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非虚构作品《重走》的文学性特征

刘梦琦

内容摘要：自“非虛构”写作在国内形成一股创作热潮，其作品“真实性”与“文学性”失衡的问题日渐突出。杨潇通过《重走》对非虚构语境中的“文学性”进行了开掘与探索，他的历史书写达成了非虚构内容与文学性表述的融合统一。从结构策略、文学叙事、文化意识三个维度审视《重走》的文学表现，能够深刻感受到作品“非虚构”特质与“文学性”因素的贯通交融。透过历史与现实、写实与文学的对话，《重走》突破了历史真实的既定框架，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多主体性的文学情感与时代思索。

关键词：杨潇 《重走》 非虚构 结构策略 文学叙事 文化意识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作品专栏，并随即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此番举动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阵非虚构写作热潮。非虚构作为一种具有“中间性”的创作策略，其取材内容为现实或历史真实，表现形式为艺术性的文学叙事，在“真实性”与“文学性”这两极之间取其平衡，形成共振。[1]

然而纵观目前的非虚构写作，作家的文学创造性正在被真实伦则束缚，不断为还原事实让位。许多非虚构作品对“真实性”的强调，已遮掩了文学的魅力与光芒，削弱了自身的艺术审美性。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作家势必要在“真实性”的范畴内，对非虚构语境中的“文学性”作出新的定位，开掘出更多的文学表意空间。

杨潇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在河流、公路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自出版后广获好评，它具有极为典型的非虚构质素，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特征。结构策略、文学叙事和文化意识三个维度的文学表现，共同构建起了《重走》文本的深层意蕴，在提升叙事张力的同时，也拓展了作品在文艺审美上的回味空间。

一.《重走》的非虚构质素

（一）真实史料的加持

与注重田野调查的现实向非虚构作品不同，《重走》以历史事件为核心，其“真实性”的基点自然落于现存的文史资料。因此，《重走》的非虚构特点之一，便是引用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真实文献史料。

在制定“重走”计划之前，作者杨潇广泛搜集并阅读了大量西南联大相关史料，并游访各地，与“湘黔滇旅行团”中现今仍健在的亲历者或他们的后代进行交谈，获取了当事人的回忆及日记、书信等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上，杨潇确定了重走长沙临时大学迁滇之旅的徒步路线。每到一地，他都会拜访当地史志办、党志办，寻找旅行团在县志史料中留存的痕迹，而不同县市或热情或冷漠的应对态度也被诚实记录，成为现实反思环节的重要剪影。作品中，各地县志的历史记载、报刊的相关报道以及实地摄制的照片等，都成为了文本真实性的有力支撑。

为求真实和严谨，对于同一事件，观点互相矛盾的史料均被收录文中。例如有关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临大做的数次时事报告，有当事人回忆称他的报告极受欢迎，时常被掌声打断，而政治立场不同的受访者则表示，徐特立的系列报告因受冷遇而被迫中止。历史的书写与流传，其中通常隐含着意识形态与权力更迭之争。此类材料难证真伪，杨潇并没有根据自身立场随意进行取舍，而是保持公正与坦诚，让两种话语共同构建起历史的真实，同时也彰显出非虚构作家应有的叙事态度。

通过调查走访，杨潇不断寻求与确证着历史，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历史的再发现，他收获的种种往事细节既是对历史空缺的补足，也为作品的非虚构叙事增添了更多注脚。例如长沙临时大学刚组建时，三校之间曾出现不少摩擦龃龉；决定迁往昆明前，学校内部始终存在“固守”与“搬迁”两派分歧；迁校计划施行后，众人在海路和陆路之间经历了摇摆抉择，陆路旅行团的计划曾由租车紧急调整为步行，以及各地方政府对待旅行团态度各异，等等。这些细节书写，部分与既往的历史认知有所不同，部分填补了被忽视遗漏的历史罅隙，它们丰富了历史的脉络和枝节，是《重走》的历史叙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二）走出“书斋”的行动

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倡导者，李敬泽指出：“文学的整体品质，不仅取决于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也取决于一个时代作家的行动能力，取决于他们自身有没有一种主动精神甚至冒险精神，去积极地认识、体验和探索世界。想象力的匮乏，原因之一是对世界所知太少。”[2]杨潇则将李敬泽所倡导的“走出书斋，走向现场”的行动理念贯彻到了极致。他背上行囊，重走八十年前的那段求知之路，与临大师生结伴而行，共触一草一木，同览一川一河。

正如易社强在序言中所说：“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3]行走是感受历史现场的必要步骤，也是杨潇与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他从长沙出发，一路穿越湘西、贵州，最终抵达目的地昆明。旅途中，作者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在考察现实，历史记忆和现实经历交织呈现，呼应回旋。作品勾连起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西迁的往事流脉，也真实描绘了沿途乡村与城镇的现实境况，杨潇从一种既与历史紧密联结又与之保持疏离的视角出发，观照着两个时代的中国基层社会图景。

作者与旅行团一同徜徉在自然山水与质朴人情的润泽之中，他为沿途的秀美风光而感动，也经历了徒步意义的自我质询，更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与奔忙求新。两个时代的现实情境不同，但徒步者的精神结构却是相融互通的。正是通过“走向吾土吾民”的行动，与行进在路上的旅行团众人达成精神的共振，杨潇才能真切走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想象力、创造性，将不可再现的岁月往事和冷静客观的文字记载具象化，重构为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真实。

（三）文学主体的在场

首先，在非虚构写作的题材选择上，学者丁晓原认为当前的创作普遍存在“题材的类型化”和“题旨的轻量化”的弊病。“梁庄”系列反响热烈，此后乡村题材便成为了非虚构写作的热门选择，而其余题材领域却少有作家涉及，并且非虚构创作多注重现象本身或个人体验的叙写，缺少与历史、现实相联结的深度和广度。[4]

对于这种倾向，《重走》展现出了极为明确的反拨意图。杨潇主动将目光投向漫漫历史长河，同时又避开了被反复书写的联大叙事，敏锐捕捉到了社会还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历史空缺：众人皆知西南联大的传奇故事，却普遍忽视了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临大和此后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之旅始终处于学术聚光灯以外的视野暗角。作者选取了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往事，并且加入自我独特的旅行感悟和现实景触，充分体现了非虚构写作所能开掘的“生活内涵和时代关联”[5]，同时也折射出其作为文学主体的思考、判断与感悟力。

其次，杨潇以介入性的写作姿态，坦诚展现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显示出强烈的创作主体意识。正如蒋蓝所言：“非虚构写作在作家具有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6]在“重走”的旅途中，作者从不吝于传达自己的主体情感和文化思索。他感喟于沿途见闻与历史记忆的重合，遗憾于世人对历史的遗忘；他为历史个体的曲折遭遇而感伤，也为青年学子的家国理想而振奋。这些复杂的情感既源于作家探寻的历史与现实真实，也源于其自身的价值向度和思维立场。而文学主体在作品中流露的文化情怀和现实思考，也正是非虚构作品异于纪录片、电影的意义与魅力所在。

二.《重走》的文学性特征

《重走》在具备传统非虚构质素的同时，也格外注重作品表述、叙事结构的文学性。《人民文学》曾在卷首语中提出：“我们对‘非虚构更热切的希求是：深在的人性意味、结构、语言等经典性文学要素，能够更自然从容地渗透在写作意识中。”[7]从结构策略、文学叙事、文化意识三个维度审视《重走》的文学表现，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作品“非虚构”特质与“文学性”因素的贯通交融。

（一）结构策略维度

杨潇的“重走”之旅从长沙出发，横穿湘西，途经贵州，最后抵达云南昆明。文本叙事以旅行团和作者的行进路线为线索，作品章节的编排也以此为序，整体分为“临时大学”“湘”“黔”“滇”四部分。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题目同样包含所经县市名称，例如“黄平—重安：公路的意志”“在贵阳：艺术或宗教的逃难”。杨潇以旅途地点为引，加之个人的徒步感悟，将原始文献中平面的文字记叙勾连起来，构造了一个浸润着作者思想和深层情感的立体叙事空间。这种富有逻辑性、框架感的地点结构使得文本脉络流畅，构架清晰。随着地点循序变换，一段段过往也在历史中渐次上演。

具体的文本叙事中，作者让历史与现实穿插交织，双线同行，形成了两个年代互相对话的时空结构。例如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在回忆录中，频频提及校园旁量大味美的街边吃食，而杨潇重回曾经的临大校址，看到附近的街道上仍然排列着满溢市井气息的小吃店，时代之间的岁月鸿沟仿佛在这一刻已尽数消弭。再如攀行南岳，作者在柳无忌、燕卜荪曾徘徊思考的大青石处眺望風景，体会着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境遇。寻访至旅行团打尖歇脚的扶风寺，作者漫步其中，想象着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对临大师生的鼓舞，竭力捕捉鸟声钟鸣里的岁月回响。

每到一处，杨潇都会呈现当时的学子日记、书信和县志记载，与现实景况、自身感悟进行比照，实现相隔八十年的对话与交流。在某些时刻，读者已经随作者回到了过往的历史现场，种种细节近在眼前，而另一维度的现实世界则显得异常悠远。两个年代、两个中国的交织重叠，让我们走入了八十年前那段求知苦旅，也看到了过往的逝去、时代的差异与民族精神的存续。这种时空的调度与回转，塑就了作品内在的文学结构性，给予读者丰富的阅读体验。

此外，文本中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话语结构。《重走》主要引用的文史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临大教授和学生的日记、书信、作品，以及从当事人或其后人处获取的回忆信息；另一类是各县方志办、党志办提供的史志、档案资料和过往的纸媒报道。在地方志、报刊媒体等公共话语的叙事中，我们既能从一个宏观的视角俯瞰战乱年代的社会结构、国民面貌与民族精神，也能从地方视角出发，体察“湘黔滇旅行团”及流亡人潮对途经城市面貌与心理的重要改变。对于迁滇路线上众多西南小城而言，它们的经济建设相对落后，过去往往处于国家话语的边缘地带。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迁徙，西南县城在融汇民族文化脉动的过程中，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尊严，确证了地方的战略与时代价值，同时也深化了本土民众的身份认同与救国情怀。

而在日记、信件等个体话语的私人场域中，我们则看到了被宏大的家国主题所遮蔽的，青年学子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以及思想转变。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他们在“读书”和“救国”这两条路径之间彷徨不定，一面是为战后国家建设出力的美好构想，一面是“消极避战”的舆论压力。临大学子怀着犹疑踏上了这条历练之路，并在这段伟大的旅程中，逐渐确证自己的选择。而在保存大学文脉的主体意图之余，“湘黔滇旅行团”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宣传作用，他们通过团体的徒步苦旅向国民传递着尚武意识与团结精神，“救国”与“启蒙”由此得以兼容。在作者精心编排的叙事体系中，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交互与碰撞，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书写，也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文本结构。

（二）文学叙事维度

对于“真实”的要求并不意味着非虚构写作只能在现存史料的范畴内亦步亦趋，它同样可以运用文学创作的诸多手法、方式，融入作者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实现文学审美性和真实性的结合。《重走》的事件主线是临大的成立、搬迁与“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之旅，文本中征引了数量庞大、形式各异的文史资料，包括个人口述、日记信件、地方史志、新闻报道、学术文献等。用碎片化的材料编织起历史全貌，这正需要作家强大的文学创造力。在串联史实的过程中，如何组织材料，如何运用语言，都会对文本的呈现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使用文史素材时，作者的记叙手法极为丰富，根据材料的特点予以灵活变换。其中有直接引用，将史料文字直接呈现在文本中，多为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和诗文创作；也有第三人称记叙，将各式繁杂的资料化入流畅的故事性书写中，构建起事件的整体框架；还有第二人称的使用，通过描叙逃难者、烟土商等小人物的坎坷经历，让读者身临其境，走入历史风云，直面战乱年代的动荡与悲哀。杨潇在叙事过程中，灵活组合、搭配各种不同体裁、类型的材料，从不同维度搭建起复杂的叙事世界，在充分凸显真实性的同时，也使得非虚构文本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于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洪治纲认为部分作家在创作中“忽略了必要的想象性重构”，人物形象较为呆板，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得到多方位的呈现。[8]纵观《重走》中立体而丰满的人物群像，作者在这一层面无疑是取得突破的。对于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杨潇格外注重史料的选择。他在广泛阅读、四处游访的基础上，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从中筛选出生动有趣、新鲜少见的细节性素材，运用情态、动作、语言描写，为一个个历史人物注入生命的活力与色彩，让他们以鲜活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

例如旅行团的随行教授闻一多，在“爱国诗人”的深沉主色调之外，《重走》还展现了他身上更多绚烂丰富的生命色彩。在长沙临时大学授课时期，“有一次菜太咸，冯友兰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闻一多便用汉人注经的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9]文人式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此外，闻一多常在家书中表白对妻儿的思念，还炫耀自己蓄起了“极漂亮的胡须”，他会为缝补衣袜所难，也会苦中作乐、自我嘲解，在打尖休憩时小声哼唱英文歌，闹了匪情乌龙后笑称自己“坐以待弹”，他的可爱、豁达、风趣逸散于行文的字里行间。再如，在空袭的爆炸声中淡定闲谈的吴宓，关照同学、平易可亲的团长黄师岳，以及徒步之余还勤奋采集民谣的小队长刘兆吉，总是为同学带来欢乐的“开心果”何广慈等等。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法，塑造了“湘黔滇旅行团”众生相，为这些可爱可敬的学者文人增添了更多生命注脚。

在作品的创作手法上，《重走》还以巧妙的首尾呼应，将文本的精神脉络相互联结。楔子部分的题目为“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其中杨潇对旅行团徒步迁行的意义提出了疑问，并抛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10]。尾声部分题为“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以“湘黔滇旅行团”成员或其后辈的访谈为基础，记叙了书中主要人物此后的人生经历，以人物的人生选择解答楔子中的问题，深化了作品的时代和生命思索，也完善了全书的精神结构。

（三）文化意识维度

1.自我确证，人生寻路

杨潇这次“重走”虽然是独行，但他并不孤独，他与一群相隔八十年的同路人结伴而行，而公路便是联结着历史与现实的载体。

对于临大学子而言，他们走的既是一条现实的求学之路，也是一条心灵的锤炼之路。许多人在初期还怀着迷茫和困惑，通过漫长的徒步，这群久居平津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真正感知这片土地。在山清水秀的桃花源，优美的景色令旅行团众人心旷神怡，然而当他们一步步回到现实，迎面而来的却是面黄肌瘦的佃户，饥饿乞食的孩童以及用绳索强缚壮丁的战时“话剧”。旅途中，他们与增援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相向而行，也曾看见红军长征遗留的印记，他们见证了西南地区的贫瘠与困顿，目睹了社会底层人民惨苦的生活。经此一行，旅行团才触摸到了“真正的中国的灵魂”[11]。

“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12]这场文化迁徙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将目光投向民间，投向乡野。人们总是需要一个参照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他们在重新认识民众的同时，也重新审视着自己。旅行团曾被众多县城百姓夹道欢迎，被政府公告敬称为“振兴民族领导者”，他们作为中国知识界之代表，开始重新思考阶层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也明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沿途的见闻支撑着旅行团走完了这段艰难的旅程，也使得临大学子坚定了读书以建设祖国的决心，确证了未来努力前行的方向。

对于杨潇而言，他在文中开头即坦言，自己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决定通过长距离的徒步来厘清纷乱的思绪，找回生活的方向感。行走是他与内心沟通的一种方式。在如今这个纷繁变幻的影像时代，杨潇希望找到属于自己这个文字工作者的定位，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摆脱孤独感和焦虑感。最终，杨潇轻装上阵，开启了他的旅程，并以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体验，体察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探寻公路徒步的意义。

然而，追思历史能够带来心灵的慰藉，却并不能提供现世的经验。因此，杨潇的“重走”行为本身又具有一种示范意义，他试图重塑并引领一种新的纯粹的生活方式。作者通过自己的徒步经历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时代，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13]，用行动来解答自身的迷茫与困惑，驱逐内心的孤独与焦虑，把握人生的方向和尺度。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他也给予了解答——“人生本身即是目的”[14]。

2.文明赓续，时代思索

易社强在序中直言：“杨潇被一种责任感所驱动：他希望帮助当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抗战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15]。通过杨潇对历史的书写，我们理解了临大师生的时代境遇、家国理想和精神结构。这群青年跋涉三千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幅员辽阔与壮美风光，同时也目睹了這个国家的贫瘠与落后。艰难求生的民众，备受排挤的苗民，涌向内陆昆明的逃难者，和互相扶持的行路人，奔赴前线的军人，明知结局而依旧航向天空的飞行员们……丑陋与美好，卑劣与高尚，苟且与大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抗战中的中国。

徒步途中，这群精英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断嬗变，他们认知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推翻又重构的过程，对于从前想象性的概念，如战争、贫穷乃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也有了更为刻骨的理解，针对国家未来和形态的构想也由此逐渐成型。战争年代的社会图景被混乱和苦难充塞着，但人民对于时代总有一种奇异的、百折不挠的适应力，纵使“绝望的情绪在民众中间蔓延，但各种人的天性与仁爱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新的责任感油然而生”[16]。阿来在《瞻对》序言中写道：“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我生活在藏地，写的是历史往事，但动机是针对当下的现实。”[17]《重走》亦是如此。正如第十章的章名——“生命似异实同”，虽然时代各异，际遇有殊，但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提炼出面对时代的态度和精神，这也正是这段历史具有的特殊意义。

杨潇深入历史腹地，但他也没有回避时代，在与历史的沟通与对话中，他格外明晰地洞察了当前这个时代的弊病。在湘西的地界中，旅行团行进于险峻起伏的山野，享受着山风水雨的自然润泽，如今作者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却频频目睹四处作业的挖沙车和污浊干涸的河流。顺着同样的行进路线，临大学子用双足丈量土地，感受自然的脉搏，八十年后的行人却被交通工具的铁皮包裹着，在一个个黢黑的山洞间匆忙奔赴，无暇环顾周边的山水景致。走入城镇，一栋栋仿古建筑拔地而起，真正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遗迹却被无情摧毁。

人们被现代化建设这场宏大叙事赋予了某种破坏的合法性，毫不自省地践踏着自然、人文与历史。“国家建设”延展而出的巨大需求不断扼杀自然的生命力，“城市规划”成为了拆除历史古迹的正当名目，所谓的“古城保护”也只是贩卖着空洞的怀旧情怀，机械地制造出千篇一律的仿古景点。政府的文物部门人微言轻，甚至连各地史志办的中心任务都是扶贫攻坚。在一切以效益为先、被经济驱动的年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赓续似乎都在被忽略。在声势浩大、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正在离自然物语和历史人文越来越远。杨潇将这些现实思考与历史叙事相融，以时空对比的形式，传达出他对于时代风潮的反思和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批判态度。

《重走》的历史书写是非虚构内容与文学性表述的融合统一。透过历史与现实、写实与文学的对话，作品突破了历史真实的既定框架，为历史叙述赋予了更多主体性的价值情感与文学思索。《重走》在呈现长沙临时大学与“湘黔滇旅行团”这段隐没的时代往事，补足历史细节的同时，通过对历史的溯源、重构以及思考、致敬，建立起了新的时代意义。我们从中能够感知到，历史并非随时间的逝去而泯灭，它静默地流淌进民族的血脉，参与着个体对自我精神的建构，对未来的选择，甚至是民族群体的成长。过去可以通往未来，杨潇在他的历史书写中所呈现的，正是如今这个时代赋予个体的想象与创造、思考与反省，“以及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应该放弃的理想和理性”[18]。

参考文献

[1]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2]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3]编者.卷首[J].人民文学，2013（08）.

[4]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J].当代文坛，2019（05）.

[5]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03）.

[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的历史意识[J].探索与争鸣，2022（03）.

[7]洪治纲.如何行动，怎样文学？[J].文艺争鸣，2022（03）.

[8]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J].文学评论，2022（05）.

[9]蒋蓝.十二朵非虚构之花[N].光明日报，2015-11-02（13）.

[10]商华萍.人民大地·行动者[N].光明日报，2010-10-29（10）.

[11]徐兆正.在不同历史时空下的行走——关于杨潇《重走》的对话[J].西湖，2022（04）.

[12]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07）.

[13]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03）.

注 释

[1]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03）：43-47.

[2]转引自商华萍.人民大地·行动者[N].光明日报，2010-10-29（10）.

[3]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vi.

[4]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J].当代文坛，2019（05）：90-96.

[5]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J].当代文坛，2019（05）：90-96.

[6]蒋蓝.十二朵非虚构之花[N].光明日报，2015-11-02（13）.

[7]编者.卷首[J].人民文学， 2013（08）：3.

[8]洪治綱.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03）：62-71.

[9]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60.

[10]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7.

[11]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4.

[12]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

[13]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635.

[14]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678.

[15]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v.

[16]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456.

[17]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5-6.

[18]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03）：43-47.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