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敌意·女性困境·父权焦虑
——论乔叶《零点零一毫米》中的强暴叙事与性别政治

陈 铎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乔叶的短篇小说《零点零一毫米》最初发表于《作品》2017年第1期,后被收录在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她》中,以一种惊艳之姿成为整本书的压卷之作。回顾《她》中收录的9篇乔叶以“她”作为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小说(1)这9篇小说按照目录依次是《走到开封去》(《作家》2016年第12期)、《深呼吸》(《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妊娠纹》(《北京文学》2010年第10期)、《良宵》(《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上电视》(《作家》2016年第6期)、《黄金时间》(《花城》2014年第1期)、《煮饺子千万不能破》(《青年作家》2015年第10期)、《象鼻》(《南方文学》2018年第6期)、《零点零一毫米》(《作品》2017年第1期)。,我们发现作品的安排并非简单地遵循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有着作家独特的用意与关怀,也即通过呈现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独特经验,表达对既有的两性关系脚本和性别文化规范的批判性反思。作为整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零点零一毫米》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无论是戏剧冲突的强度还是文化批判的力度上均可以说是9篇之冠。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去药店购买安全套之后意外遭遇出租车司机强暴的故事,出于自保的本能,女人期望强暴者使用安全套以减少对自己的人身伤害,这一举动成为整个故事矛盾的焦点,强暴者将此理解为女方的主动示好,认定了女方报警的后顾之忧已然解除;丈夫面对受害的妻子也毫无同情,反而气愤难平地向妻子发出一连串的道德责难。

无论是从作家个人的创作脉络上,还是同时代女性书写的整体背景来看,《零点零一毫米》的异质色彩都十分鲜明。就乔叶的创作史而言,其小说叙事大多以“日常性”见长,通过书写“女性日常生存经验与心理感受”,展现一种“温情、安稳的俗世生活”[1]。《零点零一毫米》显然不是如此,乔叶不仅直接从强暴事件入手,探讨这一施加于女性身心的极端残酷的性暴力,更以此为突破口,通过一对中年夫妻的婚姻家庭日常,洞穿了两性关系中惊心动魄的权力支配真相。就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文学史背景来看,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使得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压迫变得愈发幽微复杂,加之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由技术革新造成的劳动力过剩、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复归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体现在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书写当中,就是关于女性性别经验的讲述变得更加“犹豫不决,暧昧不明,欲语还休,反抗无门”“女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细腻、微痛而温存的笔触,格外谨慎、小心地讲述自己和她们的故事”“她们与世界小心翼翼地共处,没有与男权—父权战斗的姿态,没有撕碎世界阻隔在眼前的虚幻景片的激烈冲动,她们略带感伤地娓娓道来,浅吟低唱地诉说‘我’‘她’,稳妥地安放、纾解自我”[2]。在这种注重谨慎、稳妥、温存、感伤的整体氛围中,乔叶的《零点零一毫米》无疑具有强烈的异质性,作家以一部短篇小说的体量深刻地展示了性别压迫在婚姻与家庭内外如何起作用的机制,触及强暴中的权力关系与厌女敌意、中年女性的情感与欲望困境,以及身为丈夫的父权焦虑和身份危机,话题尖锐,姿态凛冽。尽管乔叶本人并不以女性书写者自居(2)乔叶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表示:“女性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出现得确实比较多,因为同为女人,写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抵达。所以关注女性精神世界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写作如果仅限于个人经验或者和自己很贴近的某类人的经验,那正如张爱玲同志说过的那样:‘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再怎么说,肚脐眼还是小,看够了就得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所以除了女性角度,我尽力让自己的关注不仅限于女性,当然也不仅限于男性,总之不被性别所困扰,只关注于男性女性通用的那个词:人性。”[3],学者们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也习惯以更加宽泛的“人性”视角来覆盖所谓的“女性”视角(3)如徐洪军的《以女性主义拷问人性,抑或相反——论乔叶的短篇小说〈零点零一毫米〉》一文就表示,比起“中国女性主义对男权思想的反抗和批判”,小说“对于人性的揭示和拷问”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精彩和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这里的人性指的不是男主人公的懦弱、自私、男权思想,而是女主人公的“以一种盛气凌人甚至心理阴暗的状态对男性文化进行审视”所体现出的女主人公的阴鸷、残忍、恶毒、刻薄等人性弱点。[4],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拦我们深入挖掘《零点零一毫米》所提供的父权批判的思想动能,重新定位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能够抵达的高度和深度。带着这一使命,让我们重新进入文本。

一、被忽视的强暴者:厌女敌意的集中爆发

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在回家的途中遭遇了计程车司机莫西干的强暴,这是小说的关键情节,也是后文夫妇二人家庭战争的矛盾触发点,因此我们的文本解读将从这一强暴事件开始。从后文莫西干的身世自述里,我们得以了解强暴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概括来说就是其在城市打拼过程中的社会身份失落与情感受挫:大专毕业,在城市漂泊八年,没挣到钱,每次回老家都抬不起头;同龄人大都已成家生子,而他既没挣到钱也没有成家;加上交往多日的女友不愿意结婚,多次争吵后毅然打掉腹内胎儿并选择分手——事业与情感的接连受挫深刻地影响了莫西干的自我认知,这种伴随着强烈的自卑感、屈辱感与危机感的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的质疑,由于缺乏合理的抒泄渠道而逐渐发酵为一种反社会人格障碍:“有时候,开着车,我就想撞个人。让他死,我也死”[5]192。后来,莫西干干脆将这种无能狂怒的矛盾焦点直接指向女性:“他恨女人,恨得要命。一股恶气憋在心里,让她碰着了”[5]191。从袭击“人”到袭击“女人”,从采取某种极端方式实施无差别的社会攻击,到对整个女性群体心生怨怼,并最终选择以强暴行为作为疏解积郁、报复社会的手段,这一转换背后反映出的强烈的厌女症心态,是我们要讨论的关键。

“厌女症”是由英国学者塞吉维克首提,经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深入阐发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表示男性同性社会集团对于女性的轻蔑、排斥与仇恨[6],上野千鹤子曾对厌女症作过如下描述:“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7]。对于莫西干而言,被相恋多年的女友抛弃不仅造成了他的自我认同断裂,使他直接放弃了以亲密关系纾解压力的方式,转而采取极端残酷的暴力手段宣泄自己的无能狂怒,更使得他将自己的痛苦直接归因于女性,认为女性应该为他失败的人生负责任。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典型的父权文化色彩。参考艾伦·强森在《性别打结》中对于男性控制—竞争关系中的女性角色与功能的讨论,我们看到以下几点。首先,拥有一个女人被看作是男人成功的标志,可以提升他们在其他男人眼中的地位——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占有女人成为莫西干确认自身男性身份的最低标准,被女人抛弃的失败感唯有通过对女人的掠夺才能抵消,即便使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其次,女人是男性用来界定两性差异、彰显阳刚气质、确立主导地位的客体性存在——也即,当莫西干在一个以收入和财富确定自身价值的男性集团中位居劣势、混得“不像个男人”时,将女人作为参照对象、以暴力手段建立对她的支配还可以拯救自己的男性身份危机、凸显自身的男子气概,而对于其他男性的攻击显然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会反衬自己身为男人的失败。再次,对女人的控制等于给了每个男人和父权体制一个调节挫折和愤怒的安全阀门——跌落至社会底层的莫西干如果无力对体制本身予以颠覆,那么他所感受到的权力结构压迫的痛苦,起码还可以通过驾驭一个女人来缓解[8]。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厌恶确保了男性同盟的团结和稳固,对女性的占有和支配又反过来成为男性的奖赏和补偿,这或许是莫西干最终选择以强暴女性作为报复手段的深层原因。

面对汹涌而来的厌女敌意,女主人公对此浑然不觉,甚至在察觉到司机意图对她实施强暴后,她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个‘莫西干’,是不是被自己的脸和香水蒙骗,以为自己还年轻?”[5]191这一心理活动极富代表性,抛开其中一厢情愿的女性自恋来看,无论是将强暴视为一种以极端的方式表达爱意的罗曼蒂克艳遇,还是视为一种男性主体无法控制生理本能的非理性冲动,这两种观念本身都很危险。需要明确的是,在强暴事件中,遭遇强暴的对象可能具有随机性,但是强暴行为(或强暴欲望)本身却是男性用来表达女性憎恶、巩固性别秩序的常用手段。正因为此,“在厌女的想象中,个别的女性经常成为全体的替代品或代表,那么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可能受害于来自某处、某种形式的厌女敌意”[9]。苏珊·布朗米勒关于强暴的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的强暴都是有预谋的,“远不是某个感情压抑欲火中烧的个体的自然爆发,而是单个强暴犯或一个团伙事先计划并精心安排的”[10]200。因此,强暴本质上是一种兼具抢劫(将女性视为可占有的财产)和伤害(将女性视为仇恨对象)特征的暴力犯罪,而绝非女主人公所想象的那种基于女性魅力的征服。

颇有意味的是,研究者在对《零点零一毫米》的性别话语分析中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跳过女主人公的强暴遭遇,直接从女人回家后与丈夫之间的对话谈起(4)如徐洪军的《以女性主义拷问人性,抑或相反——论乔叶的短篇小说〈零点零一毫米〉》一文就在简短地分析了女主人公返家后与丈夫发生的对话与冲突后表示,“真正可以单纯理解为批判男权意识的片段大约也只有这一部分”。[4];即使是讨论《我是真的热爱你》《打火机》等女性书写,也多跳过强暴对女性生命轨迹的直接改变,仿佛这只是一个故事发生的模糊背景,一个与主题无关的引子而已。这反映了我们观念认知上的偏差,或是将强暴仅仅放置在一般性的暴力犯罪的范畴中加以考虑,而非从性暴力的角度讨论背后的性别文化机制;或者是将强暴看作是一种意外的偏离,一种不值得讨论的极端个例或小概率事件,进而忽视背后的作为整体性存在的性别权力结构。对于强暴是否是“小概率”事件的回答或许不必借助于统计学的数据,仅仅翻阅乔叶本人的作品我们就发现,在《取暖》《我是真的热爱你》《我承认我最怕天黑》《遍地棉花》《打火机》《零点零一毫米》《藏珠记》等多篇小说中均有与强暴有关的情节,有的甚至构成全篇的重要叙事推力。作为一位以书写女性日常生活见长的作家,乔叶的书写既非社会学意义上的对社会现实的生硬复刻,也不是一种对性别理论的机械演绎,在文本中大量出现的强暴情节,或许透露出女性生存的某种不为人知的真相。我们还需注意,与其他暴力犯罪不同的是强暴行为的性别不对称性,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强暴是一种只能为男性所使用的单向度“特权”,因此逐渐发展成男性用来威慑女性、维护男强女弱的性别权力秩序的有力武器。就像《零点零一毫米》中,莫西干恐吓女主人公时所说的:“别乱动。惹恼了我,弄死你!”“我只想撒个火,你听话就好”[5]189。随即一把抓过女人,扒掉其衣服并实施性侵——奸杀的威胁和“听话”的劝诫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父权社会规训和支配女性的最终目的。《打火机》中,女主人公余真16岁遭遇强暴的经历更直接造成了她个性与生命的断裂:强暴者“在强暴她身体的同时,也强暴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勃勃野心和自信”,原本自由、叛逆的“假小子”逐渐变成一个乖顺、收敛的“淑女”,变成一个符合众人期待的好女孩、好女人、好妈妈,在她所有的“好”、所有的“得体”背后,其实是她难以遏制的自我厌恶、面对世界时的“恐惧和胆怯”,以及“无穷无尽的顾忌、虚伪和卑微”[11]。强暴既非“个别”也非“例外”,相反,它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父权制的性别统治得以建立和巩固的一种制度性手段,并在当代社会依然发挥着形塑男女性别观念和性别文化的作用。苏珊·布朗米勒就曾尖锐地指出,强暴者“以武力保持男性对女性永远的支配地位”,在性别二元制社会中坚定地充当着男性群体的忠实拥趸,“与其说强暴犯是社会上的异类或‘破坏贞洁的人’,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世上耗时最长的战斗中身处前线的男性突击部队和恐怖游击队”[10]227-228。并非每个女性都遭遇了强暴,但正是因为强暴(以及其他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的存在,每个女性都因此生活在可能被强暴的恐惧之中,并因此不得不调试自身以适应厌女症社会中的女性规范。我们只有从这一意义上重新审视强暴,才能够对父权统治下女性的真实生存处境有所洞察,也才有可能尝试理解女主人公在暴行发生时是否“过于冷静”的行为表现。

二、在“受害者”身份之外:中年女性的情欲困境

在《零点零一毫米》中,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内聚焦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女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女人独自去药店购买安全套的举动,以及乘车回程中的意识流动的详细描绘,乔叶将中年夫妻情爱生活的尴尬与倦怠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对于中年女性情欲困境的书写是乔叶小说的重要主题,从初登文坛的《一个下午的延伸》,到《紫蔷薇影楼》《结婚互助组》《无耻适合每个夜晚》《我承认我最怕天黑》《芹菜雨》《打火机》《失语症》《妊娠纹》《月牙泉》,以及此篇《零点零一毫米》,尤其对于女体欲望的越轨冲动的刻画令许多评论家褒贬不一。有论者从乔叶“对当代都市白领丽人的畸形婚恋心理透视”中读到了“强烈的女性自审意味”,一方面肯定“作者无意于对婚外情做简单的道德评价,她关心的是女主人公精神生活中的隐秘渴望”,另一方面又急于代替作者给出自己的评判,不无贬义地表示,“(《月牙泉》中)姐妹们的婚外恋掩盖了纯真,这就不是奇迹而是尴尬了”[12]。对于女性情欲所做的“病态”和“畸形”的粗暴定性,以及从“女性自审”角度出发的有限肯定,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将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经验“包含在外”,这就直接剔除了乔叶小说欲望书写对父权文化的挑爨和女性自我的重构等重要价值。也有评论家严正地批评乔叶小说叙事伦理的缺失,认为她的作品对于女性出轨心理的津津乐道的渲染,恰恰构成了消费时代最热衷的情色景观,在此基础上呼吁“作家不要再为不良的文化主张推波助澜、增添魅惑,不要再软化、钝化我们的道德感”[13]。这种言论也十分典型:不加区分地将“情欲”(erotic)与“色情”(pornografie)画上等号,进而以一种看似中性的、客观的、普世的“道德”概念对女性的言行予以规范,这既是对女性真实情欲处境的无视,也是对伦理道德的父权属性的回避。

女性情欲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性别议题,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受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杰梅茵·格里尔等思想家的高度关注,她们不仅反驳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者以“阉割情结”“阴茎嫉妒”“阴道高潮”等理论对女性情欲的歪曲,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性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学问题,它折射的是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特殊处境。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经详细分析了女性不同生命阶段的性命运,她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年女性的情欲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女性性资源被纳入男性统治之下的必然产物。父权制文明对于处女贞操的要求剥夺了女性婚前性体验的可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又将女性长期禁闭在夫权管辖的范围之内,性交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向丈夫提供性服务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女性总是扮演着男性欲望的承受者的角色,这种被动的处境使得她们对于自身欲望不是缺乏主动探索的兴趣,就是缺乏主动掌控的自由。此外,由于女性情欲常常与物种延续的使命(生殖)相分离,怀孕的风险和养育子女的负担使得她们很难克服胆怯,坦然地追求性的快感,因此女性情欲的充分发展总是来得相当迟缓,大约三十五岁时才达到顶点,“大量女人正是在她们不再有吸引力的时候,终于决定承受自己的欲望”[14]171。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零点零一毫米》要花大量的篇幅描写女主人公的情欲处境,它向我们呈现了一对有着20年婚龄的中年夫妻“话少心淡”、隔膜甚深的婚姻现状,也让我们看到一位情欲高度自觉的妻子形象:丈夫性早衰,自己欲求不满,会在失眠夜对陌生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性幻想,像一只“总是饿着的母老虎”[5]186。波伏瓦曾经语带偏激地指出,“婚姻的原则是淫秽的,它把应该建立在自发冲动基础上的交换变成权利和责任”[14]231,“婚姻由于剥夺了女人的一切肉欲满足,否认了她们的自由和特殊性”,所以必然“将女人导向通奸”[14]386。但是在《零点零一毫米》中,作家显然否定了将通奸作为女性情欲出口的正当性,她暂时悬置了对于婚姻体制的道德判断,只是精心设计了一个更加偶然也更加极端的戏剧性场景,也即上文提到的强暴,让我们看到了女人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的事,她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接触这么年轻的男人了吧?以赤身裸体的方式”[5]190。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在父权制婚姻下被压抑的情欲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难以启齿的方式暗中寻求一切可能的宣泄。

从传统的家庭伦理来看,对丈夫以外的异性产生性幻想已经是女人轻浮浪荡的罪证,在真实发生的暴力强暴中体验性的愉悦更构成了对父权制道德的颠覆,是对丈夫尊严和权利的极大冒犯。必须承认,女主人公在遭遇强暴的过程中的反应并不符合我们对于标准的受害者的想象,除了在一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惊慌与恐惧外,女主人公很快恢复冷静,意识到性侵害发生的不可避免之后,她开始与凶手沟通能否使用安全套,以便减轻染病或怀孕等后续身体伤害。就这样,依靠这零点零一毫米厚度的安全套带来的安全感,她安慰自己,“他进入的只是乳胶,不是她的身体”,她不觉得自己在失身,他也不觉得自己在施暴,她的态度也从最开始的反抗一步步变为顺从、变为放纵、变为狂野,“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她成了一个野人”[5]194。至此,强暴者和受害者的主客体身份发生了惊心动魄的颠倒,她不再是男性欲望俘获的猎物,反而在一种最异端的境遇中,短暂逃脱了父权结构对女性的压抑与束缚,罕见地实现了自身欲望的释放与满足。

不过,我们该如何定义这场性事?美国学者卡罗尔·万斯提醒我们注意女性性体验中愉悦和危险的紧张关系:对于女性而言,“性既是一个充满限制、压抑和危险的领域,也是一个充满探索、愉悦和能动性的领域。仅关注愉悦和满足,可能会忽视女性行为中的父权结构;只谈论暴力和压迫,又会忽视女性体验的能动性和个人选择,并无形中增加女性的恐惧与绝望”[15]。因此,在男性—父权秩序中对于女性经验加以格式化处理、审判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言行表现,其实是对女性作为欲望主体之可能性的否定,是对差异化的女性经验的漠视,以及对女性真实的情欲体验的粗暴删削。反之,将这一性事定义为女性的偷情、失足或通奸,既难以避免父权家庭对于女性标准的强力规范,同时也高估了女性在这一事件中的能动力量,别忘了,女主人公是在车上睡着的时候被司机强行带至这片荒地,是在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屈从于莫西干的武力和淫威,她作为性参与主体的意愿并未得到尊重。她在被性侵害过程中得到的短暂欢愉,不过得益于一枚安全套提供的技术性支撑,是她在遭遇暴行时以理智化抽离和合理化想象构建起的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并不能抹杀这一事件的性侵犯和性暴力的根本性质。

乔叶以一种去道德化的手法对其中混沌人性的真实描绘,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心理和情欲体验的复杂程度,也表明了女性身体自主和性别解放的艰难。在父权制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女性欲望体验的介入真的有转客为主的胜算吗?文中有一个细节替我们做出了回答。当暴行发生,女主人公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使用安全套时,莫西干直接反问:“你是鸡?”女人顿时感到脸上仿佛挨了一记热辣的耳光。一个玷污女性贞操的人对贞操的在意,呼应了上文我们所讲到的强暴者如何成为父权制社会的拥趸与帮凶,他不仅将婚姻家庭内外的所有女性都视为自己的敌人和猎物,而且他对于女性作为欲望容器的纯洁性的在意事实上并不亚于丈夫,因为比起性工作者(“鸡”)明码标价且也更容易取得的性和“良家女子”为丈夫垄断的性,显然对后者的攫取更容易唤起男性的征服欲,更能确认自己的男子气概,更能实践自己与整个社会为敌的“悲情英雄神话”。因此,我们绝不能将强暴者主动配合女人使用安全套的举动视作对女性意志的尊重,进而把这起强暴事件等同于妻子的婚外情,比之于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对女性的羞辱与审判,快感不过是偶然得到的副产品。

三、婚姻内部的丈夫:男性特权与父权焦虑

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理论时刻提醒着我们支配地位和权力在性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它深深根植于人类事物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16]以这样的视角为前提,我们再来看《零点零一毫米》中讲述的性侵犯、性压抑、性衰退等场景,便不难勘测出其间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政治。如果说莫西干对女主人公的强暴代表着两性之间的非常态化的场景,那么婚姻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的性生活日常则更多代表着性别秩序的常规状态,而后者的确在小说中吃重更深。

前文中谈及妻子的情欲困境时,一个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丈夫的盛年早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阴茎视为男性权力的来源,而这种由性的无能带来的权力失势和身份焦虑令丈夫深感不安。为了保护他的情感和尊严不受伤害,妻子不仅要佯装对丈夫偷偷吃药的举动毫不知情,更要在许多个毫无性欲需要的时刻顺从地配合丈夫一时兴起的尝试,尤其是在一次争吵过后,妻子负气离开卧室去书房睡,丈夫却突然来了兴致,拦住她并爬到她身上,“忙碌了许久,终于还是沮丧地滚落下来。她听着他的呼噜声,静静地躺到深夜”[5]187。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常识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婚姻内部),性行为的发生都必须得到性参与主体的同意,但是我们的性别文化脚本却规定了男性有权利从女性那里获得性爱[17],这种由父权制社会赋予的男性特权,正是以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牺牲为代价的。如果说莫西干对陌生女人的身体侵犯是将性作为惩罚女性、报复社会的特殊手段的话,那么丈夫的行为就是默认了性交作为婚内男人的特权,是可以无视妻子意愿和需要随时随地随意实施的男性特权。于是我们看到,丈夫如何自由地驰骋在妻子的身体疆场,为了追求性的愉悦,让妻子独自承担或怀孕或流产的风险。面对妻子让他戴避孕套的建议,丈夫短暂尝试之后就以“不够尽兴”为由拒绝,转而让她戴避孕环,面对金属环植入妻子体内带来的小腹疼痛、经期紊乱等具体后果,丈夫视而不见,或者根本认为与己无关。张爱玲曾经借小说人物之口将婚姻凛冽地比作女人长期的合法卖淫[18],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婚姻是男人长期的合法强暴。

何况,男性的这种特权已经有从婚内蔓延到婚外的趋势。当吃药和与妻子的性接触都不能疗救丈夫的性无能时,他开始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提出更换性伴侣的要求:“都说烧香拜神,不如床上换人。咱们也换吧?”当妻子不置可否地表示“你换我也换”时,丈夫却径直跳出来干涉:“你不准!”

——你不是说“咱们”吗?

——“咱们”不包括你。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你就那么想点灯?

——不是你先提的吗?

……[5]187

至此,如果我们暂时将婚外性行为是否道德的争议搁置一旁,将注意力放在这段对话本身,就会发现这寥寥数语中包含了多少男性统治的荒谬与不公,其中既有将男性的性满足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价值等级排序,以及“我可以但你不准”的男女双重性道德,更包括“‘咱们’不包括你”的男性同性社会集团对女性的排斥。父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待女性是如此的不友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这个相处了20多年的丈夫,妻子的感觉不是亲密,而是“不相干”。离婚的念头在心中徘徊不去,却又因为顾忌正在念高二的女儿的感受,以及某些老夫老妻的情分,所以二人的婚姻依然沿着生活的惯性滑行,“若不是什么要紧的缘故推一下,还真不好朝离那个字挪步子”[5]187。

强暴事件给二人的生活撕出一道尖锐的口子。妻子的晚归令丈夫生疑,在他不满的询问中,妻子将身上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可是,面对强暴事件直接受害人,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作为丈夫的同情,而是像警察或法官一样的审讯,不是对施暴者的正义谴责,而是对受害者的道德审判:“他走的路不对劲儿你都不知道吗?坐出租车还睡得着?做什么了就累?发现不对劲怎么不喊人?反抗了没有?怎么不反抗?怎么威胁的?报警了吗?怎么不报?……”[5]200-201丈夫一再坚持让妻子去一趟医院:“还是去查一查吧。丈夫顿了顿:那么脏。”这里的“脏”字显得尤为刺耳,在对性病感染风险的担忧中,丈夫毫不避讳地表达着对妻子贞洁的否定,我们不必援引一百年前胡适的《论女子为强暴所污》来为文中的女主人公辩解,男性将女性的身体物化为或“纯洁”或“肮脏”的欲望容器,这本身就是对女性作为“人”的资格的蔑视和贬低。与此同时我们更注意到,在妻子遭遇的暴行前,丈夫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自身财产(对女性资源的占有)和尊严(丈夫的特权)被冒犯后的恼怒,而非对妻子本人身心完整性受到侵犯后的关心。他责备妻子为何不报警,既是想为妻子主持公道讨回正义,也可能出于一种这样的心理:妻子的性资源原本为自己所独占,现在却有陌生的男人以非法的手段来攫取这一特权。于是,由阳痿和强暴相继触发的“去势”情结和“绿帽”恐慌相互叠加,共同加深着男人的“父权焦虑”。

就像前文提到的,在意识到性侵害的发生不可避免之后,女人尝试与凶手沟通能否使用安全套,借以减轻染病或怀孕等后续身体伤害,这一主动递安全套的行为却成为整个故事最大的矛盾焦点。莫西干将其视作女人自愿的表现,于是吃定了她不会报警;丈夫也像一个思维缜密的侦探对妻子的行迹反复推敲:“那个套,怎么就恰好在那家买了?”“买也就罢了,主动给他,这有点儿奇怪。”“他倒是也愿意戴。”“那你的意思,也亏得你买了,也亏得他戴了?”“那还得感谢他呢吧?”丈夫就这一细节的反复玩味、琢磨、质问终于将妻子一步步逼向绝境:“你是希望我冒着生命危险拼死反抗,还是希望我像现在这样安全回来?”“是希望我不但拼死反抗,还最好真的死了,然后再给我立一块烈女碑?”“你这样问来问去,你的意思不就是,我很贱吗?”[5]208-210丈夫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袖手旁观的冷漠一再盘问妻子有关强暴的细节,不仅对妻子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而且已经构成了一种精神虐待:他质疑她的冷静,又厌恶她的疯狂,当妻子被逼得歇斯底里时,他留下一句“你疯了”,就起身离开,响亮地关上了门。

在强暴者的肉体施暴和丈夫的精神虐待的双重合力下,女主人公濒临疯狂。她感受到层层叠叠的屈辱,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来自由强暴者和丈夫构成的男性同盟。庆幸的是,她没有疯狂。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女主人公主体意识的生长,既不再以交媾带来的欢悦来抹杀自己被强暴的事实(“这些都不能抹杀她的屈辱”[5]210),也不再将沉默和忍从缝补起来的婚姻作为自我价值的确认(“往昔所有用来安慰日子的那些东西,都不能成立了”[5]210)。她看着自己正在读高二的女儿,认真地盘算着明年一定会离婚,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观念中婚姻破裂者的怨怼与哀戚,而是女主人公的期待与笑意。小说的结尾颇有深意,当女儿从学校带回社会学课上外籍老师的建议,让女孩子随身携带一个安全套以备不时之需时,父亲沉默地走开,母亲却毫不避讳地要求女儿也放一个,这种基于自身遭遇的过来人经验中,更包含了一种对女性处境的清醒认识和能动应对,以及向下一代传递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生命意识的良好愿望。就像艾伦·强森在《性别打结》一书中所说的,对于我们集体继承的父权制遗产,可以不必照单全收,要相信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改变它,然后再把它移交给后人[8]。

四、结语

关于乔叶小说女性书写的研究在多个层面上被解读,但其作品中性别批判的思想动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低估:一方面承认乔叶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鲜活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另一方面却不忘为这些女性经验贴上一张“病态”“畸形”“非道德”的标签;一方面肯定乔叶小说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绘,另一方面却以一种“这些困境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人性的”的普泛化修辞,否定了女性存在的差异性经验,也转移了性别思考的焦点;一方面认可乔叶小说对男权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却巧妙地从“女性自审”的角度,将中年女性对婚恋困境的坦率自陈钉在“女性病态心理”的耻辱柱上,以退为进地避开了乔叶小说对父权制伦理的质疑与批判。乔叶虽然并非一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先导的先验型书写者,但其小说创作贯穿始终的对于女性生存和女性命运的关切却赋予了她的作品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我们既要看到她书写姿态的“日常性”“经验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她在《妊娠纹》《黄金时间》《零点零一毫米》中尖锐与峻急的一面;既要看到她对中年女性“性”与“爱”的解离、爱情话语的退场怀抱的忧心,也要看到她对新型两性伦理的思考和理想爱情的守望。同样地,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书写,我们既不必草率地断言她们细腻感伤的笔触缺乏“与男权—父权战斗的姿态”,也不必过早地唱衰“新女性面对自身的性别经验而展开的讲述,更加犹疑不决,暧昧不明,欲语还休,反抗无门”,也“很难赢得等同于八九十年代主流话语的容纳度”[2],面对“50后”至“90后”的不同代际的女性文学样本及其在思想与审美领域的不竭探索,我们有理由期待一幅更加开放、多元的女性书写图景。