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会”保护研究的不朽之作

青海花儿研究会原会长、“花儿”研究专家滕晓天先生曾经指出：“花儿会是全面展示多元文化的极佳平台，是博览‘花儿文化的天然载体，是作好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抓手，大美青海因为有了‘花儿会而魅力四射。”滕先生的这段对青海“花儿会”重要性的评价非常中肯，吸引着更多的人对大美青海灿若星辰般的“花儿会”十分向往，但青海究竟有多少“花儿会”？这些“花儿会”地点在哪里？什么时间举办？是如何形成的？具体运行情况怎样？都不得而知。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因为有一本书给了你明确的答案，这就是由滕晓天、李养峰两位先生主编的《五彩斑斓的青海花儿会》一书。该书虽由滕晓天、李养峰两位先生任主编，但其实是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和青海省文化馆、海东市河湟花儿研究会协同合作，在历时两年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分工合作编写而成的。

一、该书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六章二十四节。分别由青海“花儿”研究者对“花儿语境： 青海省花儿会”“花王牡丹：四个传统花儿会”“繁花耀眼：各地卫星花儿会”“别样花红：走进城镇的花儿会”“文化空间： 民众纵情的天然舞台”“文化摇篮：孕育花儿文化的推手与载体”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二、该书的突出特点

（一）篇幅浩大，涵盖面广

该书共计23万余字，长达300多页，篇幅可谓浩大矣！此前我们看到的对“花儿会”的介绍，一般只附在某个“花儿”学者“花儿”专著的后面，篇幅寥寥。一般只说明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花儿会”，在什么时间举行就行了。像该书这样以浩大的篇幅全面系统地介绍一个省的“花儿会”的著作，还是第一次见到。就涵盖面而言，该书介绍了北到门源，南至同仁，东到民和，西至格尔木包含整个青海的“花儿会”。不仅介绍了四个闻名遐迩的大型“花儿会”，众多卫星“花儿会”，城镇“花儿会”，微型“花儿会”，而且对有些以前没有成熟“花儿会”的地方，也介绍了当地零星的“花儿”活动，例如对德令哈市和格尔木市“花儿会”的介绍。

该书内容不仅限于对“花儿会”本身的介绍，而且涉及到与“花儿会”有关的其他方方面面的知识，其中包括青海“花儿”产生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花儿会”的起源，“花儿”的艺术风格，“花儿会”的文化特征，各地“花儿会”著名的歌手和传唱的主要“花儿”曲令，3位走进城镇的最优秀的青海“花儿”歌手：朱仲禄、苏平和张朵儿，借助“花儿会”繁荣起来的“花儿”理论研究，以及相关的“花儿”著作和学者，并探讨了“花儿会”与民众生活、民间艺术的关系，“花儿会”与宗教、自然生态的关系，并总结出了“花儿会”的五大社会功能和六大文化功能。可以说，该书不仅介绍了青海“花儿会”，而且与“花儿会”有关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真可谓“博大精深”。

（二）重点突出，兼顾其他

青海省“花儿会”众多，灿若繁星。但该书介绍时作到了既重点突出，又兼顾其他。重点突出，首先表现在对4个大型传统“花儿会”：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儿会”、互助县丹麻土族“花兒会”、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的介绍上；其次表现在介绍走进城镇的“花儿会”时，重点介绍了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

兼顾其他，表现在对青海各地卫星“花儿会”的介绍，对黄河上游“花儿会”、大通河流域“花儿会”、柴达木盆地“花儿会”以及对异彩纷呈的微型“花儿”演唱会的介绍。可以说，该书对青海“花儿会”的介绍，近乎做到了无一遗漏。

（三）介绍“花儿会”全面细致，条理分明

就“花儿会”的介绍看，该书的介绍十分全面，层层道来，条理十分明晰，引人入胜。往往先介绍该地区的地理、气候、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情况，再介绍该“花儿会”的形成历史，举行的时间、地点、特点，主要传唱的“花儿”曲令，主要“花儿”歌手和擅长的“花儿”曲令、获奖情况，以及有关“花儿”学者等。对有些“花儿会”，还介绍了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情况。

例如对丹麻土族“花儿会”的介绍，先介绍丹麻“花儿会”所在地青海省互助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地资源；再介绍互助县的沿革历史；土族“花儿会”的起源，“花儿会”的特色，演唱的主要歌曲。再重点介绍丹麻土族“花儿会”所在地丹麻镇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民族构成，及其他人文情况；介绍有关丹麻镇“花儿会”起源的传说；该“花儿会”的影响；丹麻土族“花儿会”3个主要特征； 最后介绍了该“花儿会”的主要歌手，以及他们擅长的“花儿”曲令以及获奖情况。

（四）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这种科学性和学术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花儿会”的介绍不停留在表面叙述，而重在揭示其内在的因果联系。例如对扎藏寺“花儿会”与扎藏寺关系的介绍，让我们清楚看到扎藏寺“花儿会”，正是在藏传佛教扎藏寺每年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六的观经会，以及配合观经会举行的包括晒大佛等诸多佛事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扎藏寺及其举行的宗教活动，就没有扎藏寺“花儿会”。

第二，当面对某个“花儿会”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将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并列出来，而是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分析探讨，排除错误的，选择正确的给读者。例如对瞿昙寺“花儿会”的起源，首先一一列出三种起源说：群众唱“花儿”退贼兵；一位循化籍韩县长喜欢唱“花儿”，助推了寺院前树林里唱“花儿”；乐都南山射箭会唱“花儿”演绎成“花儿会”。作者通过引述乐都南山射箭活动的兴盛情况，最后认定其中最正确的一种起源说：“（瞿昙寺）‘花儿会实际上是射箭会的一种延伸，它们是孪生兄弟。”（引自该书68页，下面所引同书）

第三，该书“第一章，‘花儿语境：青海省‘花儿会和“第四章，别样‘花儿红：走进城镇的‘花儿会”中的“第四节，‘花儿会繁荣了‘花儿的理论研究”和“第五节，应时而生的‘花儿著作和研究者”以及“第五章，文化空间：民众纵情的天然舞台”和“第六章，文化摇篮：孕育‘花儿文化的推手与载体”集中体现了它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例如：该书“第一章，‘花儿语境：青海省‘花儿会”中的“第五节，香溢园外：‘花儿会文化特征”，一开始对“花儿会”下的定义，就非常客观准确，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花儿会是西北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空间、特殊的时间自发进行的大型歌会。从参与主体方面讲，‘花儿会不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随口吟唱或作歌唱表演的；从举办时间上讲，‘花儿会不是随时可以进行的日常化演唱活动，而是民众通过选择在特殊时间进行的；从活动空间方面讲，‘花儿会不是随意选择任意地点进行的群众集会，而是对多种因素予以取舍之后由民众确定的集会空间，自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从展演方式讲，‘花儿会有别于舞台演出的单向接受，而是多向互动的共同参与和互相接受。当然，由于‘花儿会选择的空间、时间和参与群体数量的庞大性，‘花儿会同时成为规模盛大的物资交流会和旅游踏青节。”（引自该书31页）

又如该书“第四章，别样花儿红：走进城镇的‘花儿会”中的“第四节，‘花儿会繁荣了‘花儿的理论研究”一部分，全面深刻地论述了4个与“花儿会”有关的问题：“‘花儿会繁荣了‘花儿的唱研活动”“‘花儿会的现代意义”“青海省‘花儿研究在西北研究界占有重要地位”“青海省‘花儿理论研究的做法”。这些论述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数十年来青海“花儿”研究工作，特别是青海“花儿”研究会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另一方面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珍视。鉴于文章篇幅所限，不再展开叙述。

（五）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例如对老爷山“花儿会”的介绍。其中讲到老爷山山名的来历，山上众多的树木花卉，众多的古迹，老爷山北坡的“老虎洞”“观音洞”及其有关民间传说，老爷山的“朝山会”及其考证，“东峡令”的传说等，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引人入胜。

再如对门源“花儿会”的介绍，学者朱嘉华深入实际，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据她调查资料：门源籍人士孔庆琦先生回忆，20世纪50至70年代，当时的人们在劳动间歇时都会自发唱“花儿”（那时也叫唱“少年”）。尤其是在抬大灰、拔草的集体劳动中，但凡声嗓好又能唱的把式们就会放开喉咙吼上几嗓子。门源籍人士康志智先生讲述，他的家乡泉口镇多麻滩村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赵德祥，女的叫李永梅，二人皆为著名的唱把式，劳动间歇时，男人坐在塄坎或野灰堆上，女人挂着劳动工具站在对面就开始对唱，刹那间，辽阔的田野鸦雀无声，任凭两个金嗓子开怀抒情，所有在田间地头劳动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倾听他们深情的演唱。门源籍人士王应德先生说，他的家乡东川镇尕木龙村的整条山沟里，一到拔草季节，妇女们便开始大唱“花儿”，与过路的行人或者生产队检查劳动进度的男同胞打擂台，男人们常常败下阵来落荒而逃。（引用自本书176页）

又如对湟中县“花儿”歌手雷有顺的介绍：他在“花儿”演唱中，注重创新。据他说，流行全省的“三闪令”，是有一次他在西宁市城中区演唱时，忘记了歌词，情急之下，将原来的歌词“闪”了几下，想不到反而获得群众赞赏，成就了“三闪令”。（引用自本书120页）

再如对贵德县王屯庙会及“花儿”演唱会的介绍：以前的四月八庙会都会请来附近或省上有名气的大戏班子唱秦腔，后来随着时代演变，没人看大戏了，“花儿”就成了大众最喜爱的文化艺术，庙会就演变成了“花儿会”，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届时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龙王庙前的“花儿”会场，有时还会随着台上互动或回唱，气氛热烈，场面壮观。（引用自本书160页）

从以上介绍中，不仅可以获得了大量知识，感到趣味盎然，同时也看到近些年青海“花儿”和“花儿会”蓬勃发展的情况。

三、该书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集体智慧的结晶

俗语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本书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在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从该书序言所提供的各章节编撰者统计，参与该书的编撰者竟多达28位。在这28位“花儿”学者身后，还有许多为之服务的有关工作人员。例如青海省花儿研究會理事李养峰先生，在退休之年，积极奔走，为本书编辑出版筹措资金、策划审稿，作出了不懈努力。

该书的成功与青海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领导对花儿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有关，同时，也是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在原会长滕晓天先生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全体“花儿”研究会会员集体努力奋斗的结果。

（二）田野作业的成果

所谓田野作业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本学术著作，最值得珍视最有价值的部分，往往就是其中田野作业的成果。从该书内容可知，几乎每一部分内容都有作者田野调查所得。

例如对尖扎县“花儿会”的介绍：田野考察表明，康扬镇是黄河边上“花儿”传唱的一个兴奋点，也是尖扎县“花儿”活动的一个缩影。其特点是：“花儿”深受各族群众欢迎，平时与居民活动相联系，形式多样，规模较小，时间不固定；传唱的“花儿”注入了当地的语言风格，赋予了浓郁的藏族语言特点，与黄河对岸的“花儿”风格有了明显区别，衬词的结构更加短小，男声追求苍凉、悠长的音韵，女声更加温婉明亮，形成鲜明的对比。每逢农历二月二、四月八、九月九等传统节点，文化大院组织全村男女老少开展文娱活动，不断推陈出新，传唱东部农业区的社火、小调、曲艺等。在众多文化活动中，唱“花儿”成为重头戏，曾多次到县里参加展演，获得奖励。一些歌唱的民间个体活跃在群众之中，受父母传承的影响，有浓重的“花儿”情结，为了传唱“花儿”，不怕嘲讽，勇于冲破世俗樊篱，有的还给民众和小学生教唱“花儿”。表现突出的有李增奎、孙海英（女）、段昌福3位“花儿”歌手，传唱的曲令有“咿呀咿令”“孟达令”“脚户哥令”“直令”“尕马令”等。

又如对门源县“花儿会”的介绍：门源的“花儿”演唱活动均在民间自发进行，在文史资料中无记载。近些年，通过田野调查走访了一些老人、“花儿”演唱活动见证人以及改革开放后“花儿”演唱活动的策划参与者、演唱者、亲历者等，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对于改革开放至今的“花儿”演唱会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轨迹。（引用自本书175页）

（三）高水平且熟悉该地情况的“花儿”学者直接参与撰写的结果

这一点，读者如果有兴趣，任意挑出其中一位撰写者，查找一下其有关的“花儿”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他（她）在“花儿”研究方面成就不凡，甚至令人惊叹。例如滕晓天先生，他是青海花儿研究会原会长，长期以来，他不仅组织领导青海花儿研究会一班子人，努力为“花儿”事业拼搏，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对“花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成果丰硕，已出版“花儿”著作4部，组织主编《青海花儿词典》《青海花儿艺术志》等论著近20部，另外发表“花儿”学术论文数十篇。

又如杨生顺先生，他是青海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副教授，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河湟花儿研究会常务理事。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和西北“花儿”研究工作，在省内外发表“花儿”论文近50篇。参与编辑出版了《青海花儿论集》，合作主编了《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演唱篇）。2021年出版了“花儿”专著《河湟“花儿”纵论》一书。

再如贺文慈先生，他曾任省发改委（《青海经济研究》副主编、经济学副研究员，多次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和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奖。现为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所撰写“花儿”研究论文，曾获中国（宁夏）国际文化艺术旅游博览会第十四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论文二等奖。

四、该书出版的重大意义

（一）该书是“花儿会”研究的空前巨著，其出版在“花儿”学术领域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笔者作为一名甘肃省“花儿”研究学者，就本人掌握的资料看，此前西北五省（区）还没有这样一部“花儿会”研究巨著。

（二）读者可借此了解青海“花儿会”的基本情况。此书一册在手，对青海“花儿会”便可一览无余，并可推及其他省（区）增加“花儿”和“花儿会”的有关大量知识。

（三）对保护、传承和发展西北“花儿”和“花儿会”意义重大。该书发表了许多学者的真知灼见，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新鲜论点，如“花儿”文化的生态环境说、“花儿会”的文化特征说、微型“花儿”演唱会说等。这些新论点无疑会成为推动“花儿”学术研究不断前进和深化的强大动力。

（四） 对西北其他各省（区）的“花儿会”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起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就拿甘肃省来说，现在还缺乏这样一个涵盖甘肃全省“花儿会”的著作。应该尽快学习青海的经验，对甘肃省境内所有“花儿会”进行全面系統的调查研究，也写出类似一本“花儿会”著作，以便进一步做好甘肃全省“花儿会”的研究、保护、传承等工作。

（五）对青海乃至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民族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和有益的启示。就拿笔者所熟悉的藏学研究来说吧，该书在介绍青海各地“花儿会”形成历史过程中，也介绍了青海各地藏传佛教寺院，以及每年在“四月八”“六月六”等宗教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这对研究藏传佛教在青海的发展，以及藏族文化对“花儿”和“花儿会”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六）对发展旅游业具有积极指导作用。其中许多内容可直接作为旅游宣传材料。

我对青海“花儿”事业发展共同努力的同仁们，经过辛苦努力，发扬集体智慧，完成《五彩斑斓的青海花儿会》一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青海花儿研究会在未来的“花儿”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中，一定会做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花儿”研究巨著奉献给读者。

（作者简介：陶柯（1944-）男，汉族，甘肃临夏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教授。曾长期担任《甘肃高师学报》副主编。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