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

阚道远，邱友亮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1]党的二十大将其升华并提出了“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63的全新命题。2023年1月9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3]这一论断精准概括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内容，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还在不同场合针对大党独有难题及其治理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具有破解管党治党难题的对策功能和工具价值，而且在理论建构层面呈现出鲜明的方法论意蕴和学理价值，凸显了我们党在推进开创性事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彰显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政治清醒和理论自觉。

一、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的生成和发展坚持了问题导向，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独特的历史因素、丰富的现实土壤。这既反映出这一思想的逻辑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实践指导性，又展现出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非凡格局、恢宏视野和理论勇气。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警惕权力异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蕴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4]，这一本质属性外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5]。基于这一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着党夺取和领导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异化进行了丰富的论述。

首先，党执掌权力必须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19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工人运动出现的新变化，马克思敏锐把握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6]155的现象，并对此表达了深深的隐忧。恩格斯也曾深刻论述了党在议会斗争中保持工人阶级性质对争取权益的重要性，“任何民主的政党……除非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6]522。沿袭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习近平引述了列宁阐明的“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7]的论断，并高度评价了列宁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视。其次，党要对国家政权产生异化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在分析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恩格斯曾提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8]是一道难以避免的执政难题。承续着这一思想逻辑，习近平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时指出，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而且要推动国家机关“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9]。再次，党要以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保持纯洁性。一方面，通过刀刃向内提升全党战斗力的设想贯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历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只有在革除“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的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0]。在晚年，恩格斯以书信的形式对党通过自我批评达到自我修复的行为给予高度赞誉：“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11]另一方面，通过外部监督防止公职人员腐化的举措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充分认可。习近平曾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权力监督的论述，指出：“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12]

由此观之，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谱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警惕权力异化思想蕴含丰富的政治智慧，为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使其具有深刻的思想传承和理论逻辑，同时也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理论的纵深感。

（二）对中国共产党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总结

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的一项历史性课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13]所谓“不是从前的样子”，既指明了党的组织规模愈发庞大、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也指明了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能够深刻把握历史大势。面对黄炎培的一席诤言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发问，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4]611事实上，民主包含多维度的政治指向，而毛泽东此时对民主的运用侧重于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政权，然而，与胜利相伴而来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新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惕。他心怀忧虑地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15]此后，毛泽东沿袭着革命年代的思考，不断丰富权力监督的路径方法，对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了积极探索，但也遭遇了历史挫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总结和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要从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333的制度层面保障民主和法治，以此解决关乎“生死存亡”的“党风问题”[16]358。江泽民在谈到“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历程作了回顾，并指出：“鲜明地提出和坚持进行反腐败斗争，这正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7]胡锦涛在谈到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不受监督的权力，往往容易导致滥用，往往容易产生腐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十分清醒的。”[18]

习近平继承了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沿用了邓小平阐述的“生死存亡”提法，并进一步指出：“我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19]同时，习近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路径进行了全新思考。他指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党的八大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293在此基础上，他反复强调：“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9]总之，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理论，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理论说服力。

（三）对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进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现实思考

历经百余年的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执政时长、治理绩效、政治影响等方面都堪称“世界大党”。然而，大党地位既具有特殊的优势，也具有独特的难处。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系统构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体系。这一创新理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国际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进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提出了深层次考验。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性的霸权主义日益危害着世界和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2]60，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部分西方国家不但在科技、经贸、外交、军事领域频频遏制中国，而且还加剧了充满扩张性和干预性的对华政治渗透，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安全，给党的长期执政带来了难以预料的政治风险，并为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增添了许多复杂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精湛的斗争本领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从而在百年变局之下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

从国内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对党如何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进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赢得了历史性胜利。但同时，各类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我们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工作对象、工作条件在发生深刻转变。面对“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21]的复杂局面，习近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指出：“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22]97

从党内来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而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要求深入思考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曾提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23]177的政治命题。所谓“强大”，实际上指涉的是党要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经过新时代以来的革命性锻造，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得到消除，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但与此同时，“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将长期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2]14。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进而促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思考大党独有难题并积极提出因应之策。

二、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围绕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全新思考和全面探索，既剖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也指明了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构建起一个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内涵深刻的理论大厦。

（一）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为一个主旨鲜明、立意深刻、高度凝练的政治命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方面，就初心使命本身而言，它简练而精准地反映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但其并不会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增长而永远扎根在全体党员心中，相反，“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21]。另一方面，要使党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守正且不迷失方向，就“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21]。

针对党内存在的初心淡忘、精神懈怠的问题，习近平首先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必须将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21]。所谓“常抓不懈”，意指党员干部要时刻对标党中央的要求，对照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重温党章党规党纪，了解群众所思所盼，以此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19]。其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党员理想渺茫、信仰动摇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24]83。基于此，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体认和保持，不仅要建立在“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的基础上，而且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21]，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更大功夫。再次，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来守护初心和使命。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强大的政党是在惊涛骇浪的斗争中通过自我革命锻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党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于正视问题、修正错误。反之，“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21]。最后，要建立、完善和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在制度落实落地的过程中，具有“风向标作用”的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21]，进而产生辐射带动效应。概言之，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进。

（二）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大党之“大”的最直观体现在于党员人数的增多，但党员人数的上升与全党战斗力的强大并非呈现机械的正比例关系。事实上，这意味着党内思想多元化、行动复杂化的潜在因素不断增多。一旦思想发生混乱，便会影响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的意志和心态，进而在行动上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习近平提出了“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25]的重要论断。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正如习近平所言：“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20]45

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并非抽象的要求，而是有着具体指向的实践性命题。其一，要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践行和落实党的最高政治原则，使全体党员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政治路线，以此“推动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26]49。其二，要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这是“始终保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根本保证”[27]。因此，党员干部要更切实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特别是要坚持学习贯彻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因为这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20]320。其三，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习近平深刻指出：“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23]347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概括和强调的“七个有之”属于政治问题，其中严重突出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都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漠视乃至违背。因此，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的独特优势，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26]503。

（三）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领导水平

持之以恒地提高执政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练就领导艺术不仅直接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28]19，党面临的“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29]，这实际上“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一个新的考验”[30]。

一方面，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为重点，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其一，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一大创举”，民主集中制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相结合，使党的领导既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又能有力克服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从而“形成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22]167。其二，健全决策机制。决策的质量和效果是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在决策制定阶段需要“大兴调查研究”[31]，在执行和监督阶段要强化反馈机制，全过程地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其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不断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充分释放制度效能，从根本上提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其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优化干部管理，既需要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也需要正向的激励机制，使“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32]的党员干部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习近平具体地将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细化为八项执政本领，具体包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33]。这些本领和能力既具有战略高度，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构成了完整而独特的能力系统。习近平进而提出，党员干部不仅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而且要“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34]，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能够综合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等科学思维能力把握和驾驭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四）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和优良传统，是党员干部事业心、上进心、责任感和工作作风的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远在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蒸蒸日上，不仅在于理论具有彻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且在于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地接续奋斗。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35]所谓“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就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具体展现，而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36]。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从如下方面系统发力以激励广大党员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首先，要以自豪而不自满的态度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在长期执政的环境下，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认可和世界的广泛赞誉。然而，习近平指出：“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25]我们要不断保持政治清醒、强化政治定力，持之以恒地推进自我革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其次，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37]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前进道路上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在逐渐增多。习近平强调，要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重点是引导广大党员“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21]。再次，要以科学完备的体制机制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针对“干事创业精神不振、担当劲头不够”[21]的现象，体制机制要进一步突出选人用人的实干标准和创业导向，并且坚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功能，勇于“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鼓劲”，使广大党员“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470。

（五）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时代声音在党内的现实回响。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精髓，要求我们党既要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增强问题意识，也要在管党治党的伟大工程中突出问题导向。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6]32。这实际上深刻洞见到了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本质属性的关键。

第一，要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习近平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38]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对显在和潜在的各类矛盾保持高度警惕，以防“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20]327。第二，要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智慧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我们党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要依靠的坚强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39]特别是要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导向，推动党自我修正错误、实现自我革命。第三，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发现问题、破解问题。坚持守正创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及时敏锐地发现问题、研判问题、破解问题，为正确把握和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形成长期的正向反馈，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24]210。

（六）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的集中体现，不仅直接关系到党内风气，同时能间接影响社风民风。政治生态在党内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类似，能够一级带一级，从而潜移默化地对广大党员起示范作用。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好，党内就会正气充盈；政治生态不好，党内就会邪气横生。”[40]政治生态在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政治生态能够通过党员的言行举止而对社会风气进行辐射和渗透，因此，需要“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22]67。政治生态具有敏感脆弱性。习近平高度重视政治生态的涵养和保持，并将其视为与自然生态一样，“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28]33。

习近平对解决这一难题作出如下思考：首先，要着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锤炼党性修养的“大熔炉”，也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能够有力地汇聚激浊扬清的党内正能量。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活起来，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65。其次，要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犹如日用而不觉的生活习惯，能发挥潜在而持久的影响，构成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础。既要反对带有糟粕色彩的封建官场文化和资产阶级庸俗文化，又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2]96。再次，要突出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对政治生态、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政商关系、社会环境的形成需要带头尽责。因此，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41]。同时，各级领导要“支持和保护那些敢讲真话、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让潜规则失灵，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42]。

三、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内蕴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深刻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和“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之问，极大深化了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遵循

历史周期率是大党独有难题生成的重要依据，而大党独有难题是历史周期率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呈现。从本质上看，历史周期率是政权兴亡的重复性现象，其背后是周期率通过强大的支配力发生着历史作用。因此，需要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系统剖析并全面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从而具备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可能性。

黄炎培曾从“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方面阐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4]610-611的历史周期率。从原意上看，“政怠宦成”意指政治松懈、官吏懈怠的状况，“人亡政息”意指施政方针由于掌权者的离开而被废止的悲剧，“求荣取辱”意指由于急功近利而反遭屈辱的惨剧。一方面，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政治前提。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在党，只有党“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43]，驰而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另一方面，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战略举措。作为相互联系的逻辑体系，“六个如何始终”以其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实践指向，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行动指南。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从根本上防止了“政怠宦成”的政治乱象，预防了“人亡政息”的政治悲剧，摆脱了“求荣取辱”的政治短视，进而将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路径相贯通。总之，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以卓越的历史智慧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内在规律，指明了政党治理的实践方向，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遵循，从而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

（二）为把党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行动指南

“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44]，政党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从比较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引领现代化已然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重要现实选择。然而，部分后发国家现代化屡遭挫折的惨痛教训深刻说明：当执政党没能有效地进行自身建设时，党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会逐步下降，而且自身的执政能力也无法支撑起艰巨的现代化建设重任，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党的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最高原则，直接关系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

首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能够更好地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的鲜明底色，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党只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领导水平，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不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不会犯重大颠覆性错误。其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百年奋斗的历史道路，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接续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党只有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效避免西方国家“否决政治”带来的严重内耗，从而将中国式现代化一以贯之地接力推进。再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能够充分发挥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只有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我们党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从而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由此可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实践指向，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三）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拥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从其发展脉络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强调党在夺取和执掌政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以提升战斗力。但由于客观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生前并未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独有难题作系统阐释。因此，随着党发展壮大和长期执政而来的“大党独有难题”概念并未出场。十月革命胜利后，基于身份和性质的转变，列宁曾对党如何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并且郑重指出：“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45]其后，苏共并未沿着列宁正确的管党治党思路进行持续探索，未能形成科学有效的管党治党体系，导致在后续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丧失了自我革命精神，转而蜕化为僵化保守的政党，最终难以避免“作鸟兽散”的历史命运。

与苏共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20]32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凭借着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和直面难题的坚定执着，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学理性原创贡献、创新性拓展贡献和创造性运用贡献。在学理性原创贡献方面，习近平提出了“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全新性命题和“六个如何始终”的战略性考量，系统构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升华与思想跃迁。在创新性拓展方面，习近平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正己修身、立志笃行等价值理念，扬弃了诸如“治理”“法治”等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横向丰富和纵向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容范畴和视角视域。在创造性运用贡献方面，习近平提出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战略举措，运用矛盾分析法和系统治理法等有效方法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在立场观点方法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释放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效能。

（四）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前，许多传统政党面临着执政绩效低下、贪污腐败恶化、僵化保守严重、组织涣散加剧等多重危机。如何实现调适、转型乃至重塑进而摆脱发展困境，是任何政党特别是大党所要直面的严峻挑战。在竞争性选举为主的制度框架内，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和轮替，以及权力机关之间相互的制衡已经难以对政党治理实现有效“赋能”。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监督异化的痼疾：不同政党由于党派、集团和阶级利益的差异，在决策期间相互否决，在施政期间相互倾轧。这非但难以产生有效的监督，反而以制约的表象掩盖和激化了恶性竞争和社会撕裂的实质。正如习近平所言：“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可以说少之又少。”[20]328概言之，国外政党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内面临着难以突破的治理瓶颈。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持续前进，成功揭示和深刻回应了大党独有难题，对世界政党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政党要通过坚守正确的目标旨趣，担负起引领方向的责任；通过加强党内的团结稳定，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通过提升执政的能力水平，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任；通过秉持一往无前的精神，担负起促进发展的责任；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担负起激发活力的责任；通过保持健康的党内氛围，担负起倡导社会风气的责任。总而言之，“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26]424。尽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类型的大党在性质上具有根本差异，但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为世界政党以积极主动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实现自我调适、自我转型，进而克服政党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结语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整体性继承和贯通性发展而生成的科学体系，凸显原则守正和思想创新的内在统一，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实现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高度历史自觉性的伟大政党，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把对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的整体性前瞻和战略性预判相结合，强化思想淬炼，增强本领素质，做到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使党的肌体永葆健康与活力，引领中国这艘巍巍巨轮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