市作出兼并的决议后,各方的反对意见跟着就来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搞死国企。两个厂的职工反应尤其大——罐头厂的职工表示要誓死捍卫国有大厂的地位,不愿意去做校办工厂的职工,“娃哈哈”的职工又觉得,我们这么一匹“小马”去拉这么一辆“大车”,要把“小马”累死了。宗庆后这个人比较精明和强硬,最后他表态:直接买断杭州罐头厂的经营权,不采取挂账经营等方案,以绝后患。

当时我是一边参与策划,一边写稿子,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先后发了消息。过了3 个月,“娃哈哈”兼并后的效益出来了,又发了一篇。然后到100天,又发了一篇通讯,在《浙江日报》登了不小的篇幅。

采访组:您与宗庆后、冯根生这样的企业家交往很深,您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呢?

杨新元: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实际上,宗庆后和我经历差不多,也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杭州后年纪也不小了。当时我的一位好友在某营养液公司当副总,他拉了宗庆后一把,让宗庆后去销售产品。宗庆后当时就骑着一辆三轮车、戴着草帽在杭城搞推销。“娃哈哈”营养口服液这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又在我们新闻界的牵线下,得到了兼并“杭罐”这样的改革红利,于是一下子就做起来了。那个时候,企业界和新闻界联系还是蛮紧的,不少媒体人真的是到企业去发现问题的。

时代对媒体人提出更高要求

采访组:回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您有怎样的感想?

杨新元:《浙江日报》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在这里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我也接触到一批优秀人物,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道理,开阔了眼界,所以我对《浙江日报》是非常有感情的。退休后,我每个月基本就来报社大院一次,或是去理发室理个发,或是去医务室配点药,然后到食堂吃个饭,就回去。虽然已经离开报社,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希望《浙江日报》能越办越好。

现在,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这对纸媒的冲击非常大,但我想,纸媒完全消亡是不可能的,时代只是对媒体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前我们当部主任,管住几个版面就可以了,现在办报的人不仅要管版面,还要运营新媒体平台,想尽办法拓展渠道、扩大影响,比我们那时候要操劳得多。

采访组:一方面,如今传播技术有了进步,但另一方面,新闻行业的外部环境充满挑战。新一代媒体人中,有些对行业的未来表现出了更多的迷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新元:我想,年轻的媒体人不必失落。虽然外部环境在变,但是新闻仍然是一个光荣的、值得去从事的职业。这份工作你干好了是非常有收获、有意思的。记得那时候,我写出一篇好稿子,会接到很多电话,听到别人说“老杨你今天这篇稿子写得很好”,我就感到很值。甚至,我工作过的那家丝织厂的书记为了看我的稿子,让每个车间都订《浙江日报》,他每天都要看,有时候他没看到,厂里面其他人也会向他汇报,说今天有本报记者杨新元的稿子。你说这种事情值钱吗?不值。但这就是一种生活的追求和乐趣。只要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乐趣,你将不需要靠别人的驱动来工作,你会自己去琢磨,并对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最终会从一个“穷记者”变成一个“富记者”。

年轻时候吃一点苦,走一点弯路,不要紧,这些都是人生的财富,特别是对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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