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真”的情理世界

纪懿炜　刘二永

文本是电影的基础，电影是文本的再加工。動物文学很难界定一个出现时间，因为人类最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很浓厚的原始气息，尤其是原始神话。人类早期的文学创作的一大动因，便是对周边事物的模仿，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一批古希腊哲学家对此便有很深刻的认识。[1]在神话之中，常能见到人化为兽，或半人半兽的形象，早期诗歌也多有奇珍异兽的形象，最典型的例证无疑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专集《山海经》。但是，讨论动物文学主要还应该从近现代文学着眼。诸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等，可以说是动物叙事的先驱。因而，当电影艺术传播开之后，中国与西方的电影创作都有很多动物题材电影出现，在这一点上，文学与电影形成了很好的接续。

一、动物题材电影的类别划分和表现特征

与动物文学一样，动物题材电影也有很多类型呈现。对于动物题材电影的界定有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动物为主角；二是对自然美的歌颂；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映射或反思。只有满足了这三个要点（或其中至少两点），才可以比较稳妥地划归动物题材电影的范畴。现行的动物题材电影可以分为动画类、纪实类、混合类（即用真实的动物形象，但却是拟人的表现手法）三种，每一类动物题材电影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禀赋和表现特征。

动画类是动物题材电影的一大重点，因为动物或可爱温宁、或憨态可掬的形象，很受小朋友的喜爱，所以一直是儿童电影的主流类型。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如《狮子王》系列（1994、1995、1998、2004）展现了恢弘盛大的草原景象、《疯狂动物城》（2016）对社会的耐人寻味的隐喻，以及《功夫熊猫》（2008）系列、《爱宠大机密》（2016）、《猫和老鼠》（1965）等。动画类动物题材电影很少涉及一些深层的话题，如环保、精神异化、启蒙倒退等，恰恰相反，它们主要是对真善美等较为简单的美好精神的歌颂，或者对友情、亲情的呼唤，寓教于乐之中，因而老少皆宜，代表的是“全虚构”类动画电影。这类动物题材电影是最主要的一类划分，影片鲜明地展现出动物主角的悲欢喜乐，同时也有借动物之间的情感表现人类真善美的内容，受众广泛。

与动画类相比，纪实类动物题材电影则是指拍摄素材全部由实景拍摄而成的电影。如日本的《狐狸的故事》（1978）是一部在野外拍摄近10年，由工作人员剪辑而成的影片，展现了北方狐狸近乎惨烈的生存抗争，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以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一对公母狐狸的经历。当然，纪实并非百分之百复刻现实的动物世界，影片为了艺术性也会对素材进行一定程度的剪辑加工。从这方面来讲，它与纪录电影有一定的相似性。纪实类动物题材电影的数量较少，但与动画类的动物题材电影相比，它们所展现的通常是更加深刻、更加本质的自然美与生命的野性美代表的是“全纪实”类动物题材电影。

前两种动物题材电影的特点是其纯粹性，出现的角色基本全为动物形象，而混合类动画电影则不然。混合类动物题材电影采用的是真实的动物形象，但在表现手法方面，则侧重于使用拟人的方式。在此类动物题材电影中，人类与动物都有各自的剧情线，或交相辉映（如人与动物合作应对困难），或形成对照（如借动物的真与善讽刺人类的贪婪傲慢）。如《虎兄虎弟》（2004）讽刺人类的贪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中人与虎共克艰难、《侏罗纪世界》（2015）对生命的礼赞与对人类傲慢的鞭挞，发人深思。这种内容安排本身便有利于探讨一些深层次的议题，同时也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它是一种“综合”的表现手法。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类是对动物题材电影的大致分类，只能对目前可见的动物题材电影进行概括性划分，其分类的主要依据取决于影片呈现的主体特点。

二、“拟真”：动物题材电影的艺术呈现方式

所谓“拟真”，或者说是“赋予”，是电影艺术中经常使用的手法——将动物赋予人的特点，以建构新的艺术形象。相当多的动物题材电影用的都是这种手法，因为如果只是拍摄实景的话，观众很难深入理解影片所要表达的主旨，因此适当的拟人表现是必须的。英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在讨论拟人手法时曾指出：“正是这种方法使得莎士比亚的作品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盛境——桃花欢颜，梨花点泪，草儿放声齐唱，狂风与哈姆雷特一同怒吼。”[2]正如影片《疯狂动物城》之中的朱迪与尼克，并不是要表现狐狸与兔子的友谊，而只是借助自然界中狐狸与兔子的敌对关系，为电影的剧情做相应的背景铺垫而已。

任何一部影片的艺术手法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单纯的“拟真”无法将动物题材电影的所有艺术功能概括出来，动物题材电影实际上还存在其他的艺术手法。例如记录手法，动物题材电影中的记录手法并非简简单单的实景拍摄，而是有所加工，或者说是一种“镜像写实”：镜像写实是源自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术语，最早属于雕刻艺术范畴的批评用语，由瑞士著名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中提出。[3]镜子可以真实地反映镜外人或事物的形态，但镜子中呈现的形象又不是真实的形象。因此镜像写实实际上属于一种艺术悖论，它追求对物象的逼真呈现，而它呈现的又不是可触摸的真实物象，二者之间的若即若离，便造成艺术上的一种张力和魅力。这样的镜像写实应用在动物题材电影中，一是形成剪辑之后的实景记录，用真实的景象剪辑出一个故事，如法国团队曾追踪阿尔卑斯山中一匹立群的狼，并最后剪成一部有关狼王的电影。又如《狐狸的故事》，都是借实际的素材抒发创作者内心的情感——本质上还是在写人。

除了“拟真”与记录手法，动物题材电影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是对比。对比有两种应用方式，一种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对比；另一种是动物与人之间的对比。第一种出现在全部形象都为拟人的剧情之内，设置一组“好动物”，他们一般热爱家园，关心同伴，爱好和平；再设置一组“坏动物”，他们则向往权力，渴望战争，毫无善心，然后再上演邪不压正的故事。这种对比方式一般发生在动画类电影之中，主要目的是宣传一些真善美的思想；而后者一般是设置一组傲慢无耻的人类，再设置一组纯真自然的动物，归根到底也是宣传一些环保和真善的思想。总之动物题材电影是以动物的形象来反衬人类社会，这是因为电影创作是在人的注视下形成的，就像狄其骢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任何艺术归根到底都是要表现人的，是一种人学。[4]

事实上，这些艺术手法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电影艺术是一种“人学”，它的各个方面艺术特质的展现，最终都摆脱不了人的构思与呈现，所以即便在最纯粹的动物电影中，人的要素也不可能完全退场。动物电影产生于人的艺术构思，因此人的影响永远无法稀释殆尽。“拟真”是把人的感受与能力赋予动物，记录是人发出的主观动作，对比则时刻关系到动物与人的照应。换言之，在动物角色身上有着人的“凝视”和人的“意识”，其行为内驱力也源于对人类主观情感的表达。由此可见，动物电影中的一切艺术特质事实上都是人类智慧和思想的展现。

三、动物题材电影的情理世界与人文向度

对动画电影的类别、手法的讨论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动物题材电影虽然是以动物为主体，甚至通篇皆为实景拍摄，但其本质内核则是人文精神。人创造出来的艺术，终究是要表现人类社会的，而他们主要反映出来的人文精神，则是讨论的重点。对上映的动物题材电影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发现，其精神主要分为歌颂与反思两大类。

首先，在动物电影中，可以看到对本性真善的礼赞。正是因为拥有人性，人才可以称之为人，而所谓人性却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坚船利炮，那只不过是工具，工具理性怎么能够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呢？对于这一点，台湾大学陈弱水教授有非常深入的讨论。[5]人性是从混沌鸿蒙开辟以来，潜藏于人本心中的纯真与善良。然而可悲的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渐解放，难填的欲壑也不断扩张。飞速膨胀的欲望宛若一条浩荡长河，裹挟着人类冲向灭亡的黑洞：人类妄图以他们自己的想法与观念控制整个自然，掌控万象生灵，然而自然亘古长存，从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很多电影制作人试图在电影中呼吁人性的回归，将人的种种美好品德，如宽容、和平、团结、友爱、善良等赋予到动物身上，或者直接借动物的真实表现来呈现。在这一点上，《虎兄虎弟》是非常好的例证。

《虎兄虎弟》的故事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遥远的印度丛林之中，库玛和桑哈是一对老虎兄弟，但不幸双双被人类抓走。命运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桀骜的库玛被送到了马戏团，面对的是终日的鞭挞与驯服；而温和的弟弟桑哈却被送到了斗兽场，迎接他的是无尽的血腥与杀戮。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大肆开发自然，破坏了动物的幸福生活，也试图扭曲他们的纯真本性。后来二虎巧合相遇，但却是相遇在竞技场之中——原来英国官员为了取悦印度国王，便让二虎搏斗，殊不知是让兄弟自相残杀。但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数年未见，二虎还是辨认出了彼此，他们亲昵地打闹、嬉戏，人类几年来施行的种种规约沉默地让步，真情在此刻战胜了一切。最后二虎逃走了，而被派去追杀他们的猎人也在自然面前幡然悔悟，丢下了象征人类权力的猎枪。影片将人的兽性与兽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不禁深思。

当然，影片也并未对人类进行全面的否定，例如影片中的小孩子，代表了人之初的善良。可是，身处大染缸之中，他也可能是人性沦丧的轮回，这也是一处无声的警示。

其次，可以追寻动物电影对自然生命的禮赞。自然是生命的摇篮，自然也是人类的摇篮，生命的壮美与野性是自然的瑰宝，人类从蛮荒中建立文明，也离不开这种生机与活力。而久居钢铁丛林之中的人类却逐渐失掉了这份生机，都市中的人类受制于工作、经济的压力、时间等，最终逐渐异化成工业发展之后的社会，而失掉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机。有感于此，有的制作人便将呼唤自然与野性融入到电影制作之中。例如影片《狐狸的故事》，通过一棵生长在日本北部鄂霍次克海边老橡树的叙述，以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一对公母狐狸的经历。一个狐狸家庭每天面临着没有食物、野兽袭击、地盘侵犯、人类捕杀、恶劣气候等生存威胁，但它们仍然顽强地相爱、繁衍、哺育、求生。在宁静的原野上，伴随悠扬的音乐，这种弱小的动物在生存绝境里苦苦挣扎，是美丽凄凉的生存绝唱，掩在宁静与温情之下的血泪和叹息，使人感受到在悲剧化的动物故事中近乎绝望又充沛的生命情怀。此外还有《侏罗纪公园》系列，影片中展现了早已灭亡的恐龙的雄姿，营造了一幅又一幅的生命奇景。无论是草原上与大象同行的三角龙，翱翔天际的风神翼龙，称霸山谷的霸王龙，都给人以史诗般的视听体验。科学家克隆出来的迅猛龙明明是雌性，然而却能在基因的自我变异之下演化出雌雄同体的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就像导演安插的彩蛋所说的那样——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无论是面对荒原险恶的狐狸，还是面对火山陨石的恐龙，他们在自然面前都未曾退缩，勇敢地、自在地生活着，开拓着种族繁衍的道路，伴着天风与碧草，晨光与皓月，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生命史诗。这种纯粹自然的生命与野性，恰恰是钢铁丛林中的人类所欠缺的，失去了野性的人类，被社会异化、成为机器的、工具的人类。“新科技革命下的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惶惑不知所措，忧虑焦虑，社会的沉沦和个人精神的颓废，悲观绝望，丧失个性，没有根基，冷漠无情，社会失控，寂寞孤独，无能为力，没有意义，轻生厌世，丧失信仰和社会准则。”[6]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动物电影并非都是礼赞，不少电影的导演还借助作品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的隐忧，但表现形式则是通过隐喻等间接的形式，著名的作品有《猩球崛起》（2011）。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对社会政府堕落和政策丑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超越了种族和国界的界限上升为对动物和人类命运关注的情怀。人类试图控制猩猩，这引起了后者的反抗，然而在抗议过程中，猩猩首领和平派凯撒惩恶扬善但却是以悲剧收场。笃信人类进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科比，最终篡权夺位，凯撒的儿子坠楼而死；而主战派猩猩科比和其他猩猩却为人类的科技所败，最后坠楼而死，反抗的猩猩们的种种行为，完全是在影射社会现实。这类电影是纯粹的讽刺，讨论的议题较为沉重。法国电影符号学家麦茨（Christian Metz）曾表示：“电影与叙事性的结合是一件大事，这种结合绝非注定非如此不可，但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它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事实，一种文明事实。”[7]启蒙点燃了人类文明的一道闪亮灯火，然而现在的人是否还继承着启蒙所秉承的人文与理性，精神价值是否还能抵抗工具价值的侵蚀，答案似乎仍然悲观。

很明显，上述几种风格都兼备明确表述与隐性暗示的特点，说明了动物题材电影的深刻性。虽然在题材内容方面，常给人留下一种较为稚嫩的印象，但其中的很多思想和情怀都较为深刻。

结语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曾坦言：“一个民族的电影反映那个民族的精神。”[8]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动物题材电影的出现并非只为描写动物，它根本的目的还是反映人，反映社会。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文危机是东西方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借助动物表现出来，可以形成一种“镜像写实”的艺术张力，影射讽刺并存，比单纯的描写更能给人以震撼，发人深思。电影终究是人拍摄出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人的关注，人的精神价值。社会的症结用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人与动物同时纳入自然的尺度中展开讨论，影片与现实双线并举，这才是蕴含在动物题材电影最深处的人文向度。

参考文献：

[1]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西方文艺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9-27.

[2][英]林德尔·戈登.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M].许小凡，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27.

[3][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M].花若芬，译.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4：17-19.

[4]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2.

[5]陈弱水.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探索[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192-198.

[6]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76.

[7][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C].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

[8][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刘翠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