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医的历史转型与21世纪的创新战略

李伯聪

中国科学院大学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0049

引言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两千多年的中医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医史的第一阶段是“古代中医阶段”（Ancient Chinese Medicine，ACM ）。中医史的第二阶段是2 0 世纪的“现代中医第一阶段”（Modern Chinese Medicine Ⅰ，MCM Ⅰ），这个阶段虽然发生了中医的重大制度创新，但在理论和技术体系上仍然是“传统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21世纪的中医将成为中医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现代中医第二阶段”（Modern Chinese Medicine Ⅱ，MCMⅡ），这个阶段中要进一步在理论、技术、设备、制度各体系上实现中医的全面现代化。这意味着21世纪中医的历史任务和时代定位是通过全面体系创新实现中医从“ 现代中医第一阶段”（MCM Ⅰ）到“现代中医第二阶段”（MCMⅡ）的历史转型和时代转型。为此必须明确“现代中医”和“中医现代化”这两个新概念，明确“现代中医”两个发展阶段的联系和历史阶段性演进，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地研究和制定21世纪“现代中医全面体系性创新”战略和策略，明确其创新战略的内容和方法论。以下先从两个基本概念的厘定和中医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和演化进程谈起。

1 “中医”与“中国医学”的概念厘定和中医宏观历史发展的前两个阶段

1.1 “中医”与“中国医学”的概念厘定

虽然有些人会把“中医”和“中国医学”（二者可以同样翻译为Chinese medicine）混为一谈，但从理论上看，二者的含义和内容却大有不同，不容混为一谈。

中医是“医学范式”概念，其内容包括诊疗技术体系、基本理论体系、制度体系等。中国医学是“医学地域”概念，其内容主要指在“中国地域”内的医学活动。因此，20世纪“在中国的西医”属于“中国医学”，但不属于医学范式意义的“中医”。

1.2 中医历史宏观发展的前两个阶段

对于中医史，已有很多研究论著和丰硕成果。如果从中医“范式发展变革”和“中医”与“中国医学”的相互关系看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可以把中医的宏观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这里先谈前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古代“医巫分化”后中医开始形成到“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时期，这是“古代中医”（Ancient Chinese Medicine）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也有古代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和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欧洲医学的交流），但可以肯定：在中国这片地域中，“中医”是“中国医学”的绝对主流，外来医学只占据很边缘性的地位，以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中国医学”基本上等同于“中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民族被迫打开国门，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近现代时期。在中国医学领域，虽然“西医（欧洲医学）”在明末清初（甚至在更早的唐代与伴随景教传入中国）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康熙帝患疟疾，御医束手，服用传教士带来的西药金鸡纳霜而愈），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撼动”中医在中国地域的绝对主流地位。鸦片战争之前，西医再度传入中国。美国传教士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了眼科医院（时称新豆栏医局），被评价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医院。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也曾派人代为求治，于是，林则徐就“成了伯驾的第6565号病人”[1]。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西医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在经历了西医本土化过程后[2]，到20世纪，中医进入其历史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时期中，由于西医的诊疗技术体系、医学理论体系、医院教育科研制度体系、现代卫生健康管理制度体系在中国逐步发展壮大，西医的医生人数和接诊人数都急剧增长，西医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地域的主流医学范式，而传统的中医开始退居中国医学领域次要、边缘地位，原先古代时期“中国医学”基本等于“中医”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①虽然晚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开始再度传入中国，但晚清时期的西医还未能改变中医在中国医学中的主流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界定为中医走向其历史“第二阶段”——中医退出中国医学主流地位而只能“屈居次席地位”的阶段——的“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逐步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种医学范式并立的状况，西医占据主流地位。必须强调，不但“中医”和“中西结合医”是“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的西医”也是“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这三种医学范式，一方面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

在20世纪，一方面，再也不能把“中医”和“中国医学”等量齐观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诊疗技术和医学范式，中医也开始以空前的规模传入西方，成为了许多“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2 中医发展的第三阶段：21世纪中医发展的历史任务与从现代中医第一阶段到现代中医第二阶段的历史转型和时代转型

2.1 对中医发展第二阶段的再审视和再评价

上述中医发展的第一阶段可称为“古代中医（Ancient Chinese Medicine，ACM）”时期。对于其第二阶段，通常英译为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如果“回译”为汉语，就是“传统中医”。为何要把“中医”翻译为T C M 而不是Chinese Medicine呢? 因为后者亦可“回译”为“中国医学”。由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医学”体系中，不但包括“传统中医”（TCM），而且包括“西医”和“中西结合医”，并且“传统中医”还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医学”的“主流医学范式”，所以，应该承认把20世纪的“中医”翻译为TCM是一个还算正确和适当的英译。

可是，必须强调指出，不能把这里讲的20世纪“传统中医（TCM）”等同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医（ACM）”。因为TCM是第二阶段的中医，而ACM只是第一阶段的中医。不能忽视和否认这两个阶段的中医存在着重大区别，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两个发展阶段的中医，存在着堪称“历史阶段性”的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和等同视之，不能否认20世纪中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和发展阶段性的成就。对于20世纪中医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和取得的新成就，已有许多具体深入的研究[3-4]，此不赘述。

中医第二阶段（TCM）和第一阶段（ACM）相比，有什么“阶段性联系”又有什么“阶段性区别”呢?

这两个阶段中医的最大区别表现在20世纪的中医在诊疗制度和中医高等教育制度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医疗活动中，有关的制度问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近现代时期西医之传入中国，不但必须注意其带来的全新的医疗技术和理论，而且必须注意其带来的崭新的医疗制度。郝先中说：“在中国医疗卫生制度变革史上，西方近代医院制度的引进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医作为全新医疗体系，与中医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医学知识体系与诊治方式，而且表现在诸如医院制度、护理制度、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相关制度上的不同。”[2]109

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医院”，但往往其首要任务和制度核心具有“慈善性质”，另外也有一些“个人诊所”，但“古代的个人诊所”与“现代医院制度”也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时期，诊疗的主要方式和“医疗空间”是“由医生私人运作的，中医没有固定的医院设施”，“其执业空间多为私人场所，或开店坐诊，或应诊登门，而多数人为走方郎中”，“走家串户，医百家之病。”而“近代医院具有一整套程序化的制度、规则和条例，是一个独立完备的医疗空间”，它包括诊室、病房、手术室等部分，配备一定的专业医护人员和诊疗设备。[2]109-111在现代医院制度逐步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中，中医也走上了建立“中医医院制度”之路。虽然在民国时期已有建立中医医院的动议和尝试，但真正建立起现代中医医院制度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5]。

虽然民国时期（甚至更早至晚清时期）已经有中医学校设立，但创办列入“正式教育制度序列”的中医高等院校却是始自1956年，随后我国又逐步发展和改进了中医高等教育制度。[6]以现代中医医院制度和中医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为关键，中医领域还有了其他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中医科研机构的设立、在现代中医医院制度中正式继承了古代中医“师傅带徒弟”制度，等）。20世纪的中医制度创新意义重大。从“负面”看，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创新，中医就不可能在20世纪的条件下继续生存和发展，它们成为了“中医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生命线；从“正面”看，它们不但改变了中医的“制度形态”，而且有力地促使中医的其他构成部分（包括中医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也有了新的发展。因此，2 0 世纪的中医就超越古代中医（ACM）阶段而进入了中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TCM），也许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这个中医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称之为“现代中医的第一阶段”（Modern Chinese Medicine Ⅰ，MCM Ⅰ），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医在制度维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但在中医理论和方法技术体系维度只有较小的变化和发展。[7]

2.2 对中医发展第三阶段的认识和展望：中医在21世纪从现代中医第一阶段到现代中医第二阶段的历史转型和时代转型

2.2.1 对“医”和“医学”、“中医”和“中医学”的语义解释和辨析 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后世特别是现代汉语则少用单音词而多用双音词。于是，古代汉语的“医”在现代汉语中常常用作“医学”，并且在后世——特别是现代汉语中——衍生出了许多包括“医”或“医学”这个“词素”的双音词或词组。这就给准确理解现代汉语的“医学”的含义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麻烦。[8]

大体而言，“医学”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义项或解释。狭义的医学指作为“学科”的医学，主要指诊疗方法和理论；广义的“医学”（相当于古代汉语的“医”）指作为社会活动、社会事业的医学，不但包括狭义的医学，而且包括临床诊疗实践、医事制度等内容。这就是说，狭义的“医学”是指“医”之为“学”（和物理学等并列的一门“学科”），广义的“医学”是指“医”之为“业”（和农业、手工业等并列的一个“行业”）。

可是，由于现代汉语的“医学”包括了“学”这个词素，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一门“学科”。在英文中，学科的名称往往以-ology或-cs为后缀（例如生物学biology，数学mathematics），而medicine没有表示学科的后缀，这表明英文medicine的首要含义是广义的医学而非作为一门学科的狭义医学。汉语的“医学”亦然。

必须指出，就对象和内涵而言，广义的医学和狭义的医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实际上，在具体的语境中，人们也不会将其混为一谈。例如，虽然人们有时会“一般性”地把“医”和“（狭义）医学”混为一谈，但没有人会把“医院”和“医学院”混为一谈。可是，在另外的许多情况下，人们——包括一些学者或专业人士——往往又会混淆“医”和“医学”的对象和含义。

对于“医”和“医学”的关系，在此不能详细解释，这里只能结论性地指出：一方面，由于语言的解释与使用以“习惯性用法”为“首要标准”，我们不得不承认“医”和“医学”常常“混用”的事实和现实，也就是必须承认“医学”既可有广义解释又可有狭义解释，不能强制规定“医学”只能用于“广义”或只能用于“狭义”；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战略研究中，又必须在对象和含义上明确区别“狭义的学科性对象与内容”和“广义的社会事业性对象与内容”，必须注意避免出现误解。而“中医”和“中医学”显然也有类似关系。

有了上面的说明，我们就可以明确本文主要是在广义上理解“中医”的。因此，在界定中医发展的不同阶段时就需要同时分析和研究“中医学科（中医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中医临床（中医诊疗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中医制度（包括诊疗制度、医事卫生管理制度、医学教育制度等）”等多维度的内容。

2.2.2 对中医发展“第三阶段”的界定：中医理论和技术方法全面体系创新时期 20世纪的中医实现了中医“制度维度”的根本性创新和变革，可是在中医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上，虽也有重要进展，但整体而言仍是古代中医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继承和沿用，因此，被普遍翻译为T C M（传统中医），但其更确切的定性和命名应该是现代中医第一阶段（MCM Ⅰ）。

由于任何学科在发展进程中，都必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且任何学科如果丧失了不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这个学科就必然沦于停滞乃至衰亡。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20世纪中医创新的成就和成果，而必须在21世纪努力获取中医创新和发展的更伟大的成果。

对于21世纪的中医发展，无论从其发展趋势和创新潮流看，还是从其历史任务、时代特征看，都可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中医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特征都是要逐步实现从现代中医第一阶段到现代中医第二阶段的历史转向和时代转型，使中医从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意味着21世纪中医的历史任务和历史阶段定性是一个“以中医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全面体系创新时期”。

可以预期和展望：21世纪的中医将以“实现从MCM Ⅰ到MCM Ⅱ的伟大任务和时代转型”而载入史册。

3 从现代中医第一阶段到现代中医第二阶段历史转型的过程、原因、根据和动力

为实现21世纪现代中医转型的历史任务，必须深刻认识其与中医全面体系创新的关系以及促成从MCM Ⅰ到MCM Ⅱ转型历史任务的深层原因、根据和强大动力。

3.1 从MCMⅠ到MCMⅡ转型过程和现代中医体系全面创新的关系

必须强调指出：“西医”也经历了从“古代西医”向“现代西医”转型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也是包括医学理论方法体系、医学制度体系、医学共同体体系转型等在内的全面体系创新和转型过程。

“创新过程”和“医学转型”的相互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所谓“互为因果”就是说：一方面，创新推动转型，创新是因，转型是果；另一方面，“转型”作为任务和目的又要成为并且必然成为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和“原因”。这种互动关系不但已经表现在从“古代西医”到“现代西医”的转型过程中，而且将继续表现在中医从“古代中医”（A C M）到“现代中医”（MCM）转型的过程中。而这里的特殊性在于：由于中医的这个转型过程特别深刻和复杂，这就使MCM的进程长期延续而构成了MCM Ⅰ和MCM Ⅱ这“两个阶段”。中国医界和社会各界必须深刻认识从MCMⅠ到MCM Ⅱ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中医全面体系创新的过程。如果没有持续、全面的体系创新，所谓“从ACM到MCM的转型”就是空话和空中楼阁，必须把中医全面体系创新的过程和“从ACM到MCM Ⅰ和MCM Ⅱ的转型过程”当作“相互渗透”“互为因果”“合二为一”的过程。为叙述方便，以下把21世纪的中医体系创新称为“现代中医体系创新”。

3.2 现代中医体系创新的原因、根据和动力

一般地说，创新一直是科学技术和工程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具体学科和具体行业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状况。如果失去了创新能力的推动，则一门学科或一个行业就难免堕入停滞甚至衰亡的境地。

上文谈到，“医”（“广义的医学”）不但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行业。对于行业发展来说，社会需求的状况乃是行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就道出了社会发展医学事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诊疗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需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绝对贫困的摆脱，人民对“疗疾健康卫生”的要求也必然提高到新的标准和水平，这也就成为了推动中医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基础原因和强大动力。

中国古代建构了独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科技体系（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的天文、算学、医学、农学体系）”。在鸦片战争后的现代化进程中，除中医外，中国的“古代中国科技体系”全面融入“世界统一的科学体系”。例如，古代中国有数学方面的“中算体系”，但现代中国的数学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统一的数学体系”，而不再存在“现代中算体系”。可是，中医的历史发展却成为了一个罕见的“例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中医体系”成为了古代中国科技体系组成部分中能够延续到现代并且得以继续有“体系性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硕果”。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新理念。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医实现从MCM Ⅰ到MCM Ⅱ的全面体系创新，进入中医现代化历史的新阶段，实现中医体系的全面现代化，把MCM Ⅰ发展为MCM Ⅱ，实现使“现代中医”巍然站立在“现代世界医学”之林中的梦想和愿景；另一方面，实现2 1 世纪中医从MCM Ⅰ发展为MCM Ⅱ的中医进一步体系创新，也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医学领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重要特色之一，重要标志性成就之一。20世纪的中医已经走向世界。20世纪走向世界的是MCM Ⅰ（亦译为TCM），而在21世纪应该逐步实现MCM Ⅱ走向世界。MCMⅠ（或TCM）在20世纪走向世界时备受压制和排斥，而21世纪的MCM Ⅱ必将以“中国式的”“中医现代化体系性历史新阶段、新成就、新面貌”走向“世界现代医学之林”，占据现代中医在现代世界医学体系中的“新地位”。

3.3 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不断创新特征看21世纪中医的转型和体系创新

导致中医要从MCM Ⅰ走向MCM Ⅱ的动力，不但来自社会新需求的“拉力”（“外部压力”），而且来自中医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中医自身创新特征的推力（“内部推力”）。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医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中医自身的创新特征呢? 这不但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3.3.1 中医史上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两千年兴衰演进的史实及其背后的演化规律 对于中医史，有两个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是把《黄帝内经》看作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开创著作”，“独尊岐黄”，把古代中医史看作是“岐黄一元一系传承史”而不是“多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史” ；二是把《伤寒论》看作是“众方之祖”，把《伤寒论》看作是中医史上第一个症理法方（通常说“理法方药”）齐备统一的临床诊疗系统。

那么，真实的古代中医史是“独尊岐黄的《黄帝内经》的一元一系传承史”，从而难免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忽视创新”或“创新力不足”，还是“一部中医史”在本质特征上表现为“中医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断创新的多元发展史” ?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9]一书运用考证方法，得出了如下两个方面的观点和结论。第一，从史实描述角度和方面看，古代中医发展史是多元发展史和百家争鸣史，而不是一元传承史，扁鹊学派是中医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黄帝学派在学派争鸣中，后来居上。黄帝学派占据理论体系主流后，中医又出现了新的学派分化和争鸣（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第二，从动力机制角度和方面看，百家争鸣和不断创新是中医发展的根本动力，绝不能采取“独尊（岐黄）一家”的态度。

文献考证告诉我们：中医史上第一个学派是扁鹊学派，在战国两汉时期，扁鹊被公认为“中医宗祖”，扁鹊学派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派。扁鹊、仓公、涪翁、程高、郭玉、华佗、南北朝世医徐氏、庞安时、窦材、张从正等，都是扁鹊学派的人物。西汉仓公所传医书、《扁鹊内经》《扁鹊外经》《难经》《中藏经》《褚氏遗书》《扁鹊心书》等，都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这就明确指出中医的“宗祖”是扁鹊而不是岐黄。这不但是司马迁一个人的观点，而且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主流观点和公认观点。

西汉陆贾《新语·术事》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这个否定句的语义肯定了西汉的现实状况：在汉代，可以和孔丘著作相提并论的医学著作是扁鹊的医药著作而不是岐黄的著作。换言之，西汉时期最权威、最流行的医学著作是扁鹊学派的著作而不是岐黄的著作。

广泛查阅《战国策》《韩非子》《史记》《新语》《淮南子》《盐铁论》《解嘲》《论衡》《潜夫论》《周易参同契》《中论》等战国和汉代著作，皆明显反映出在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的影响最大，而鲜见岐黄的影响。

古代文献考证可以证实，司马迁的观点千真万确，中医的祖师是扁鹊而不是岐黄，这个观点直到汉末时期“循序”而没有变化。

到了南北朝时期，黄帝学派影响上升，扁鹊学派影响下降，但扁鹊学派的影响仍然可与黄帝学派抗衡。可是，到了隋唐时期，虽然没有掌握任何新资料和新证据，但杨玄操、王勃等却无根据地肆意捏造“中医史是岐黄一系传承的中医史观”，大力主张“独尊岐黄”的“中医史新观点”。在隋唐之后，虽然许多著名医家大多也读过《史记》，知道司马迁关于扁鹊学派的观点，但他们却追随杨玄操等的观点，置司马迁的有关结论于不顾，无根据地主张“岐黄言医，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流风所及，竟成中医史的“主流观点”。

实际上，《汉志》明确指出，汉代皇家图书馆医经著作中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可以说，这已经是汉代存在扁鹊、黄帝、白氏三个学派并且三个学派进行了“医学百家争鸣”的明确线索和有力证据①张效霞[10]考证认为“白氏”为“百氏”之讹误，《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应为《百氏内经》《百氏外经》，这就更加彰显了汉代医学百家争鸣的热烈状况。[10]。

令人遗憾的是，汉代之后，扁鹊学派和其他百家学派的医经都失传了。尤其是，隋唐之后，独尊岐黄，中医战国秦汉百家争鸣的真相也“失传”了。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9]中关于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相互关系及发展历史的考证，虽然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刘澄中、黄龙祥、杨建宇等在扁鹊学派研究中又取得重要的新进展，但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承认扁鹊学派的历史存在。

出人意料的是，在《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面世22年后，成都天回镇在2012年出土了一批西汉医简。这批医简出土后，武家璧先生指出“此次出土的《五色脉诊》等医书，应该就是扁鹊学派的经典”的观点[11]。但同时又有报道说，有研究者认为，中医学派中并没有扁鹊学派。

在对天回医简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中，成都中医药大学和中浚教授认为天回汉墓医简在医学史上的价值，远远高于马王堆医书[11]；柳长华等[12]发表的论文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天回医简的内容、源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豁然开朗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可以说，扁鹊学派的历史存在和历史影响，不但是古代文献考证的结论，而且是能被考古新发现证实的结论了。

以下再谈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的关系。

东汉末年，华佗成为了当时扁鹊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依据保存在《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的资料，我们可以考证出“华佗论伤寒”是中医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症理法方统一的伤寒临床诊疗系统”，这是扁鹊学派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可是，张仲景学派却成为了后来居上的新学派，《伤寒杂病论》成为了“中医症理法方统一的辨证施治临床诊疗系统”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个问题上，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的关系类似于纽科门蒸汽机与瓦特蒸汽机的关系。[13]

发现和正视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的争鸣与兴衰关系（前者历史领先，后者后来居上）、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的争鸣与兴衰关系（前者历史领先，后者后来居上），对正确认识古代中医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扁鹊与赵简子（? ～前458年）同时代，黄帝学派的影响超过扁鹊学派发生在隋唐（隋朝建立于581年）。可以说，扁鹊学派在中医史上占据司马迁所说的“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地位的时间长达一千年。

但司马迁说“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这句话无论在历史史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不妥的。从历史史实上看，隋唐之后，中医界不再“遵循扁鹊学派而不易”，而是“遵循黄帝学派而不易”了。

在历史、理论和政策上，我们都必须更深刻地认识“百家争鸣”和“学派兴衰”对中医发展的意义和影响。科技史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科学技术理论都不可能永远“循序不易”，“新陈代谢”是科技发展的根本规律和进程；任何时期的科学技术都势不可挡地要遵循百家争鸣、不断创新的普遍规律而不断前进。

3.3.2 清代中医温病学派的崛起成为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最后的“创新火焰”中国科技在古代表现出了旺盛的创新能力，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可是，在清代之后，欧洲科技在创新能力和成就上超过中国。清代科技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古代相比，呈现显著下降态势。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形势和趋势中，清代的中医体系却继续表现出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出现了可观的创新成果。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温病学派的崛起。温病学认为温病非伤寒，提出了关于温病病机和疗法的方法和理论。在“温病四大家”中，叶天士和薛雪活动在康熙乾隆年间，吴塘活动在乾隆嘉庆年间，王士雄更晚至鸦片战争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2002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期间，许多中医指出它属于温病，进一步显示了温病学派创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1830年，王清任刊行《医林改错》。必须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强大冲击力和表现出强烈中医创新雄心的书名。在古代中医的创新史上，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可谓具有“春雷”特征的“异数”。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西医第二次传入，古代中医也许有可能在王清任开辟的方向上有进一步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然而，鸦片战争之后，要沿着《医林改错》的方向进行“中医理论的战略创新”已经没有可能了。

从以上所述的中医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学派争鸣、百花齐放、不断创新”是中医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内在精神，在21世纪继续进行中医的体系创新正是这个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4 略谈现代中医创新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4.1 对于战略概念的若干一般性认识

4.1.1 对战略“共性”的认识 “战略”一词来自军事领域，后来逐渐广泛用于社会活动的许多其他领域。在战略一词逐渐泛化之后，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不同领域的战略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正是由于“共性”的存在，这才使在语言领域普遍使用“战争隐喻话语”有了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尤其是，战略共性的存在又成为了在制定其他领域的战略时借鉴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础。

所谓战略的共性，包括要求“在正确分析形势基础上制定战略”、“必须知己知彼”、要“高度重视动员己方的力量”等等，此不赘言。

4.1.2 对于战略“个性”的认识 任何具体的战略都是“特定主体”和“特定领域”的战略。离开了特定主体和特定领域，就无所谓“具体战略”。而“特定主体”和“特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个性”。

对于主体，必须注意可划分出不同层次的主体：国家主体、区域主体、行业主体、单位（例如某个医院、某个高等学校）主体，乃至个人主体等等。对于不同层次、不同单位的主体来说，在制定具体战略时，必须注意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个性，其具体战略必然有许多差异，绝不可“一概而论”。

在制定“不同领域”（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工程等）的战略时，必须正确认识“个性”和“共性”的相互关系。以下就略谈军事战略、科技战略和医学战略的“各自个性”中的若干关键不同之处。

大体而言，军事战略是零和博弈，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敌方（目标）明确”。可是，科技战略，特别是基础科学发展战略，往往“目标（‘对方’）不明确”，甚至是“对象未知”，于是科技战略（特别是基础科学发展战略）往往就成为了“不知敌方是谁和在哪里”——起码是“最初并不确知敌方是谁和在哪里”——的“战争”。对于医学发展战略来说，情况更加复杂，有时“敌方（疾病）作为目标比较明确”，有时又“几乎完全不知道敌方（疾病）是‘谁’和‘它在那里’”。在制定医学战略时，必须深刻认识医学战略、科技战略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关系和不同个性，否则就有可能在制定医学发展战略时出现误解和误导。

还需要指出，科技和医学面临的问题，远方和宏观对象可能比较模糊，而近前和策略对象有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战略或策略的“最终目标”常常是在具体活动进程中逐步清晰、逐步明确的。

4.2 关于中医创新战略的若干问题

4.2.1 中医创新进程中如何“动员己方力量”上文谈到，制定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如何“动员己方的力量”。那么，中医创新进程中需要动员哪些力量呢? 对这个问题，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狭义中医”角度看问题，而必须从跨学科、跨行业视野看到以下“六方”都是可以而且必须“动员”的力量：中医界（中医医院、中医科研机构、中医教育界特别是高等中医院校等）；关心中医的西医；中西结合医；关心中医发展的科技界力量；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医药产业”的企业）；有关病人。同时还需要关注各方力量的密切协同、合作和互动问题。

4.2.2 必须正确认识“创新进程”和“创新战略”的关系 创新进程可能顺利或比较顺利，也可能遇到困难甚至遭受挫折。于是，既要有“进攻方式和顺利时期的战略”，又要有“战略退却方式和调整时期的战略”，当然还要有“常态发展时期”的战略。

中医的创新进程和发展路径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是线性发展路径，而必然是起起伏伏的曲线路径。“起”是高潮期（突破期、革命期），“伏”是低潮期（挫折期、退却期），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常规发展期。

需要特别指出，技术——特别是革命性技术——常常需要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个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多次起伏。例如，语言翻译、人工智能技术都经历了几起几伏的曲折历程。一般地说，技术成熟的过程常常要经历较长时间，有时甚至是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医学技术（例如麻醉技术）常常也是如此。

应该充分认识到，21世纪的中医创新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攀登高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遭遇曲折和短期内就“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对于科研工作者和战略制定者来说，不但如何高瞻远瞩地应对“科技发展高潮现象”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如何高瞻远瞩地应对“科技发展低潮现象”也是一个同样重大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性质和内容显著不同，战略原则和对策也不同，只有那些具有“跨越低潮和高潮的远见”和具有“长期战略运筹能力”的卓越人物，才能取得“历史性的成功”。

4.2.3 关于21世纪中医战略创新中“中医思维”和“中医青年人才”的作用问题 中医和西医互相比较，必须承认虽然中医和西医都不断有创新，但近现代西医在“创新速度”“创新空间”“创新质量”等方面都有令中医“奋力直追”之感。如果中医不能在“创新速度”“创新空间”“创新质量”方面有重大进展和突破，“现代中医”的形成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对于中医创新，中医思维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对于中医思维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并且有了一些研究机构，例如广东省中医院成立了中医思维研究室，但中医思维中未发之覆还有很多。应该加大对中医思维的研究力度，必须充分认识对中医思维的深层挖掘和发扬光大是现代中医创新战略的最重要的内容、动力和条件之一。

“中医创新”是由“中医人才”推动和实现的。在中医从MCM Ⅰ向MCM Ⅱ转型的过程中，形势和任务都要求不断涌现新时代的中医大师、青年先锋和卓越创新团队，需要突出呈现现代中医人才涌现、学派争鸣、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新时代风采。

在中医现代化和形成现代中医的过程中，时代需求呼唤涌现堪称“现代扁鹊”“现代张仲景”“现代华佗”“现代叶天士”的“现代中医大师”。类比西医历史，就是呼唤涌现堪称“中国巴斯德”“中国弗莱明”“中国亨斯菲尔德（CT发明者）”的“现代中医大师”。

任何类比都是有缺陷的。在此，我们可以回顾两个“现代中医界”的“从无名到有名”的青年。一个是屠呦呦。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接受两年半中医培训，然后一直在中医研究院工作。1972年（42岁）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另外一个是张亭栋，白血病砒霜疗法的奠基人。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后到黑龙江中医学院参加西学中班，后来又到辽宁中医学院研究生班学习，完成学业后就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工作。1971年（39岁），被黑龙江省卫生厅派去东北林甸县一个公社卫生院考察用“砒霜、轻粉、蟾酥”等中药治疗癌症的方法，继而有了中医治疗白血病的重大成就。

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医学成就都是在“青年时期”奠定的。中医创新必须寄希望于青年人。青年人具有更热烈的创新热情和更强大的创新潜力。在21世纪中医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涌现更多的“青年屠呦呦”和“青年张亭栋”，如果不能涌现更多的“青年屠呦呦”和“青年张亭栋”，特别是“新模式和新特征”的“青年屠呦呦”“青年张亭栋”，中医就很难实现形成“现代中医”的梦想和愿景。也许应该承认，在对青年人才的重视方面，中医界如果与科技界许多其他领域相比，还是有些“逊色”。

更直接地说，中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涌现一批真正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现代中医青年先锋”和“老中青结合的创新团队”。否则，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中医阶段”。

5 略谈现代中医创新战略的内容和方法论问题

上文已经论及，由于20世纪的中医在中医制度现代化创新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变革，这就使在21世纪从MCM Ⅰ到MCM Ⅱ的转型过程中，虽然中医仍然要有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但中医创新的重心显然要转移到中医理论体系创新和中医技术体系创新方面。以下略谈三个问题。

5.1 中医诊疗设备体系创新和现代化问题

迄今为止，中医诊疗和西医诊疗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医要运用许多现代化的诊疗设备，而中医几乎不用诊疗设备。这是中医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医的一个“弱点”。在中医21世纪现代化创新进程中，弥补和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成为中医战略创新的一个突出重点。

最近创立的“装备哲学”[14]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

装备的重要性在现代军事实践和理论领域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所谓制海权、制空权、闪击战、信息战、制电磁权理论都是“立足于特定的军事装备”而提出的军事观点和理论。如果没有相应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前提、环境和基础，就不会有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

《孙子兵法》是世界罕见的军事战略名著。可是，《孙子兵法》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未能强调和突出阐述军事装备对战争进程和军事战略的影响。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家常常强调“道”，而装备、设备、工具、器械属于“器”。许多人常常“重道轻器”，轻视“器”，贬低“器”。现代亦然。应该如何认识“道器关系”呢?

王夫之明确主张“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王夫之又说：“无其器则无其道”。虽然王夫之的观点当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许多现代哲学家都认同了“道在器中”、“道器合一”的观点，[15]既反对“重道轻器”，又反对“重器轻道”。

从道器关系角度看，现代西医的“道”（西医理论）和“器”（西医装备）的关系比较“均衡”；而中医的“道”（中医理论）和“器”（中医装备）的关系显著“失衡”——中医之“器”过于“微而少”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工匠活动的深刻经验总结。“医工”也不例外。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未能发展出自身的一套诊疗设备。而中医的这个“弱势”和西医在这方面的“优势”实际上也成为了西医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入中国和愈来愈多的国人接受西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道在器中”“道器合一”的哲学观点看中医的装备和诊疗器械问题，可以得出的结论显然就是：中医如果不能深入解决和根本改变目前中医装备和诊疗器械薄弱的状况，中医现代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某种程度的空中楼阁。

21世纪的中医，必须下大力气进行“中医装备”和“中医诊疗器械”的体系创新，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医装备和诊疗器械薄弱的状况。

“现代中医设备”的体系创新应该和可以成为形成“现代中医”的牢固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强大促进力量。这方面的创新成果显然会有力地提高中医的诊疗能力和水平，会成为中医现代化进程和形成“现代中医”的最显著的基本标志之一。

应该强调指出，“中医装备”和“中医诊疗器械”的现代化体系创新是一个复杂性、重要性、影响范围都远远超出许多人想象的任务和课题。

以中医“脉诊仪”的研制为例。[16]虽然20世纪50年代就有这方面的科研尝试并且目前更有多种型号的脉诊仪出现在市场上，但“脉诊仪”远未达到“心电图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运用的广泛和有效程度。

这里出现的问题不但表现在有关仪器本身的技术是否足够成熟，更表现在对仪器技术指标与临床症状的关联程度的认识是否足够具体、丰富和深入。对于中医仪器研制来说，如果说仪器本身的技术成熟程度已经要成为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那么，仪器技术指标与临床症状的关联程度就要成为一个更加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了，因为它需要有仪器研发人员和中医临床人员的长期密切跨界合作科研、足够的临床经验积累和有关新知识的深化。而上述诸多问题中即使有一个没有很好解决，往往就会使诊疗器械的普遍临床应用功亏一篑。

5.2 中医方剂创新问题

古代中医治疗习惯于使用汤剂。可是，汤剂使用不便，如果不改革中医剂型，尽量少用“煮汤药”方法，中医方剂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使用就要受到严重妨碍。于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医便势所必然地走上了剂型革新之路。

对于中医的剂型改革，似乎有一个便捷的“创新路径”：借鉴西医使用“片剂”和“针剂”的经验改革中医药剂型。实际上，中医已经在这个方向和路径上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进展。

中医针剂曾经一度出现有较多应用的状况，但后来传来愈来愈多的临床不良反应的报道，许多医院又停止了许多中医针剂的应用，中医针剂陷入“低潮期”。那么，中医针剂能否在受到挫折之后“再重新迎来第二个高潮期”呢? 决定的因素就是在对中医针剂的“再度创新研究”中能否有新的重要创新进展。对此，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针对中药汤剂使用不便的弱点，一些人开始尝试进行中药颗粒剂改革。目前看来，虽然一些中药单味颗粒剂和复方颗粒剂研制已经在技术上取得一定成功，甚至已经推向市场。可是，目前还不能说中药颗粒剂已经有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突破。仍然面临着与中药饮片剂共煎与单煎的等效分歧，以及质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17]总而言之，中药颗粒剂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广泛应用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现在看来，中医剂型改革就是一个“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问题，其“奇崛”和“艰辛”程度都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

5.3 中医基本理论领域的深化和创新问题

如果说中药剂型改革是一个“看似寻常最奇崛”的问题，那么，中医基本理论领域的深化和创新问题就是一系列更加难以攻克的险关和难以攀登的险峰了。

虽然有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医已有的理论观点，但要想真正取得有所深化的具体成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中医公认“证”这个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证”的实质是什么呢? 师从沪上著名中医姜春华的沈自尹，通过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在对中医“肾阳虚证”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证实中医肾阳虚证与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紊乱密切相关。于是，有人想借鉴这项成果的理论研究思路揭示中医其他“虚证”的理论实质。可是，沈自尹这项成果的成功进路未能再次显示威力。如果说，中医剂型改革遇到的困难险阻还是一个“看似寻常最奇崛”的问题，那么，试图在中医基本理论概念和基本观点问题上有所创新，就更加是一个“试图攀登珠峰”甚至类似“试图登月”性质的问题了——其困难险阻要比“看似寻常最奇崛”的问题更加困难百倍千倍了。

中医经络研究是另外一个典型事例。有人认为如果能够攻克这个高峰，其成就水平将足以获得数个诺贝尔奖。我国对经络的医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曾经经历过“战略高潮期”，不但在经络敏感人“验证”中投入了大量人力，更在针刺麻醉中投入了大量科研力量，尤其是在1985年列入国家“七五”攻关课题，1998年列入国家“攀登计划”，其科研活动的“战略重视程度”和“战略投入力度”都可谓史无前例，但却未能取得满意效果，更不要说“预期效果”了。于是，经络理论研究的“高潮期”结束，进入了“低潮期”。这个过程的描述众人皆知，可是，却很少有人从“战略角度”“理论创新分析”“方法论分析”角度深入研究其深层的经验教训。至于如何酝酿、筹备和为“下一个经络研究高潮期”“准备条件”就更少深入研究了。

6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古代的中医理论绝不是拒绝发展、不能创新的“绝对高峰”。相反，古代的中医理论不但可以创新发展而且必将有时代性、战略性、突破性、系统性地创新发展。中共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作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战略部署，可以预期，21世纪的中医战略创新必将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和取得历史性、时代性的新成功，而中医从TCM到MCM的历史转型的成功又将惠及全中国乃至全人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